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样被利用建立以色列的隐藏历史（第2-5章）_风闻

（中）锡安分子美国联邦最高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

第二章    起源

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只是一个更老，更大的被称作“政治锡安主义”的冰山的顶部，一个始于19世纪末，以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创建一个犹太国家为目标的跨国运动。1897年，这个由欧洲记者西奥多.赫茨尔领导的运动在瑞士巴塞尔召集了“第一届锡安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世界锡安组织”，代表117个团体，次年增加到900个团体。

**犹太复国者（锡安主义者）**考虑过阿根廷，乌干达，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和德克萨斯，他们最终决定把巴勒斯坦做为提议中的犹太国的地方，尽管巴勒斯坦已经被其中93-96%是非犹太人的人口定居了。据最好的分析，人口中96%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他们拥有99%的土地。

“锡安代表大会”后，维也纳的拉比们派了两个成员去考察巴勒斯坦做为可能的犹太国家。他们意识到巴勒斯坦人是计划的障碍，写信给维也纳：“新娘漂亮，但她和别的男人结婚了。”犹太复国者最终还是向前推进。无数锡安分子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文档显示，他们决定如果可能的话，用经济手段赶走非犹太人；必要的话，使用暴力手段。

政治锡安主义在美国

美国对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很早就被意识到了，政治锡安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瑙道在巴塞尔大会几年后写道，“锡安主义的唯一希望是美国犹太人。”

然而，当时和其后几十年，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是犹太复国者。事实上，他们很多人明确反对锡安主义。因此在以后多年里，锡安主义者努力地用各种方法争取他们，达到瑙道所希望的程度最终实现了，杰出的犹太历史作家内奥米.科恩证实了这点，2003年写道，“要不是美国犹太人的经济支持和政治压力…以色列也许不会在1948年诞生。”

宣扬建立犹太国家的团体最早在美国出现于大约1880年，诗人艾玛.拉札勒斯，她的诗句装饰在“自由女神像”上，宣传了锡安主义整个80年代，以色列国旗的初期形式在1891年于波士顿被创作出。

1887年，因为巴勒斯坦对犹太复国者的重要性，格罗佛.克利夫兰总统任命了一个犹太人任土耳其大使（奥斯曼帝国所在地，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犹太历史学家戴维G.达林报道，美国总统们认为土耳其大使馆对“选民中数量增长的犹太复国者。”是重要的。

以后30年，每个共和党，民主党总统都遵循这个先例。“在这个时代，驻土耳其大使职位被认为是准犹太人的势力范围，”达林写道。

到1890年代早期，宣传锡安主义的组织存在于纽约，芝加哥，巴尔的摩，密尔沃基，波士顿，费城和克利夫兰。

有四个美国人参加了巴塞尔“世界锡安代表大会”，他们带回来的报告给这个运动一个重要激励，激励了犹太复国者在有大量犹太人口的美国城市的活动。

1897-98年，犹太复国者在东部和中西部建立了很多社团，1898年7月4日，他们聚集在纽约开了第一届美国犹太复国者年会，在那里成立了“美国犹太复国者联合会”（FAZ)。

到1910年，美国的犹太复国者人数达到20,000人，其中包括律师，教授和商人。即使在它的早期时代，相对弱小和只代表少部分美国犹太人口，锡安主义正成为一个“议员们，尤其在东部城市，开始倾听。”的运动。

犹太复国运动继续扩张，到1914年，又有几个锡安团体成立，包括哈达萨，一个妇女锡安组织。到1918年，美国有20万犹太复国者，到1948年，增长到一百万。

从早期开始，锡安分子就积极地在媒体上推行他们的计划，一个锡安组织者1912年骄傲的宣称“无数社团开展热情的，无休止的宣传”。意第绪语（犹太语）出版物很早就拥护犹太复国事业，到1923年，除了一家以外，所有纽约意第绪语报纸都是锡安分子的。1927年，意第绪语报纸进入535,000家庭。

尽管锡安分子在影响国会和媒体方面取得主要进展，国务院官员们受锡安分子的影响较小，他们觉得锡安分子试图利用美国政府执行一个伤害美国的计划。不像政客们，国务院官员不依赖选票和竞选捐款，他们负责提出和执行让所有美国人获益的政策，而不是一小部分代表外国机构工作的人。

