从中美关系的沿革看中国的道路_风闻

  文前语

   本人去年初就估计到，不管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的场景多么惬意和温馨，中美之间的矛盾很难达成可以付诸实施的成果。尽管美国国会两党闹得多么凶，但在遏制中国的思路上是一致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在哪里摆着，美国迟早会对中国发起全面贸易制裁。中美之间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何时爆发，那就要看双方利益冲突的“时辰”。尽管产业的“国际化分工”是理论界的共识，但在如今这世界的格局下不可避免的被政治化左右。

一 “世界绿林”枪打出头鸟

   苏联的消亡之后，俄罗斯不再能担当“东方天国”体系的大任。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颇受世界关注，这无形中使中国被推到了西方瞄准的目标。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巴统”对中国的阴影增大了，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忧虑和恐惧接撞而来。所以再多及世界格局没有完全连立起来的时候，中国不能对“国际分工合作”抱有过多的期望——虎眼、狼眼和贼眼都盯着中国。只要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呈缩小的态势，这种盯梢、遏制的态势就不会消失。这一点从美国两党政客和特朗普的嘴脸和造次表露的一展无余。美国政客不是那文明说事吗？恰好我们也有个鲜活的“文明干涉的事例”那就是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香港的“占中人士”鼓噪的“文明”，其出处无一例外的都来自英伦三岛的“殖民文化”。尽管“日不落文明”早已经“日薄西山”，但“殖民文化”的劣根性依然还在。说到底，美国的文明不过是用“五月花”带来的舶来品，只不过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身子骨壮了“村霸”意识也就跟着强烈了。

   因此就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的完整性必须特别关注。以芯片技术为例，不仅要加大设计投入，也要确保流片技术的跟进。如果HUAWEI的海思设计达到一流，但流片技术卡脖子，那么商业化还是要受制于人，即使在台湾流片那也不安全，必须内地有自己的厂商能接单。此外，特种材料和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装备、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以及包括软件的基础理论都需要立项公关，这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这是中国的长处，也是中国发展的独有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只要放开思路，优化组合，集中资源，做好规划就能事半功倍。

二 美国政客的心态

   美国文化没有“中庸”一说，只有“是与非”，非此即彼。从特朗普发飙到国会两院的咆哮，不难看出，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关上门，他从窗户里窥测你；你打电话，他从电缆里偷听你；你进入互联网，他想控制你；你下地干活，他拿枪对着你；你锁上门，他敲打脸盆骚扰你，你不跟他拜把子，他就威胁你。在“地球村”里，美国要当村长，在联合国这个祠堂里，他是村霸；美国的“家法”就是“村规”美国的的门帘就总是挂着“上帝只能与我同在”。

   实际上，美国长期以来“既唯恐天下不乱，又怕天下大乱”。从智利到委内瑞拉，从古巴到朝鲜、从伊拉克到利比亚，从叙利亚到伊朗，从塞尔维亚到巴拿马不论哪个国家，只要你发展了或是有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了美国就难过，心神不定；就会变着法找你的麻烦。美国政客们其实祖宗八代就是“望人穷”的心态。集中表现在美国对西太平洋，尤其是对东北亚防御圈和南海的战略态势的关注。俄罗斯看得比较清楚：从美国实现“萨德”在韩国的落地，再次表明“俄美关系只能是在对立与沟通中保持一定的平衡。因此这次对于“中美对朝实施新的制裁达成一致”，俄罗斯延缓表态大概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中国人只能丢掉幻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总之，特朗普的商人心态和葛朗台老头一样：“冥冥之中看到手里的金币还会放出异样的光彩”。

三 从钱学森之问到任正非的教育话题

   1、早先，在阅读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书中有托马斯•弗里德曼与埃及大使谈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大使解释了他为什么送子女去美国读书而不是去法国求学的原因，埃及大使说：法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管人，而美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生存。于是有感托马斯•弗里德曼与埃及大使谈教育所想到的：

