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中国人的品格_风闻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05-16 08:23
编者按
著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卢盛江教授自传性回忆录《从煤矿工人到大学教授》4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保马今日推送吕正惠先生所作序文：吕先生截取了著者人生重要的历史时刻，将卢教授渊博的学术修养，深厚的生活积累以及踏实、勤勉的处世之道娓娓道来，在对个体感受与经验的挖掘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历史的新的读法。简言之，“中國人從幾千年的農業生活中所培養起來的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中國能夠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
文章转载自“尔雅国学报”公众号，经由作者授权，感谢吕正惠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文|吕正惠
本書作者盧盛江教授是大陸非常著名的唐代文學研究專家，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研究《文鏡秘府論》的權威，任教於南開大學。他的《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四冊）200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我不久就買到，並且按照慣例，立即讀了〈前言〉和〈後記〉，對他在日本奔走搜集《文鏡秘府論》各種抄本的勤奮和辛苦印象極其深刻。書出版的當年，台灣大學的何寄澎教授邀請他來台灣講學，我們在何教授的宴請中認識。
2012年他到東吳大學客座半年，我們才有機會深談。其後有一次在大陸開會，由於房間有限，我不得不和別人共住一房，因為我抽煙，怕影響別人，我問盧教授可不可以跟他同房，接受我的煙熏，他欣然同意，從此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我們談話的內容很寬泛，說得上無所不談，跟我有關的部分我就略去，關於他的經歷，我像打蛇隨棍上一樣的追問不捨。我先問，他如何認識他的博導羅宗強教授，還有他跟傅璇琮教授的關係，沒有這兩人的提攜，他不可能有今天的學術地位。再接著我就不斷的詢問他的早年經歷，然後我才知道，除了和同世代的知青一樣上山下鄉務農之外，他還當過礦工，下過礦坑，盡心盡力的當了好幾年的煤礦工人，因此被選為工農兵學員，推薦到江西師範學院讀書。這樣，他才有機會讀上來，最後成為著名的學者。
盧教授生於1951年，小我三歲，我們可以說是同一世代的人。在把他的經歷和我的相互對比的時候，我常會產生奇異的感受。譬如，1975年2月走進江西師範學院開始讀大學時，他已經二十四歲，而我1973年二十五歲時即已得到碩士學位。
1989年他在南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我已經在那一年在台灣清華大學升上正教授，並且接任中文系的系主任。2006年出版120萬字〈修訂版擴增為160多萬字）的《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時，他五十五歲，而我已五十八歲，正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裡走，並且在三年前就從清華大學提前退休。剛開始，他的經歷比我曲折得多，但五十歲以後，他逐漸步入坦途；我的前半生似乎非常平順，但五十歲以後日子卻越來越難過。他的生命歷程和1949年以後大陸的社會發展息息相關，他個人的發展其實反映了大陸社會整體發展的一個側面，我從他零零星星的敘述中，彷彿看到大陸五、六十年歷史的某些側影。以前我讀過一些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書籍，但從盧教授的個人經歷中，我卻能夠得到那些歷史書籍所不能提供的具體的生活感受。我跟不少大陸朋友都有這種談話經驗，我覺得他們如果把這些經驗寫下來，應該可以讓我們更具體的了解大陸近期的歷史。我跟幾個大陸朋友談過我的想法，希望他們寫一點回憶，但他們大多認為這些經歷不值得一談，只有盧教授例外。他認真的考慮了我的建議，每寫一章就傳給我閱讀，問我的感想，再加以修改。他斷斷續續寫了兩年多，每章至少修改三次，這樣就形成了目前這本書。
