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治与晋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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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当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时，已经在帝国纵横了近500年的晋商没有想到，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当时，从南方崛起、迅速扫荡整个中国的太平军，以及在北方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捻军，使得作为大清帝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遭到重创，由于各省饷银和粮税都无法正常押解到帝都北京，这对于当时一年军费耗费达到2900多万两白银的咸丰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

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全国经营票号金融业的晋商一跃而起，帮助大清帝国化解了这场危难。

当时，南方的饷银和粮税无法押解到北京，于是，从山西开始发源的票号业开始为清廷办理汇兑和异地存放款业务，使得清廷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军饷和现银运输的困难，从而得以在为时十多年的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中，拥有源源不断的财税解决军事和财政危机，延续了大清帝国的生命。 

**▲**太平天国的崛起，意外促使晋商进入了巅峰时期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山西日昇昌一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才创立，并且协同众多山西票号鼎力襄助大清帝国，但其实，这并非晋商对清廷的首次助力。

能在全国呼风唤雨、兴盛500年，晋商的起家，原本就是因政治而兴。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为了对付逃入草原、仍然不时南下侵扰的蒙古人，大明帝国开始在北部边疆设立了九座军事重镇，号称“九边”，由于各座边镇驻军庞大，粮食运输是个严重问题，于是，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送到边境粮仓，便可以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到指定的盐场贩盐售卖。

在农业时代，贩盐是一个暴利行业，这就使得各路商人开始纷纷贩运粮食到北方各个边镇，于是在北方，倚靠着各座边镇，开始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粮食市场，不仅如此，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们，还在做粮食、贩盐买卖的同时，将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种军需品运到北方，然后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运回关内售卖，如此一举多得。

于是，在繁盛的边境贸易刺激下，一个崭新的商帮——晋商，开始在大明帝国内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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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边境贸易而兴的晋商，对政治并不满足。

明朝末期，后金（清朝）逐渐崛起，并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在明清拉锯战的过程中，山西商人们嗅到了政治的利益气息。

当时，部分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关外之间，并不断为后金政权运输物资和传递情报，在他们看来，只要谁付的价钱足够丰厚，他们就为谁服务，至于什么民族大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当时，努尔哈赤就特别给在辽宁抚顺经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人还被后金政权封为“八大商人”，开始享受“皇商”的待遇。

1644年满清入关后，当时，清朝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清廷建议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领兵入关的多尔衮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于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抚下，晋商也开始大规模为满清征讨南明政权和各路义军出人出力，从而为大清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山西富商范永斗还在顺治初年被赐封为内务府皇商，为清廷贸易往来出力甚巨。 

**▲**通过勾结清廷，晋商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大发横财，并傍上了清廷的政治大腿

到了康雍乾时期，从贩盐起家的晋商，此时业务已经拓展到了盐、茶等各种境内外业务，并与徽商、粤商一起，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商帮。

与徽商、粤商在盐业之外，还主打茶叶生意等海上贸易不同，晋商则在欧亚大陆上，开发出了一条内陆商道。

到清代，山西商人开辟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再通往俄国境内的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大陆的国际商路，这也是继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衰落后，由晋商开辟出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其影响非同小可，这也成为了晋商在清代加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道光四年（1824年），由晋商首创的票号山西日昇昌正式设立，由于异地存取款方便、汇兑自由，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而在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的助力下，清廷也终于发现了山西票号这个好东西，在与清廷和政治的互动中，山西票号在帝国的危难之中却飞速发展，太平军平定后（1864年后），山西票号也开始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的票号高达400多家，并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四大票庄中心，而晋商老板们，则将各家票号的总号设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地遥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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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晋商因乱而兴之时，也是中国各路传统商帮的没落之日。

太平军兴起时，同时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时期（1856-1860），当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生丝”已经开始没落，当时，欧洲开始自产自销陶瓷，而生丝的贸易中心则转移到了日本等新兴国家，茶叶方面，英国人不仅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取代中国，而且联合其他国家洋商直接进入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进行买卖。