   穷国的教育是让你尽早醒悟；     

   法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管人；     

   中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考试；     

   美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生存。

   杨振宁和李政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参加在中国召开的离子会议时就谈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挖深井”——知识面太窄，李国杰先生也有同感。陈省身、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都多次提出“兴趣是第一位的”，而现今像陈景润那样追求纯知性，痴迷于科学研究的人还有多少？“钱学森之问”谁能完整的解答？

   2、我们的高校有几个能与“西南联大”之“大”相提并论？上世纪50——601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211和985的划分则是高等教育的一次非理性人为切割。说实在的，211和985院校不是什么学科什么专业都是领先或者强项，反过来“二本”院校也不是什么学科和专业都不“入流”。梅贻琦和田长霖两位先生一直强调：大学不是大而化之，大学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大师。君不见，“一本”里的“心灵鸡汤”和先生口无遮拦的“雷人之语”和恶斗不乏其人。还有那个连误差理论的基本常识都讲不通，受到到计量学界耻笑的“传感器外加避孕套”的“科研成果”居然是来自211/985的屋檐下,由此可以想到，我国的教育科研的“费效比”究竟是怎样的大概很难说清楚。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摒弃“大而化之”的浮躁之气，紧紧围绕培养一流人才这个大方向。不要再搞211和985之类的非理性切割。就是要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创建一流的专业。不管你是“一本”还是“二本”或是“三本”，也不管你是“大学”还是“学院”，只要你的学科和专业是一流的，那么科研的资源就向你倾斜。这里借用日本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关键看你的水平如何，解决了什么问题，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铺天盖地的学术论文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强调引用量就表明水平高吗？最近我看过一些有关碳纤维材料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方向雷同，引用出处几乎一样，研究的范式和数据不往下看也能猜到，就好像面包房出炉的面包——只是上面的芝麻略有多寡。所以李国杰先生讲你培养的学生只学了那几门课不行的。比如机械专业教师过分强调CAD制图是远不够的，CAD制图只是用来把你的机械专业知识表达在图纸上而已，如果你对材料和工艺不懂，那么CAD也帮不了你的忙。这样的教师大多没有机械制造的实际经验。我把它们称之为“佛堂先生”。最近国家提出职业高校扩招100万，这是好事，但也要注意职业高校不仅需要理论课教师，更需要技能大师。在工程行业有这样一句话很有道理：听了三节课不如师傅现场支个招。所以“学以致用”对每个学子都是座右铭。

   3、长期以来，中国的科研状况是低水平的重复；忽视基础性研究；科研规划的“地摊散户”居多——重复研究、条件差、人才分散、资金不足。进而的结果就是研究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科技投入的摊大饼——真有点像1958年的“城乡尽是小高炉”，最终的结局就是优势科研被稀释了。参加过几次成果推介会中我还发现二个问题：一是不重视成果的“中试”，顶多就是一个原理性的东西。二是研究者标准化意识缺乏——从设计一开始就不注意标准化、互换性和冗余度，整机结构的散乱和随意性比较严重。这样的成果其实离批量生产或者说商品化还比较远。

   过分强调“短平快”、“弯道超车”，即有一定的急功近利情绪，也不乏浮躁之风，另外也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有关。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厚积薄发，不可能投机取巧。田长霖先生曾经有这样的允诺：“十年无需写论文，只求安心做研究”。一个人才的学业成就不能只看有多少论文，而是要看他的学术功底以及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和思维辨识能力。大师的基本特质有二，一是知人善任，二是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最可行的解决途径。

   那么中国科研有没有好的经验？肯定地说有！从“两弹一星”到“青蒿素”的科学实践来看，在现有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都说明中国“一盘棋”的范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屠呦呦在诺奖讲台上再三强调她的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523项目充分体现出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仍然适用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和“补短板”的战略。既然日本的石川馨能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带回日本“发扬光大”助力“日本制造”享誉世界，为什么中国人就想不到这就说中国自己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呢？