這本書我前後讀了兩次，第一次是一章一章的讀，第二次從頭到尾通讀，有些地方還反覆的讀。這兩種讀法的感受是不同的，把這兩種感受加在一起，又會產生一種獨特的整體感。如果是大陸人來讀這本書，他們也許會覺得，盧教授所經歷的他們都熟悉，沒什麼意思。如果是台灣人來讀這本書，他們可能又會認為，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就是這麼回事，這些事寫它幹嘛，不讀也罷。但我卻讀得津津有味。我從小就愛讀歷史書，又很想了解共產黨統治下新中國的歷史，我是用這種歷史眼光來讀盧教授這本自傳。我希望有心的讀者能夠參考我的讀法，這樣，你就會發現這是一本很有歷史價值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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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陸經濟發展的成就極為輝煌，既讓世人震驚，又讓人感到困惑，不知道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我個人對此是有一些看法的，但要把這些看法全部寫出來，至少要寫一本書。在這裡我只想講其中一點，而這一點正是我在閱讀盛江的自傳時深切感受到的。那就是，中國人具有極佳的“品格”，在困難的時候非常能夠吃苦，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只要客觀條件有了改變，他們就能夠把握時機，迅速往前發展。盛江生長於貧困的農家，又經過十年文革的波折，最後成為全國知名的教授，寫出兩本引人矚目的學術大作，所憑藉的就是這種中國人所具有的優秀的品格。
從本書〈引言〉所描寫的唐江盧屋村的深宅大院來看，盧屋村曾經非常富裕，但到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盧屋村一般百姓都已變得非常貧窮，可以想像，這是中國百年來的內亂與外患不斷侵襲所造成的。盛江的父親是個老木匠，手藝極巧，他為自己家所造的那一張大床就是最好的証明。可是他空有一身好本事，因為民眾普遍貧窮，沒有能力添購精緻的傢俱，父親只能幫人修補舊的木桶腳盆，或者在乾鮮果廠修理裝貨木箱，收入很少。為了貼補家計，母親不得不一天到晚勞動，除了做飯之外，還要種菜、紡紗織布等等，備極辛勞。盛江說：
母親每天晚上納鞋底，做針線，縫補一家人的衣服，或者紡線，從沒有停歇的時候。我常常躺在被窩裡，看著母親在昏暗的油燈下紡線，右手輕搖著紡車輪，左手握著一團棉花，紡車輪轉動著另一邊的小紗錘，手往上一拉，手中棉花拉出長長的棉線，又往下一送，那紡出的棉線乖巧的圈繞到轉動的紗錘上。那紡車輪輕輕地轉動，有節奏的「嗡……，嗡……，嗡……」，就像催眠曲，把我送入夢鄉，不知道母親忙到夜裡幾點纔上牀睡覺。第二天一早我醒來，母親早已起牀，又開始了新一天的忙碌，廚房挑水做飯，菜地澆菜鋤地……。（見本書23─4頁）
母親生了十個小孩（前五個沒養大），終日為生活操勞，三年困難期剛過，一九六三年就去世了，盛江時年十二歲。她的一生具體反映了中國最貧困時期一般人民是如何過日子的。
母親一去世，家裡的負擔全落到父親身上。除了大哥已從軍外，盛江和二哥、三哥也更努力在家裡做事，種菜，撿紅薯、花生、蔗皮、拾稻穗。後來父親年老體衰，不再能工作，只能依靠大哥、二哥過日子。盛江大學畢業後，一九七九年，因到外地辦事，順道回家看望父親。下面是他所看到的晚年的父親在大哥家的生活：
到家的最深印象，是窮得近乎寒酸。晚上等看望的人走了，我去舀水洗澡，從水缸拿起一把水梗子，一下子驚呆了。記得我讀小學之前就在用，竹製的梗子，邊沿已經足足磨損了五六分，口子變成了月牙形，差一點就磨到竹把子上了。我放下梗子，想換一個東西，不料又是一個破得幾乎不能再用的鋁盆。我認得出，我讀中學時就在用。底部已經磨出兩個小洞，可還當好的舀水器在用。除了這兩樣，沒有舀水的東西了。我又看到那個粗陶茶罐，也是我懂事的時候就在用，壺嘴已經脫落，用膠灰糊上，照常使用。家裏其他用具都很破舊。早上，大嫂買了豆腐，算是準備招待我。中午兩個菜，全是蕻菜，一碗菜葉，一碗菜梗，油沒油，味沒味。那群小孩七雙筷子一齊叉向兩碗菜。父親和他們一起吃。看著大哥家裏過得這麼難，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和他們一起過這種日子，心裏一陣心酸。（245─6頁）
這就是父親的一生（這也是盛江最後一次見到父親），雖然活得比太太久，但後來的日子也沒有好過。大哥也差不多，退役後雖然到郵局當局長，但薪水微薄，不足以養家（前後生了七個小孩），因此自願到山裡下鄉送信，可以多得一份補貼，也可以從山裡買到便宜的木柴。
改革開放前的農村，為了配合國家的整體建設，政府採取統購統銷的方式，農村極少餘糧，加上家家戶戶都生了許多小孩，日子當然過得苦。改革開放後，改採包產到戶，又限制生育，農民的生活才有明顯的改善。盛江的父親和大哥的生活狀態就是這種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盛江比大哥小二十歲，出生時父親已五十三歲，因此備受疼愛。進學校以後，他喜歡聽老師講課，下課知道要做完作業，是一個喜歡讀書的小孩，因此父母竭盡全力供他讀完中學。即使如此，在家裡他仍然需要勞動，小小的年齡就需到井邊挑水。還常常和二哥、三哥一樣到處撿紅薯、花生、蔗皮等。
但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切，書沒有辦法再讀下去，父親只好決定讓他找工作。父親本來打算讓他學木匠，但因為個子矮小，木匠師父不收，只好讓他去挑沙。這是他的第一項工作，他的回憶值得大段引述：
小鎮河對面通往糖廠有一條沙土公路需要維護，辦法是在土路上鋪上沙，特別是鋪在輪胎輾壓的兩條轍印上。那時還有護路工，每天用推把將濺散出來的沙推回到那兩條輪轍印道上。當然，要不斷地添加新沙。離公路三四百米就是流過小鎮的那條小河，河水千年流淌，在河邊積下了一個又一個沙灘。我的工作，就是把河邊沙灘的沙挑到通往糖廠的這條公路上。
