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高考仍是我的噩梦_风闻

张勋从我们这个高考大省“移民”去了新疆，成绩不佳的刘森花钱买了别人的学籍，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我们都有光明的前程吗？

​         

一

上午一共4节课，期间有一个大课间。刘森一下课过来，喊张勋一起上厕所，我跟着一起出去，这是大家一个出去聊两句的暗号。

厕所在校门口附近的角落里，这给了我们更多在外逗留的时间。回教室的路上我正抱怨模考的事，张勋突然对我们说：“我爸让我转到新疆读书。”

刘森和我同时放缓了脚步，“真的假的？”

其实“高考移民”在我们身边并不新鲜，我只是没想到，张勋也会走这一步。他学习成绩比我逊色一点，考个二本肯定没有问题。不过张勋自己肯定不甘心读二本吧。我常听他说，他姑姑在南京当大学老师，每逢年节都会给他带南大的校园纪念品，鼓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要读就得读南大这样的名校。

张勋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脸上带着难掩的兴奋，说现在还没确定，不过他爸的朋友说了，这事儿八九不离十。我们都觉得新疆省使用的全国高考III卷比我们简单，刘森激动起来，“考全国III卷，你不得考680多分！”

“2005年河南省全省高考报名人数72万，而本科录取人数只有10.2万！刨除民办的三本院校，还能剩多少？同学们，明年考生人数势必突破80万，而录取增幅远远达不到！这是个什么概念？”

班主任在班会上侃侃而谈，说着走下台来，“就好比咱们班这96个人，”他扬起手臂在全班画了个弧线，然后走到第二排，大手朝身后一挥说，“第一排的这几个同学可以读一本。然后他又朝后面走了三排，你，你，还有你……我身后的这些是可以上公办本科的。”

刘森在前面坐，他和其他几个同学扭头对着我们后面无声地笑。班主任没有在意，他对着第四排之后的同学缓慢地宣布：“你们这些人，考完试可以联系东莞和杭州的电子厂了。”

剧照 | 《中国门》 

全班哄堂大笑。班主任一脸正色的说：“笑，有你们哭的时候。”

所有人又都不笑了，我鼻子突然有些酸，不得不承认，我现在如此躁动，也和张勋那句话有关系。他的一次策略转变，让我突然紧张起来，仿佛那万人同挤独木桥的命运突然近在眼前了。如果不能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我该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望着黑板上方贴的红字：倒计时193天。

午饭的时候，我们三个在食堂里打了馒头和菜，走到外面蹲在地上吃。我问张勋，“你爸的这个朋友是专门做这个的吧？花钱多吗？”

张勋嚼着馒头口齿不清地说，“一共下来要三万多块钱。也还好吧，我爸说，毕竟是一辈子的事。”

是啊，只要能给办新疆的户口和学籍，花十万也值得。

张勋突然来了兴致，问刘森要不要给他爸说一下，把他办过去。刘森并没有动心，“拉倒吧！我在哪儿也考不上。”

“就是你这种成绩去新疆的最多。在河南勉强考得上，到了那边可以冲刺一本啊！”

张勋颇为成熟地分析起来，大概这都是从他爸的朋友那里听说的。刘森咽下了一块豆腐干，过半天才慢吞吞地说，“我姨上回也提过这事儿呢。她家在安徽，你们知道不？安徽也比咱们分数线低不少。”

“你说你走了，赵丽莎可怎么办？”刘森又问。我也嬉皮笑脸地望着张勋。张勋脸上红红的，看不出什么态度，只冷冷地说，“还能怎么办，凉拌呗。”

赵丽莎是我们高二时的同学，高三被分到了奥赛班，张勋暗恋她很久，说她气质才华俱佳。下了晚自习已经十点多了，他们回宿舍，我去校门口的公共话吧。我每周一次来这儿向爸妈汇报情况，常常会觉得没话说，像完成某种仪式一样。今天却不一样，因为张勋要“移民”的事情，我和爸爸说了十几分钟。

