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关系的沿革看中国的道路（补充稿）_风闻

补充稿文前语

   前文《从中美关系的沿革看中国的道路》昨日发布后再思索了一下认为有些问题涉及的不够或没涉及到，故在此做一补充。

本人去年初就估计到，不管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的场景多么惬意和温馨，中美之间的矛盾很难达成可以付诸实施的成果。尽管美国国会两党闹得多么凶，但在遏制中国的思路上是一致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在哪里摆着，美国迟早会对中国发起全面贸易制裁。中美之间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何时爆发，那就要看双方利益冲突的“时辰”。尽管产业的“国际化分工”是理论界的共识，但在如今这世界的格局下不可避免的被政治化左右。

一 “世界绿林”枪打出头鸟

   苏联的消亡之后，俄罗斯不再能担当“东方天国”体系的大任。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颇受世界关注，这无形中使中国被推到了西方瞄准的目标。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巴统”对中国的阴影增大了，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忧虑和恐惧接撞而来。所以再多及世界格局没有完全连立起来的时候，中国不能对“国际分工合作”抱有过多的期望——虎眼、狼眼和贼眼都盯着中国。只要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呈缩小的态势，这种盯梢、遏制的态势就不会消失。这一点从美国两党政客和特朗普的嘴脸和造次表露的一展无余。美国政客不是那文明说事吗？恰好我们也有个鲜活的“文明干涉的事例”那就是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香港的“占中人士”鼓噪的“文明”，其出处无一例外的都来自英伦三岛的“殖民文化”。尽管“日不落文明”早已经“日薄西山”，但“殖民文化”的劣根性依然还在。说到底，美国的文明不过是用“五月花”带来的舶来品，只不过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身子骨壮了“村霸”意识也就跟着强烈了。

   因此就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的完整性而言，必须特别关注。以芯片技术为例，不仅要加大设计投入，也要确保流片技术的跟进。如果HUAWEI的海思设计达到一流，但流片技术卡脖子，那么商业化还是要受制于人，即使在台湾流片那也不安全，必须内地有自己的厂商能接单。此外，特种材料和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装备、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以及包括软件的基础理论都需要立项攻关，这是一项很大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课题组如果能解决项目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前进一大步，由此，中国的创新发展中如果能按照钱学森主张的“设立总体部”的模式来组织项目的科技攻关，那么“中国经验”就会有一片新天地。钱学森主张的“设立总体部”背后有着深邃的系统思想。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这是中国的长处，也是中国发展的独有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只要放开思路，优化组合，集中资源，做好规划，各个击破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美国政客的心态

   美国文化没有“中庸”一说，只有“是与非”，非此即彼。从特朗普发飙到国会两院的咆哮，不难看出，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关上门，他从窗户里窥测你；你打电话，他从电缆里偷听你；你进入互联网，他想控制你；你下地干活，他拿枪对着你；你锁上门，他敲打脸盆骚扰你，你不跟他拜把子，他就威胁你。在“地球村”里，美国要当村长，在联合国这个祠堂里，他是村霸；美国的“家法”就是“村规”美国的的门帘就总是挂着“上帝只能与我同在”。

   实际上，美国长期以来“既唯恐天下不乱，又怕天下大乱”。从智利到委内瑞拉，从古巴到朝鲜、从伊拉克到利比亚，从叙利亚到伊朗，从塞尔维亚到巴拿马不论哪个国家，只要你发展了或是有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了美国就难过，心神不定；就会变着法找你的麻烦。美国政客们其实祖宗八代就是“望人穷”的心态。集中表现在美国对西太平洋，尤其是对东北亚防御圈和南海的战略态势的关注。俄罗斯看得比较清楚：从美国实现“萨德”在韩国的落地，再次表明“俄美关系只能是在对立与沟通中保持一定的平衡。因此这次对于“中美对朝实施新的制裁达成一致”，俄罗斯延缓表态大概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中国人只能丢掉幻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总之，特朗普的商人心态和葛朗台老头一样：“冥冥之中看到手里的金币还会放出异样的光彩”。

三 从钱学森之问到任正非的教育话题

   1、早先，在阅读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时，书中有托马斯•弗里德曼与埃及大使谈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大使解释了他为什么送子女去美国读书而不是去法国求学的原因，埃及大使说：法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管人，而美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生存。于是有感托马斯•弗里德曼与埃及大使谈教育我所想到的：