   4、任正非不愧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少数企业家，他看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定力。（注：本小节摘自央视董倩对任正非的访谈）

   关于教育，任正非说：中央党校有一个权威性，我们调查了全世界的教育，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讲台上完成的！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有硬件基础，比如说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节的硬件设施，硬件设施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哲学、教育，在于人类文化素质。

   从一个都不能少到一个乔布斯都不能少

   当然，这些年国家七十年代巨大进步，三十年来也有巨大改善，教师的生活也有巨大的进步，但是要看到（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而教师们担负着给花朵浇水。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没有使命感，少浇水花朵蔫了，不就少了一个乔布斯吗？

   从今天抓起，如果农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后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就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如果二三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多少文化，仍旧是一个打工仔，打什么工，全是自动化了。

   职业教育应更受关注

  在工业革命时代，只要有中学文化程度、中专文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工作了。但是在智能化社会时，这个文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而且不完全是精英教育，国家重视的都是综合性的精英教育，对职业教育不够的。德国70%是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很伟大的。

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

​   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开放一定要强身健体，强身健体要有文化素质。

  人工智能的背后有座统计学的大山

统计学！我们往往不重视统计学。我们国家哪些学校非常重视统计学？国外计算机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什么学后面都跟统计学，统计学很重要，我们有些人把它当成小儿科扔到一边，也没有大师。

   5G的背后有一位不谈恋爱的小伙子

   俄罗斯有一个科学家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到我们公司来十几年天天在玩电脑，不知道在干什么，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个招呼就完了。我给他发院士牌时，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于打交道，十几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诉我，把2G到3G突破了，马上上海进行实验，我们就证明了，无线电上领先爱立信，然后大规模占领欧洲，用了4G、5G，我们现在很厉害，与这个小伙子的突破有关。

不怕琢磨看上去无聊的事

  董倩：我还记得上次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力。

  任正非：Google有一个阿尔法公司，做的全部是无聊的事，也可能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要觉得拿钱给穷人就是社会责任，探索人类文明中消耗大量的钱财可能没有结果，产生几篇论文（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后人可以踩在肩膀上前进，我们也是在这样做。

四 结束语：特朗普东亚战略实质是 形成免费的遏制中国包围圈

2016年9月，留美学人陈力简在观察者网发文《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提出警告，认为特朗普上台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巨大挑战。这几天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做出不合规举动，继续发表激进言论，已经在印证作者此前的判断。

   离特朗普正式任职还有40多天时，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再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特朗普东亚战略的实质应当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形成一个免费的遏制中国包围圈。一句话，特朗普看上了东亚各国的钱包。应对新的中美关系，中国不应忘记这句话：“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特朗普还没有就职，就已经做了三件让人惊奇的事情。第一件：和长期的政敌保罗·瑞恩议长，米特·罗姆尼州长，以及民主党的戈尔前副总统进行了会晤，会后各方都表示将会同心同德建设美国。

   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该文作者看来，已经在毛主席的著作中交代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当时主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猛攻的时候，告诫全党，妥协退让只能丢失更多的利益。这句话放在当下也绝不过时，只有斗争才能保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果实。

   斗争不是比勇斗狠，而是要用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也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之一。这个法宝不仅不能丢，而且要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以万里长城为标志的国防“防守战略”，实际上从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宁。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上，疆域的扩大也都离不开“征战”的影子。南海局势靠隔空喊话、几点建议式的“韬光养晦”换不来和平，倒是普京的“抓住机遇”，却把克里米亚内平安的“拿回俄罗斯”，世界舆论怎样？普京全当是“了当蚊虫嗡嗡叫，几声泣沥，几声哭泣。”

   中国文化讲“安分敬致”，倭寇则全有“开江破土”的紧迫感。如果中国决策者仍旧认为特朗普不过是另一个美国总统的话，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国家利益将会受到重大损失。

  本节原文请参考http://www.guancha.cn/Chenlijian/2016_12_08_383354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