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相爱很难，相处更难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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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风报

在中美关系中，经贸领域曾一度被视为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但是，2018年3月23日凌晨，特朗普以一纸总统备忘录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贸易战。“压舱石”岌岌可危，更不用说中美关系了。

这场贸易战，不仅覆盖了几乎所有经济产业部门，而且还外溢到政治、军事等领域，双方协商难度可想而知。

再者，由于中美是当今世界遥遥领先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这场贸易战的结果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堪称是“史诗级贸易战”。

一、回顾：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历程

自中美1979年建交，到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双方的经贸关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建构发展期（1979~1989）

在这十年中，中国开始改革进口替代型外贸体制，在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产品出口的调整。

1985年，中国开始发挥劳动力优势，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涌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出口实现了从资源型向轻型化和劳动力密集化的转变。同时，美国通过拓展中国市场，缓解了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后的美元过剩问题。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经历了战略上各取所需、经济上相互补充的十年平稳发展期。

最惠国待遇谈判期 (1989~2000)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美国转而对华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这导致改革开放渐入佳境的中国外贸受冷遇挫，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困境。

美国国会开始就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设限制、提条件的年度审议，这进而演变成为冷战后美国经贸市场对华限制性准入的主要门槛。

自此中美关系开始了就中方是否应该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一问题的十年讨价还价期。

最终，中美两国于1999年11月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困扰中方十年之久的最惠国待遇年审遂被终止。

“入世”摩擦磨合期(2001~2005)

从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报告，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摩擦与纠纷不断的五年过渡期。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后，中国在美国市场享受“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对美贸易得到大幅提升。这也导致中美之间的摩擦与纠纷日益加剧，美方开始以其外贸法规来应对由此引起的贸易纠纷案件。

但两国间的贸易在这一阶段总体大幅增长，从1210亿美元增至2850亿美元，中国上升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战略与经济对话期(2006~2016)

从2006年12月14~15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举行首场战略经济对话，到2016年6月6~7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举行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十年战略与经济对话阶段。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规模最大的货物贸易总额从2006年的约2626.60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约5196.14亿美元，十年内增加约97.83%，年均增速约为9.78%。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006年的约1442.39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约2507.93亿美元，十年内增加约73.87%，年均增速约为7.39%，低于双方贸易总额的增幅与增速。

2009年起，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在十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内，美国除了聚焦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平衡美中经贸关系、贯彻对华贸易新政策以外，更在战略层面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巩固美国的战略地位。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发起并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试图在WTO之外另起“炉灶”以抑制对华贸易赤字问题。

2017年，习近平和特朗普进行了互访，之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持续了十年、历经三届美国政府的年度性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暂时搁置。 

二、中美经贸关系现状

上个月10号，美国商务部曾宣布，将37家中国大陆企业和学校列入美国企业应谨慎对待的“未经核实”实体的危险名单。

名单上既有涉及汽车技术、液晶材料、精密光学、电子、机床等生产领域的企业，也有广东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甚至还包括6家香港、阿联酋、马来西亚等地区的一些机构。

可能很多人对这一名单不太熟悉，据分析这不是个“禁令”。但因为麻烦，有时供应商会把它当作禁止来往单位的参考。也就是说，这个名单的实际效果可能远大于法律效果。这是美国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又一新招。

与此同时，通过限制对中国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美方希望摧毁中国科技进步所需的研发能力和产业链条，将中国困在对美依附性的位置上，从而确保美国绝对领先的地位不受挑战。

这反映出其在高科技领域同中国“脱钩”的激进主张。一些美国精英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能力主要是通过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公司的合作“偷来的”，并且相信“脱钩”就能遏制中国接下来的继续发展。

但如今不是过去，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美贸易早已融入全球经济之中，相互依存度也不断提升。

首先，中美贸易存在极大互补性。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向我们出口的主要是是大豆、棉花和猪肉等大宗农产品，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物质；而我们对美输出的是工业制成品。

其次，美国下决心维护本国高科技企业领先的绝对优势，但现代高科技企业离不开庞大市场的滋养。中国是美国从航空和电子技术的最大海外市场，一旦与中国隔绝，美国的很多技术密集型企业就会失去市场动能，美国农业规模也将萎缩。

最后，若双方贸易战升级，受影响更大的还是美国自己的企业和民众。如今的世界，已没有第二个国家或经济体可以代替中国提供如此庞大数额的产品。

三、中美不平衡的贸易结构

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是贸易逆差，但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有意为之，而是两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差异所决定的。

**第一，****贸易往来不仅有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存在顺差, 但服务贸易却存在很大逆差。

尽管中国对美保持货物贸易逆差，但美国却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且近年来逆差额保持快速增长。

据统计，在中美关系发生转变前的十年战略对话期（2006—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增长33倍，2016年达到11813亿美元。

而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更是猛增337倍，2016年达到5569亿美元，占中国整个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23.3%。

因此如果考虑统计口径、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的原因，中美贸易的顺差实际上只有美方公布逆差的三分之一。

第二，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而中国处于中低端。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始终存在，这与国际贸易商品的价值链分工密切相关。

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最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通讯设备、办公室设备、电子设备、纺织服装和鞋业等，这些最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目标。

第三，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贸易失衡是老问题。

造成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的，也受到现行贸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当前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对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无益；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企业海外投资，在全球寻找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亦需要时间。

因而，在中美双方都没有太多政策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尽管在短期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以通过贸易政策调整暂时缓解，但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四、解决对策

中美经贸关系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它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并非中国有意为之，中方也在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积极做出努力。

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考虑到造成双方经贸失衡的原因以及特朗普政府可能推行的激进策略，中国应尽早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结构，与低储蓄和超前消费的美国经济结构本就不同，再加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差异，中美贸易逆差现象产生并不奇怪。

从长期来看，中美双方需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进行调整。

近几年，中国正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三去一降一补”措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增长质量提升。

未来随着中国持续向以消费、创新、服务业为支撑的经济结构转型，对外贸易结构也必然愈加优化。

2

善用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加以规制

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

如果美国滥用国内法对中国发难，中国应在充分了解WTO规则的前提下，采取有理有据的反制措施。例如当年美国启动“301条款”调查，即相当于以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上。

中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有权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控告美国，来限制美国出口的商品，争取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中国还应继续坚持全球化战略，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化进程，加强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充分利用多边机制或平台，积极应对美国“逆全球化”倾向。

3

扩大双向市场开放, 促进相互投资

经贸合作是两国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而投资合作则是经济合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存量约1100亿美元，累计为美国创造141万个直接就业岗位。中国对美投资从东西海岸开始向内陆地区延伸，并在全美50个州和98%的国会众议员选区出现。

中国可以支持和推动本国企业积极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美国的基础设施市场外资安全审查、“购买美国货”等有关规定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参与, 这不利于降低项目成本和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中国应督促美国为中资企业参与其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在做大利益蛋糕的基础上，实现贸易投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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