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SSCI的使用和滥用_风闻

SSCI的使用和滥用

文  |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查看更多信息。图片来源：百度图片。如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欢迎关注并分享“雅理读书”（yalipub）

内容提要

在科学主义和数据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数据化管理被先后用于企业、政府治理，以及学术管理和评估。在此过程中，“科学引文索引网络”（WoS）的引文索引在其行业中占有近乎垄断的地位——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它受到新兴起的Scopus的挑战，但后者与之基本是同一性质的，也是主要凭借引文数据来评估学刊的营利性业务。它原先的尝试性概括被逐步建构为绝对的“定律”，并被严格实施，先被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而后被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最后还被用于艺术与人文领域。如今，它涵盖了人类知识的整个连续体，从最高度普世的自然科学到比较特殊的社会科学，再到至为特殊的艺术与人文领域。这种评估方法实际上越来越与学术的实际和真旨相悖，亟需改革。

【关键词】 

尤金•加菲尔德　科学引文索引网络　

影响因子　中文引文索引　区域学刊

一

历史综述

（一）加菲尔德的公司、汤森路透公司与科睿唯安公司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 1925-2017）是“科学引文索引网络”（Web of Science，WoS）的创始人。他是位具有创新和创业意识的“信息科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他不是一位专业性的学者，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他在1955 年创建了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s）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后者很快成为一个兴旺的业务。1978年，公司已经具有1600万美元的总销售额，主要来自其科学引文索引的订户，共有职工470人，在9个不同国家拥有分公司。加菲尔德本人拥有公司65％的所有权。是年10月17日，在费城的公司新总部大楼（其建筑成本约650万美元）的开幕仪式上，加菲尔德宣称，该大楼将很快容纳1000名职工。据此，威廉•J•博德（William J. Broad，后来作为《纽约时报》记者两度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ce］）在为著名学刊《科学》（Science）写的报道上，给文章定下了“一位图书馆管理者怎样成为一位盈利数百万的企业家”的标题。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9.16-2017.2.26)

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及《科学引文索引》的创始人

1992年，加菲尔德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公司被出售给汤森（Thomson）公司（一家主要出版报纸的公司）。2008年，汤森公司与路透（Reuters）公司（一家原先以传播股票价格信息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合并，建立了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公司，而加菲尔德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公司则成为该公司下设的“知识财产和科学”部门（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cience Division）。2016年，该部门被奥奈克斯（Onex）公司（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总资产230亿美元）和霸菱亚洲投资有限公司（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一家主要投资于亚洲房地产和其他“另类”资产的公司）收购，建立了新的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CA）公司。如今，该公司雇有职工4000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Acquisition of the Thomson Reute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cience Business by Onex and Baring Asia Completed”， 2016）。它是今天拥有WoS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c Citation Index，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所有权的公司。

众所周知，如今这三大引文索引垄断了在美国的学术期刊评估业务，由它们来确定每个刊物的所谓“影响因子”，即每份期刊被多少学术论文引用，据此来评定其排名先后。这也是众多图书馆管理人员赖以确定是否要为本校图书馆订阅该期刊的主要标准，而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的订阅则是全球学术期刊市场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足可决定一份期刊的生死存亡。CA公司的引文索引所显示的影响因子决定哪些刊物被认作本领域最好、最重要的“核心”刊物，而一位教员在哪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则被许多大学在教员聘任和职称评审时当作一个重要因子来使用。

WoS近年来受到（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公司2004年创办的）Scopus引文索引的挑战和竞争。后者多被用于欧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区，部分原因是它包含更高比例来自那些地区的学刊，也包含较多的非英语期刊，在艺术和人文领域中尤其如此。尽管Scopus采用的评估原则和方法，即多少篇论文引用了该刊的文章，和WoS是一致的，但是两个公司也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出版Scopus的爱思唯尔公司本身还是一个大型的学刊出版公司（总共出版约2500种），这就造成一种基本的“利益冲突”——公司既是学刊的大出版商也是学刊的评估商，因此比CA公司更容易倾向垄断行为。虽然如此，WoS迄今仍然在美国，也即最主要的学刊市场，占据首要地位。

（二）WoS的主要组织原则

检阅加菲尔德的主要著作《引文索引：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中的理论与应用》（Garfield， 1979），其部分内容是自传式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核心思想和关怀。其中包括服务理念——为“科学”研究提供“科学信息”，即系统的引文数据。加菲尔德论说，那些索引将会协助研究者搜索文献，推进科研，甚至协助研究人员了解科学知识演进和推广的型式，当然，也将为图书管理人员提供选择学刊的依据。

从书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企业家的思维。加菲尔德自始便特别关心“成本效率”问题。在那个年代，由于每一条信息都必须要手工输入，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怎样使得引文索引的制作成为一个经济上可持续和有盈利的工程。为此，加菲尔德特地突出了他（和他的继承者）自我宣称的“加菲尔德定律”，即大部分的引文都集中于少数的学刊。根据他公司1969年的科学引文索引，所有文章的引文中有75％来自约1000种学刊，84％来自约2000种（Garfield， 1979：21）。**也就是说，引文索引可以／应该被限定于比较有限的、所有期刊中最重要的学刊，而只有少量引文的大多数学刊，即仅具有低度“影响因子”的期刊，可以被适当排除（Garfield， 1979：22-24），无碍于大局。**这个概念成为引文索引背后的关键“定律”而被适用至今。它首先被用于自然科学（1965年开始），而后是社会科学（1973年），最终也被用于艺术和人文领域（1978年）（Garfield， 1979：16-17）。

加菲尔德对自己的引文索引业务一直十分乐观，此点在书中从头到尾都十分明显。但就连他恐怕也没有预测到之后的信息产业革命的无穷威力，及其后来会被非常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科学”（特别体现于MBA学位的大规模兴起），乃至于治理“科学”，其影响渗透几乎所有领域，最终也包括大学和学术研究的管理。

（三）被适用至今的WoS核心原则

当前，CA公司关乎WoS的政策可见于其公布的、由其副总裁詹姆斯•特斯塔（James Testa）署名的文章《学刊选择方法》（Testa， 2016）。该文从引用加菲尔德定律出发，再次宣称，“所有学科的核心刊物都集中于相对较少的几种期刊”。CA公司的引文索引提供的是精确和客观的“科学信息”，可以借以评估、区别为数越来越多的期刊。