這個小鎮，其實還有其他工作可供選擇。比如，小商店站櫃臺，那是讓人非常羨慕的工作。比如，小餐館當徒工，也還是可以的。至於鎮機關的勤務人員工作人員，那是連想都不敢想。這一切，都需要關係。父親祇是一個老實巴交的普通木匠，祇有讓我走進暴曬的太陽，赤腳踩上滾燙的熱沙。
我從小就在家裏挑水。挑擔對我來說，不是難事。但這樣整天的挑，早起一直到下午，卻沒幹過。夏天時節，沒有任何遮擋，任由毒辣的太陽暴曬。喝水是方便的，清清的河水，兩手一捧就可以喝個痛快。上衣是肯定不可能穿的。衣服被扁擔磨破了，哪有錢一件一件地買，何況，那時做衣服買布要布票。一年祇有那點布票。祇能赤膊，任由扁擔直接在肩膀赤裸的皮肉上碾壓。天熱，扁擔也是滾燙的。後來，每次挑擔時我把扁擔往河水裏浸一下，這樣扁擔片時稍涼一些，但浸過水的扁擔，那摩擦力更大，碾壓在肩膀上更疼。於是改用一塊舊布墊在肩膀上。舊布家裏是有的。肩膀先是有點紅疼，後來越來越紅疼，再後來，就沒有感覺了。幾個月下來，上面已滿是厚繭。腳下感覺也是難忘的。夏天不可能穿鞋。能省一點是一點。沙子都是滾燙的，赤腳踩上去，像踩上燒紅的鐵板。（59─60頁）
初中尚未畢業，沒書讀了，只好工作。面對工作，不管多麼苦，就咬緊牙關做下去，直到適應為止。以後只要外在環境一變化，需要盛江重新面對一項新工作，他就會以同樣的方式，堅忍、刻苦的幹下去，這就是盛江的生活態度。後來的歷史條件變化迅速，盧教授一貫以這種態度去面對，決不取巧，絕對踏實，終於得到令人羨慕的成就。不了解盛江過去的人，看到的只是他的成就，如果你知道他所走過的每一步路，你就會對他肅然起敬，不是因為他目前的成就，而是他從頭到尾所付出的努力。改革開放後，各行各業都有像盛江這樣的人，沒有這樣許許多多的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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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盛江的父親為盛江的工作憂慮得太早了，國家早已為城鎮中學畢業生安排好工作了：“上山下鄉”，先到農村去種田。盛江被下放到沙溪公社李村大隊的李村生產隊，是在深山的山溝裡，四面是山，一條山溝進去、岔開一條山溝，進去還是山。山雖不太高，但層層疊疊，連綿不斷。
盛江父親是小手工業者，家裡沒田，盛江沒有種田經驗，一切從頭學起，包括上山砍柴，挑柴下山，犁田耙田，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等等。盛江對農活的勞累有一段生動的描寫：
砍柴要把柴砍好，在山上沒有路的嶇崎地方挑到也是嶇崎的山路上，再從山上挑下來。插早稻之前要播秧種，早春，水田還有薄冰，要犁田耙田，赤腳踩下去，刺骨的冷。到茅坑裏舀糞，挑到稻田裏，潑撒開來，又髒又臭。插秧也累。腰一直彎著，不一會兒，就會很累。而農忙時節常常是一整天腰都彎著插秧。割稻子捆稻草，手在稻草上擦來擦去，常常很疼，甚至擦破皮。「雙搶」最累。搶收早稻，搶插晚稻。正大夏天，頭頂大太陽毒毒地曬著，腳下田裏的水滾燙滾燙，熱氣上蒸，上曬下蒸。（65─6頁）
這些工作盛江不久就全都學會了，雖然效率不如村裡人，但樣樣賣力幹。
公社知青第一次招工，盛江就被選上了，盛江說：
這是公社知青第一次招工。那麼多知青，不知道怎麼會輪到我。我不認識大隊幹部，更不認識公社幹部。我祇認識生產隊的人，隊長葉大江，副隊長鄧堯書，組長葉新桑。這是當時我所認識的最高領導。
後來稍知道一點內情的人告訴我，說他們一致認為我表現好。農民喜歡踏實肯幹的人。在那個年代，還有人討厭走關係，農民尤其如此。從農民身上，我們懂得了什麼叫淳樸。（81頁）
盛江第一次被推薦到贛州鋼廠當工人，但因為個子比較小，下鄉只有一年半，不符合規定（需要兩年），所以沒有被接受。滿兩年後，他再次被推薦當礦工。盛江雖然從小愛讀書，但生長在偏鄉，是否能一直往上讀，自己大概也沒把握。下坑挖煤礦，工資高，比種田好，可以幫助父親和幾位哥哥，他已經很高興了。
盛江仍然像學種田一樣，認真學習挖礦，不久就成為很稱職的礦工了。也仍然像在山溝種田一樣，認真負責的完成自己的任務。試舉一例：
採煤連和運輸連經常鬧矛盾。採煤連怪運輸連礦車供應不上來，運輸連怪採煤連下煤太晚，又下水煤，埋住鐵道，不好推車。軌道跑車，煤全灑在軌道上，運輸連沒有扒子等工具，不願清。採煤連說：「這不是我們的事，出不出煤，也不是我們採煤一個連的事。」那一天晚班，我在大巷裝煤斗。礦車裝好煤，本來是採煤連派四個人從岔道推到主巷道。因為會戰，加強一線採煤力量，這個任務給了運輸連，祇有我一個人裝煤斗。但我一到井下，就來火了。大巷滿是煤斗衝下來的水煤，水煤埋住了鐵道，車子推不進去。
我一個人用鏟子把水煤一鏟一鏟鏟進礦車。運輸連六個人就在一旁閒看。我清好一段鐵道，裝滿一礦車煤，運輸連的纔推著車子大搖大擺進來。進來之後，把車子往岔道一放，就各自找地方睡覺。我沒有作聲，繼續一個人埋頭清煤，直到把埋住礦車的煤清完，又把長長一段鐵道的煤都清完，把礦車推出來。該是他們倒車了，他們還一個個躺在竹簾子上呼呼地睡覺。
這只是盛江做事決不偷懶的一個例子，礦區的領導和同事都知道的。另外，盛江從小就愛寫作文，一直努力學習，他這方面的能力也被發現了，常常要求他在會議時擔任記錄，又寫了很多通訊報導、批判材料、先進典型、年終總結等等。有一次二十天內要出五期通訊報導，其中要寫好多篇文章，任務基本上都落在他身上。到了後來，他自己所屬的分礦區要寫什麼材料，基本上都找他完成。而且，這些工作常常是在白天下坑工作很累之後，在晚上加班完成的。這種種的表現博得分礦區政工組長、黨委常委郭隆金的激賞，在選拔工農兵學員時就把他推薦上去，並且為他力爭。郭隆金在整個礦區為人正派，威信高，礦區領導層雖然有很多人對他不滿，但也承認他推薦的人選確實很好，最終盛江就被選上了，那是1974年8月的事情。
