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就是个伪命题_风闻

​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由世界银行发明的词汇，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微，但却早已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恫吓和唱衰中国经济的常用术语。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减速，“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犹如感冒病毒一样突然在中国流行开来。这个听上去颇具宿命意味的概念似乎触动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神经。那么，中国是否会掉入这个“陷阱”呢？ 

       要搞清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从1988年开始将所有成员国和地区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包括中下等与中上等）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是根据2017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来确定的：995美元或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996美元和3895美元之间的是中下等收入国家，3896美元与12055美元之间的是中上等收入国家，12055美元或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两个经济学家Indermit Gill 和HomiKharas在2007年一份报告里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经济增长既慢于穷国也慢于富国，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不能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来实现产业升级与发达国家竞争。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拉美和中东国家的经济长期陷于中等收入的水平而不能自拔，而东亚四小龙则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可见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创新，即能否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来促使产业升级。那么中国是否能完成产业升级而步入高收入国家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不但是工业大国，也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业强国。　　

       这个强字表现在产业的广度和高度两个方面。

       在产业分布的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整工业体系是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自我升级的工业体系。决定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能够生产人类全部工业品种类中的多少种；工业能力又与创新能力息息相关，它关系到一国是否能够独立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产品，因为“产品才是创新的标志”。中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承接了世界上最多的制造业环节，这引起两个后果，一是大量制造环节会催生很多新工艺，工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二是中国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产品的能力比较强，即能够独立制造出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各种创新工业产品。中国工业体系无需依靠外部因素就能完成产业升级，无非时间长短而已。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能够自主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可以满足民生、军事、基建和科研等一切领域的需要，中国产业界藉此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所必须的基础和动力。

       在产业高度方面，中国的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方面也在不断攀升，全面占领中低端产业的同时，正在向高端产业发起冲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端和中高端生产技术占比在世界排名第12位，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中国在高铁、清洁能源、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水轮发电机组、四代核电、超级计算机、5G通信、量子通讯、可控核聚变研究、无人机、港口机械、盾构机、极限制造、电动汽车、天链系统、高超音速风洞、无轴泵推、人工智能、可燃冰开采等众多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二、农业时代决定国家实力的是人口，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则是人口的文化和科技素质。　　

       中国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和迅猛地实现工业化。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国人本身，特别是教育程度。从1999年大学扩招算起，到2018年底为止，包括所有高等教育在内，中国累计培养了约1亿多大学生和大专生。进入2018年，中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大约为1亿8千万，近两倍于美国，更是大大高于日本的全部人口。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工业成就和科技突破，从根本上说，靠的不是政策、外资或者国际市场，而是靠受过良好教育的、数量庞大的劳动人口。　　如果按照学科细分的话，中国称得上是一个理工生的国度。2016年，中国的本科毕业生中11%为理科生、34%为工科生，大专生中则有45%学习各种工科专业。依此估算，目前中国的理工生总数约近8000万，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人；而美国约为1800万，年龄分布比中国偏向老年化。毋庸赘言，这些理工生是维持一个国家工业运转和升级的关键人群，可以称为核心工业人口。中国的核心工业人口现在已经4倍于美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有人说，由于人口年龄老化和人口红利耗尽，中国将会走下坡路。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人口红利并不简单地是年轻人口，真正的人口红利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口。否则，如果一个社会主要由大量年轻而缺乏教育的人口构成，这非但不会是工业发展的助力，反而可能是社会动乱的祸源，中东和拉美都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反观中国，拥有超过一亿受过高等教育、年富力强的劳动人口，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超过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着。目前，中国每年培养约60万研究生、750万普通本专科生、200万成人本专科生、130万网络本专科生。所有这些才是中国最值得依仗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远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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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业升级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在快速的缩短。　　

       2017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24.57万件，占世界总量的55.3%，连续八年居世界首位。2002-2017年发明专利申请数年复合增长率26.2%，2002-2017年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数年复合增长率29.5%，人均PCT专利全球排名第35位。中国的每百万人口ＰＣＴ专利申请数已经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多年来发展水平一直高于我们的国家，包括西班牙、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希腊、葡萄牙、马来西亚、土耳其、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等。中国的人均专利数更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所有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通过对世界各国专利申请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中国的创新水平与顶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比中国富裕比，还是落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水平都遥遥领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无论用哪一个指标，中国的发明专利和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复合增长率都接近30%，是全世界最快的，远远快过发达国家4.7%的年复合增长率。可以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向创新型经济的迅速转型。

       专利数是一个国家创新活动的产出，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则是创新活动的投入，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就科研资金和科研人力投入而言，2018年，中国R&D经费达2971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占全球份额由2000年的1.7%迅速提高到14%；研发资金占GDP的比重为2.1%，超过了欧盟28国1.96%的总体比例，排名全球第14位；高科技产出占全球份额也从2003年的8%上升至24%；21世纪以来，中国R&D经费年均增速居世界首位，高达19.6%，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及英国等G8国家。2018年，中国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18万人年，连续十年居世界首位，占到全球R&D人员总量的44.4%，相当于美国的3倍（2014年为135万人年）。　　

        就科研效率而言，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创新效率（每百万美元研发支出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的申请数）在全球排名第三。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评价很低，但是由权威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或GII）却没有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其最新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位居第17名，成为唯一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前25名）的中等收入国家。排到了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一大堆发达国家的前面，而排在中国前面的全部都是远比中国发达的先进国家。显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评价标准，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超过很多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更是将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国高质量论文排名世界第二位，自然指数排名世界第二。可以说从创新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达到意大利、西班牙等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早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创新已经不是阻碍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　　

       综上，中国拥有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最为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和高素质劳动力，拥有持续不断、迅速提高的创新能力，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是水到渠成的，因此中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为零。而事实上中国北上广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人类发展指标衡量早已超过了中等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既然中国这些发达地区已经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其他地区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可见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