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焕星：鲁迅与女师大风潮_风闻

内容提要

女师大风潮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校内学潮，鲁迅采取了默然旁观的态度，后来因为支持许广平等被开除学生而积极介入。此后风潮在李石曾、易培基等国民党人的推动下，从“驱杨”学潮转向了“反章”政潮，成为革命党对抗北洋政府的一个工具，而鲁迅也在参与的过程中，开始将思想革命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并不断反思知识分子和启蒙的局限，逐渐成为了国民革命的同路人。鲁迅的这种社会政治参与，展现了1920年代政治革命崛起的必然，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革命的弱化。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感谢作者邱焕星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焕星

鲁迅与女师大风潮

关于学潮的评价，一向是左右对立、针锋相对：自由主义者认为学潮是错的，因为破坏了既有秩序；激进主义者则认为学潮是对的，原因同样是破坏了既有秩序。[①]不难看出，二者立场虽然迥异，但认识逻辑其实相同，都存在着倒果为因的倾向：一方看到了革命之恶果，以此逆推出恶因，所以学潮中充满了阴谋和“私怨”；另一方看到历史最终选择了革命，以此逆推出合理性，所以学潮的发动者只存在正义和“公仇”。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门

以今视古地看问题，只会陷入先验循环论证，以己意取舍历史，从而意识不到真相其实是公仇私怨、正义阴谋皆有。而更关键的是，学术研究不能将重大问题私人化、道德化，要超越就事论事、动辄道德评判的认识模式，从更高的思想史视野来看问题。所以，本文试图系统完整地还原“鲁迅与女师大风潮”的事件始末，进而超越后观价值判断，从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视野，进行具体地、历史地评判。

一

“驱杨”学潮

1. 最初的“默然”与学潮的“色彩”

1925年1月18日，六年之内六易校长的女师大再度爆发学潮，此次原因是学生自治会认为杨荫榆处分战争误期返校的学生过于严厉，且偏袒同乡、标准不一。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校内冲突，不难解决，但杨荫榆态度强硬，她认为开除学生是校长的权限，学生自治会无权干涉。真正原因其实是杨荫榆对学生频繁挑战校长权威、动辄煽动学潮不满，她的前任许寿裳就是在“迎杨驱许”风潮中下的台，而她1924年2月接任不久，就因为分俄国庚款一事引发教潮，学校自此陷入了动荡。[1]

鲁迅是1923年7月被许寿裳聘为女师大的国文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他和杨荫榆既无私交也无冲突。1924年暑假，周氏兄弟先后寄还女师大聘书，表示下学期不再续聘，杨荫榆对此非常重视，不但亲自登门劝说，还请出他们的“老大哥”马幼渔出面挽留续聘，所以周作人觉得他们一直“颇被校长所优容”，他对于杨荫榆“个人并无什么芥蒂”，“一直到今年四月，并无什么反对的意思”[2]。而鲁迅“在学校风潮起来时，他作为一个讲师，没有很多时间在校，本取默然态度”[3]，然而1925年3月11日，他收到了国文系三年级学生许广平的一封来信，信中她请求老师不要“洁身远引”、“立地成佛”，而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许寿裳

杨荫榆

鲁迅

其实许广平最初对于学潮，本也持一种默然旁观的态度，她起初对杨荫榆成为第一个女子大学的校长很赞赏，更关键的是，她发现学潮有幕后的推手，她后来对鲁迅坦言：“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4]事实也的确像她发现的那样，“女师大先有校长之候补者，而后有反杨之运动，是有人利用”[5]，据周作人回忆，学潮发生不久，就有女师大学生委托他给代理教育总长马叙伦打电话，要求让易培基接任校长，结果被马拒绝。[6]

易培基“十三年由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委托，奉国父大本营委任状，为庚款分配事到北京，并持有汪精卫介绍信，向国民党人士多方接洽”[7]，不久他结识了李石曾，同年11月10日由其推荐，出任黄郛摄政内阁的教育总长。李石曾当时在北大任教，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他积极参与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以及黄郛的摄政内阁安排，段祺瑞上台后，他主管清室善后委员和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由其管理之教育机关不下五六十处。反对之者至有学界帝国主义者之谥”[8]。

易培基随摄政内阁辞职后，李石曾试图让他当女师大校长，一是打击教育界的英美派势力，二是在学生中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将北京培育成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因为蔡元培、胡适等人一直反对干预政治，倡导“教育独立论”，并利用王宠惠组阁的机会改革学制，使教育领导权逐渐被英美派控制，导致了五四后学运的沉寂。为此李石曾采用了一些手段，“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9]。所以女师大风潮的背后，不但关涉教育领导权的争夺，更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