该文进而说明CA公司是怎样在大量的不同学刊中选择把哪些纳入其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的。文章声称，公司每年检阅约3500种期刊，从其中才选择10％的学刊（Testa， 2016：4-5）。其选择的依据，我们已经看到，是加菲尔德定律；一个学刊要被纳入WoS的引文索引，必须先证明其（在CA公司已经选定的WoS引文索引期刊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该文本固然包含一些常识性的、没有争议的规定，诸如刊物必须证明其是定期出版的，是使用“同行审查”制度的，是履行公开透明的准则的。但同时，该文还毫无保留地宣称“英语是普世的科学语言”，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乃至艺术-人文领域也如此。CA 公司明确表明，一份学刊要被纳入WoS的引文索引，最好只用英语。固然，刊物不一定要使用全文英语，但所有被纳入的刊物必须具有英语的“文献信息”（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而且，其参考文献和引文必须使用罗马字母（Testa， 2016：7）。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烈的排他性，尤其是在聚焦于某地区或其人文学的“区域研究”领域。但在考虑那个问题之前，我们要问：引文索引的数据和基于那些数据的影响因子到底具有何等程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二

关于引文索引和影响因子数据的批评

（一）质性批评

为声誉显赫的《科学》杂志写报道的博德指出，这样的制度强烈倾向于偏重在某个学科中已经成为主流的“共识”，倾向于排除非主流和创新性的学刊和文章。博德特地引用了社会学家乔恩•维纳尔（Jon Weiner）的一段话：“在被其（1974年）纳入的3200种学刊中，包括了出人意料的《蚊子评论》《肥皂化妆品》《消化》和《塔斯马尼亚农业杂志》，但却完全没有诸如《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激进美国》《社会主义革命》《每月评论》……等学刊”（转引自Broad， 1978：855-856）。

我们知道，新的发现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被较广泛接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会被主流学刊所拒绝，因为它们或许在自然科学领域违背了当前的规范认识，或在社会科学领域触犯了主流的理论和模式，或在艺术和人文领域批评了主流认识。**更有甚者，在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领域，有时候至为离谱的论点会获得最多的引用，这不是因为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对的或者是做得特别好的研究，而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用作陪衬来突出或澄清该研究者自己的论点。这是加菲尔德认识到的所谓“反面引文”，并且他承认这是个较普遍的现象，但他一直没有试图认真区别正面和反面的引文，也许是由于其“成本效率”问题（Garfield， 1979：244-245）。此问题至今仍然被CA公司所忽视。

多作者的文章是加菲尔德承认和讨论到的另一个问题（Garfield， 1979：242-243），但他和他的公司再次没有认真处理——也许还是为了“成本效率”问题。WoS迄今仍然只算第一作者——这个做法已被中国的学术管理者在教学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推到了极端。但我们知道，在学术实践之中，许多文章是按照姓氏字母次序而不是贡献大小来排列作者名字的，而实际上各位作者对文章的贡献是相等的。但WoS一直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结果等于克制了学术合作，因为合作者中只有一位可能成为“第一作者”而获得承认。当然，这也会导致滥用名义上的合作，在中国尤其常见（譬如由没有为论文做实质性贡献的导师来署名，甚至将其作为第一作者）。

更重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三大领域实际上组成了一个连续体，从自然科学中最“硬”的、带有公认范式的，到比较“软”的，必定会涉及不同概念倾向、不同理论或意识形态争论的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领域。人类的认知是个连续体，从确定无疑的一端到充满争议的一端，从普世一端到特殊一端，从高度一律化的一端到比较特殊化的一端。真正的知识必须既照顾到理论也照顾到经验，照顾到普世和特殊，全球化和“地方性知识”。**优越的研究主要是紧密地、有说服力地连接概念和经验的研究。**设想一个纯粹科学主义化的世界，假设其中任何争议都可以通过制造同样条件下的实验来证实或证伪某一理论或“事实”的正确与否，实际上是一种无知的幻想。

但WoS采用的正是那样的思路和模式，是依据至为统一和没有争议的、最“硬”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而来的模式。这个深层的科学主义可以见于加菲尔德的公司的名称——科学信息研究所，也可以见于其三大引文索引创建先后的次序：先是1965年创办的自然科学的SCI，而后是据之在1973年创办的社会科学的SSCI，最后是1978年创办的艺术和人文领域的A&HCI。它们所采用的是同一定律和模式。即便是WoS“科学引文索引网络”这个名称也说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

“科学信息”“引文索引”和“影响因子”的主导信念是要用数据化的信息，即具有与数学同等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精确性的数字来衡量学术研究。它背后的动力主要是人们对“科学”的普世性和绝对性的信仰——实际上乃是一种粗陋的科学主义，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做法当然会直接威胁到，乃至于违反真正高明的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革新性和创造性，不仅在艺术和人文领域如此，在社会科学，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如此。

（二）来自信息科学家们的批评

信息科学家们已经证实，WoS的引文索引数据其实绝对称不上是严谨的科学信息。正如拉里维耶尔和杉本（Larivière and Sugimoto）最新的重量级研究论证，同一期刊中的文章所获得的引文数量其实十分不同，全刊的被引率其实主要来自其较少数的文章。他们从仔细检视几个主要学刊入手，然后把其假设推广到WoS 2016年《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收录的所有学刊，证明每种期刊只有30％的文章达到或超过该刊的影响因子的引文率。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根据文章所在学刊的引文率（影响因子）来预测一篇文章的引文率，更不用说根据发表文章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来断定一篇文章的质量和重要性（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12-14）。那样的预设正是官员们所普遍犯的错误，即从一份刊物的影响因子来衡量、评估一位学者的研究质量和贡献。

