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后的美国……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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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二战结束至今，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就成为了指导世界政治的制度、规则和规范。

然而，自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人民常常哀叹这一秩序的命运，许多专家指责特朗普颠覆了美国大战略。

也因此，专家们希望，特朗普离任之后，美国能够恢复它自苏联解体以来所占据的地位，正如无可争议的霸权主义者在一个自由化的世界中所做的那样。

但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那时的统治地位是一种历史性的特殊现象，依赖于一种罕见的有利条件，包括在国内相对统一的公众以及国外缺乏任何严重的竞争对手等条件。

然而，这些条件现在不再具备。 美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并相应地调整其战略。

The Open World 

 What America can Achieve after Trump

文 | Mira Rapp-Hooper, RebeccaFriedman Lissner

来源 | 《Foreign Affairs》V.98

译者 | 杨晶滢

虽然冷战后的秩序没有绝对的单一准则，但自由主义的普世形式确实是主流渴望的。也因此，美国领导人逐渐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将渐渐接受自由秩序的基本前提，包括民主、自由贸易和法治。

美国在人类历史上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其可以寻求一种旨在排除大国竞争对手崛起的外交政策。

然而到了2008年，美国却屡屡受挫。美国先是在中东出现失误，随后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切都标志着美国不再无懈可击。

今天，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积极参与自由主义秩序，甚至公开挑战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地位。

计算和人工智能（AI）的技术进步使较弱的参与者能够直接与美国竞争，而且，国内分工和全球竞争使得国际合作难以维持。

普世自由主义不再是人们谈论的焦点。

相反，美国应该将维持开放性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这将意味着美国要防止出现封闭的区域势力范围，保持自由进入海洋和太空的全球公域，捍卫政治独立，实行更加温和的民主战略。 

华盛顿应继续通过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机构以及巴黎气候协议中规定的监管制度，尽可能继续开展大国合作。

但是，在尚未受国际规则管辖的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网络空间领域，它必须准备与其竞争对手竞争，同时与盟友合作制定新的规则。

以开放为基础的战略明显偏离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引导美国战略的普世自由主义原则。 

它不是假定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表明美国愿意与不自由的国家一起生活，甚至接受他们可能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这种战略将保留自由秩序的现有结构，同时承认它们存在不足；这时就会呼吁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制定新的规则和制度，即使这些规则和制度缺乏普遍吸引力。

在对地缘政治现实不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国家间合作无法达成时，开放型战略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 

但美国会有选择地界定这些利益，加强对国家利益的关注，避免普世自由主义无休止的“十字军东征”式扩张。

美国现今仍有一定的实力优势，但比起不切实际地专注于维持已经崩溃的自由秩序，美国更应该注重那些切实可实现的目标上，例如保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回归的竞争

在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里，美国没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但如今，这样的竞争对手不止一个。

一个是代表复仇主义力量的俄罗斯，然而其低迷的经济实力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破坏者而非挑战者。

由于对石油的严重依赖，以及萎靡不振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十年内，俄罗斯国际力量回升的可能并不大。

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程度远远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使其影响力能够远远超出国界。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现不错。在其执政任期内，他将俄罗斯重要的“混合型”战争、网络战和核能力整合到一个非对称的防御战略中，让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实力。

莫斯科永远不会真正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但它将破坏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民主进程，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威胁前苏联国家。

而中国，或将有望成为美国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 

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这20年里，中国领导人关注于经济增长和内部社会稳定，因此对地缘政治权力略有忽视，而美国从中受益不少。

但自从2012年习近平主席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北京方面对其关注领域有所调整。

就GDP而言，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技术部门在研发支出和市场规模方面已经接近美国。

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将与美国相媲美，尽管美国军队将保留相当大的全球优势。

由于科技的发展与升级，过去对各国力量的评价体系不再具有全面的适用性。人工智能可能会迅速蔓延，但也可能因此带来不稳定。人工智能将会降低军队对人力的依赖，并提升打击目标的精准度，因此可能会反过来激化冲突。