当时的舆论对风潮也有感知，意识到参与的“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10]不过杨荫榆的背景也并不简单，她是哥大教育硕士，背后有英美派的支持，在“迎杨驱许”风潮中，支持者宣称她“是一位与最新教育潮流接近的教育家”，而“让现在当局（指许寿裳）办下去，充其量，也不过能办到十四五年前日本高师那个模样罢了”[11]，她能成为第一个国立大学女校长，实际是法日派和英美派角力的结果。后来风潮扩大后，许广平也一直强调：“其实《现代评论》执笔的人物，他的背景是英美派，……我也听见人说某大那一派的人很替她出力”[12]。在谈到章士钊和杨荫榆的关系时，许广平又指出“新任的总长，听说和研究系大有渊源——杨是得研究系捧出来的”[13]。

正是对这些内幕有所了解，许广平不但担心自己被人利用，还偷偷地提醒了舍友林卓凤，于是俩人就保持了旁观的态度。但是，由于附中主任欧阳晓澜暗中支持杨荫榆，策动那些附中毕业的女师大成员退出学潮，并写信痛斥其他自治会成员，身为总干事的许广平因此大怒，决定挺身而出领导学潮，但同学吕云章回忆说：“全体到教育部请愿，由许广平致词，她的广东话也不得好感，加上我的反对，所以全班只有三分之一参加请愿。”[14]在这种情况下，就由许广平动笔、林卓凤审核，给鲁迅写了一封请教信。

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

鲁迅自然知道许广平的真实意图，但此事和他没有实际的关系，所以他复信表示“没有法子”，实际是婉言拒绝，不仅如此，他还提醒“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所以只能进行“壕堑战”。许广平对此当然不认同，她复信说中国社会是个大染缸，只有用大石头来打破，鲁迅回信称赞许的决绝，但表示自己无拳无勇，只会写文章办杂志，他甚至对许广平说：“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总之，鲁迅就是不松口，他反复强调自己不了解女师大的内幕，同时批评许广平太性急，缺乏韧的战斗精神。不过，两人的关系随着通信时间的延长在不断的深化，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通信20封，许广平的自称也从“小学生”变成了“小鬼”，而且俩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开始频频接触，此时的女师大风潮也开始转向激烈。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十周年，学生在礼堂举行纪念大会，杨荫榆试图入场主持，却被学生轰出，她大怒之下开除了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许广平要求大家赶紧请老师们出来主持正义，一些有政党背景的同学就试图“依靠外面的政治力量，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帮助下”继续对抗，其中“张平江是国民党是四川人，她去和张继、李石曾、易培基等联系”，“有一个姓郑的同学郑一红（？）当时是共产党员。大概通过党的关系也去找过李大钊同志”。[15]而许广平自己则写信给鲁迅，告知了被开除一事。

2．“冲冠一怒”与“挑剔风潮”

当时学潮的通常情况，是学生只要群起反对，多数校长都会辞职而去，譬如当初许寿裳收到学生自治会的请退函，三个月后即三次呈文要求辞职，但杨荫榆“素极强硬”，“教育当局逼辞数次，杨以奉职毫无贻误，置之不理”[16]，她一直坚持“开除学生，本在校长职权以内”[17]。但在学生看来，“久不承认之校长，窃发此种乱命，自当誓死反对”[18]。

学生敢单方面否认校长和评议会的合法性，这是五四后的新现象，“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19]。杨荫榆自己就说“北京近年来学潮无论是非，学生终占胜利”[20]，章士钊也指出“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胜负之数，伏于事先”[21]，这点也为学术研究所证实，吕芳上分析了20年代的学潮后发现，“出以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的实际只占百分之六·八五，最多的是反对新旧校长，占了百分之三九·九一”[22]。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今日学风之应加整顿，殆成普通之舆论”[23]，所以4月14日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后，随即发出了“整饬学风令”。

章士钊

杨荫榆借助章士钊的支持和五·七风潮主动出击，开除六名首要分子，既让学潮失去领导者，又对其他学生提出了警告，不过她低估了这些学生的能量。5月11日，学生自治会“在风雨操场开会，议决援照已被解散之美专学生闹风潮的办法，进而封锁校长办公室，寝室，秘书室，防守校门，拒杨到校”[24]，另一方面学生四出求援，请老师出来为自己撑腰，这其实也是学潮的惯用办法，“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有教员支持的”[25]。

鲁迅在5月10日下午得到消息后，当即写了《忽然想到（七）》痛斥杨荫榆依靠校长的权势压迫学生，他还向学生们保证一定会起而反抗。对于鲁迅从“默然”到“反抗”的转变，许广平又惊又喜，她问鲁迅：“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么？”鲁迅的答复是：“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26]不难看出，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的起因，就是由于许广平的被开除，这真可谓“冲冠一怒为红颜”。