更有甚者，拉里维耶尔和杉本证明，不同领域之间出现引文的时间间隔十分不同。《期刊引用报告》依据的是每两年一次的数据。但拉里维耶尔和杉本证实，有的领域较快便能看到引文，有的则不然。格兰采尔和莫伊德（Glänzel and  Moed）之前的研究比较了自然科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和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证明前者在短期的两年间引用率要远高于后者：47.83对4.4，但若以较长时段来比较，则后者的总引用率要高于前者（Glänzel and Moed， 2002。）沿此思路，拉里维耶尔和杉本首先把生物医学学刊和物理学学刊作为一组，又把心理学学刊和社会科学学刊作为一组，将它们作对比，发现前者在两年之内便出现了较多的引文，而后者则很少，但长期下来，其引用率比较稳定。据此，拉里维耶尔和杉本对比了不同领域的多种学刊三十年时间段的引用率，发现前者较快便达到其总引用率的半数，而后者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所以，不同领域——较“硬”的生物医学和物理学与较“软”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引用率的含义其实是十分不同的。因此，不可依据两年的时间段来简单衡量所有的期刊（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11-12）。但CA公司则长期以来一直在其对图书馆管理人员影响巨大的《期刊引用报告》中采取了仅以两年时间段为准的做法。

最后，拉里维耶尔和杉本论证，一如其他学者也已论证的那样，CA公司在其影响因子的计算中，采用的分子是纳入了学刊所有的内容的分子，既包括其“可引著作”（研究文章和书评类文章），也包括“非可引著作”（新闻报道、编辑的社论、读者来信、讣告等，平均组成学刊的约23％的内容），但是，其所采用的分母则仅包括“可引著作”。结果是严重夸大了具有较多“非可引著作”的学刊的影响因子。与分子分母匹配的正确计算方法相比，其错误率达到10％—25％。拉里维耶尔和杉本称此为“分子和分母的不匹配”问题（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6-8）。但是，CA公司没有表现出任何改正其错误的意图。

在详细论析中，拉里维耶尔和杉本还转述了一个比较使人难忘的针对CA公司的影响因子数据的抗议案例：2012年，在美国全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年会中，一组人拟了一个“关于评估学术研究”的声明，要求“排除使用‘刊物的影响因子’来评估学者和文章”。截至2017年7月，已有超过13000人和900个组织署名支持（“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2012； 亦见Larivière and Sugimoto， 2018：22）。也就是说，引文索引的滥用已经遭遇到一定的抵抗，尽管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足以促使CA公司改革或真能扭转单凭引文索引来衡量学术著作水平的趋势。

三

特殊性的领域和学科

（一）加菲尔德与“科学信息”被用于艺术和人文领域

我们至此还没有直接讨论使用引文索引和影响因子数据于第三个学术领域——艺术和人文。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艺术和人文领域的信息检索与科学领域的信息检索有本质上的不同吗？》中，加菲尔德说明了其公司刚创办不久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所依据的逻辑。首先，他承认，自然科学和人文等学科十分不同：一个是基于可复制的实验来支撑的，另一个则多依赖主观判断；一个多使用文章的表达方式，另一个则更多使用书籍的表达方式；一个多依赖于最新的研究，一个则多依赖于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和著作。他声称，他新创建的引文索引考虑到这些差别，将会采用更有深度的时间段来评估，在期刊文章之外将纳入书籍，而且，它将会提供不同作者和作品名称的标准化服务，纳入其原来的语言和名称，包括书籍题目的原文（Garfield， 1980）。

加菲尔德并没有进而讨论至为关键的问题，即这此领域的研究者一般都不会相信、依赖影响因子来判定他们所使用的文献的优劣。绝大多数人宁愿信任自己的实质性判断**。而即便是WoS本身，也没有简单地依赖影响因子来衡量、排列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学刊。**多年来，CA公司发表的评估、排列期刊的《期刊引用报告》都没有纳入艺术与人文领域，只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CA公司本身在2017年8月8日宣称“《期刊引用报告》之所以没有纳入艺术和人文类期刊的主要原因是，《期刊引用报告》所采用的关键度量影响因子并不适用于艺术和人文学”。而且，同一文件声明，书籍在艺术和人文领域要比科学领域占据重要得多的位置，也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段来估量其引文（Clarivate Analytics， 2017）。实际上，目前人文领域并没有关于应该如何衡量学术质量的共识，但即便如此，学刊评估仍然在进行，即便只是由图书馆管理人员在进行抉择，所依赖的依然要么是WoS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要么是依据Scopus的引文索引SCImago。

对艺术和人文领域学刊的“科学估量”实际上完全是个灰色的地带，因为如今WoS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已经纳入了所谓的“区域学刊”，而其中大部分的学刊其实既可被视作归属社会科学领域，也可以被视作归属艺术与人文领域（譬如史学领域的学刊）。这样，许多包含艺术和人文学实质内容的刊物仍然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范畴下被用引文索引数据来评估。即便是在CA公司自身的解释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仍然期待、计划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估人文领域的学刊：“伴随我们正在继续扩大的度量数据，我们将会更有依据地来进行艺术和人文领域学刊的质量评估”。换言之，CA 公司迟早会依赖更长时段的数据以及纳入了书籍的数据来评估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学刊——依然主要是依赖引文数量来评估。

极少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学者会预见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即由加菲尔德的公司来掌控几乎是无可抗拒的权力，仅凭引文数据量度来决定几乎所有学科的任何一个新期刊是否被采纳。没有人会预见到，引文数据居然会对一个新学刊——无论其实质性质量如何——是否可能达到经济上可持续周转的状态，具有如此强大的权力。这是因为，CA公司对一个期刊的接纳与否将会决定该刊是否会被图书馆管理人员所采纳，由此享有其所需的销售量。如此的排除性生死大权可以更清楚地见于WoS对一个学刊是否采用了英语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的规定。

（二）英语中心主义及其排他性

加菲尔德把英语设置为必然的科学语言始于其1976年的一篇依据SCI中129种期刊的研究论文。他强调，引文数据显示，法国的科学家们大多引用英语学刊多于法语学刊，而且，法语科学学刊的引用者多是法国科学家而不是国际科学家。这些固然可能是事实，也可能说明了当时英语在自然科学领域总体上已经逐渐变得比法语重要，但是，加菲尔德据此得出的一些结论则要远比这一现象更充满争议：他再次从占百分比“较多”和“较少”而得出绝对化的结论（一如他在创建“加菲尔德定律”时论述的逻辑那样）：“如今法国的科学已经在衰落”，“法国的科学过分土气”，“法国的科学文献一般影响较小”等。对他来说，引文数据说明的是，如今“美国（文献）是被‘外面世界’引用最多的文献”（根据引文数量），“英国次之”。所以，他宣称，“法国的期刊今后至少应该提供英文摘要和目录”（Garfield， 1976：94）。如今，这些初步的概念已经被WoS操作化为“英语是普世的科学语言”的规定。