     穷国的教育是让你尽早醒悟；     

     法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管人；     

     中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考试；     

     美国的教育是教你怎样生存。

   杨振宁和李政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参加在中国召开的离子会议时就谈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挖深井”——知识面太窄，李国杰先生也有同感。陈省身、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都多次提出“兴趣是第一位的”，而现今像陈景润那样追求纯知性，痴迷于科学研究的人还有多少？“钱学森之问”谁能完整的解答？

   2、我们的高校有几个能与“西南联大”之“大”相提并论？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211和985的划分则是高等教育的一次非理性人为切割。说实在的，211和985院校不是什么学科什么专业都是领先或者强项，反过来“二本”院校也不是什么学科和专业都不“入流”。梅贻琦和田长霖两位先生一直强调：大学不是大而化之，大学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大师。君不见，“一本”里的“心灵鸡汤”和先生口无遮拦的“雷人之语”和恶斗不乏其人。还有那个连误差理论的基本常识都讲不通，受到到计量学界耻笑的“传感器外加避孕套”的“科研成果”居然是来自211/985的屋檐下,由此可以想到，我国的教育科研的“费效比”究竟是怎样的大概很难说清楚。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摒弃“大而化之”的浮躁之气，紧紧围绕培养一流人才这个大方向。不要再搞211和985之类的非理性切割。就是要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创建一流的专业。不管你是“一本”还是“二本”或是“三本”，也不管你是“大学”还是“学院”，只要你的学科和专业是一流的，那么科研的资源就向你倾斜。这里借用日本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关键看你的水平如何，解决了什么问题，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铺天盖地的学术论文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强调引用量就表明水平高吗？最近我看过一些有关碳纤维材料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方向雷同，引用出处几乎一样，研究的范式和数据不往下看也能猜到，就好像面包房出炉的面包——只是上面的“芝麻粒”略有多寡。所以李国杰先生讲，你培养的学生只学了那几门课不行的。比如机械专业教师过分强调CAD制图是远不够的，CAD制图只是用来把你的机械专业知识表达在图纸上而已，如果你对材料和工艺不懂，那么CAD也帮不了你的忙。这样的教师大多没有机械制造的实际经验。我把他们称之为“佛堂先生”。最近国家提出职业高校扩招100万，这是好事，但也要注意职业高校不仅需要理论课教师，更需要技能大师。在工程行业有这样一句话很有道理：听了三节课不如师傅现场支个招。所以“学以致用”对每个学子都是座右铭。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分成干部和职工，分成工程师和技工，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等等各种“两股道”有必要吗？职业院校就不能有本科吗？熊庆来能发现辅佐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而华罗庚能接纳“不善教书”的陈景润。按照目前的体制，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国家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像古人所言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按照现在的条件，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培养一批具有本科经历的大国工匠从事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

   3、长期以来，中国的科研状况是低水平的重复；忽视基础性研究；科研规划的“地摊散户”居多——重复研究、条件差、人才分散、资金不足。进而的结果就是研究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科技投入的摊大饼——真有点像1958年的“城乡尽是小高炉”，最终的结局就是优势科研被稀释了。参加过几次成果推介会中我还发现二个问题：一是不重视成果的“中试”，顶多就是一个原理性的东西。二是研究者标准化意识缺乏——从设计一开始就不注意标准化、互换性和冗余度，整机结构的散乱和随意性比较严重。这样的成果其实离批量生产或者说商品化还比较远。

   过分强调“短平快”、“弯道超车”，既有一定的急功近利情绪，也不乏浮躁之风，另外也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有关。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厚积薄发，不可能投机取巧。田长霖先生曾经有这样的允诺：“十年无需写论文，只求安心做研究”。一个人才的学业成就不能只看有多少论文，而是要看他的学术功底以及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和思维辨识能力。大师的基本特质有二，一是知人善任，二是把握正确的方向和最可行的解决途径。

   那么中国科研有没有好的经验？肯定地说有！从“两弹一星”到“青蒿素”的科学实践来看，在现有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都说明中国“一盘棋”的范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屠呦呦在诺奖讲台上再三强调她的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523项目充分体现出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仍然适用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和“补短板”的战略。既然日本的石川馨能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带回日本“发扬光大”助力“日本制造”享誉世界，为什么中国人就想不到这就是中国自己发展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呢？

