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颜该死”？在今天，女性做自己仍然很艰难_风闻

来源：新京报

“你是不是生病了？”在韩国，不化妆的女性会得到这样一句“关心”。

在“外貌至上主义”影响之下，韩国女性几乎不会素颜出门。“连扫地大妈都比我讲究。”初到韩国的留学生发出这样的感慨。韩国女性从小学就开始化妆，中学女生下课后为了补妆会扎堆往卫生间跑……

不化妆，就是不礼貌，韩国女性已经接纳了这条准则，直到一群女生开始砸烂化妆品，将长发剪成蘑菇头，戴上框架眼镜，以素颜示人。这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网络上流行的韩国“脱掉束身衣”（#escapethecorse）行动，我们可以理解为“素颜运动”。

“素颜运动”反映了困扰世界各地的“外貌焦虑”，在娱乐产业发达和父权文化统摄下的韩国，精致的外形要求，成为女性逃脱不掉的“束身衣”。在“精致的外表是礼貌还是压迫”、“化妆是取悦自己还是迎合他人”的矛盾话语之间，约束我们的“束身衣”，到底拥有怎样一副面孔？

撰文 | 郭佳

（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博士研究生）

拜物教“监狱”：逃离被定义的“美”

图片来自《卫报》

我们无法想象韩国女性为了化妆，会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早上要牺牲睡眠时间用两个小时来化妆、卷头发、熨衣服，坐月子期间身体再累也要决心涂粉底液，家庭主妇即使不出门也要每天化全妆……

脱离韩国社会，脱离它所隶属的东亚文化环境，过度美妆背后所隐藏的外貌焦虑，早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普遍现象。美妆产品、低龄化的美妆博主、节食与整形手术，在西方国家同样风靡。然而区别或许在于，当多元化审美已成趋势，韩国女性的妆容，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模板。

韩国小姐姐“撞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丽精致的外表，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本，追求美丽，是人之常情。然而在高度媒介化的当代社会，符号化的“美丽”正逐步侵占我们的审美旨趣。社交媒体上大量图片、广告、短视频、直播、修图软件、迅速“造星”的娱乐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视觉主导的媒介异化了“美”，“美”成为一种标签，一种符号，一种没有意义的象征。大众对于女性审美的单一化已经被广泛讨论，“白、瘦、幼”似乎正在主宰着很多人的审美标准，流水线化的泛娱产业中越来越相似的面容，这不是在制造虚假的个性，而是在抹杀个性。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中介化的世界之中，我们的注意力难免会被景观所吸引，也难免会陷入符号与象征之中。

在《景观社会》中居伊·德波阐释了当代消费文化审美语境中新的拜物教：景观。景观社会“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而当代审美景观的建立，与“消费主义”脱离不了干系。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法露迪所说：

“消费主义文化扭曲了女性主义的概念，女性的经济独立变成以购买力为标准，女性主义倡导的自我决定被‘追求最完美的自己’所裹挟……”——苏珊·法露迪《反挫：谁与女人为敌》

追求外表的美丽没有任何过错，热衷于美妆和时尚，无论是为了取悦自己还是为了在他人心中塑造美好的形象，其实都无可非议。然而被消费主义和媒介化的景观所裹挟的“美”，还存在多少真正的意义？

而被消费定义的“美”，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都是一座“监狱”。

全景监狱中的微观权力：谁在禁止我们素颜出门？

全景监狱

同处于“审美监狱”之中，韩国女性似乎受着更多的束缚。除了审美单一的限制之外，她们几乎失去了“不化妆”的自由。

在网络上引发讨论的《不化妆，是韩国女生的一场越狱》一文，写尽了韩国女性的不自由——22岁砸烂化妆品的金智妍，此前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化妆，化妆前要完成12道护肤工序；12岁开始磨练化妆技术的车志元，每个月要花10万韩元（600元人民币）购买化妆品……最能体现韩国社会对女性束缚的例子，非韩国美妆博主Lina bae莫属。

幼时经历手术和药物治疗后，Lina bae身体迅速发胖，她开始像其他韩国女生一样，用美妆来改变自己的外形。然而不管化妆没化妆，恶意永远紧随其身后，尤其当Lina bae决定放弃美妆、以真实面目示人，恶毒的网友，向她发出了“死亡警告”——

“你的眼睛不对称。”

“肥婆化什么妆？”

“我要长成你这样，我就去自杀。”

“我要找到你，然后杀了你。”

韩国美妆博主Lina bae在网络上发布卸妆视频：“我不漂亮，但没关系。”

在“美颜即正义”的时代，“正义”的网友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将一切与大众审美相悖的真实，踩在脚底。我们不禁想要发问，到底是谁，赋予了他们“杀人”的权力？

站在网友背后的审美权威手中的权力，不是国王的神赋之权，也不是通过契约建立的行政权力，它来自于约定俗成，来自于妈妈和长辈的言传身教，来自于同辈的互相攀比。在这套规则面前，人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在监督着自己。女性化妆，无论如何进行解读，都在这种氛围之中，完成了对自我的规训。

这是一种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张权力网络，束缚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微观权力”的作用之下，我们被束缚于边沁所描绘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因怀疑自己被监视，而时常监视自己。全景监狱被用于改造犯人、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懒惰者劳动……而如今，它被社会用来给女性穿上“束身衣”。

是谁禁止我们素颜出门？是规则背后的话语权力，是传统秩序中对女性严格要求的“理所应当”。在这种环境下，戴眼镜出门，都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今天我素颜”：一场福柯式的反叛

福柯

​苛求个体去做出改变，而不反思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往往是不公平也是不明智的。但是，“脱掉束身衣”的韩国女生们，还是用个体的行动完成了一场“福柯式的反抗”——脱离束缚，重归自我。虽然“潮水的方向没有改变”，但是她们“激起了些许浪花”。

砸碎的粉饼，既是发泄的产物，也是自由的宣言，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它不是传统“革命”的“你死我活”，而更像一种博弈与协商，去调整和修补不合理的权力关系。

新闻主播林贤珠在镜头前戴上了眼镜，虽然收到了观众成堆的投诉，但也受到了职业女性的鼓励；车至元（音译）剪短头发后，妈妈笑她：“你看，我现在有了一个儿子。”就像中国的女性这不能做那不能做，韩国女性也有着与性别捆绑的行为准则，她们被社会文化驯服，强制以一种符合规范的方式行动，而当规范被打破，传统的权力结构受到了嘲弄和挑衅。

性别是一种麻烦，唯有将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中，唯有每个女性都可以自由成为甜美女生或蘑菇头假小子，性别才能免去“麻烦”。

之所以说这场对权力的挑衅是一场福柯式的反叛，在于它暗合了福柯晚年致力构建的伦理意义上自我关怀的“自我技术”。

“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福柯

“脱掉束身衣”、被妈妈笑称为儿子的车至元感慨：“我好像重生了……人每天的精力只有这么多，过去，我把这些时间用来担心自己是否漂亮，而现在，我可以用来看书或者锻炼身体。”这是对于福柯的自我技术的最好的注释。

或许福柯式的微观抵抗难以改变结构性的问题，自我关怀的自我技术可能会被解读为“犬儒主义”，日常生活的情景化抵抗带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主动摘掉眼罩”远比“视而不见”更加可贵。

巨幅的化妆品广告仍然闪亮在首尔的街头，屏幕上仍然有许多相似的美丽脸庞，下一个节日仍然是购物节，然而，那些“脱掉束身衣”的女孩，依然值得拥有最浪漫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