对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路传统商帮来说，以往他们盈利的最大来源，是源自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统商帮垄断对外贸易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洋商们还享有税费减半等各种优势，而国内商人的税费不仅没有减免，相反随着白莲教起义、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平定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晚清时期持续不断的动乱，清廷还加重了针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因此，与在战争中意外崛起的山西票号不同，1840年之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路传统商帮逐步走上了衰落之路。

而在晋商内部，除了新崛起的金融业山西票号之外，与徽商、粤商等商帮一样，茶叶等传统生意，也不好做了。

1860年，是晋商传统生意的转折点。

说起来，自从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确定将蒙古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恰克图作为中俄商人贸易场地后，茶叶就成为了中俄贸易间最重要的商品，而在中俄茶叶贸易中，又以山西商人实力最强，到1860年，设在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高达140多家，成为中俄贸易的垄断者。

但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趁虚而入的俄国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在掠夺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外，俄国人还取得了特权，直接进入到了中国境内做生意。在1860年以前，俄国商人被规定只允许在恰克图等边境口岸才能做买卖，而且做生意还必须通过中国商人来转接。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的垄断优势，消失了。

1860年后，俄国商人不仅取得了进入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口岸的通商权，而且还相继获得了中国海关茶叶免税权，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水路运输贸易的特惠权。此后，俄国人避开了晋商等中国商帮的垄断，直接进入到了中国的产茶腹地——长江流域的汉口等地直接购茶、制茶、贩茶。

以天津海关为例，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前，湖南、湖北的茶叶贸易一直都由晋商垄断，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俄国商人开始直接进入两湖地区收购和贩运茶叶。

在税费方面，当时，俄国商人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但与此相对，晋商等中国商人当时从湖北汉口贩运茶叶到中俄边境，中途要经过63个税收关卡，仅仅税金就要比俄国人高出10倍左右。

另外在交通运输上，当时俄国商人先是将从湖南湖北收购的茶叶，用小船运到汉口装载大船，然后再从汉口沿着长江运到上海，再从上海海运到天津，然后从天津运到蒙古恰克图，然后进入俄国和欧洲大陆贩卖。

与此相对，晋商却只能从汉口北上走到湖北的老河口，然后再到河南赊店（今社旗县）上岸，然后手牵骆驼过河南、上太行山、穿过太原、越过雁门关，然后再走出西口，穿过草原，最后才能抵达中俄边境的蒙古恰克图，因此运输成本之高也就不难想象。

由于俄国商人享有特权、税负成本很低，并且茶叶运输选择走水路运输便捷、运输量大、成本低廉，这也使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市场的俄国商人迅速抢占了中俄茶叶贸易市场，对此，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就上奏清廷说：

“自（武汉汉口）江海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长）江（天）津，由（天）津运俄（国），运费俭省，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面对俄国商人的关税和交通优势，晋商茶帮紧急向清廷提出，希望也能学习俄国人走水路运输，但清廷对此的回答是，走水路可以，但厘金等税收却一分钱也不能少。

税收成本要高出俄国商人10倍，运输又处于劣势，最终，成本高昂的晋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上节节败退。以1865年为例，当年由俄国商人贩运到俄罗斯的茶叶为135万斤，两年后的1867年，这个数字飙涨到了710万斤，至此，在茶叶贸易等中俄传统贸易商品上，已经基本没有晋商的什么事儿了。

在传统实业生意上，晋商茶帮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一样，几乎是全线溃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晋商中的茶帮率先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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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茶叶等传统生意难以为继，但票号金融业的意外崛起，却让晋商们对传统生意的没落不以为然。

在晋商们看来，赚取汇兑差价、利用存款放高利贷等金融业务如此暴利，钱来得又轻松，金融业这么好干，那还要干实业干什么呢？

尽管在1840年之后，中国的洋务运动等近代工业开始大规模兴起，但在眼里只有金融暴利的晋商们看来，当初爬山涉水的中俄贸易等生意赚钱实在太艰辛，而他们对清廷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兴办近代工业又看不懂，或者说因为金融行业赚钱太轻松不想去懂，也因此，晋商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开始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

但倚靠着满清朝廷这棵政治的大树，晋商们还是活得很滋润。

对于清廷来说，晋商们是最好的提款机和保险柜：一旦发生战争动荡，第一时间就可以让经济实力雄厚的晋商们捐钱出银“支援朝廷”，仅仅在天平天国之乱（1851-1864）期间，晋商们就向清廷“捐纳”白银“数逾千万”。