“咱也有亲戚在青海啊！”爸爸似乎突然被启发了，语无伦次地说，“让你姑奶去派出所打听下，她那个孙子叫什么来着，和你是同岁的，都在街道办参加工作了，可以用他的户口嘛。”

他在话筒那边问着妈妈，“对，叫王亮亮。你就叫王亮亮也可以，就是姓有些麻烦，不知道好不好改……”

我有些烦躁地将电话线缠在手指上，听他讲着，目光在话吧里游来荡去。

二

我知道爸爸只是说说而已，自己依然和其他人一样，每天早早起来看书，做习题做到深夜。我和刘森会不时地询问张勋，事情进展怎样。自从第一次之后，张勋变得有些不愿意讲这件事情，只是漫不经心地用一两句话带过：钱交过去了；发去个人信息，派出所在办理户籍了；请当地教育局的人吃饭，准备重新做学籍……

我觉得，他说这些的时候神色慌乱，像犯罪一样。毕竟我们都骂过教育不公平，他现在要去占便宜，就是在背叛我们。

二模成绩下来，我对自己的分数挺满意，照这个成绩，有机会考一本。午饭后我去洗衣服，进宿舍楼时，碰见了慌慌张张跑出来的张勋。我觉得应该安慰他两句，因为这次他发挥有些失常了。还没等我张口，他竟然主动对我说：“晚上咱们出去吃，我请客。我替你们给班主任请过假了。”

我问他是不是快走了，他说明天早晨。我没想到这么突然，瞬间呆若木鸡。他不等我言语，又说，“今晚上叫了赵丽莎，你给我老实着点。”

晚上我们是在学校对面的一家土家菜馆吃的。一开始赵丽莎有些意外，她以为会来一桌人，没想到只有她一个女孩子。见她拘束不已，我开玩笑说，“张勋明天就走了，他想让刘森和我作证，与你在这里结拜兄妹。”

赵丽莎一听哈哈大笑，气氛这才活跃了一点。张勋笑着说，“人家赵丽莎学习成绩那么好，我做哥哥不够资格，也就当个跟班的吧。”

我夹着菜，百感交集地想，你小子这是提前奔“211”、“985”去了，她赵丽莎就是学到吐血，将来还不一定有你考得好。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各自躺在宿舍的床上，也没聊多少内容。宿舍里其他同学都知道张勋要走时，接二连三说他命好。刘森郁郁寡欢地说：“你走了，以后就是我和猛哥两个人吃饭了。”张勋叹了口气，“咱们以后考一个城市吧。”

我们把南京的学校挨个数了个遍，好像除了“211”和“985”院校，其他院校对河南考生来说也太高不可攀，每个专业只招收1、2个人，如果考了很高的分数读一个外地的普通二本，真不知是赚了还是赔了。

张勋走了，课间偶尔闲聊的时候说起他，谁也没有明显的感伤情绪，所有的高三生都被高考的使命感锻造得没有了私人感情。

在紧张的第二轮复习期间，我碰到过一次赵丽莎。下完晚自习去水房打水的路上，我抬头瞧见了她那件米色的厚棉服，她被包在里面，提着水壶走得很快。我从后面追上去喊她，问起她们班最近的复习进度。得知奥赛班比我们讲的快，第三轮复习已经开始了。我提了一句张勋，“不知道这小子结束二轮复习没有。”赵丽莎深吸了一口气，恹恹地说：“有些人就是命好。我要是生在北京……”

她话没说完，就将开水壶提到了热水水龙头底下，报复似的拧到了最大档。她手上有一块冻疮，就在握笔的那个位置，在水房的灯管底下是黑红色，看起来有些瘆人。

春节期间，我们高三学生放了10天寒假。大年初三的时候，我搬了把凳子坐在门口，掏出《学英语》报在阳光底下读，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果不其然，是张勋从新疆打来的。

