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烜：马丁·沃尔夫对于中国的前景的论述值得商榷_风闻

偶然看到《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的一篇评论。文章以貌似开放、中道却几乎是看空的论调谈及中国是否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笔者对沃尔夫先生的主观感受不做具体评价，仅就其文章中若干论据展开讨论如下：

首先，沃尔夫认为中国吭哧吭哧干了40年，迄今也只不过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拿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拿人均购买力平价（PPP）指标说事。按他的意思，若这样算，中国的排名还不如墨西哥和泰国。

这就颇有意思了。通常人们谈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至少普适的穷国富国观感，其主要依托的定量指标就是人均GDP，而不是人均PPP。也许沃尔夫也晓得，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跨过一万美元大关，早就超过了他提到的墨西哥，更比泰国高了3000多美元。

此外，自相矛盾的是，在后文提到“西方式自由民主”时，他口中的“发达国家”代表又成了“比如人均GDP达到韩国的水平”。

人均GDP……

好吧，韩国现在确实是发达国家。当然，按这个指标，韩国的数据是不是真那么高，在韩元对美元的汇率方面是否也得多考虑些权重，仁者见仁吧。

也许沃尔夫先生可以争论，人均PPP更能说明生活水准。这一点本来就仁者见仁。姑且按他的观点，我们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如墨西哥和泰国吗？

且不论天赋自然环境方面，我看不出墨西哥和泰国比中国优越在哪里，就看犯罪率（特别是谋杀率、吸毒率），整体社会稳定度、基础设施、公关配套这些硬指标，我真没看出这些国家比中国优越在哪里。

说个极端的场景，假设马丁·沃尔夫先生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移居他国，而且限定在中国、墨西哥、泰国三个国家，或者具体点，北京/上海、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曼谷/芭堤雅，他会如何选择呢？

我能理解沃尔夫先生选择北京/上海的理由，很显然这会是很多人的选择。不过，我也同样能理解许多人选择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的理由，毕竟那些地方，每十万人吸毒率以及毒品购买方便程度，中国城市是无法超越的。同理，曼谷/芭堤雅这样西方中老年男性朋友出于某种谐音的偏爱，以及现实的生理实惠，做出选择也不难想象。

总之，你们开心就好。

接着，马丁·沃尔夫继续援引世界银行的标准和排名，认为中国政府的施政水平也”不怎么样“。仅仅是在“行政效率接近意大利的水平”。而“西方式自由民主”这一指标甚至不如俄罗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不能不说是权威机构，让人想说点什么，好像还说不出什么。我们同样知道，这两个组织一个把持在欧洲人手里，一个把持在美国人手里。顺便提一下，伊万卡·特朗普确实差点成为世界银行的行长，只不过她婉拒了自己父亲的建议。

在剩余的篇幅里，马丁·沃尔夫继续罗列某些似是而非的内容，例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业绩被高估、老龄化、贪腐问题等等。这些都令其为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增长，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担忧。

他又拿韩国这样一个脆弱的经济体做例子。说他看到的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从贫穷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

说的时候，他似乎又忘记了韩国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贪腐、业绩造假问题在东亚地区是怎样的存在。

同样想问马丁·沃尔夫先生，您如果是一家对冲基金的掌门人，您有勇气在韩国这样一个地缘环境危机四伏、面临颇高的终极倾覆风险、国际观瞻起起伏伏、内部经济色彩高度单调的经济体配置任何资产吗？

总之，拿韩国和中国做比较，只能说”不可比“。至少，我接触过的中国人似乎没有羡慕韩国人生活水平的。真没有。沃尔夫先生对中国人心思的观察似乎有些浮光掠影。也难怪，他喜欢拿韩国来举例子。

我们展望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 ，不能只关注”定量“的指标，尤其当这样的指标的堪用性还值得商榷时。定性的诸多元素也得引入思考，难道不是吗？

当然，也许某些西方学者钟情行为主义，已经用量子物理学恶狠狠地推导出了中国人的最终命运，也未可知？

要我看，我对中国的信仰和信心可比马丁·沃尔夫先生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