5月11日下午，学生自治会发出《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但5月12日到场参加师生联席会议的教职员只有二十余人，不少是以马幼渔为首的“某藉某系”成员，这些人基本都是太炎门生、浙江籍、北大国文系、日本留学出身，过从甚密、相互援引，自许寿裳长校后都受聘于女高师国文系，也正是依靠了“某藉某系”的群体力量，鲁迅才能全面介入女师大风潮。在5月12日的会上，鲁迅代拟了教育部呈文，以全体学生的名义要求撤换校长，但是，此举遭到了其他同学的反对，因为驱杨最积极的只是预科和文科，不久其他系学生先后登载启事，声明“严守中立”、“矢不与闻”，反对“每次宣言，均用自治会全体名义”[27]。而杨荫榆5月20日也在《晨报》上发表宣言，向社会各界交代闹事学生的“暴烈”，使她们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感到不妙的许广平当即给鲁迅写信，指出“群众之不足恃，聪明人太多”，鲁迅也对教员们“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表示不满，于是他亲自拟稿，并邀请马幼渔、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签名，在5月27日的《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抨击杨荫榆，并力证学生“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

此时的女师大风潮，已经变成了北大兼职教员和学生自治会联手对抗杨荫榆的局面，而鲁迅处于重要的居中策划地位，其作用正如女师大学生刘亚雄总结的：

教授和学生中对杨不满的人很多，但运动初期能挺身而出的并不多。在斗争中，真正大力支持我们的教员只有鲁迅，他自始至终地帮助了我们。运动刚爆发时，鲁迅就积极为学生出主意，介绍学生跟“语丝派”的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接触；女师大学生会的六名骨干被杨荫榆无理开除后，鲁迅联合其他进步教员在《京报》发表宣言，为学生伸张正义；……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28]

杨荫榆看到七教授的《宣言》后极为愤怒，5月30日她致函领衔者马幼渔，逐条批驳宣言中的指责：“考察所及，六生中学绩多有考试不及格者”，而开除学生“全体一致，并无异议”。[29]而陈西滢在看到《宣言》后，也在《现代评论》批评女师大“闹得太不像样了”，在他看来，女师大“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他同时指出《宣言》“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这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30]这篇《闲话》的发表，预示着女师大风潮已从校内逐渐转向了校外，开始向整个教育界、思想界的派系斗争方向发展，而陈西滢揭露了“某藉某系”在背后“挑剔风潮”，更使鲁迅等人公开处在与教育部对立的不利位置上。

二

“反章”政潮

1. “反章”背后的政潮

然而就在《宣言》发表后的第三天，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爆发了，所有人关注的重心，迅速转向了反帝爱国运动，许广平苦闷地说：“小问题（校长）还未解决，大问题——上海事件——又起来！平时最顾忌的提前放假，现在自动的罢课起来了！”[31]鲁迅同样也很愤懑，他表示“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飞来的‘公理’”。[32]

《两地书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五卅运动反过来却给了杨荫榆以反击的机会，由于北洋政府急于与列强重开关税会议，作为妥协，他们开始对群众运动从支持转向压制，7月28日，段祺瑞调任章士钊为教育总长，开始整顿学风，压制青年爱国运动。在教育部的支持下，7月29日杨荫榆贴出布告，借口修理校舍，强令学生搬出学校，并解散学生自治会，学生方面则撕碎了布告，并发表通电痛陈杨的罪恶。杨荫榆没有办法，请示章士钊后，决定解散闹学潮的四个班级。8月1日，杨荫榆和警察到校，但被拿着棍棒砖石的学生赶跑，她一怒之下停水、断电、封闭校门。

这时有学生设法逃出求助，吕云章回忆说：“张邦珍等发起消息，我和张平江负责交际，就坐着汽车到有关各显要家或教授家去通知，不到晚就跑遍了四城，这个风潮就闹大啦。”[33]学生联合会和各校代表纷纷前来慰问支援，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同时发布《紧急启事》，宣称同学被打受伤，并有意强调杨荫榆解散“沪案后援会”、破坏爱国运动。而为防止出现“男女混杂”的不利流言，“鲁迅先生在这个时候毅然住到女师大来，李石曾夫人、顾孟余夫人她们住在里面学生宿舍一起，鲁迅先生住在外面的教员休息室内”[34]。

8月1日，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开会，“发表宣言传单，反对章杨”[35]，有意识地将“驱杨”和“反章”联系起来，试图将学潮转化为政潮。8月2日，中共控制下的全国学联总会“通电各地同学、群起驱章、以为声援”[36]，全国各地51个团体共同发出援电来支持女师大学生。而国民党方面的李石曾，当天联合女师大自治会及北京各校代表在中央公园开会，强调“军警压迫女校，关系是很重大的，不单独是女师大一校问题，且是章士钊前次长教，即干涉五七爱国运动”[37]。随着国共两党的积极参与，女师大风潮从一个学校的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事件。