四分礦六百多人，整個礦區一、兩千人，盛江突然被選上，事先毫無所知，這讓他非常驚訝。後來他漸漸知道，力薦他的就是郭隆金，每次回礦，他都懷著感恩之心去看望郭隆金，幾十年後，有了一次暢談。郭隆金對他說：
盛江，你能有今天，我們無親無故，無幫無派，誰也沒有得誰的什麼好處，我不過是扶了一把。你也是吃苦來的。我沒有文化，但我愛才，喜歡文化……我不喜歡吹吹拍拍的人，不喜歡過份暴露的人。那些人，成天跟著我，不是實事求是，說寫了多少詩詞出來，好傲，不實在，不是想什麼就幹什麼，有七十要說到一百。盧盛江就不會。盧盛江是說一百就有一百，甚至一百二十。（133頁）
對於郭隆金的提拔，盛江說了這麼一段感人的話：
車離郭家，我看到一座座山丘被劈開，眼前一條筆直寬闊的高速大道通向遠方，我們這一代的很多人，很多有才之士，在那個非常的年代確實被擠壓，祇有在底層掙扎。但也確有不少郭隆金們，用他們堅毅的臂膀掀翻巨石，讓壓在底下的幼苗茁壯成長，用他們頑強的雙手，劈開一座山丘，開出一條大道，讓一輛一輛汽車順利駛向遠方。我們這一代很多人是不幸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幸運的。我就是幸運的一個。（135頁）
盛江在人生的每一階段都有貴人相扶，但這也歸因於他做人做事實在，就像部隆金評論的，“盧盛江是說一百就有一百，甚至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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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區要選拔工農兵學員，盛江事先完全不知情，那時他正請假回家看望父親。父親住在二哥偏僻山村的家中，二哥下鄉到這個村子，就在村裡安了家。一天晚上，父親、二哥、二嫂和盛江坐在屋前的小院裡，忽然看到山外傳來火把的亮光，亮光越來越近，原來是大哥從鎮上趕來了。大哥接到一封加急電報，是給盛江的， 上面寫著：“火速返礦讀大學”。大哥騎自行車連趕了近九十里的路，最後一段是七、八里的崎嶇山路，衝到庭院，急不可待的說：“大學，讀大學，快給我水喝！給我水喝！”盛江說：“大哥郵遞員出身，一輩子遞送無數重要的信件電報。但這一次，可能是他送過的最重要的一個電報。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一封電報。”盛江一直記得大哥那一晚騎自行車趕到山中的身影。
父親、大哥、二哥、盛江都在，當時一起討論了這件事，去不去讀？三哥在數百里外，後來也問了他意見，他明確反對。按照規定，工作滿五年，推薦讀書才能帶工職，而盛江只有四年半。現在盛江每月工資四十多元，畢業後也不見得會有這麼多，即使有這麼多，也損失了三年的工資。現在正準備工資改革，將來可以拿五十多元，盛江讀大學，工資改革也輪不到他身上。況且讀的是師範，出來當老師，有什麼意思。
二哥從一般人的眼光來看問題，具體而有道理，所以二哥也贊成。父親也不贊成去讀書，因為盛江已經二十三歲，還沒有對象，讀書還要三年，他希望看到最小的兒子結婚，看到最小的兒媳和最小的孫子。不過父親說，最後還看盛江自己決定。只有大哥堅持要盛江去讀書，他講今後國家發展的情勢，講了很多道理。大哥似乎想得比三哥還要遠。
當時父親七十多歲，已不能工作，大哥七個小孩，大嫂沒有工作，二哥只是農村民辦教師，三哥在綱鐵廠，有兩個小孩，工資也沒有盛江多，全家經濟非常困難，少了盛江一個月四十多元的工資，經濟壓力非常大。但最困難的大哥卻最堅持要盛江讀大學，而盛江從小就愛讀書，這種好讀書的願望被壓了那麼多年，現在有了機會，怎麼捨得放棄。盛江說，“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太想讀書了。”這個時候的盛江，絕對不會想到他將來會成為全國知名的學者。
盛江這一段記事，讓我既感動又感慨，貧窮人家的小孩，從小愛讀書，但升學的條件又非常困難，未必人人能夠幸運的讀上去。既然有機會讀書，就不顧一切的讀下去，這真有一點賭徒式的心情，這種心情我能理解。
盛江在山溝裡種田兩年，根本找不到書，在礦區四年半，雖然有了假日，但只能找到零星的書，閱讀根本沒有系統。譬如，有一次他借到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冊，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這等好書，他狼吞虎嚥般的讀了下來。這是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最早的認識，可惜就只有這麼一本。以他這種“太想讀書”的心情，進入江西師範學院（後來升格為江西師範大學）學習，可以想像用功的程度。三年後（1977年年底）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了，而且留校擔任學報編輯。
在擔任學報編輯時，他一貫的認真負責，除了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學習如何審稿、改稿，深得學報領導信任。但漸漸的，他感到不滿足了。首先，改革開放已經開始，研究風氣和研究方式正在改變，在看了很多學報的稿子以後，盛江開始產生困惑：到底什麼樣的論文才是真正的研究性論文，他認為自己還需要再學習。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氣氛底下，“工農兵學員”這個曾經榮耀的頭銜，如今已被人嫌棄，像一頂不光采的帽子壓在頭上。盛江自己就聽過這樣的話：“情願要文革前老五屆畢業生，也不要工農兵學員。”盛江現在需要考慮，如何才能在高校立足了。