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假期只有两周，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河南学生回家。他说他特别想回来，除夕那天和一群同去的河南学生在班主任家里吃了饺子，回到宿舍就哭了，太想家。我听着他沙哑的嗓音，也有些难过。

他和我东拉西扯了半天，我弄明白他们一共去了120多个学生，新疆的那所中学专门为他们开了两个“河南班”。授课内容不变，身边也都是河南人，只是他整天会莫名心慌，有些提心吊胆。

我苦口婆心地劝他：“我觉得你这是心理作用。觉得跑到那里参加高考像犯罪是吗？记住你以后就是新疆人，全国III卷、低分录取，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挂完电话，我再坐下来读英语，心头就多了几分凄凉感。我想不通，和那么多人挤独木桥，难道是我应得的吗？

三

开学返校不久，我们在操场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誓师大会”。所有学生坐在冬寒未消的草地上，听副校长语重心长的训导。副校长送走了二十多届的毕业班，经验丰富，他很懂得讲话时在哪里停顿，在哪里加重语气。听到他讲起我们的父母，很多人都哭了，我向来多愁善感，更是没能压制住内心的情绪。

副校长发言完毕，所有人都热烈鼓掌。接着又有一个瘦瘦的男生走上台，李校长介绍说：“这是前年考到北大的学长，寒假回老家过年，我们把他请过来，给学弟学妹们说几句。”

一听是北大来的学长，台下立刻人声鼎沸起来。等底下安静了，这位学长开始抑扬顿挫地讲述自己如何考上了北大，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讲到曾经的高中生活时，他大概也被自己感动了，嗓音几度哽咽：“同学们，当我和其他省份的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你们知道我有多感慨吗？一个北京人读北大的概率，大约是我们河南人的60倍。我们想要读一所像样点的学校，太难了。而如果你不努力争取考出去，将来你的孩子也还要面对这样的命运……”

剧照 | 《中国门》 

他的一声“谢谢”还没有落下来，下面已经是掌声雷动。那天晚上，很多人在熄灯后仍点了蜡烛在教室里看书，我觉得这种短暂的头脑发热不可取，毕竟还要保存体力，10点多就和刘森一起出了教室。我们的高三教学楼是“U”型结构，以中间的教研室为分界，对面的20多个教室是复习班。第一年考试不理想的同学，会选择二战、三战。我扭头看对面，每个窗户都亮着蜡烛。

“没准里面就坐着今天那个北大学长的同班同学呢。”刘森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半开玩笑地说。班主任也经常拿对面的“复习班”来教育我们，“你们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就要去对面，不怕苦的就尽管迎接“二战”吧！你们将有做不完的模考题，吃不完的馍夹豆腐干。”

“馍夹豆腐干”是我们学校食堂的特色，有同学嫌吃菜耽误时间，就匆匆忙忙啃完两个夹着豆腐干的馒头，回教室复习。刘森就曾经说过，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啃“馍夹豆腐干”了。

我虽然常常鼓励刘森说：“只要再加把劲，今年考上本科绝对没问题。”但其实我对他并没有多少信心。他属于“三分钟热度”的人，宿舍的墙上、课桌上都贴着满满的计划，但每次执行起来都会打折扣。在接连的几次模考中，我的分数在600分左右波动，而他总是过不了400分这个门槛。这让他和我都很郁闷：每次公布成绩都会影响我们中午吃饭的心情——他不说话，我也不敢多说，只惭愧地把馒头掰成片，泡在菜汤里，慢慢地吃，似乎觉得自己考得比他高很不应该。

距离高考还有40天的时候，刘森发了毒誓，说考不过400分，就把眉毛烧了。那时候，发毒誓在我们中间也很普遍：剃光头、裸奔、穿女人衣服，为了激励自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站在他面前听着他慷慨陈词，顺手从他课桌上的参考资料中抽出一本，翻了翻，前面几页改得很认真，红笔批阅的痕迹到处都是，再往后就惨淡起来，别说红笔批阅了，连做都没做完。