在一年又一年，一份又一份的备忘录里，美国外交和军事专家们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利益和原则有冲突。

1912年，犹太复国者收获了一个显著的胜利。它此后对世界和美国都有巨大的影响，并且是延续到今天一种影响模式。

第三章    路易斯.布兰德斯，锡安主义，和“Parushim”

**1912年，后来成为一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著名的犹太美国律师路易斯.布兰德斯成为一名犹太复国者。两年内，刚从德国搬到美国的他成为国际“犹太复国中心”的领导。**尽管布兰德斯是个非常著名的最高法官，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显著角色和他和巴勒斯坦的联系。

一些工作是和菲力克斯.法兰克福特一起做的，他20年后也成为最高法官。

也许布兰德斯最不为公众，甚至经常是学者所知的是他的狂热程度（对锡安主义）和他用秘密手段达到目标的程度。

现在布兰德斯被几乎我们所有人敬重，但当时对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任命受到极大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广泛传播的不道德行为的指控。一个典型的例子认为布兰德斯是个“有他想象中的某种崇高的理想的人，但是在实现理想的方法上是彻底的不择手段。”

今天，对布兰德斯这样的批评或者被忽略或者被归因于政治和/或者“反犹”，有证据表明这种批评观点也许比布兰德斯支持者们希望的更准确。

1982年，历史学家布鲁斯.艾伦.墨菲在他获奖的书中报道，布兰德斯和法兰克福特曾经在许多秘密政治活动中合作，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安排之一是，布兰德斯招募了法兰克福特，当时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任他的有酬的政治说客和助理，“墨菲在他《布兰德斯/法兰克福特的关系：两个最高法官的秘密政治活动。》书中写道，“在一起工作的25年，他们把一个追随者的网络安置重要岗位上，并努力地实现他们要达到的计划。”

“熟练地使用有政治技巧的法兰克福特做为中间人，布兰德斯可以把他明显的政治意图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墨菲写道。

布兰德斯只对一个人说过这个安排，墨菲写道，“另一个犹太复国者助理-上诉法庭法官朱利安.麦克。”

布兰德斯和法兰克福特对“安排”保持秘密的一个原因是，一个最高法官这么做是被认为非常不道德的。墨菲的书出版后，一篇纽约时报的社论指出，“…布兰德斯-法兰克福特安排是错的，从历史和道德观点上都不会对它有好评，…长期持续的，干预的布兰德斯-法兰克福特安排违反了道德标准。”

后来，当法兰克福特自己成为最高法官，他用了相似的方法，“把他自己的追随者网络安置到不同的机构，通过这个网络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锡安主义的目标和“法兰克福特对FDR计划的职责-使美国投入对希特勒的战争。”

他们的活动，墨菲写道，是“一个庞大的，精心计划和安排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由布兰德斯通过法兰克福特开始执行,然后由法兰克福特自己实现法庭管辖权外的政治目标。”

法兰克福特在1914年31岁的时候进入哈佛学院，得到了一个布兰德斯发起的，金融家雅各布.希夫捐款给哈佛所创立的一个职位。然后，墨菲写道，“之后25年，法兰克福特塑造了这个国家几代最精英法律学生的头脑。”

布兰德斯成为美国锡安运动的领导之后，他“创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他最亲密的顾问们的核心集团，他任命了菲力克斯.法兰克福特为它的成员之一。”

Parushim

更让这位作家吃惊和更少为公众与学界所知的是，布兰德斯是一个在美国和世界推动锡安主义的秘密社团的成员。

以色列教授莎拉.施密特博士于1978年在“美国犹太历史季刊”关于那个组织的一篇文章里第一个报道了它，她还在1995年的一本书中花一个章节在那个秘密社团上。作家和前“纽约时报”编辑皮特.格罗斯也在一本书和几篇文章中报道过。

根据格罗斯报道，布兰德斯是“一个叫做’Parushim’的精英秘密社团的领导人，希伯来语意思是‘法利赛人’和‘分离’，前身是哈佛的‘光明灯会’”。

施密特写道：“Parushim展现出来的形象是秘密地下游击队力量，决心通过无声的，无名的方式去影响事情的进展。”（博主评：事情的进展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的版图和和平与战争。）