   4、任正非不愧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少数企业家，他看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定力。（注：本小节摘自央视董倩对任正非的访谈）

   关于教育，任正非说：中央党校有一个权威性，我们调查了全世界的教育，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讲台上完成的！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什么？有硬件基础，比如说铁路、公路、交通设施、城市建设、自来水各种环节的硬件设施，硬件设施没有灵魂的，灵魂在于文化、哲学、教育，在于人类文化素质。

     从一个都不能少到一个乔布斯都不能少

   当然，这些年国家七十年代巨大进步，三十年来也有巨大改善，教师的生活也有巨大的进步，但是要看到（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而教师们担负着给花朵浇水。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没有使命感，少浇水花朵蔫了，不就少了一个乔布斯吗？

   从今天抓起，如果农村的孩子二三十年以后很多都是博士、硕士，就会为国家在新的创新领域搏击，争取国家新的前途和命运，这才是未来。如果二三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多少文化，仍旧是一个打工仔，打什么工，全是自动化了。

     职业教育应更受关注

   在工业革命时代，只要有中学文化程度、中专文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工作了。但是在智能化社会时，这个文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而且不完全是精英教育，国家重视的都是综合性的精英教育，对职业教育不够的。德国70%是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很伟大的。

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

   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开放一定要强身健体，强身健体要有文化素质。

  人工智能的背后有座统计学的大山

统计学！我们往往不重视统计学。我们国家哪些学校非常重视统计学？国外计算机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什么学后面都跟统计学，统计学很重要，我们有些人把它当成小儿科扔到一边，也没有大师。（注：这里所说的统计学一般是指数理统计学）

     5G****的背后有一位不谈恋爱的小伙子

   俄罗斯有一个科学家小伙子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到我们公司来十几年天天在玩电脑，不知道在干什么，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个招呼就完了。我给他发院士牌时，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于打交道，十几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诉我，把2G到3G突破了，马上上海进行实验，我们就证明了，无线电上领先爱立信，然后大规模占领欧洲，用了4G、5G，我们现在很厉害，与这个小伙子的突破有关。

不怕琢磨看上去无聊的事

   董倩：我还记得上次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力。

   任正非：Google有一个阿尔法公司，做的全部是无聊的事，也可能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要觉得拿钱给穷人就是社会责任，探索人类文明中消耗大量的钱财可能没有结果，产生几篇论文（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因为后人可以踩在肩膀上前进，我们也是在这样做。

四 对国内媒体舆论的一个忠告

   自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一股躁动情绪在国内外骤然升起。首先，国内人士一向热衷于排各种各样的名次。比如，就好像在奥运会多拿了几块金牌就成为体育强国一样：“泱泱大国，无所不及，吾之天下之大，必有万方朝拜。”似乎乾隆皇帝的这般底气到了1840年倭寇犯我的教训后人并未真真切切记在心底，只是到了某个时辰会从病榻上醒来大吼一声：“我醒了”。这与日本国大和民族心底始终萦绕不去危机感大相径庭。日本的岛国文化中很早就有一种危机感，这当然与其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的局限有关。从 “四处张望，昼夜难眠”忧虑演进到“开疆破土”的“雄心大略”；从明治维新全盘接受西方“炮舰文明”继而坚定 “脱亚入欧”的信念，“大日本梦”终得以实现，日本真正成为“列强”。戴季陶先生早就告诫国人：“日本不知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解剖几千遍了，我等国民浑然不知”（戴季陶《论日本》）。似乎中国人是很喜欢“过年别说晦气话”，再穷也要讲体面。对此，鲁迅先生似乎总是“不识相”：一句“这孩子总归是要死的”话讨打，其实在场的贺生宾客哪个不晓得“这孩子总归是要死的”道理呢？倒是那些奉承“这孩子天庭饱满一脸福相，将来一定会做官的”鬼话却博得满堂喝彩。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种面子心理。再看那些出神入化的“抗日神剧”，武工队一个跟头转过身伸手一顿盒子炮，几百鬼子兵连炮带人就滚东瀛老家了；手榴弹一扔鬼子飞机就打了下来的荒唐剧居然热播不止。须知，这些“神剧”大都是官方钦定看眼的，可见乾隆“泱泱大国，无所不及”的豪情壮志不仅仅只是大国小民有之，官家和“风雅一族”也乐此不疲。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当承接“解放全人类光荣使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扛着红缨枪，支援亚非拉”的历史场景破天荒的出现在大街小巷，乃至到了邻国。尽管国家治理到了这种地步，但中国似乎一直在“兴奋剂”的作用下——得了喜欢出人头地“充大头”的嗜好。 比如那个欧洲弹丸小国阿尔巴尼亚简直就把中国当做自家的仓库来“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情景历史上 国人的“国家安危”意识其实大多时候只是少数明眼人放在心上，庶民得聊畅快，官老爷则中了“皇上圣明”的精神分裂症而已。 只是到了“五四”，读书人才有了一种激愤。前几年有个《厉害了，我的国》  在内地热播，媒体就像打了鸡血：“壮丽诗篇”般的报道由此“蔚然成风”。似乎“立于民主之林”乃至“世界顶峰”的时刻已经到来。