“反章”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学潮向政潮的转变，这也让幕后推动者走到了台前，而鲁迅也随着事件的发展，对他们有了一定了解。许广平、吕云章由于在风潮中表现突出，而被吸收加入国民党，她们都曾商之于鲁迅，鲁迅的答复分别是：“入国民党我不反对，可是你得记住一个党有时是同志杀同志”[38]，“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39]。由此可见，鲁迅对当时的政党活动有一定认识，他不反对学生入党，但自己不愿介入其中。

但是，政治势力却不是鲁迅所能避开的，各方都想加以联络利用。李大钊看到《长明灯》后，以为鲁迅有“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他对刘弄潮说：“你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当仁不让，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呵！”事实上，“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很多党员都有个人联系，北京学联和女师大的党员常拜访他”，不过这些活动更多是以私人名义进行的，鲁迅本人其实并未参与中共行动。[40]

李大钊

蔡元培

而鲁迅和国民党也一直保持距离，他曾是光复会和共和党成员，它们先后都和同盟会、国民党发生过冲突，而且自己的朋友陶成章就是被同盟会刺杀的，鲁迅对此极为痛恨，所以他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一直讳言自己的光复会身份。不过，鲁迅和不少国民党党员保持着私交，尤其是蔡元培一直是他的主要庇护人。而随着1923年蔡元培抗议教长彭允彝而离职出国，失去庇护的“某藉某系”就在沈尹默的带领下，转而依附李石曾，形成颇具势力的“法日派”，并获得了不少实际的利益，而当时国民党又“意欲多延北大教授入党”[41]，所以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徐旭生等纷纷加入了国民党。

不过，鲁迅虽然“一向佩服”“石曾先生”，说过“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的话，但并未跟随其加入国民党。[42]尽管李石曾“很会拨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觉间给他利用了”，但顾颉刚也认为“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43]。事实上，鲁迅挺身参与学潮，除了私人原因之外，更多是以此传达他自身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风潮背后的政治力量有共同的追求，不过，鲁迅对风潮的内幕并不完全知悉。

李石曾

而国共两党虽然是女师大风潮的背后推动者，但也存在着争夺，由此导致女师大学生分成了两个团体，一部分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北京学联”，刘亚雄回忆说“蒲振声、郑德音、雷瑜和我是参加学联的代表”[44]，另一部分则参加了“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其中许广平是“女师大师生沪案后援会”的四名简章起草成员之一，而李石曾当时是沪案后援会的主要领导者。双方在对抗北洋政府方面一致行动，但总的来看，女师大一直控制在李石曾派手中。

许广平后来曾说：“一个女学校的风潮事件实很普遍，何至闹出若大问题，牵连许多人物？”[45]从上面的分析看，问题就在于女师大风潮的背后的复杂“色彩”，它最初只是学生和校长的矛盾，随着幕后势力的进入，逐渐演变成法日派和英美派的教育领导权争夺，而五卅运动之后，风潮又在革命党的介入下变成了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行为。

2．“免职”与“反抗政府”

8月2日，李石曾代理校长的中法大学倡导成立“女师大教育维持会”，易培基出任会长。8月3日晚李石曾、马叙伦、易培基等宴请章士钊，向他施加压力，8月4日章士钊偕同部员前往女师大调查，学生提出希望易培基长校，在看到国民党势力的全面介入后，章士钊8月6日向内阁提议停办女师大，8月8日教育部批准杨荫榆辞职，8月10日停办令正式颁布，同一天女师大发布启事，宣布“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育部完全脱离关系”[46]。

鲁迅此时开始积极参与女师大的校务活动：8月7日参加校务维持会的成立，8月8日校务维持会选举鲁迅为总务主任，8月13日他又被推举为校务维持会委员。鲁迅本月前后十多次参加了校务维持会，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周树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端，对于鲁迅的这些行为，章士钊自然了解，他“派人向鲁迅说，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47]，但被鲁迅拒绝。于是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将鲁迅免职，原因是鲁迅“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48]，14日免职令正式发表，这样双方的矛盾就迅速公开化了。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月17日，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改为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校务维持会随后在8月18日开会，不承认改办女子大学，决定从25日起招考新生，同日李石曾策动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北京大学脱离教部案，来向教育部施加压力。由于女师大学生对抗教部接收，8月22日刘百昭带领警察和女佣，强行将二十余名学生迁出，8月26日教育部任命胡敦复为女子大学校长。8月27日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和自治会在报子街设立临时办事处，不久开始招收学生、举行考试，9月21日在宗帽胡同新校址正式开学。