格罗斯写道，布兰德斯把Parushim当做“一个秘密的智囊核心，一个承担各种任务的人才库。”布兰德斯招募有野心的年轻人，经常是从哈佛学院，从事锡安事业，并在过程中发展他们的职业。

“当哈佛人散布到全国从事他们的专业，”格罗斯写道，“他们对锡安主义的兴趣通过秘密交流和‘兄弟会’的额外实惠得到延续。每个受邀的新人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宣誓誓词‘保卫，服从和保守秘密-对团体的法则和工作，它的存在和目标。’”

在秘密的新人加入仪式上，新会员被告知：“你将要迈出把你的一生结合到唯一事业的一步，你将在一年里服从一项绝对职责，必须随时，随地，不计一切地留心职责的召唤。今后，你将是兄弟会的一员，和它的关系强于你生活中的任何其他关系，比和家庭，学校，国家还珍贵。”

布兰德斯是个“Parushim”的关键领导，一个叫贺瑞斯M.卡伦的学者是它的创建者，创建于1913年。卡伦创立“Parushim”时是个威斯康星大学的哲学教授。

在施密特的书中写道，“一个成员宣誓对Parushim忠诚感受到一些对秘密军事组织的献身精神。”

“卡伦只邀请明确保证对锡安事业献身和决心的人选加入，”施密特写道，“每个新成员要经过对他资格，忠诚度和愿意接受‘命令执委会’命令的严格考察。”

‘我们必须默默地工作，通过教育和影响’

Parushim的成员非常清楚保持他们活动秘密的必要性。一个早期的Parushim招募者解释说：“一个有我们那样目标的组织必须是无名的，默默地工作，通过教育和影响，而不是力量和噪音。”

格罗斯描述这个组织如何做去达到它的目标：“成员们设计好在不同地方非正式地，出于友谊地接触有影响的人物，在政府计划人员们还什么都没有提出来很早以前，他们已准备好推进锡安事业的行动建议。”

格罗斯写道：“比如，早在1915年11月，一个Parushim的领导到处散布，英国人也许能从正式宣布支持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得到一些好处。”

布兰德斯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密友，并利用这关系宣扬锡安事业，有时候，做为英国锡安分子和总统的联络管道。

1916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布兰德斯进入最高法院，当时，根据标准道德规范要求，布兰德斯迫于压力而正式退出所有自己私下的俱乐部和关系，包括他在锡安主义的领导职务。但背后他继续锡安主义工作，默默地在他最高法院办公室内接收日常报告和对他忠诚的助手们发布指令。

当美国锡安组织（ZOA）在1918年重组时，布兰德斯被列为“荣誉主席”。其实，他不只是个“荣誉的”。

历史学家唐纳德.内夫写道，“通过他的助理们，他在幕后掌权。”他的助理之一当然是法兰克福特。

锡安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快速增长，尽管有犹太反锡安的努力，其中之一是指出锡安运动是个“外国的，非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现象。”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贝尔弗宣言”

美国人一直反对参加这场欧洲国家集团间的战争，伍德罗.威尔逊打着“他使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赢得总统位子。

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改变了方向使美国投身于那场悲惨的欧洲冲突。大约27万美国人死伤，1,200多名美国人因反对那场战争被逮捕投入监狱，有的被关押多年。

有一些关于威尔逊改变主意的原因被公开出来，很少人知道锡安主义是其中原因之一。

很多文档证据显示，犹太复国者推动美国站在英国一方参加战争，做为获得英国支持他们殖民巴勒斯坦的交易的一部分。

从锡安运动一开始，锡安分子就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强国”支持，才能达到在一块已经被非犹太人定居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的目的。他们尝试过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拒绝了（尽管他们被告知犹太人可以在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定居，成为土耳其公民）。

他们后来找到英国，它开始也不热心。英国的中东专家们指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而耶路撒冷是三个主要一神宗教的圣地。

未来的英国外交部长乔治.柯曾也指出，巴勒斯坦已经有50万阿拉伯人定居，他们“不会满意为了犹太移民被剥夺土地或者只是后者的伐木工和取水者。”