2018年夏，科技日报总编的演讲《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引起了一些网民的质疑。刘总编的文章总的来讲是一种提醒：“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

   对于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发达国家都在“审时度势”表示关切。特朗普当然以自己的商业眼光更加关注。对现在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隐含着一种“壁垒的危险”。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产业”，特朗普们当然会拿来做文章：一是限制出口，二是限制进口，三是不允许收购或入股。美国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在历届政治精英中都是主流思维。即使是特朗普打算改善俄美关系，在国会和参众两院的阻力也会很大。所以中国要学会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要理解中兴事件发生后业界专家的提醒——“低调行事，做好自己的事情”。刘总编的文章提醒我们一是要有危机感，而是要找准自己的短板，三是舆论要有理性，过头话只会招来西方舆论界神经过敏进而影响政治精英的选票，这对中国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不利。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舆论象中国媒体那样“打了鸡血般的浮躁”。媒体搞个新闻噱头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多拿一些点击量而已。但是西方媒体或者舆论界就可能误读而发神经。这恰恰就帮了“蓬佩奥、麦考恩们的忙”——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美国的舆情和中国的新闻媒体已经说了可以威胁到美国！对此澳大利亚和德国防长也不甘落后，大放厥词。

   从中国自身来讲，往往喜欢“造势”搞噱头。比如刻意组织6000多人团体旅游本身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造势”。借此邀请目的国官方和媒体到场并举行“下船仪式“。尽管接待方有兴奋之情——提振本国旅游市场，但私下里并不欢迎这种”聚众出行“：接待、出行都会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100多辆大巴，几十家旅馆被包租，加上邀请和不请自来的媒体，完全打乱了城市的秩序。无奈中方的要求就是如此，所以硬着头皮也要应对。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还以为中国全是富人。这也给那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政客以口实。其实特朗普和彭斯以及麦凯恩之流的“中国威胁论”正等着这些“证据”。即便是已经有了类似“6000多人团体旅游”的噱头，内地媒体也该冷静地报道才是，忙不迭的“凑热闹”不过是为了自个吸引眼球而已，但这种煽情的负面效应可真是“后患无穷。

   对于上述现象，恰恰是刘总编的文章和人民日报发文批判浮夸自大文风所担忧的 （观察者网转载题目是《天下第一的错觉百害而无一利！人民网再批浮夸文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特别指出：“用浮夸文风讲荒诞故事，反过来会自食其果。全球一体化时代，信息传播也早已全球化了。这边写下《中国放的这句狠话，美国再听不懂就要出大事了》，那边就引来人们警惕，实际上是可笑的无稽之谈；这边推送《别怕，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那边就有了无数猜想，事实却是断章取义、妄下结论。显然，这不是“中国威胁”，而是“威胁中国”了，国际传播、形象传播在不经意间被“抹黑”了、“异化”了。”可以说，毫无分寸的《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放的这句狠话，美国再听不懂就要出大事了》之类文章除了添乱之外，对中国未来发展和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没有任何好处。尤其是学术界的少数人也习惯于煽情。据此，龙永图提醒学术界：作为经济学家的误导，随意开口防空炮，实在有悖于学术道德。

   2018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一份研究成果称，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

   对此，龙永图认为，这种观点是误导。“在国内其误导作用，在国外起更大的误导作用”。龙永图称，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作为处理美国关系的前提。“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