中文系要全系的工農兵學員重新考試，寫一篇《路》的文章，有幾個被判不及格，不能任教。這幾個人力爭不果，一氣之下就到別的學校考研，都考上了，有的還直接考上博士。盛江在學報的工作得到肯定，所以沒有要求他考試，但他知道只有考上研究生，自己在高校的地位才能穩定下來。
當時江西師院中文系只有古代文學可招研究生，他準備報考。盛江做事的原則是，讓自己努力到一百分，因此，同學考研準備兩年，他卻花了四年半。他古代文學史看下來，同時看作品選，有時也看全集本。自己綜合歸納：綜合幾家文學史的論述，綜合自己看作家作品的印象，給它條理化，把它寫下來，從先秦到明清，累積了好多筆記本。實際上這是為自己將來做古代文學研究奠定紥實的基礎。
考研要考外語，盛江決定選日語，因為他覺得做古代文學日本方面有比較多的資料可以參考，選擇完全正確，因此他將來才能研究《文鏡秘府論》。他把學習日語分成語音、語法、辭彙三大塊，底下是他所述學習後兩塊的方法：
語法是一大塊。先跟著教材一點一點地學。後來自找例句，做了好幾本關於日語語法的筆記。辭彙是一大塊。開始，也是跟著教材，學一課，背一課的單詞。後來買了日漢詞典，把日語簡明詞典從頭到尾泛讀一遍。後來背誦默記至少三次，平時翻看查看就不計其數。用破了一本，又買一本新的。（251頁）
反覆把資料整理成筆記，反覆背誦默記，這不但是盛江在準備考研時所下的基本功夫，也是他後來做學問的基本功夫，可稱之為“盧盛江模式”。
憑著這種紥實的努力，盛江不論是專業還是外語，都得了第一名，順利考上碩士研究生，當然也順利得到碩士學位，並且留在中文系任教。從此以後，盧盛江就是一位非常稱職的學者兼教師，可以在高校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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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盛江逐步在江西師院站穩腳步之後，機運就開始降臨到他身上。1978年盛江曾隨江西師院學報的團隊，到全國高校學報訪問，其中包括南開大學學報。接待他們的其中一位瘦小個的中年老師，其實是剛從贛南師專（後來改為贛南師院）調回南開的羅宗強先生，當時還默默無名。兩年後，盛江代表江西師院學報到廬山參加全國文藝理論研討會。這是一次盛大的會議，與會的有三百多人。盛江還是個小角色，對於在大會上發言的大人物只能瞻仰、贊嘆。開會餘暇，盛江到著名的東林寺參觀，沒想到身後竟然有一個清晰的聲音叫他：“小盧”。盛江回頭一看，竟然想不出叫他的人是誰。那人說，“我是羅宗強啊！”盛江還是茫然。那人又說，“我是南開大學的，學報的。”盛江才想起，當年在南開接待他的就是這位老師。從一開始，羅宗強先生就注意到了盛江，這是盛江的幸運，因為再過幾年羅先生就成為全國知名的古代文藝理論專家。
此後他們開始通信，羅先生一直關心盛江在碩士階段的研究方向，還把他的論文推薦到刊物上發表。中間有一次訪師查資料的機會，盛江特別到南開拜訪已經調到南開中文系的羅先生。1986年暑假，羅先生寫信告訴他，國務院已批準他為博士生導師，問他願不願意報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如果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是盛江命運的第一次大轉折，現在就是第二次了，因為他要到名校跟從名師學習，將來很可能就會留在南開教書。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知名高校都為了學術研究中斷二十年而傷透腦筋，因為人才嚴重短缺。許多極有潛力的學者被下放到基層，沒有發展的機會，像羅先生就在贛南待了十年，戶口還差一點被轉到農村。改革開放改變了一切，只要肯努力、有成績，很容易受到重視。羅先生1978年回到南開，八年之後就被評為博導，就是因為他的著作和論文得到普遍的肯定。反過來說，所有高校有使命感的博導，也都想要努力培養人才。不但羅先生本人有這種想法，南開的校長也特別希望羅先生要在全國物色人才。應該說，盛江的機運是中國歷史發展帶給他的，改革開放以後，許許多多的人都像盛江一樣，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得到機運的照顧。當然，在這之前，如果他不是在農村、礦坑、工農兵學員的每一個階段都認真踏實的一步一步走過來，也不可能有這種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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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江理所當然的順利完成博士論文，得到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並且成為非常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但是，有一件事一直困擾著他：將來要從事哪方面的研究？這關係到他一生的研究事業，不能不慎重。