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样简单依据引文索引计算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同意加菲尔德据此而得出的对法国学刊的结论，但较少读者会同意WoS后来在其三大引文索引所实施的政策，不仅仅是其自然科学引文索引，也是其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大多数读者会感到惊讶，即便是一个主要研究法国（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或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的“区域学刊”，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规定，便不会被采纳进入WoS的引文索引——因此被排除于面向图书馆订户的市场之外，从而很难自我维持。也就是说，无论一个学刊受到同领域或学科的专业人士如何尊重，它必须面对CA公司在美国学刊市场近乎垄断的拒绝权力而挣扎着生存。

让我们再次检阅CA 公司公布的《学刊选择方法》。此文一再重申“英语是普世的科学语言”，在短短14页的文章里，重申了三次，而且，英语不仅被认为适用于相对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相对比较特殊的社会科学，更适用于特殊性更高的艺术和人文领域，实际上成为一种无稽的英语中心主义。固然，CA公司公布的这个文本在宣称“英语是普世的科学语言”之外，还考虑到所谓“地方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区域研究”，乍看起来似乎纳入了特殊性和实质性的学科，且该文本进一步说明：“在某些艺术和人文领域中，例如区域或民族文学，不一定要全文使用英语”（Testa， 2016：10），但是即便如此，该文章继而宣称“所有被纳入的学刊必须要有‘英语文献信息’”，而且“其引用文献必须使用罗马字母”。

对于中国乡村（或思想、文学、语言等）研究领域，这样的规定等于是说，那些用汉语来为中国读者做汉语世界的实际或文本的研究者——当然也是那些领域绝大多数的研究者——要被纳入WoS的话，也必须使用“英文文献信息”和“罗马字母引文”。

我们要知道，英文文献信息（即作者姓名的罗马字母译音，英文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固然会对有的读者有点用处：它让一位中文程度有限的研究者在全力投入阅读原文之前，能够简易地知道文章的主要内容。但罗马字母的中文参考文献则是另一回事：由于每一个译音都可能代表不少不同的汉字，要检索原文（譬如使用中国知网来检索），一位研究者需要的是原文的作者名字和标题。只提供罗马字母的译音实在没有太大用处，我们需要补上汉字；而有了原文汉字而再提供罗马字母译音则对研究者和刊物来说都是累赘和无用的负担。

坚持必须要有罗马字母的参考文献等于是说，所有学术研究都必须被纳入英语世界的学术体系，即使后者只涵盖那个领域的绝少数人（数十或数百人，相比非英语世界的成千上万人）——中国乡村或中国文学的研究便是如此。其实际作用是给那些主要为中国读者写作、主要使用中文材料和文献的学者（和学刊的编辑）添加了沉重的负担。对一位只懂中文（或其他非英语语种）的学者来说，要提供英文文献信息和罗马字母的参考文献毋庸说是件不容易做的事。尤其是罗马字母的参考文献，它既是沉重的，也是毫无实用意义的负担。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此的硬性要求等于是迫使非英语的学刊无法在如今的学刊市场中生存。它实际上和“英语是普世的科学语言”的声明来自同一思想脉络，其所表达的是：不仅今天如此，而且永远将如此；如果不如此，则应该如此。

更有甚者，WoS 最后一条排他性的防线是要求这样的区域研究学刊必须先证明其在现有的WoS学刊——几乎全是英语学刊——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因子方才可能被纳入。我们如果考虑到诸如中国文学或中国乡村这样的区域研究领域，其专业的英语研究人员也许才有几十人到几百人，相比成千上万的汉语研究人员，即便是被本领域研究人员引用最多的学刊，也可能达不到WoS的要求，因为其引文将会主要是中文的，而不是英文的，因而不会被纳入WoS的引文索引数据库。

如果WoS真想认真对待其所谓的“区域学刊”，它实际上必须认真对待使用区域语言的学刊，否则便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因子。只计算该领域中才数十到数百的英语研究人员的引文，相对于该领域的数千到数万的非英语研究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将前者认作全领域并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将一个新学刊纳入WoS，其实直接违反了作为区域研究背后关键动力的国际视野和精神。

这里，我们也许应该转入笔者（作为创刊主编）具有较深认识的两份学刊来作为以上表达的论点的实例，同时也借以提出另外一些思考。

四

上述演变的两个实例

（一）《近代中国：一份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学刊》

“东方主义”比较普遍见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因为当时“现代化主义”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也因为当时“反对中国被纳入联合国百万委员会”组织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其核心概念是：英美的基于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现代化模式，必定也应该是全世界的现代化典范，而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一种另类的“他者”，只不过说明和证实了英美经验的优越性——这些是众多学者（不仅是后现代主义学者）已经比较充分论证过的（更详细的论述见黄宗智，2016）。

但是，那样的东方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吊诡地被“国防安全”的考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所缓和。当时，高等教育领域尚未完全被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应当主宰所有的认识）所控制，而且，在建构新的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中，附带有比较深层的必须知己知彼的意识——由此而导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ct）采纳诸项立法措施来推进外语学习和“外国区域研究”，包括在主要的大学设立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心和课程。当时，人们仍然存有一种对求知的常识性认识：认为人类的知识必须既照顾到普世也照顾到特殊、理论和经验、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学科训练和跨学科的区域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知识。

**私营企业和市场竞争也起到缓和排他主义的作用。**当时固然有各个学科的主流学刊（多由其全国性组织所主办），但也有“另类”的围绕某种专业兴趣和研究进路的学刊，包括进步和激进视野的学刊。后者可以在众多小型出版社找到生存的空间，只要拥有一定的市场即可。世哲（SAGE）出版公司正是那样的一个典型的学刊出版社——其创业“秘诀”在于认识到学刊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因为它可以在交货之前的一年或更长时间便收入预付的订费，因此能够凭借较少量的资本来启动。众多那样的小型出版社，在没有像如今CA（或Elsevier）那样的垄断性公司的支配下，组成了一个更为包容性的市场竞争环境。