   龙永图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而沾沾自喜，就会抹平我们整个国家艰苦奋斗的斗志。如果没有对自己国家国情的基本了解，没有对自己和全球在力量对比上的一个准确把握，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危急感和紧迫感的。

   前一段时间，“发力”是一个热门词。大大小小的人，媒体和上上下下的部门似乎异口同声的“发力”。发什么力？为什么发力？怎样发力？等等都莫名其妙的不被提及或阐述。其实这种莫名其妙的用词以前也有：诸如“正在向纵深发展”、“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跨越式发展”、“纵横布局”、“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等。其实，这种豪言壮语的大手笔背后，人们并不清楚这些发力的戏文究竟说的是什么，或者不知道要做什么。几十年前的蒋委员长也犯过这毛病：新生活运动给世人看到的景象不过是官员吃上一顿简约的午餐，上街拄着一根文明棍，说话之前先作揖。富人官员如厕当然用的起手纸，至于那些灾民连解大便都很困难了，更别说买手纸了讲文明。所以新生活只不过是大佬们的专享生活表演。故而，发力先要搞清：的发什么力，为什么发力，怎样发力，千万不能变成戏文。力是有方，向有强度的，没有度的衡量，发力就会适得其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情景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就是个常态例子吗？“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凭感觉，发力凭什么？难道就是凭想象吗？

近代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已经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总要有点知理的精神，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如果这种精神缺乏理性，那么这种精神不要也罢。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时期，中国排名第几并不重要，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才是要做的功课，因此中国人的理性似乎应该比精神更重要。

五  结束语：特朗普东亚战略实质是 形成免费的遏制中国包围圈

1**、**中国和世界都应把“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国际间“合作共赢”的经济行为，因为中国不具有“开仓放粮”的经济实力，不能成为“吃大户”的目标。须知，人家夸你是为了吃你，故自己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减免贫困国家的债务需要有条件，这就是政治稳定，经济有起码的自我恢复和发展的条件。否则这种无常的减免面临的就是填不满的“无底洞”。走出去不仅仅是产品和产能走出去，而是合作的机制、国家的整体形象和影响力与产能和产品以及经济技术管理技术和模式的整体走出去（例如日本的海外投资模式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产能和产品走出去）。

中国自身的问题还很多，尤其是那些基本面上的矛盾至今也看不到有更好的解决途径。中国不是“救世主”，也没有能力解放全人类。过去那种狂热的宗教式“援外”不过是基于“乌托邦”思想的冲动，所以中国不要再充大头“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也不要这样妄想——中国没那个能力和必要，更不能拿自己的银子替别人擦屁股。看清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认清世界——仍然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同时要恰当的有所作为。

尽管如此，中国道路仍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2**、** 2016年9月，留美学人陈力简在观察者网发文《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提出警告，认为特朗普上台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巨大挑战。这几天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做出不合规举动，继续发表激进言论，已经在印证作者此前的判断。

   离特朗普正式任职还有40多天时，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再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特朗普东亚战略的实质应当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形成一个免费的遏制中国包围圈。一句话，特朗普看上了东亚各国的钱包。应对新的中美关系，中国不应忘记这句话：“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特朗普还没有就职，就已经做了三件让人惊奇的事情。第一件：和长期的政敌保罗·瑞恩议长，米特·罗姆尼州长，以及民主党的戈尔前副总统进行了会晤，会后各方都表示将会同心同德建设美国。

   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该文作者看来，已经在毛主席的著作中交代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当时主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猛攻的时候，告诫全党，妥协退让只能丢失更多的利益。这句话放在当下也绝不过时，只有斗争才能保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果实。

   斗争不是比勇斗狠，而是要用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也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之一。这个法宝不仅不能丢，而且要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以万里长城为标志的国防“防守战略”，实际上从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宁。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上，疆域的扩大也都离不开“征战”的影子。南海局势靠隔空喊话、几点建议式的“韬光养晦”换不来和平，倒是普京的“抓住机遇”，却把克里米亚内平安的“拿回俄罗斯”，世界舆论怎样？普京全当是“了当蚊虫嗡嗡叫，几声泣沥，几声哭泣。”

   中国文化讲“安分敬致”，倭寇则全有“开江破土”的紧迫感。如果中国决策者仍旧认为特朗普不过是另一个美国总统的话，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国家利益将会受到重大损失。

  本章第2小节原文请参考

http://www.guancha.cn/Chenlijian/2016_12_08_383354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