很快，他又一次品尝到失败的滋味。过了一周多，数学老师将我们的一次测验发下来讲评，我考得不太理想，抬眼看到刘森将卷子团成一团塞到抽屉里，开始趴在课桌上睡觉。他面前的课本和资料立在面前，堆成了半包围结构的小山，将他和这个世界隔绝。

数学老师从他身旁经过，面无表情地继续讲着。全班96个同学，除去提前退学的5个，还剩下那么多，他根本管不了，也不愿意管。按照班主任的话说，该说的都说了，最后这一个月是自由选择的阶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还引用了《圣经》里的话——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剧照 | 《中国门》 

灵魂层面的“黑暗”和“光”还不能为我们完全理解，但现实生活中的“光”与“黑暗”在我们这里却十分清楚。事实证明，我们是更喜欢“黑暗”的。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最害怕的就是天亮，天亮了就要起来拼命。有几次上晚自习的时候，整个教学楼突然停电，所有人立即发出欢呼声，等过了一会儿灯又亮了，众人又是齐声哀叹。

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也是如此。宿舍楼里喧声震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所有人将脸盆、水壶朝楼下扔，噼里啪啦的声响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也伴随着“嗷嗷”的叫声，摔了自己的热水壶，听见水银玻璃的碎响，内心涌动着报复的快感。其实我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又是在向谁报复。

等待成绩和录取的过程漫长而焦灼，我没有像之前想的那样大睡三天，然后坐车郊游。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发呆，不上早晚自习、没有试卷做的生活很不习惯。偶尔我拿出来高三时做过的模考题，觉得那些公式像梦里一样飘渺，甚至不敢确定那些繁复的演算过程是自己写的。我和刘森通过两次电话，他也是这种感觉。

成绩出来了，我考了591分，比重本线只高了一分，还是被河南大学的俄语专业录取了。我怀着有些复杂的心情去学校领通知书，心想最终还是没能够走出河南省。发放通知书的老师从一堆红色信封里找到了我的，仔细检阅了下，然后说，“你这个分数，擦边球啊！”

“擦边球也行，一分都没浪费。”我笑嘻嘻地接过通知书，接受了他的调侃。

再次走在校园里，脚步都有些发颤。本来说好和刘森一起领取通知书的，结果他只考了396分，还在家里等待专科录取。

又过了两天，张勋给我打电话，说他拿到通知书准备回河南了，被录取到了南京某重点大学。我跟着激动了一把，“太棒了！那学校我想都没敢想过。”我又问他，“你考了多少分？”

他支支吾吾，说600分多一点。我听得出来，他说自己的分数，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我告诉他我考到了河南大学，他用很热烈的语气说，“那真的不错啊！老牌学校，丝毫不输给211。”

他提议我们去县城聚聚。“等刘森录取了吧！”我这样说着，顺便把刘森的考试结果告诉了他。

“我都不敢联系他。还是等见了面再和他聊吧！”

挂完电话，我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情绪。说不嫉妒是假的，凭什么人家就能读985，我却不能。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我在家里也确实无处可去，于是跟着爸妈来到集市上，坐在摊位前发呆。

一天，我正给顾客装早点，突然看到初中同学孟金峰远远走过来。我大喜过望，总算遇到了一个同学，就拉着他在早点摊后面聊天。高中时他和我同校不同班，说起高考后的百般无聊，也深有同感。听到我说我被河南大学录取，他非常惊讶，“我差点和你上一所学校了。”

“啊？你滑档了？”

“没有，”他低声说，“我们班主任帮我把学校卖了，我再考一年。”

这样的事我以前也听说过，有些家境不错的考生自己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家里花钱买了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从此顶替这个名字读大学。卖了学校的同学会选择复读，算是为来年挣一笔学费。

我问他卖了多少钱。他说，“我那个是二本专业，卖了一万七。人家找关系把户口和学籍重新办好了，还是用我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祝贺他，但看他的神情，对这笔交易还是很满意的。他告诉我，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县城复习了。