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笔者和几位学友成功地创办了**《近代中国：一份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学刊》**（Moder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以下简称《近代中国》）。创刊的目的是要挑战与平衡当时主要的中国研究学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大家知道，那是一份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前台组织——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法菲尔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所创办的学刊。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说明，即便其原先的创办意图可能主要是为了国防，但该刊很快便在业内的学者中奠定了扎实而受人尊重的学术声誉。笔者和共同组织《近代中国》的学友们则被视为比较“进步”的学者，意图超越狭窄的“国防”研究，与几乎完全限定于关乎当时的 “共产中国”研究的《中国季刊》不同，我们更多关注历史而不仅是现在，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而不仅是政府，关注社会和经济而不仅是外交政策，关注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而不仅是政治学的研究。邻近（笔者任职的学校）的世哲出版公司的领导们认为我们的设想是一个有市场和可持续的计划。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近代中国》在1975年创刊。它被视为一个“进步”和“自由”（liberal，在当时的语境中，即中偏左的意思）的学刊，不像“当权者”立场的《中国季刊》，也不像激进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公报》（Bulletin of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后改称《批判性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于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三大群体分别被这三个期刊所代表。

当时对每份学刊的所谓“影响因子”的估算尚未成为风气，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支配一切。图书馆馆员尚未普遍依赖那样的数据来决定选订哪些刊物，而是比较多地依赖常识性的理性，即根据本校的中国研究教员们的兴趣和专长以及他们的意见来选刊物，也包括自己亲自翻阅一些刊物等方法。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标准是：该刊是否已经连续五年准时出版？是否比较规范化？是否证实了自身的可持续性？

在那样的常识性理性的指引下，《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份具有一定威望的学刊，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如今，在创刊44年之后，该刊即便不能称作本领域的“首要”学刊，但无疑已是份重要的学刊，在本领域主要的几种学刊中长期占据了稳定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它是在“现代化主义”之外的空间之中和一个比较宽容的学术环境之中茁壮成长的。如今，该刊仍然由笔者和笔者的同事（也是妻子）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合作编辑，在编辑人员和关键的编委成员中展示了长期稳定的连续性。2009年，《近代中国》从一年四期扩大到一年六期。

（二）《中国乡村研究》和《中国乡村：一份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学刊》

笔者后来在2003年创办的《中国乡村研究》学刊，及其后来的国际版**《中国乡村：一份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学刊》**（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有意办成《近代中国》的姊妹刊，以下简称《中国乡村》）的经验则与《近代中国》形成较为鲜明的对照，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今天由于WoS在美国（即便不在欧洲）的近乎垄断性支配权力而形成的比较封闭的学刊环境。《中国乡村研究》创刊的出发点是小农经济（今天的户均农地才约20亩）在中国乡村长期顽强延续，直至今天。虽然中国经济已经相当高度工业化和信息产业化，小农农户迄今仍然占到总人口中的将近2 / 3，约有9亿人。此刊的目的是要办成关乎中国乡村研究的首要学刊。此领域的国际研究人员才有约几十人，纳入农民工研究的话则共有约几百人，但在中国，则有千千万万的研究人员——由于农民的庞大数量，也由于众多来自农村的学者，更由于农民对中国来说无可怀疑的重要性。此刊的设想是，结合两组研究人员，一是国际学者，一是中国学者，借此来促使中国乡村研究国际化，并借助分量更重、更为复杂的中文研究来推进规模较小的国际研究。两者应该会成为互补和相互推动的二元合一。

此刊确实较快成为这个快速扩展的领域的首要学刊，正如两篇（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也是任何学刊所比较少见的）由成名学者撰写的文章所论证的那样。一篇是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撰写的，被载于《人民日报》；一篇是武汉大学任放教授撰写的，被载于《史学月刊》。王先明的《乡村史研究：在回观历史中探求“三农”发展趋向》一文写道：“《中国乡村研究》（黄宗智主编），更对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走热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相关研究成果刊发的重镇”（王先明，2010）。而任放的重量级文章《乡村研究三十年》，则以论证（编辑）黄宗智乃是三十年来乡村研究的“界标”为其中心论点（任放，2011）。在那样的评估下，包括获得官方的《人民日报》的认可，《中国乡村研究》似乎已经奠定了其学术地位。

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和笔者联系，提出由博睿出版社出版包括英文文章在内的《中国乡村研究》国际版的可能。由于我们编辑人员自始便希望把《中国乡村研究》办成一个国际性的双语学刊，双方很快便达成共识要出版《中国乡村》来作为《中国乡村研究》的国际版（国内和国际两个学刊市场是相互隔离的市场：出版《中国乡村研究》的出版社自始便没有试图进入国际市场，也没有试图创立电子版来进入该市场，迄今仍然如此——下面还要讨论）。头两期于2013年4月份和10月份出版，亦即《中国乡村研究》的第10辑，并明确说明乃是《中国乡村研究》的国际版。两份学刊的内容实际上相当高度地交搭，所出版的基本上是相同文章的国内版和国际版。文章若有英文版，则由两者分别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迄今，《中国乡村》每年刊出约4—6篇英文文章，由我们编辑部为作者们提供专业的编辑协助，包括文字加工，坚决要求达到国际水平，并因此已经成为本领域中国学者进入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渠道）。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如此的搭配乃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鼓励我们的英语作者撰写或翻译，或与人协同翻译，或组织翻译自己的论文，同时也鼓励中国学者撰写或组织英文稿子。这样的搭配能够真正推动综合英语和汉语学界双方的研究，鼓励真正跨国的互动、互补和相互学习，使它成为一个双语和双文化的跨越国界的研究领域，展示了一种新的非英-美英语中心主义的国际学术研究。

**从另一角度来考虑，中方的大量研究者可以给予英语方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和信息，并提供其所欠缺的较大数量的研究。**而英语方则可以协助中方视野的国际化——中国乡村的特征其实惟有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尤其是与十分不同的西方（已经几乎没有小农经济可言）的对比方才能够真正理解清楚。我们编辑部的同仁们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反直觉的和悖论的（从西方理论视角来看的话）中国实际被学者们研究、澄清和说明。