尽管美国技术部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部门，但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可能无法利用它。硅谷的超国家自我形象和全球商业利益，使商人对与政府的合作持怀疑态度 。

去年年底，谷歌以道德担忧为由撤回了与五角大楼达成的100亿美元云计算合同。与此同时，华盛顿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支撑其高效管理硅谷。

美国政府和美国技术部门之间的紧张局势是一个问题，但国内两极分化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驴象两党争议不断，中立者大量流失意味着几乎任何问题（包括曾经两党都认同的外交政策倡议）都可能被立法者、媒体和公众政治化。

这不仅会使得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例如美军出兵的时间地点等，在决策时产生重大分歧，更有可能随着总统的变化而产生戏剧性的外交政策波动，使美国成为一个持续不可预测的全球行动者。

并且，几乎所有问题会因为党派分歧而演变成国内社会裂痕，给外国势力介入创造了条件，正如俄罗斯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所做的那样。

总而言之，这些国内趋势将使美国更难以维持一致的全球战略。

虽然战争仍然是一种威胁，但新的大国竞争更有可能在持续的低水平冲突中体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法禁止侵略性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但没有提到低于军事力量门槛的胁迫。 

各国一直试图通过非战争的强制手段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例如近年来，国家间的竞争集中于网络空间等新领域，这些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国际法的范围。 

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挑战美国的能力，但两者都希望避免全面的战争。因此，各国间的竞争或将集中于虚假信息，政治干预等非战争领域。

随着新形式的冲突出现，传统的合作形式不太可能跟上步伐。 美国正式签署的国际协议越来越少，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每年批准的条约数量比自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少。

在2012年这一整年里，美国自二战来第一次没有达成任何的国际条约，并在之后2013年和2015年保持了这一势头。

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制定新的多边协定，但诸如数字商务和网络冲突等问题仍然没有规范化，而且它们的复杂性新的国际规则很难在短期内达成。

开放的道路

新兴世界秩序是美国将面临的重大秩序挑战。 

新兴国家将继续保持强大势头，继续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并保持历史上少数国家享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美国的能力将更加有限，它面临的挑战也将更加分散。 因此，精明的战略必须界定其优先次序，并以明确的原则为指导。

华盛顿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保持全球开放，而不是传播自由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一个更为温和的目标上，即确保所有国家都可以自由独立地作出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对开放性的承诺意味着它不得不阻止地区霸权的出现。如果竞争对手以排斥美国的方式主导部分或全部欧亚大陆，它将对美国的繁荣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开放秩序的最大挑战出现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中国将越来越多地担任区域主导者。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个在过去四十年中实力迅速增长的国家来说，这是很正常的。

为了保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开放，美国应保持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捍卫其在该地区的条约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和韩国。

它还必须通过重新承担区域外交和与多边联盟合作来支持区域国家的政治自治，以确保北京寻求制定的任何规则都是透明和非强制性的。

在欧洲，威胁相对没那么严重。 俄罗斯无法主导欧洲，也无法与美国进行持续的区域竞争。 

然而，莫斯科仍然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其核武库。该国与东欧的实际距离使其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俄罗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安全秩序，并且敢于为追求其核心利益而承受高风险。然而，俄罗斯缺乏建立封闭势力范围的能力。 

因此，美国的利益在于阻止俄罗斯企图发挥破坏性作用，华盛顿自2016年以来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莫斯科的“病态温情”以及与美国欧洲盟友的紧张关系。

华盛顿也应该优先考虑全球公域的开放性，特别是海洋和太空。海上开放，或船舶不受限制地通过国际水域的能力，对全球贸易和商业以及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在太空中，由于大量的卫星技术已成为公地的一部分，保持开放性要求航天器不受阻碍地运行。