“二战。”我望着他笑笑。

“哈哈，是。”他想了想，又补充说，“不过咱们学校免了我学费，我是过了二本线的。”

“明年肯定可以冲击985了。”我对他说。

他没有接我的话，只是说，“又要吃一年馍夹豆腐干了。”

四

暑假接近尾声，我和张勋才终于见了面。刘森在电话里说他要跟爸爸去无锡一趟，让我们好好聚。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不想见面的借口，也没有继续追问他。后来他又说自己要重新复读了，说的时候语气淡然，像已经看透了。

张勋和以前比变得白胖了许多，个子也长高了。他把我领到天龙湖公园附近的一家新疆饭馆，兴冲冲地说，要带我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大盘鸡。我们聊得很开心，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说，“赵丽莎考到了郑州大学，你知不知道？”

我眼前又闪过她那件肥大的米色棉服。没想到我们那么多人都没能考出河南，虽然没有她考得好，我还是觉得有些同情她。

“你们俩还有没有可能？”我问他。

他一开始说肯定要试一试，准备过几天就表白。后来他又突然狡黠地笑起来，“还是找个近点的吧。喜欢是喜欢，爱是爱。”

我夹着土豆，觉得挺意外。我没想到他这一年成长了这么多。

九月中旬，爸爸送我去河大读书。新校园比我们的高中要古朴、漂亮很多。我拉着行李，看到那么多人在校园里散步，而不是在自习室里奋战，忽的有些迷茫。

剧照 | 《中国门》 

入学第二天，我正在宿舍整理衣服，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我接了电话，竟然是刘森。

“你在哪个宿舍？”他开口便问。

我愣了神，“你，不是在高中吗？”

几分钟后，他从楼下爬上来了，气喘吁吁，一脸得意的笑容。

“你看，你上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我够不够意思！”

我还处于极度的惊讶之中，拍了拍他胖胖的前胸，一个劲儿问他，“你怎么会在这儿？”

他朝周围扫了一眼，宿舍里除了我和他，还有一个室友。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拉着他走出了房间。快走到楼下时，他才告诉我，他爸妈通过各种找关系，帮他从学校老师那里买了一个通知书，以后他就在河大读本科了。

我看他喜不自胜的一张脸，忍不住想损他一句，“死胖子，你这保密工作做那么好，前几天还说要去复读，你咋不去做演员。”

他嘿嘿笑着，又说，“记住以后去我们宿舍玩，要喊我孟金峰，别弄错了。”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刘森看我脸上的表情，解释说，“我就是买的这个人的通知书和档案。对了，你们还是一个乡的呢！”

我盯着他，缓缓地说，“这人是我初中同学啊。你当时花了多少钱？”

他一脸错愕，“四万多吧。我爸他们还请那老师、派出所的人吃了个饭。”

哎，那他们班主任也太黑了，我心里这样想着。实在有点不忍心告诉刘森，孟金峰最后拿到了多少钱。

开学的第二周是新生军训。九月的开封还相当炎热，训练了一个上午，身上的迷彩服完全被汗水浸透了。就在我发愁吃完饭如何处理这一身湿衣服时，辅导员走到队伍前头，从教官手里接过扬声器对大家说，“下午一点在二厅集合，带好纸和笔，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吃完饭，我们取了纸和笔来到学院二厅。没过多久，年级长抱着一摞厚厚的试卷走了进来。

“难道要考试吗？” 有人小声嘀咕。

卷子发下来，我看了一眼上面的“试题”，心扑通扑通跳了起来：答卷人被要求写出个人姓名、父母姓名、家庭住址、高考时的作文题目和大致内容。我握笔的手有些颤抖，满脑子想的都是刘森，他这次完蛋了。