而官员们赚了钱，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存在信用卓著的山西票号。

例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就将自己搜刮得来的10万两白银存到了山西票号蔚丰厚汇回重庆，并约定每年支取1万两，分十年取完但不计利息。在当时，官员们存款在山西票号普遍是没有利息的，对于官员们来说，政治上得来的很多赃款难以对外言说，因此这些巨款只要能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不损失本金就行；而对山西票号来说，有了各种免去利息的政治赃款来做生意放高利贷，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在此情况下，除了与清廷官方的汇兑业务往来之外，山西各大票号也成了当时大清帝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们心中最为安全的“保险柜”，只要赚了钱，大家都喜欢往票号里存款。

当然，晋商们也非常“识做”。当时，晋商们对于清廷上至中央的各部尚书、郎中，下至各个部委的门房、库房士兵乃至管事的老妈子，不仅在办事的时候有打点，而且每逢年节必有赠款，把各条门路搞得妥妥的。

对此，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中介绍说：“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其中最著名者，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大德通票号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交结岑春煊，日升昌票号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官员，晋商们还不惜一掷千金，在他们还未显达时就“给力投资”：

当时，张之洞因为母亲去世守制三年，回京后他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疏通关节，张之洞亲自拜访了当时山西协同庆票号，提出借银10万两，对此协同庆票号的经理随即应承下来。张之洞后来出任两广总督开始“知恩回报”，将两广地区的财粮国税全部交给协同庆解交汇兑，协同庆票号也因此在三四年间，就盈利上百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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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00年的庚子事变，则让晋商登上了巅峰之路。

1900年，在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惶逃窜，在逃入山西境内后，山西祁县乔致庸家族所属的大德通票号在得到密报后，立马设法将“老佛爷”慈禧一行迎入了大德通票号留宿一夜，并且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随后，山西各家票号又集体进贡了10万两白银作为“奉献”，这让仓惶逃奔的慈禧非常感动，认为晋商们都是大清帝国的“大忠臣”。

庚子事变平定后，返回北京的慈禧立马下令，让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下令将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也交给了各家山西票号汇兑，此后从1901年开始，各省每年都把应交的庚子赔款先解付给各家山西票号，然后再由各家山西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拥有了慈禧的谕旨保护这把无上的政治尚方宝剑，晋商们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前，也步入了最后十年的“黄金时代”。

但危机，已经步步逼近。

就在山西票号开始进入“巅峰鼎盛”的同时，一种更为先进的金融机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了。

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到1890年，仅仅英国人就在中国开办了30多家银行；另外，日本、法国、德国、俄国人也纷纷在大清帝国境内设立银行。

外国银行的到来，使得不仅在华外国人的钱都被吸走了，而且就连中国人也开始将钱存入到了外国银行。这就使得山西票号的业务越来越少。

以天津为例，当时天津对上海每年的棉纱款项汇兑1000万两白银，以往都是由山西票号汇兑，但外国银行进入天津后，立马抢去了500万两业务，新成立的国内银行又抢去了300万两业务，最终票号的业务只萎缩剩下200万两。

在外国银行的大举入侵下，以往由山西票号垄断的中国金融市场开始迅速分解，这就使得晋商继在茶叶市场失守后、最后一块残留的金融业务也节节败退，市场份额开始急剧缩小。

尽管拥有大清帝国的政治保护，但面对银行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晋商却由于自身的保守，以致多次失去了将票号转型成为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清帝国计划筹备成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官办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就是后来中国银行的前身。当时，清廷鉴于山西票号实力雄厚，以及1900年庚子事变时山西票号对慈禧和清廷的倾力支持，因此特别颁旨由山西票号来举办“户部银行”。

没想到当清廷时任户部尚书鹿仲霖奉旨邀请各家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家蜗居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大本营醉生梦死的财东们却死活都不同意，财东们的意见是，一旦跟清朝政府合作，他们担心资金会被清廷控制，自己无利可图。为此，当时清朝政府经过多番协商，甚至表示如果山西各家票号担心钱的问题，那就只出人不出钱也可以，只要用管理技术来入股就行，但山西票号的财东们死活就是不愿意。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转而向江浙一带的绸缎商人募资筹办户部银行，而这，也成为了清末和民国时期，江浙财团最终后来居上，压倒晋商、成为中国最大财团的根本原因。