盛江有自己的考慮，而羅先生也在思考如何讓盛江參與到他所規畫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系列工作中。但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改變了一切。“南方一家出版社，想做《中華文藝理論集成》。從上古到近代，從長篇巨著，到隻言片語，凡文藝理論的批評論述，都收錄集成。準備做一千多萬字。分數卷。延請羅先生主持做隋唐五代卷。羅先生找到我，做初唐。”由此，一本書進入了盛江的視線，這本書就是《文鏡秘府論》。關於這本書，中國的權威著作是王利器的《文境秘府論校注》。但是，王利器的著作不能解決盛江所想了解的一些問題。剛好日本漢學家興膳宏來南開講學，他是日本研究《文鏡秘府論》的權威，他的《文鏡秘府論譯注》剛出版不久。“我請教，怎樣作《文境秘府論》？興膳宏先生說，做《文鏡秘府論》要去日本。”那時南開鼓勵年輕老師到國外做研究，盛江一提，南開就給了他半年的時間（包括在日本的生活費用）。這件事徹底改變了盛江的一生，為此他耗費了十幾年的時間，也奠定了他後來的聲名。
盛江到日本後，先要習慣日本的生活，等一切都安定下來，已經過了兩個月。盛江知道，除了興膳宏之外，日本還有一位更重要的《文鏡秘府論》權威小西甚一，著有《文鏡秘府論考》三卷。盛江好不容易找到了書，讀了之後，“完全怔住了。我想到的，小西甚一都想到了。我沒想到的，小西甚一也都想到了……到日本來的目的，是做《文鏡秘府論》，可人家把該做的都做了，我還能做什麼？”盛江說：
多年來，讀碩、讀博，習慣告訴我，遇到問題，一定要從一手材料出發。對，一手材料！一手材料是什麼？是古抄本。其他材料國內或者可以看到，但古抄本藏於日本。對，從古抄本入手！小西甚一的著作列出了許多種古抄本。最早是平安時代，在京都的，有高山寺本。對，去看高山寺本！
清水凱夫不以為然：「小西甚一的已經很好了。」多年來他一直用小西的本子。蔣凡先生也懷疑：「有必要嗎？」
我說：「試試看吧！」（323頁）
盛江所看的第一件古抄本是高山寺本，他拿著王利器本和小西甚一本和高山寺本仔細核對，
突然！突然的驚異把我從寧靜中拉回，錯了！我一字一字對勘，帶去的王利器校注本居然漏了四句話！我睜大眼睛，反復比勘，前前後後，看了一遍又一遍。不錯，白底黑字，是漏了。不是四個字，而是四句話、整整四句話！
作為校勘，漏了四句話，是不可思議的。好一陣驚異，也好一陣興奮。有一處錯，就有兩處錯。果然，又發現一處，再發現一處。雖然是小誤，但畢竟有誤。小西甚一的本子也有誤，有漏收，也有誤收。
還發現一個問題，《文鏡秘府論》六卷，一般的整理本卷次都是天地東南西北，南卷為第四卷，西卷為第五卷。但高山寺本子，第四卷卻為西卷，第五卷纔是南卷。這又讓我驚異、興奮。（324─5頁）
於是，盛江決定要找到所有的古抄本，一字一字的重新核對，這就是他的《文鏡秘府論》研究最原始的方法論。盛江尋找每一件古抄本的過程，都極為曲折，也極為辛苦。我初讀他的《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的〈後記〉時，完全被吸引住了，不知不覺就把幾千字的長文讀完，好像在讀一本偵探小說。當盛江決定從古抄本的校勘入手，我也會跟清水凱夫一樣的疑惑，“有必要嗎？”而盛江卻決心蠻幹下去，所以才有了後來的160多萬字的《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這就是盛江做學問的基本功，別人是學不來的。
正當盛江的研究工作步入正軌，越來越順手時，半年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盛江向南開申請延長，南開同意了，但不再提供經費補助。為了籌措經費，盛江真是傷透腦筋。盛江在日本的指導教授筧文生先生為盛江的熱忱所感動，主動提供日幣三十萬元，這個禮實在太大了，盛江不敢接受。後來還是靠筧文生教授的幫忙，從立命館大學申請到研究助成金，每月五萬元。主要的花費是資料影印，不但要為自己印資料，還要為在他之後讀博士的學弟印資料。為了節省，盛江不搭公交車，從學校借了一部舊自行車，住處離學校比較遠，盛江仍然不乘軌道電車，一切以自行車代步。不在學校食堂吃飯，更不在外面吃飯，自己做，省錢。即使在外查資料，只要能趕回，不論多遠，都回家自己做飯吃。
有時路上真是餓、累。清楚記得一次，計劃跑三個點。三個點都有資料，我的資料，兩個師弟的資料，都查好了，要去複印。三個點在京都同一個方向，算好時間，應該跑得下來。第一個點順利下來，第二個點也順利下來。到第三個點，算好時間，應該可以。可京都是盆地，那個點在京都市郊，恰是盆地邊緣，要上坡，又下著雨。算好下午六點圖書館閉館之前能趕到的，一下子打破了計劃。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時間算得緊緊的。不知道前面還有多遠，坡地騎不上去於是下車，推著車，冒著雨，拼命跑。那是最狼狽的一次。還好，下鄉煤礦勞動煉出了體力。閉館前五分鐘趕到了。日本這點好，不會提前下班，而且祇要你人到了，儘管祇有幾分鐘，他們仍會耐心地幫你找，讓你複印，把事辦完。那天把事辦好，已經六點半過了，到了吃飯時間。那個點離住處騎自行車要一個小時。可我仍然冒著雨，往回騎。到得住處，把濕衣服換下，趕緊做飯。那天真是又餓又累。
一年多下來，太太說我瘦了一圈。（347─8頁）
我的大連襟也是中文系教授，已退休，幫忙校對，他說他看到這一段特別感動。這種苦學功夫大概很少人比得上吧。
盛江還在日本辛辛苦苦收集各種《文鏡秘府論》的古抄本時，還沒有考慮到將來的研究工作要如何進行。但他想到了他非常景仰的傅璇琮先生，於是跟他寫了一封信：