这一切看起来都比较理想，但我们逐渐发现，《中国乡村》面对的是WoS较高度封闭的制度，乃至于一定程度的“东方主义”——源自其过度依赖数据化的学刊评估制度和英语中心主义，而《中国乡村研究》面对的则不仅是国外的这种封闭性，也是中国自身的封闭性（下面还要讨论）。那些障碍主要源自CA公司及其WoS对美国的学刊市场近乎垄断的支配权力，也源自对CA公司的政策的盲从，不仅在英语世界，也在中国国内。在《中国乡村研究》出版了15年之后，及其国际双语版《中国乡村》出版了5年之后，后者终于在2018年被正式纳入Scopus引文索引。至于WoS，则还在评审过程中。

《中国乡村》和《中国乡村研究》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其中文文章提供了“英文文献信息”——作者姓名的罗马字母译音，英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提供罗马字母的参考文献。这是因为，对不懂英文的作者来说，这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做法。要搜索文章的原文全文，读者必须要有作者的中文名字和文章的中文原文标题，罗马字母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一旦提供了中文原文，再加上罗马字母就是一种没有用途和实质意义的负担和浪费。但是，只要CA公司仍然坚持所有学刊都必须提供罗马字母的参考文献，《中国乡村》就可能永远不会被接纳。我们认为，WoS应该在中国乡村研究这样的领域直接纳入中文文献——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做到——因为其绝大部分引文无疑将来自中文文献而不是英文文献。坚决维持现在的规定只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狭窄、排他和不可持续的做法。

五

引文索引和影响因子在中国的滥用

学术研究在近几十年已经变成由一个营利性的公司凭借控制对学刊的评估所支配，如果这个现实使我们感到意外，那么，中国的学术管理已经完全采纳，并在更极端地实施那样的制度，这个现实也许会使我们感到更加惊讶。

首先是数据化的学刊评估制度与一个集权的“科学管理”行政体系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封闭和垄断的体系。如今中国的学术管理者已经完全采纳了WoS三大“航母”引文索引的科学主义学术评估方法，并把其官僚化到当代的美国学者都不能想象的地步。所有的重点大学，在“与国际（水平和做法）接轨”的战略性指示下，都在积极地执行WoS对学刊影响因子的评估制度，都在特别强调必须尽可能在（CA公司评估为）“最好的”“国际”学刊中发表文章。重点大学都采用了WoS的排名，给予每个领域的“核心期刊”A＋、A、A－、B的等级划分。如今所有的研究者，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艺术与人文领域，都必须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中发表若干文章，而WoS的引文索引中突出的学刊则被认为是其中最优和最重要的学刊。教育部甚至对重点大学依据其教员在被SCI、SSCI、A&HCI纳入的学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排名。大家无论愿不愿意，都必须参与这样的竞争，不然就会影响到该校的排名和国家资助。

WoS的学刊评估等级划分还被引进到模仿其建立的引文索引数据库，如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社会科学”在中国一直包含艺术与人文领域）。它是一个政府出资、由南京大学实施的工程，有意模仿美国的SSCI引文索引。如今，CSSCI纳入了500多种学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8）。

在实际操作中，CSSCI不仅依据引文数据来评估一份学刊，也会考虑到中国的行政等级。一份学刊的排名一般与其在行政体制中的等级相符，最高的是国家级、直辖市级、省级的刊物，区别于其下的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同样重要的是校级刊物的等级：是否“211工程”（1995年启动，取名于21世纪创建100所重点高等学校的计划）的重点大学的学刊，以及“985工程”（1998年5月启动，据此取名）的39所大学的学刊。两者组成当今的总共116所重点大学，区别于1124所一般高校（Quan， Chen and Shu， 2017：图 2 、图3）。根据全薇等人的研究，2000年—2015年间，重点大学从国家所获平均经费是一般大学的12倍。一般大学的学刊，无论其在专业人士眼中实际质量如何，都难以被纳入核心刊物，在重点大学聘任教授和职称评估中都不算数。非正式的、没有正式“刊号”的“以书代刊”的“学刊”也一样（下面还要讨论）。

顶层的国家级学刊在理论上是和国际顶层学刊相等的，但实际上，在行政实践中并不如此。全薇等人说明，其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一篇文章的教员，可能会获得不少于1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有的高校连续给三年。而根据全薇等人对100所大学（包含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奖金政策研究中，2016年，在WoS顶级的《自然》和《科学》（影响因子分别是41.5和34.9）学刊发表一篇文章（无论其文章在同行中的实质性评价如何），所获奖金平均是43783美元（Quan， Chen and Shu， 2017：表2、表5），即不止2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的奖励的8到25倍。对具有后现代主义敏感性的学者来说，这也许是“本土东方主义”（也是科学主义）的很好例证。

最近几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其门户打开了一点，纳入了一些“以书代刊”的学刊（正式称谓是“来源集刊”，区别于具有正式期刊刊号的“期刊”）。之所以叫“以书代刊”，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国际通用的）ISSN中的中国刊号控制比较严，想办新学刊的人多年来已经没有可能获得新的期刊刊号，而书号（ISBN）则比较宽松，故称“以书（号）代刊（号）”。从中国的这些“集刊”中，CSSCI截至2012年纳入了120种，2017年—2018年达到155种（《关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17—2018）目录〉的公示》，2017）。《中国乡村研究》，即《中国乡村》的中国国内版，在出版了12辑之后的2014年方才被纳入，尽管它早在2010年便已相当广泛被认为是中国乡村研究的“重镇”。正如一位青年学者发给我们编辑部的信上说：“《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是我们的阅读范本，但在✕✕大学的评价体系中，《中国乡村研究》最近几年才进入CSSCI，Rural China更是被作为学校考核体系中最低的刊物对待，与刊物学术水准完全不符，令人诧异却又无力改变。”“毕竟，目前的这篇文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知是否可将稿件延到（SSCI）评审结果后发表。”

被体制内学术管理评价体系接纳与否不仅反映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也反映于中国知网（CNKI），后者乃是中国主要的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由政府提供资助、清华大学建立。CSSCI和CNKI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数据库，但它们其实是相互支撑的。一个学刊，即便被CSSCI接纳为以书代刊的“集刊”，仍然必须被纳入知网，不然，学者们便无法看到其全文电子版（当然，部分文章会被一些公用的网站转载）。其情况类似于假设在美国，CA公司不仅控制所有学刊的评估，还控制了西文过刊全文库（JSTOR，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机构），由此形成权力更加庞大的垄断组织。