然而当英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在1916年，对同盟国灾难性的一年里英军一天有6万人阵亡，锡安者有好牌可打了。他们以前以宗教和理想为理由诉求，现在锡安领导者们可以加上一个尤其强大的驱动：告诉英国政府，美国的犹太复国者将把美国推入支持英国的战争，如果英国许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国家。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劳德.贝尔弗写给锡安领导劳德.罗斯柴尔德一封信，被称为“贝尔弗宣言”，这封信承诺英国将“正面看待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并“尽最大努力协助达到这个目的。”

**这封信虽然由英国外交大臣劳德.贝尔弗正式签字，它经历了两年的酝酿，经过英国和美国锡安分子们的编辑。**锡安领导内厄姆.索科洛后来写道，“每个伦敦出来的点子都由在美国的锡安组织推敲，每个美国来的建议都会被在伦敦认真听取。”

索科洛写道，英国锡安分子受到帮助，“尤其，被美国锡安者。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有频繁的联络，通过电报或人员来往，结果是两个半球锡安者的完美团结。”索科洛特别称赞了“尊敬的最高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善意的个人影响力。”

尽管“贝尔弗宣言”不是一个响亮的对锡安主义的认可，锡安者认为它是个突破，因为它把一扇门打开个缝，他们以后可以迫使它越开越大。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这是以色列创立的关键因素。

锡安历史学家内奥米.科恩称“贝尔弗宣言”是个战时措施，写道“它的直接目的是获得犹太人对同盟国的同情，尤其在美国，和支持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她写道，宣言由“英国的主要锡安者和布兰德斯推动,他影响了威尔逊总统。”

最后，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1939年写道：“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美国犹太人有意或无意地对达成“贝尔弗宣言”起了显著作用。”

布兰德斯和其他美国的锡安分子使得犹太复国者和世界强国之一的英国结成联盟，对一个非国家组织是个显著的成就和显示了那时锡安者的巨大力量。犹太复国运动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评：犹太复国者从发起到现在的以色列都是有强力保护伞的黑社会。所以黑社会以色列最恨联合国和国际法庭。）

第五章    1919年巴黎和会：犹太复国者击败了民族自决的要求

一战结束后，战胜国们召开巴黎和会，达成了针对许多问题的一系列和平协定，其中问题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领土的归属。同盟国剥夺了战败帝国的中东土地，把它分给英国和法国，英法分别以“托管”的形式掌管土地，直到当地人民“准备好”自治。英国取得对巴勒斯坦的托管。

锡安分子，包括布兰德斯,法兰克福特，世界锡安组织官员们和美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游说一个在巴勒斯坦土地的犹太“家园”，并推动把贝尔弗的内容加入和平协议，美国官方代表团里也有一些高级官员是锡安分子。

在中东的“杰出美国基督徒”一贯支持阿拉伯民族自决，去巴黎和会反对锡安分子。无数的美国基督教领袖包括当时两个最有名的牧师哈瑞.爱默生和亨利.斯隆.考芬，也反对锡安主义。但是他们在数量上不敌锡安分子。

威尔逊总统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巴勒斯坦面对面地调查情况，花了两个月时间和所有不同群体面谈后，代表团的建议反对锡安分子无限制的犹太移民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的立场。

委员们声明在巴勒斯坦创立犹太国只能带来“对巴勒斯坦非犹太社区民权和宗教权力的最严重的侵犯，”指出让巴勒斯坦人承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而交出土地，将是对民族自决原则和人民权力的严重侵犯…”

报告指出，和犹太代表们的会面清楚地表明“犹太复国者的计划是事实上把非犹太定居者完全驱逐出巴勒斯坦，”，因此必须用武力才能实现，因此敦促和会驳回锡安者的提案。委员会提议放弃把巴勒斯坦变成

犹太国的计划。

然而锡安分子们通过布兰德斯掌控了局面，报告被压下直到和会协定已经通过。通过阻止该报告起作用，锡安主义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被消除了，美国代表团被迫接受锡安者的指导。

最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协议支持锡安分子计划并包含了贝尔弗宣言内容。根据托管协定，英国将“负责落实‘贝尔弗宣言’…以协助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