此时的情况正如刘百昭所说的，“公然宣言独立，直接虽云反抗教部，间接确系反抗政府”[49]，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是国共两党背后推动所致，而他们积极介入的原因，是段祺瑞对五卅运动态度的转变。“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迫使外人让步，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以便保持其地位”[50]，作为在野党的国共两党利用这种机会，在五卅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不久之后，西方列强试图以关税会议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政府镇压群众运动，于是段祺瑞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抑止，8月20日下令取缔罢工，8月26日发布《整饬学风令》，9月19日禁止一切集会。在这种情况下，“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51]。

鲁迅虽然在文章里从来不提风潮背后的政治力量，但他内心应该是比较清楚，因为当时的舆论对此批评甚多：刘百昭指出“惟少数学生，何能如此，实以政客学阀，利用十余女青年，盘据学校，致使二百余女子，无求学之地”[52]；向绍轩批评李石曾“干涉女师大事，且强指为外交问题，以图风潮扩大，遂其扫除异己之谋”[53]；谭慕愚也认为“如果没有人利用学潮以鼓动政潮，顶着女师大为打倒章士钊的工具，则女师大的解散，无机爆发”[54]；而《现代评论》上对学潮背后“色彩”的攻击文章就更多了。

参与其中的自治会学生党员，自然也清楚是国民党的背后操控，吕云章回忆说“我们虽然仅二、三十人，但是支持我们的后台却都很重要，八大学的联合会，舆论界和国民党”，女师大被解散后，她们“就到于右任先生的公馆，请他帮忙。夜深以后回家。那时如邹鲁、李石曾、吴稚晖先生等都曾帮忙”，偏居宗帽胡同后，“开学那天，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或名教授都到我们这里上课”。[55]许广平也回忆说：“宗帽胡同的地方是张平江想法搞来的。……她是国民党的活动份子，同张继有关系。……所有教授都是免费的，付房租，维持学生的费用，则由李石曾负责解决。”[56]

但是，“学运变成政治运动，自主性便会逐步消失，学生组织便会沦为政治党派的附庸”[57]，学生们逐渐发现了政党操控的不利一面，其情形正如章士钊批评的，“强令守死不去，以尝试其征服异己之计；至该女生等之真正利益，恐亦未遑讲求”[58]。许广平亲身体会到李石曾的“口惠而实不至” [59]，而江绍模更是要求学生们制造惨案，以此扩大事件的影响，但吕云章反对说“造血案固然可以把事件扩大，但是死亡的同学也不得不顾及”[60]。而对鲁迅来说，虽然他“绝不会帮李氏抢地盘”，但女师大斗争的现实需要，还是让鲁迅实际上“在不知不觉间给他利用了”。共同的斗争需要，将鲁迅、学生和政党势力紧紧地裹在了一起，不如此他们将在斗争中遭遇失败。

三

国民革命的同路人

1．“首都革命”与复校之争

形势的发展，并未按照李石曾等人的预想走，不但各校没有响应他对抗教育部的号召，而且“女大收学生共三百余，内旧女师大生百余”[61]，女师大学生七十余名，其中“新招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录取标准主要看政治态度，并不拘泥于考试分数”[62]，双方人数对比明显，形势实际对女师大极为不利。

《鲁迅研究资料（2）》

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不但坚持义务授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数增加一倍，作为总务主任，鲁迅“不仅仅在校务维持会中操劳，对于校内外的大小事情都很关心和照顾，而且几乎成为敌人最注目的一位学校的代表”。[63]过度的操劳使鲁迅九月初肺病复发，同时受免职的影响，他还得带病到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兼课挣钱，当然这些学校都是有国民党背景：黎明中学的校长是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大中公学的校董有李石曾、易培基，由邹鲁等人创办，“广东政府每月补助经费五百元”[64]；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创办，当时的校长是国民党高层人物王正廷。鲁迅的兼课，应该是他们对其免职导致经济困难的一种帮助。

女师大的僵局持续了两个多月，等到了一个机遇。由于浙奉战争中奉军的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北京陷入了混乱状态，国民党左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首都革命”，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政府阁员纷纷逃往天津，于是11月30日下午，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一起护送女师大学生复校，学生随即发表《复校宣言》，12月1日举行各界联合会，会上提出“章士钊为卖国奸贼，现彼既倒，凡被彼辞散之学校，应立即恢复，建立之学校，应一律解散，胡某萧某（指女大校长胡敦复、教务长萧纯锦）为章氏党羽，应即日驱逐，一切校务，限即刻签字移交”，但是女子大学方面强调“国立女子大学，以其为国立之学校，而非章士钊之私有品也”，“女师大占据我校，不过少数人报复之私见，并未有正式政府之委命，其行为绝对非法”。[65]

由于教育总长逃逸，所以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而女师大学生先是占据校舍，后是断绝女大学生伙食，通过恐吓手段将其驱逐。为了伸张权利，胡敦复邀请教育界的英美派人士，在12月14日成立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然后发表《致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宣称女师大复校“其事不惟大违法律，抑且秩出政治常规”，“否则群乘政变，自由仇复，弱肉强食，相率而为败法乱纪，北京学校，将从此多事”。[66]看到此信的鲁迅随即写了《“公理”的把戏》，批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以歌颂功德”，他特别将矛头指向了参加“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现代评论派，批评这些“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讽刺他们捧章。