一个学刊既可以是这样的体系的获益者，也可以是其受害者，无论其实质性学术水平如何。《近代中国》乃是一个无意的获益者：由于其比较悠久的历史和其在SSCI引文索引方面比较“优良”的数据记录，它被中国的官员们认定为一个A类学刊，而《中国乡村》则被排除于“核心”刊物名单之外，因为它尚未被SSCI接纳，也因为《中国乡村研究》在官方眼中仍然只是一个“半合法”的“集刊”，而不是一个正规的“期刊”。即便《中国乡村》遴选文章比较严格（下面还要讨论），即便其学术声誉比较优越，但仍然还是一个现有制度下的受害者。如今，《近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学者们求之不得的论文发表平台，因为它被学术管理评价体制置于较崇高的地位，而《中国乡村》和《中国乡村研究》则已成为有的学者所不愿问津的刊物，因为它们一直被迫在体制的半（不）认可、SSCI的迟迟不认可下生存。

今天，《中国乡村研究》在出版了15年之后（以及《中国乡村》出版了5年之后），无疑已成为本领域中的首要学刊。在2013年—2017年的5年之中，此刊总共收到309篇来稿，采用了34篇（即每9篇选1篇），其余19篇则源自其为两个专辑的邀稿，为的是突出两个关键的专题，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此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虽然如此，有些学者，尤其是比较关注自己职称评审的学者，更希望把文章投给所谓的“核心”刊物，一如以上引用的那位青年学者所说明的那样。这是个我们仍然需要克服的问题。此前，我们还要继续在学术管理体制所设置的障碍下维持。吊诡的是，一般中国学者和官员们都会认为，在中国乡村的研究方面，中国的研究无疑应该是领先世界的——即便现在不一定如此，无论如何迟早应该如此。

两个不同刊物的案例所说明的是，引文索引是怎样从一个对学术研究有一定用处的工具变成为一个被滥用的科学主义的评估方法和垄断管理体系的。由于那样的“转型”，《近代中国》吸引了不少由于上层的压力而来的投稿，为的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功利。那样的稿件使我们的来稿数量增加了约一倍，达到大约200篇一年（被采用的是20—22篇）。它们较少是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较少被我们所接纳。而《中国乡村》和《中国乡村研究》，虽然和其选择性相似，但一直都只能在CA公司和中国学术行政化管理的双重压力下努力维持。两者间的对照为我们具体地说明了引文索引在上半个世纪从被使用到被滥用的转折。

​

六

特殊性领域的学科和学者们是怎样使用引文索引的

经过50多年的积极学术研究，以及创办和编辑《近代中国》与《中国乡村》两份学刊至今，笔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我们的实际学术研究工作中，引文索引只起到比较有限的作用。在文献搜索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这一代在美国刚开始认真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们，主要借以搜查中文资料的是费正清和刘广京编的参考书（Fairbank and Liu， 1961）；搜查日文资料用的是费正清和坂野正高编的参考书（我们这一代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者都要学日语，由于日本的中国研究水平较高）（Fairbank and Banno， 1955），以及施坚雅编的三卷本，卷一是西方语言材料，卷二是汉语资料，卷三是日语材料（Skinner， 1973）；再则是亚洲研究协会1971年—1991年每年编辑出版的《学术文献指南》（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限于西方语言。今天，我们使用中国知网来搜索中文文献以及用JSTOR来搜索英文文献。我们之中有的人还会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因为其数据滞后于文献出版日期才大约一年（相对JSTOR的大约四年），因为其能够显示可用的全文链接，也因为其包含专著书籍，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我们有的人还会借助WoS或Scopus的引文索引来搜集二手文献。

对中国研究来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谷歌学术正在逐步扩增的中文文献覆盖率。以笔者自身的经验为例，多年来谷歌学术一直能够在笔者的英文名字“Philip C. C. Huang”和中文名字“黄宗智”下产生两组不同的引文索引数据，一组是英文文献的，一组是中文文献的。最近，谷歌学术似乎开始能够产生合并起来的单一组数据，同时包含中文与英文文献，指向了未来可能可以提供双语（甚或多语）合并的数据。

至于学刊而不是个别学者，我们之中很少人会用WoS来查询我们使用的英文论文和学刊的影响因子，主要是因为我们一般都会知道哪些是本领域最重要的学刊。我们不会依赖某学者或学刊的影响因子来对其做出判断，因为作为本领域的专业人士，我们一般都认为自己才是最有资格做出那样判断的人。这当然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通用的“同行审查”惯习中的核心信念，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即便是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在美国顶层的大学聘任教员和评职称的过程中，本领域的十来位领军人士的（保密的）评估信仍然占据比影响因子重要得多的影响。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影响因子数据根本就不被视作一个十分有用或恰当的对研究质量的评估方法。对后者过分和极端的依赖，主要见于比较行政威权化的国家和地区，如部分欧洲国家和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美国的高校仍然较多依赖原来的“同行审查”制度，体现于其较广泛使用的、由教员和同事们组成的“临时委员会”（ad hoc review committee）制度，在聘请和评审教员时仍然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久不久看看关于自己著作的引文索引数据，不是为了研究某一课题，而是出于一种自我关心而要看看有多少人和哪些人读了自己的哪些著作。我们会因为某篇论文点击率特别高而感到庆幸（中国知网提供这样的数据；JSTOR、WoS和谷歌学术没有），即便自己知道，点击并不一定等于认真阅读。我们也会关注有多少人和哪些人引用了自己的著作，那样的信息虽然不一定代表认可，但起码反映了人家对自己著作的某种关注。尽管如此，我们大多知道，广泛的引用并不一定表示该篇文章特别扎实或重要，而可能只不过是因为其适逢时宜，或引起了某种时髦理论的共鸣，或意识形态上的共鸣。影响因子常常并不反映文章（或专著）的质量或其贡献；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对自己（或某同行）的某篇文章的分量知道得最清楚的人。在最理想的状态中，引文索引可能会促使我们注意到某位同行表达了自己（不然不会注意到的）比较欣赏的意见或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因此而与其建立联系）。但总体来说，引文索引对我们实际研究工作的用处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引文索引和影响因子只在我们自己（或学生、青年同仁）面对评审程序时——由于近年来大学越来越依赖这样的数据，有的规定被评审人必须搜集和提供如此的数据——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自己是否在本领域公认的主要学刊中发表文章虽然带有一些象征意义，但仅此而已，评审程序主要依赖的是临时评审委员会成员们本人阅读相关材料后的判断（如今这种阅读已经比较少见），也依赖本领域主要专家为此发来的评估信。至于专著，之前，在哪个出版社出版有点影响（譬如，是否在本领域当时声誉较高的斯坦福、哈佛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但如今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大学出版社由于经济压力大多不能请到真正第一流的策划编辑，而文字等方面的实际编辑工作则不再由全职、长期的正规编辑来做，而多是聘用临时的、按页支付报酬的编辑来做，远远达不到之前那样的编辑水平。如今制度上的大趋势，是以“科学”数据来替代之前的质性评审。