然而，在诸如网络空间等新领域，没有与管理海洋和太空那样的现有法律或规范性机制，美国也不能指望其他国际建立反映其单方面偏好的全球安排。管控这些领域的威胁将比多边协议更具威慑力。

促进开放需要美国在其外交战略中强调政治独立，国际机构也应将其列为重要的组织原则。

那么，美国将不得不放弃在推动政权更迭方面的努力，例如2003年在伊拉克和2011年在利比亚的行为，并停止在海外积极推动民主，例如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伊朗政策。

美国应该继续支持民主，但应该通过向民主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与盟友合作帮助它们维护主权等方式。

然而，即使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更具对抗性，零和博弈也是不可取的。

世界并没有进入自由民主国家反对专制政权的新冷战时期：中国和俄罗斯是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修正主义者，而不是站在其外的敌人。

他们在恐怖主义、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国际挑战中与美国一起努力，华盛顿必须利用这些大国合作的机会。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在促成这种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和莫斯科都对这些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各方在某些地缘政治问题上暂时无法达成共识。但当各国利益冲突时，国际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协调机制。

贸易提供了另一种潜在的合作途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WTO的成员。他们的成员资格至少意味着一致同意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互惠和非歧视等原则。

未来的秩序

在这种新环境中，美国推动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普世自由主义已不再有意义。

美国不需要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占主导地位，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其战略应该认识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也将对世界事务产生一些影响。 

华盛顿必须避免让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相信他们改善国际地位的唯一机会就是灾难性战争。双方的目标都应是开放，而不是支配。

自由派国际关系学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认为，美国及其民主盟国应该采取“三重遏制”战略应对其三个竞争对手：中国、伊朗和俄罗斯。

保守派分析师德里克·斯克罗斯（Derek Scissors）和丹尼尔·布鲁门撒尔（Daniel Blumenthal）则劝告华盛顿要“开始削减与中国的一些经济联系”以实现脱钩。

表面上看，这些努力旨在防止形成新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势力范围，但事实上，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将会反过来推动这些势力的形成。

华盛顿不应试图阻止其竞争对手获得任何正式的影响，而应该敦促他们接受开放和独立的原则，继续在自由秩序的现有制度内运作。

维护旧机构，包括通过改革安全理事会和世贸组织，加强这些机构的国际合法性，对于保持大国合作至关重要。

接受美国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并不等于将这一领域转让给他们。为了抵御传统的侵略形式，美国必须保留军事力量，以阻止中国占据亚洲，或者俄罗斯强行颠覆欧洲现状。

华盛顿应该准备好阻止非军事侵略，尤其是在国际法很弱或无法管控的新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网络空间。 

联合国或其他全球机构不太可能达成共识，通过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契约来管理这些领域。 在没有国际法的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将界定国家行为的合法界限。 

华盛顿将不得不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制定其竞争对手不一定支持的规范准则，例如依赖公私合作而不是国家权力来治理互联网。 

但是，通过形成部分国际共识，美国可以使反对共识的行为更难具体化。维持首要地位还将要求美国使其联盟现代化，并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来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目前，美国联盟主要是为了抵御国家间军事冲突。 华盛顿应该开始关注盟国可以为集体防御做出的全方位战略贡献，包括技术专长、情报共享、复原计划和经济治理等领域。 

美国也可以与民主和非民主国家建立短暂但有利的伙伴关系，特别是那些担心其地区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的单极时刻给予美国巨大的行动自由，并且很少做出让步。 对于那些怀念冷战后美国统治地位的人来说，试图重新获得这种地位是很诱人的。

不幸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美国必须承认，虽然它的绝对权力依然强大，但它的相对权力却降低了，美国已经不能单方面确立世界规则。

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接受可能出现的封闭势力范围。 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开放和政治独立，而不是试图沿着自由主义的方向改变世界。 

这一战略将在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的同时保留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有限的合作将与新的激烈竞争和冲突并存。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