陈西滢

现代评论派则在12月19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54期中，刊发多篇文章批评女师大“非法”复校，尤其是批评利用学生的“阴谋家”，陈西滢质问说：“如果章士钊的罪状在摧残几十个女学生的学业，那么援助女师大者那能反过身来摧残三百几十个女学生的学业？”鲁迅的反击，则从对方的自相矛盾着眼：“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67]，“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68]鲁迅讽刺这种行为是“自己打嘴巴”，并公开指责他们“在章士钊门下暗做走狗”、“势利”、“骑墙”。

首都革命后，段祺瑞被迫大量任用冯玉祥系和国民党人，其中易培基成为教育总长，后又兼任女师大校长。1926年1月13日易培基到任，许广平发言强调：“我们学生，只为求学，并不知道谁是研究系，谁是政学系，谁是国民党。”[69]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他说：“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70]这些话自然都是欲盖弥彰了。而就任教长后，易培基大量任命国民党人掌管各校，同时正式下令认可李石曾创办的中法大学，试图全面控制北京的高等教育。鲁迅由于在女师大风潮中的重要作用，易培基下令将其复职，同时打破兼职教员只任讲师的惯例，正式聘他为国文系教授，后来鲁迅又进一步当选为教职员会代表和评议会委员。

2．国民革命的“同路人”

正如鲁迅在欢迎词中所言的，女师大风潮的胜利，“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这让他看到了革命政党的强大力量。首都革命之后，鲁迅开始参与国民革命的一些外围活动，他出任了国民党北方机关报《国民新报》副刊的乙刊编辑。此前鲁迅和国民党报纸有过不多的联系，他曾在《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发表过《长明灯》，之后又做过《民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所以，从一般投稿到亲自做编辑，反映了鲁迅与国民革命关系的深化，而其接编的理由是“那时北方对于国民党是很压迫的。先生认为应予合作，就和几位朋友一同负起编副刊的职务了”[71]。而在看到双方的密切关系后，高长虹“问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他说他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他不一定想骂，所以他不加入国民党”。[72]

显然，鲁迅更愿做一个保持自身独立和批判性的国民革命“同路人”，而非真正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党员和革命者，这既是他的新突破，也是他的新定位。

《莽原》半月刊第1期

在参与女师大风潮之前，鲁迅正创办《莽原》，试图重启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将矛头指向英美派这些“特殊智识阶级”的复古倒退，他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73]此时的鲁迅侧重文明批评，还是以思想启蒙者自居，而女师大风潮作为一个重要的催化剂，逐渐形成了“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的界限[74]，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批判了英美派的学者“公理”，坚决站在了反抗压迫的亲革命立场上，他的“特殊智识阶级”批判和国民革命反对“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也因此在斗争中取得了一致性。

也正因此，鲁迅逐渐从思想革命的“启蒙者”变成了国民革命的“同路人”，但“这样的战士”已不再是日本时期确立的、以“纯文学”来“移人性情”的那个“精神界之战士”，而更接近厨川白村推崇的“弃了艺术的批评和创作”、“以社会改造论者与世间战斗的洛思庚和摩理思”[75]，他以“帮闲文人”为主要批判对象，并展示出不妥协的、彻底的战斗精神，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鲁迅12月29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首先提出了“打落水狗”特别是“叭儿狗”的命题，然后主张“犯而必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他看来，“费厄泼赖”不仅是一种错误的知识分子态度，更是认错批判对象和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周作人、林语堂等《语丝》同人，始终不愿放弃思想启蒙和旁观批评的立场，这就使他们在面对政治暴力时，无法摆脱“批评有效但有限”的困境，而在亲历了女师大风潮和首都革命之后，鲁迅认识到“思想革命”有着先天的缺陷，所以他强调“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最终三·一八惨案的枪声，印证了落水狗必须痛打的道理，但血腥是由反动的军阀和利用群众的政党造成的，并非来自现代评论派，鲁迅在将其抽象化、类型化的同时，实际抹杀了对手的复杂性，从而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党同伐异”倾向。实际上，《现代评论》并非章士钊和段政府的“叭儿狗”，它是亲国民党的，其上登有大量批评北洋政府和章士钊的文字，但他们主张渐进改良，不赞同暴力革命，在激进变革的年代，就容易被视为保守反动。虽然《现代评论》和《语丝》文化同源而且人际交熟，但在政局变动和政党势力的推动下，最终被塑造成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而激烈的斗争，也将“党同伐异”从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变成了与“公理”相对的合法口号，这背后其实是“革命”立场和“学者”立场的对立。