不知為什麼，當我還在日本的深山寺院探尋的時候，第一個想到了傅璇琮先生，很自然地。
於是提筆，給傅先生寫信。我說，在日本看到很多東西。我說，想翻譯小西甚一的著作，我覺得很有價值。那時我確實還衹想到翻譯，另外自己做一部二三十萬字的理論研究的書。
很快，真的很快，收到回信。傅先生說，他考慮再三，與其翻譯日本學者的書，不如你自己來做，從自己研究的角度做，充分吸收現有成果。信寫得比較長。先生最後說，回國時把要用的材料帶來。「我們以後再商量，如何？」
非常溫馨，一種在迷惘時找到方向的感覺。我在「考慮再三」和「我們以後再商量」幾句上多停留了片刻，但沒往細處想。「考慮」？考慮什麼？「商量」？傅先生那麼高的聲望和地位，操心那麼繁雜的事務，我不過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青年學人，一個小小的研究課題，傅先生會和我商量什麼？（363頁）
後來盛江把一篇四萬多字的考証文章寄給傅先生，傅先生除了教導他如何修改之外，還說，“有些具體問題你回來後我們可再商議，我一定盡我所知抽出時間與你共同商討。”又說，“我相信能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文鏡秘府論》來。”
回國後，盛江到中華書局找傅先生，
傅先生說，按你的想法，可以做一個整理稿，一個研究稿，供《文鏡秘府論》的研究者用，同時做一個供一般研究者用的本子。一定要整理出一部高水平的書，要寫成一個總結性的東西，長編性的東西，讓日本人以後研究《文鏡秘府論》，也要到中國來看這本書。（366頁）
接著，傅先生就幫盛江向國家古籍小組申請經費，又連繫中華書局和盛江簽定了出版合同，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十五”規劃重點圖書，那個時候盛江連一個字都還沒有寫。十年後，當盛江拿到《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四卷本的樣書，第一時間就送給了傅先生，“在中華書局附近的餐館，傅先生笑得跟小孩一樣。我很少見傅先生喝酒，那天卻見他和眾人一樣頻頻舉杯，好像傅先生自己出了書一樣。”（415頁）
我看了盛江的回憶錄，才知道傅先生是《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真正的催生者。我跟盛江說，“如果沒有傅先生，你大概不會把書寫成這個樣子吧？”盛江回答，“當然，所以我一輩子感激傅先生，從來沒有忘記。”
完成《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以後，盛江繼續寫作《文鏡秘府論研究》。《研究》2013年出版，距盛江1995年赴日收集資料前後十八年。
6
我這篇序文並不只是要表彰盛江，因此在把盛江一生發展的主線梳理清楚後，還想提幾個盛江書中所寫令我難忘的人物。盛江下到山溝務農的時候，雙搶的季節，連著幾天強勞動，從早到晚沒有休息，太陽就跟火一樣，熱極了，盛江終於中暑了，當我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牀上。頭發沉，身子發軟，整個人迷迷糊糊。好不容易睜開眼睛，見屋裏好幾個人。坐在牀邊是一位中年農民，滿臉是心疼。見我醒來，要來一杯水，拿出一根煙杆，把煙窩拔下，放在水裏，讓我含著煙嘴：
「使勁吸！」我不知就裏，祇順從地使勁一吸，不料一股從未見過的辛辣味猛然吸進嘴裏，一下子衝向鼻腔腦腔，頓時鼻涕眼淚全流出來，全身冒汗。汗發出來了。接著多喝開水，幾天熬粥喝。終於緩過來了。那是一根特有的煙杆，用當地特有的一種辣蓼草做成的。辣蓼草的莖比較粗，老的辣蓼草莖可以像竹子一樣硬。當地人把辣蓼草的莖割下，中空部分弄乾淨，一頭套上煙嘴，一頭套上煙窩，用它來抽煙葉。常年抽煙的辣蓼煙竿，裏面有厚厚的一層煙膏。大熱天農忙勞動，很容易中暑，他們就用土辦法，讓病人對著辣蓼煙竿猛吸，把汗給發出來。或者切一小截辣蓼煙竿煮水喝。很有效果。他們給我吸的，就是這種辣蓼煙竿。（71─2頁）
這個中年男人就是葉新桑組長，盛江一直沒有忘記，有一年回李村探望鄉親時，他已經去世了，只看到他七十多歲的弟弟，和他剛接任村長的兒子。
第二個是江西師院（一九八三年改為江西師范大學）的劉世南先生。劉世南只有高一肄業，但國學功底極深，少年時讀了十二年古書，很多古籍都能背誦，但因為家庭陷入困境，讀完高一便失學了。在1949年之前，曾發表過文章，楊樹達稱贊說，“發前人之所未發”。因為學歷不足，一直在中學教書。後來他的學生，有在省委工作的，也有在省文聯和南昌市教育局工作的，還有兩位在江西師大，他們五位聯名向江西師大的書記鄭光榮推薦，鄭書記愛才，將劉世南調到江西師大。
江西師大圖書館豐富的藏書，極大的滿足了他閱讀的欲望。真是如饑似渴，每天除了吃飯、上課、睡覺，基本上就泡圖書館。他對他的幾個學生說：「你們推薦我來師大教書，我最感激你們的，不是使我當上了大學老師，而是讓我跳進了知識的海洋，任情游泳。」當《四庫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陸續陳列上架的時候，他說他心裏真是灌滿了歡樂，他說，每次從書庫出來，走到圖書館大門的臺階上，陽光和微風照拂著他的全身，他會注視著藍天，內心說：「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但他淡泊名利。剛從中學調到師大，按他的水平，評個正教授也完全夠格。領導找到他，說，先評你一個講師，可不可以？他二話不說：「完全可以。」後來評上副教授，再評正高。領導又找他，說，現在名額有限，能不能讓別人先上。他又說：「沒問題。」他的想法，圖書館那麼豐富的藏書可以看，這就夠幸福了，到於什麼職稱，他毫不在意。（268─270頁）