晚上九点，我结束了军训就朝刘森的宿舍楼里跑。他正在收拾被褥，宿舍里其他同学都怔怔地站在他周围，不知道能帮什么忙。

我陪他在操场里走了几圈，听他用各种脏话骂天骂地，骂学校，也骂卖给他学校的那个老师。骂完之后，他开始用男人的方式无声地哭。我跟在他身边一言不发，满腹的困惑。我渴望高考对每个人都公平，可19岁的我们早早便认识到社会的黑暗面并利用它，这该怪谁呢？

刘森最终去了河南一所专科学校。他的家人打听到这所学校还在补录，找人疏通关系，很快便安排他重新入学。离开的那天，我帮他拎着一兜衣服，他爸爸和叔叔在前面，我俩走在后面。

走到校门口时，刘森打量了几眼庄重的正大门，大门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几个金字闪着光。我问他，“要不要在这儿合个影。”

“得了吧，你笑话我呢。”

“别有思想压力，都是在河南，咱们还经常见面的。”

他的眼神显得十分疲惫地望着我说，“不一样了。我一夜从本科变成了专科生，上哪儿再找机会走出河南。”

五

本科毕业后，我去了北京读研，毕业后应聘到成都的学校工作。到成都不久，我就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张勋在成都某重点大学读博。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五、六年没见面了。这个消息点燃了我内心的怀旧情绪，我赶紧跑到他的QQ空间里留言：我在成都了，快出来接驾。他过了两天才回复我，说他目前在美国做交换生，等回国了一定喊我出来聚。

这件事过了一年多，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后来再看他晒自己在成都的吃喝照片，我胸口就忍不住扎起来。我无法理解，当年无话不谈的朋友，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生疏的地步。我看着他的状态，还会带着点愤懑不平：如果不是当年去了新疆，他会有今天的一切？这个世上有多少并不光明正大的力量，正改变着潮水流动的方向。

刘森劝我想开点，毕竟人都在成长，时间长了，有些朋友是会走散的。我和刘森还在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他毕业后在郑州的一家公司做了几年业务员，后来结了婚，和老婆一起去了湖南开饭店，生意还挺红火。

但我不相信“高考”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阴影真正消失了。去年夏天，我与刘森在视频上侃大山，聊起当年的往事，他突然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又拿出那套说辞，说如果在其他省份考，他不至于读不了本科，也不至于出那件事儿。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人生不能再少年，那是我这辈子永远的痛。”

我笑话他是不是经常在饭店做酸汤鱼，说话这么酸。他笑着点起了烟。我又说，“倒是没想到，咱们最后跑得一个比一个远。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北大的学长，号召我们走出去……”

“你听他瞎说呢。我现在就想回老家！做梦都盼着回河南。”

视频那头他翘着二郎腿，在他家的饭馆里坐着，大口小口地吐着烟圈。这两年他更胖了，脑门上的头发也越来越少，和他背后的酒柜、墙上的广告在一起，十足一个中年个体户的模样。

和他聊完，我也有些想家了，想念那个哺育我二十多年的地方。让人悲哀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家乡考生挤独木桥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听一个毕业后在郑州做高中老师的同学说，去年他们学校一名女生因为高考作弊被取消考试资格，她想不开，当天晚上在学校跳楼自杀，事后学校及时封锁了消息。那个女生跳楼时想必非常恐惧，她是半夜里裹着被子从8楼跳下来的。

那个裹被子的细节，让我瞬间落下泪来。我脑子里突然翻滚起那些已经被淡忘的高考记忆，想起十二年前宿舍冰凉的洗脸水、每个人课桌上高高耸立的参考资料。同样被记起的还有大三时上过的一节文学课，那天，老师让我们翻开《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思考托尔斯泰在小说开头引用的一句经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老师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安娜抛弃自己的孩子，奔向了爱情，她的确是有错的。可是谁能够审判安娜、给她定罪，是社会的制度规范吗？如果规范本身就有问题呢？”                         

-END-

作者张猛，俄罗斯文学译者

编辑 | 姚璐、卢司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