学者们本身对学术的看法跟WoS（和Scopus）以及越来越多采用它们估量方法的大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显著。被引用的次数固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份学刊或一篇文章吸引了该领域多少学者的关注，但我们也要知道，那样的关注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错误或严重夸大了的论点一般多会被学者当作自己论点的陪衬，用来进一步突出或澄清自己的论点，而不是真的把其当作文章依据的基本砖石。我们还知道，时髦的理论常会招引共鸣性的引用，甚至多于真正扎实的重量级贡献的引用。我们也知道，许多学者会为了某些小细节而引用对自己文章有用的某一篇文章，大多与其对该文的实质性学术贡献没有关系。更有甚者，许多学者会习惯性地把引文当作一种公关活动来做，与学术的实质无关。把复杂的学术质量问题压缩为简单的引文数量实际上是与一般学者的学术价值观相悖的错误意识和方法。

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今天营利性的CA公司的WoS（以及Elsevier 公司的Scopus）占据近乎垄断性的学术评估权力？本文的论析指向的是科学主义和数据主义如海啸般的影响——使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和数据于众多的领域，先是企业的管理和政府的治理，而后是官员们对大学和学术评估的管理。我们需要借此来理解WoS学刊评估业务的垄断性影响。

在比较接近于特殊一端的领域或学科，如区域研究或艺术-人文领域，如此的科学主义更加严重脱离实际。在这样的领域中，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要远比在自然科学中尖锐；关于“真实”的论争更为频繁，也没有可能付诸实验来完全解决。而那样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使用引文的缘由和动机，因此使数据化评估变得十分复杂、矛盾和困难，乃至于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坚持使用“数据”来操作等于是非常粗俗的科学主义，也是创新的障碍，更是有意无意的对现有认识的捍卫。它是对创作的压抑，而那才是真正的学术探索该有的意涵。

在影响因子制度的统治之下，一份新的学刊面对的是极其难以克服的障碍，一如上面论述的《中国乡村研究》和《中国乡村》的经历所阐明的那样。一名“另类”学者，如果想在顶级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从基本层面上挑战主流认识的文章，必须面对重重障碍。一份“另类”学刊要在主流学刊群体之中争得一席之地也同样，一如《中国乡村》的经验那样。非英文的学刊则更要面对WoS的英语中心主义，及其对使用英文等罗马字母参考文献的高度排他性规定。何况，它对影响因子的估算完全基于现有已经被其纳入的以英文为主的学刊中的引文。

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近代中国》那样的非／反主流刊物今天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办下去。而任何像《中国乡村》这样的双语（或多语）学刊很可能会被WoS永远排除，因此而处于经济上不可维持的困境。毋庸讳言，笔者认为WoS应该尽可能更改如此狭窄的排他倾向。

七

结语

**这样的情况该怎样来改革？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和学者们需要更清醒地认识引文索引和影响因子估量的实际作用。**这种滥用从根本上说源于科学主义和数据主义的历史性洪流以及许多研究者对那样的营利性评估业务缺乏真正了解。影响因子的估算用于自然科学，其误差没有像用于较为特殊和实质的区域研究和艺术-人文领域那么显著和极端。那些领域不具有自然科学同等程度的“规范认识”，何况，即便是自然科学，我们也从库恩（Thomas Kuhn）的研究认识到科学史中的“规范认识革命”（Kuhn， 1975［1962］）。我们亟需建立更为系统的实质性学刊（和学者）评估来替代目前过分简单、片面的影响因子估算方法，尤其在充满争议的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领域更是如此，尽管相对制度而言，学者们多是受害者而不是压迫者，而且相比垄断企业和学术管理人员来说，是相对弱势者。

建立更为实质而又比较精确的学刊评估制度——譬如通过对学者们的抽样调查，其实是一种实质性的 “同行审查”——应该是一个可能的改革方向。这样的方法已经被有效地应用于美国各大学各领域的质量估测（通过对系主任和教员们的询问）。类似的评估可以被用于学刊。此外，“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采用的方法——定下明确阐明的八大“因素”来要求专家们（也包括一般民众的意见，虽然其加权远小于专家们）评分，虽然具有多重的弱点，仍不失为一个比简单计量引文要优越的办法。

更多依赖非营利性的数据库，如JSTOR（虽然它也由于WoS和Scopus对学刊生死大权的控制而受到其影响），乃至中国知网，都有起到改良目前体系的潜力。它们可以成为有较高容纳性的动力。这方面，谷歌学术已经确立了其作用，而且它不仅带有引文索引的功能，也具备全文数据库（通过显示全文链接）的功能，并且展示了双语和多语引文数据的可能发展方向。

**开放（访问的）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也具有一定的潜力，尽管此类期刊仍然必须面对目前WoS（和Scopus）对学刊市场的垄断性权力的压力，不容易进入它们的引文索引，而且，大多数只能要求文章作者支付出版费来周转。由众多图书馆合力来购买书籍和学刊的开放访问（如Knowledge Unlatched）的做法也有可能成为另一种选择。

垄断性企业一般都难免会尽可能卫护自己的既得权力和专利，拒绝透明性、开放性和改革，只怕自己的特权和利润会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加菲尔德原来的探索性思考和研究是怎样被凝固为“定律”的。我们也看到，集权的官僚体系显示了更为强烈的科学主义和排他主义来维护和强化其管控权力。

如今享有垄断权力的公司应该遭受到更顽强和系统的挑战，来促使它们采纳更透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