不仅如此，鲁迅在文风上也日趋激烈。女师大风潮之前，鲁迅认为“思想革命”的战士必须“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76]，所以他有意选择了“泼皮”、“无赖”精神和“骂”的手段，“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77]。但这一时期的“骂”，实际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一种通俗说法，其行文虽然有时激烈，但并无污秽之词。随着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尤其是他和现代评论派论争，他的“骂”逐渐趋于偏激甚至污秽，最典型的特点是“动物上阵”，如鸟导师、鸟公理、鸟趣味、狗屁、蛆虫、苍蝇、叭儿狗、山羊、猫等等，以致丁西林批评“骂绅士的臭架子，在中国实在是思想的因袭，不是思想革命”[78]。但在鲁迅看来，对现代评论派标举的公平、理性，用惯常的批评是很难奏效的，“倒不如直捷爽快的骂出来，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79]。正是在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下，这些“骂文”才有了它的“社会意义”。

四

结   语

总的来看，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其效应是双重性的：

1．政治革命的必然

鲁迅的行动看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许广平的原因，他和政治革命似乎不会相遇，但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1920年代中期以后，以国民革命为中心的苏俄式社会革命兴起，它带来了新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政治（列宁党）和革命方式（学生群众运动）。五四知识阶级面对着曾是自己启蒙对象的学生和民众，以及曾深恶痛绝的政党政治，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而鲁迅正是以自身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思想革命”边缘化的不可避免，它要想对社会有所作用，必然对“政治革命”有着一定的依赖性。由于学潮是国民革命在北方的主要斗争方式，鲁迅发现了旧的身份和作战方式与之不协调，他开始不断反思知识分子及启蒙理念的局限性，一方面亲身参与、充当“放火者”，另一方面利用杂文进行批判动员，由此发现了知识阶级及其文学在革命时代的意义，逐渐从注重思想革命的启蒙者，变成了积极介入现实的“青年叛徒的领袖”，最终成为了政治左翼和国民革命的同路人。鲁迅的经历印证了政治革命时代到来的必然性，其做法正如中国少年卫国团提出的，“努力思想革命；促成民众势力的结合，积极的图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80]

但是，政治革命的必然性和合法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鲁迅对学潮、革命的支持，来自它的变革力量和因政府腐败赋予的正义性，并非无限的、绝对的，双方更多是基于共同斗争需要而形成的合作关系。鲁迅曾自言“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81]，这既表明自己不了解革命的运作，也是对革命中正义阴谋、目的手段的混杂矛盾的不满，这也是多数知识分子在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理。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鼓吹过英国式的“无血革命”，然而正如陈独秀发现的，“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82]，所以他率先转向了苏俄式革命，但革命的逻辑是：“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83]关于这一点，鲁迅后来在三·一八惨案中有了血淋淋的体会。

陈独秀

徐志摩

2．思想革命的弱化

在对现代评论派这些“叭儿狗文人”的批判中，鲁迅的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获得了交集，他一方面用“化为泼皮，相骂相打”的战术，实践了思想革命批判“特殊智识阶级”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从革命立场出发，批判了知识分子“公理”追求背后的反动性，在军阀横行的时代背景下，它极易变成对革命暴力的批判和对反革命暴力的辩护。所以，陈西滢认为自己被鲁迅攻击是因前嫌的观点，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他没有意识到更大的原因，就出在知识阶级的责任上，英美派更多看重的是知识阶级的理性精神，以及对青年人的“导师”责任，但这些在鲁迅看来，“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84]。

但激变的时代形势，一方面强化了鲁迅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导致了简单化、粗暴化、反思的弱化。事实上，鲁迅从思想革命转向国民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思想革命的目标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为代价的，他逐渐表现出激烈的“党同伐异”的倾向，在批判政府的暴力压迫和帮闲知识分子的妥协性时，回避了革命自身的暴力专制以及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问题。

鲁迅自己的思考是：“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85]稍早时候鲁迅还说“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86]，但是自居正义的来源是什么？谁赋予了上帝一样的裁判权？目的能否保证手段的正确？这些问题在鲁迅那里都付之阙如，也正因此，他在参与学潮和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批判功能让位于动员功能的现象，最终在广州清党中，痛苦地发现自己排过“人肉的筵宴”、充当了“泡制醉虾”的帮手。

本文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注释

[①] 参看陆建德的《故事的结局——女师大学潮新解》（《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4日）、《“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并非神圣的同盟与鲁迅的觉悟》（《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22日），陈漱渝的《一篇沙上建塔的文章——评陆建德〈女师大学潮〉新解》（《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15日）、《女师大师生缘何反对杨荫榆？——对陆建德先生“回应”的回应》（《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8日）。

[1] 许广平：《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2] 周作人：《与友人论章杨书》，《京报副刊》，1925年8月12日。