劉世南用了十五年的時間寫了一本《清詩流派史》，我買過，也翻閱過，對於他的博學非常震驚，沒想到竟然在盛江的書中“遇見”他了。
還要提到中華書局的兩位編輯，許逸民先生和張文強先生。盛江做了一點樣稿，請許先生看，許先生一看，就說不行，盛江心裡嘀咕，“不至於吧？”
許先生卻不理會我，指著樣稿一點一點講：「這個要刪去。刪去纔清楚。」「這樣寫，到後面就亂了。」說著，他給我一份東西，是他寫的《古籍校點釋例》，發表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這個你拿去看看。」……
回到天津，不幾天，收到一封信件。卻是許先生另起爐灶，親自動手為我寫的幾頁校稿。果然清晰。我一下明白，做整理和寫論文不同。它需要用極簡潔、極明瞭、極規範的體例格式，表達最準確、最豐富的內容。
當然有一點是後來我纔明白的，交往並不多，許先生為什麼花那樣的精力幫我？他對古籍整理，對中華情有獨鍾，看到不規範的，忍不住就要糾正，中華出的東西，他忍不住要把關。當然，他也愛護年輕人，希望年輕人在古籍整理上能接班。這是中華的先生！（374頁）
我自己買過許先生擔任責編的許多書籍，也買過他的《徐陵集校箋》和《酉陽雜爼校箋》，對他非常佩服，沒想到他對後輩會這麼諄諄教誨，對他更增敬意。
張文強先生是《文鏡秘府論彙校彙編》的責編，
非常謙恭。「您意下如何，請告知。麻煩了，謝謝。」「您以為可否，望示下。」「請您斟酌。」「請您定奪。」「我不大懂，如方便您給我個解釋好嗎？」
夜以繼日。連春節也在忙校稿，我很過意不去，他回信：「至於我，節不節的無所謂，那主要是給老人和孩子過的，您是否也如此呢。」
我太太說：「張先生太辛苦了。」他回信：「幸好和您合作非常愉快，也自有一番樂趣，我們本來就是念書的，說不上辛苦。」我表示感謝他。他說：「這是編輯應該做的。我們文人之交淡如水吧。」堅決不要我的感謝之禮。
一封一封郵件。總計有近十萬字吧！發現問題，常常就是排查。有的可以用電腦，但很多時候，必須手檢查找，這就意味著，要將那一百六十多萬字全部看一遍。一處錯誤，排查一遍，又一處錯誤，又排查一遍。那工作量，真是大啊！（375頁）
中華書局的校對一向是出名的，看了盛江對張文強先生的稱贊，讓我印象更為深刻。
我還想起盛江剛到江西師院時，對師院老師的一段描寫：
很多老師剛剛復鉤從農村上來，家裡生活還沒完全安頓，他們大多和進駐校園的工人一樣，住筒子樓。一家四五口人，有的老少三代，祇有十幾平米一間房間。樓道壘一個爐子，就是做飯的地方。那樓道一溜全排滿了黑乎乎的爐子，堆滿了煤球、木柴和其他雜物。做飯時，這家點火，那家生爐子，滿樓道是濃煙，那煙熏得整個樓道就像當年的煤井巷道。
有的老師還沒有解脫，在文革中受到批鬥，還戴著各種帽子，沈重的政治壓力還在他們頭頂。那時根本沒有評職稱這一說，很多老師祇是講師、助教。但他們毫無怨言，一旦投入教學，經歷過的許多磨難在他們心裡似乎都沒有了痕跡。從農村復鉤一上來，還沒有洗淨鄉下的泥土，馬上投入緊張的教學。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那樣有責任感。在他們心目中，其他都是次要的，唯有教書育人纔是天職，纔是最大的責任。他們對學問，對專業，對學生，真是真誠。（188─9頁）
那是文革末期，情勢逐漸在變化之中。接著改革開放，人人奮發，社會欣欣向榮。勤勞踏實的盛江把握了時機，終於在學術界取得了可觀的成就。豈只盛江如此，中國社會的各行各業都有像盛江這樣的人，經過不斷的努力，開拓出許多新天地。從整個社會來看，所有個人的總和，就是社會的整體發展，累積了四十年，就有了今天令世人驚嘆的“中國奇蹟”。
西方有各種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說，要走哪些道路，一個落後的社會才可能走上現代化。中國並沒有完全遵循，然而卻好像成功了，讓西方人大惑不解。他們應該沒有想到，中國人從幾千年的農業生活中所培養起來的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中國能夠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盛江從一個貧農子弟，經歷上山下鄉、礦坑挖煤，再重新回到學校，一路努力學習，正是中國農民精神的典型例子，這樣的例子在學術界比比皆是，在各行各業也無不如此，這是我讀盛江回憶錄最深的感受。我們讀這本書，不是要看盛江如何成功，而是要能體會他的歷程所代表的那種中國農民精神。習近平在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講話中談到，中國能夠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謝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與勇敢，確實如此。
2019年3月1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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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品格」
──讀盧盛江回憶錄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