[3]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4] 许广平：《致鲁迅》（三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5] 渊泉（陈博生）：《女师大事件平议》，《晨报》，1925年8月25日。

[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3页。

[7] 白瑜：《湖南第一师范与校长易培基》，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8] 政之（胡政之）：《“三一八”案之根本善后》，《国闻周报》第3卷第13期，1926年4月11日。

[9] 顾颉刚：《顾颉刚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10] “一个女读者”：《女师大的学潮》，《现代评论》第1卷第15期，1925年3月21日。

[1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自治会宣言》，《京报》，1923年7月21、22日。

[12] 许广平：《致鲁迅》（九），《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

[13] 许广平：《致鲁迅》（十三），《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14] 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页。

[15] 许广平：《附录一》，《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205页。

[16] 《女师大昨开师生联席会议》，《晨报》，1925年5月13日。

[17] 杨荫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荫榆致马裕藻教员函》，《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18] 晚愚：《女师大风潮纪事》，《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19]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1页。

[20] 《杨荫榆昨晚有辞职说》，《晨报》，1925年8月5日。

[21] 章士钊：《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甲寅周刊》第1卷第4期，1925年8月8日。

[22]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22页。

[23] 渊泉（陈博生）：《女师大事件平议》，《晨报》，1925年8月25日。

[24] 《京女师大风潮尚在相持中》，《申报》，1925年5月18日。

[25]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6页。

[26] 鲁迅：《致许广平》（二十四），《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27]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预科学生启事》，《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28] 《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29] 杨荫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荫榆致马裕藻教员函》，《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

[30]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

[31] 许广平：《致鲁迅》（二十七），《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32] 鲁迅：《致许广平》（二十九），《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33] 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0~31页。

[34] 许广平：《附录一》，《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35] 《昨日女师大解散四班》，《晨报》，1925年8月2日。

[36] 《学总会援助北京女师大之两电》，《申报》，1925年8月3日。

[37] 《京女师大解散四班风潮扩大》，《申报》，1925年8月5日。

[38] 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84页。

[39] 鲁迅：《致许广平》（二十四），《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40] 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百科知识》，1977年第2期。

[41] 《汪精卫为北京党务致戴季陶、廖仲恺函》，《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42] 荆有麟：《鲁迅的个性》，《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43] 顾颉刚：《顾颉刚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44] 《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45]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46]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要启事》，《京报》，1925年8月10日。

[47]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48] 《章士钊呈请临时执政审批的免职文》，《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49] 《教育部敦促蔡元培回国》，《申报》，1925年9月8日。

[50]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1] 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52] 《女子大学之筹备忙》，《晨报》，1925年8月31日。

[53] 《向绍轩致章士钊函》，《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1925年8月29日。

[54] 谭慕愚：《关于北京教育界及女师大风潮的一封信》，《醒狮》第50期，1925年9月19日。

[55] 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2页。

[56] 许广平：《附录一》，《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57]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327页。

[58] 《时评》，《甲寅》周刊第1卷第5号，1925年8月15日。

[59] 许广平：《附录一》，《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60] 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2页。

[61] 《教育消息》，《申报》，1925年9月22日。

[62] 《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

[63] 郑奠：《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斗争》，《文汇报》，1956年10月19日。

[64] 邹明初：《回忆孙中山先生北上及北京〈民国日报〉被查封的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470页。

[65] 《女大与女师大仍在相持中》，《晨报》，1925年12月9日。

[66] 《女子大学后援会积极奋斗》，《晨报》，1925年12月17日。

[67] 鲁迅：《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国民新报副刊》，1925年12月31日。

[68]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莽原》半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

[69] 《学生自治会代表许广平先生演说辞》，《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70] 《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欢迎词》，《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71]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72] 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73] 鲁迅：《致许广平》（十七），《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74]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1926年11月7日。

[75] 厨川白村：《从艺术到社会改造》，《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

[76] 鲁迅：《通讯》，《猛进》第5期，1925年4月3日。

[77] 鲁迅：《通讯（复吕蕴儒）》，《豫报副刊》，1925年5月6日。

[78] 西林（丁西林）：《“臭绅士”与“臭架子”》，《现代评论》第3卷第66期，1926年3月13日。

[79] 鲁迅：《致许广平》（四十一），《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

[80] 《发刊词》，《新少年旬刊》第1期，1925年7月8日。

[81] 鲁迅：《可惨与可笑》，《京报副刊》，1926年3月28日。

[82] 陈独秀：《革命与作乱》，《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83] 徐志摩：《欧游漫录》，《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84] 鲁迅：《这样的战士》，《语丝》第58期，1925年12月21日。

[85] 鲁迅：《杂忆》，《莽原》周刊第9期，1925年6月19日。

[86] 鲁迅：《致许广平》（十九），《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