因为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掌握了帝国的命脉。

面对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明白一旦失去重组银行机遇，将使晋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山西各家票号的职业经理人们，也忧心如焚。

当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

在建议参与组建清廷中央的户部银行失败后，山西票号的职业经理人们退而求其次，1908年，以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为首的各家山西票号的职业经理人们，决定集体向各家山西票号的财东们建议——成立山西人自己的银行，进而组建晋省汇业银行和三晋银行。

但山西各家票号的财东们意见很一致，就是三个字：不同意。

当时，作为山西票号的龙头老大，蔚丰厚的总经理毛鸿翰不仅不同意，反而还怀疑污蔑李宏龄作为职业经理人另有野心“自谋发财”，最终，此事也是不了了之。 

**▲**各家山西票号的财东们困守大院，最终坐井观天

而在连续两次错失转型的绝佳机遇后，在思想上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山西票号和晋商们，已经注定将被时代抛弃了。

对此，作为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李宏龄非常痛心，为了促进票号的财东们转变思想、出来学习看看外面的世界，李宏龄特地给长期蜗居在山西老家的财东们写信，对他们说：

“现在时局日新月异，从官方到学界，都在争相派人出国考察，但是作为商界的我们却无动于衷，现在你们长期居住在老家，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这些地方也不愿意去看看，现在火车、轮船这么方便，往返也不过就是几天的事，为什么不能出来看看呢？”

但是对于已经累代巨富、作为富N代、完全丧失了奋斗动力的各家票号的财东们来说，蜗居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老家的日子这么舒服，他们只知道收钱，才懒得出来外面看看呢，在他们看来，山西就是大清帝国的金融中心、乃至世界和宇宙的金融中心，他们对于外部的世界，早已完全丧失了了解的兴趣，更不要说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出任何改变了。

不仅如此，在各家票号的财东们看来，他们不仅不放心自己的职业经理人，而且容不得跟别人合股成立银行，完全不懂得联合做大的道理，“只能我当老大，别人不允许来染指”，就在这种墨守成规、夜郎自大、狭隘保守的自我感觉良好中，山西票号和晋商们，最终逐渐迎来了晋商商帮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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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坐井观天中，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遍及全国的劫乱开始了。当时，以山西日升昌票号为例，该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总计损失白银 300 万两以上”。而山西天成亨票号在汉口、西安、成都3处，即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稍定，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比被抢劫更惨的，是给清廷的借款成了彻底的死账。当时，在庚子事变后，清廷的战争赔款很多都是先向各家山西票号借钱来还的，以宣统三年（1911年）为例，仅仅这一年清廷就向山西各家票号前后借款达1200万两白银，但是，随着清廷在1912年初的退位和覆灭，这些借款也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因政治而兴的晋商，最终也迎来了政治的末日。

在各地的兵乱、抢劫、清廷的赖账不还等叠加打击下，辛亥革命开始后出现的大规模挤兑风潮，最终将各家山西票号逼入了彻底的绝境。

晚清时，当时国内的达官贵人都喜欢将钱存放在山西票号，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因此就出现了北方存钱比较多、南方贷款比较多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北存南放”，但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北京等北方的达官贵人由于担心清廷要倒台，纷纷向山西票号挤兑提现，刚开始，山西票号大多照兑不误，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迅速扩大，由于担心清廷倒台、需要挤兑现银赶紧逃命的清朝达官贵人也越来越多。

由于山西各家票号的放款远多于存款，而放款一时半会又收不回来，加上很多人趁着时代动荡故意不还钱，但挤兑提现的人潮又蜂拥而来，最终，晋商彻底走上了末路。

当时，由于各家票号对外的贷款完全没有抵押物品，这就使得一旦发生坏账，根本无法进行平账；另外，与现代银行实行的是有限责任制不同，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当面对挤兑风潮无法兑现时，票号股东连家底、老本都得被清算掉。

以山西合盛元票号为例，到1920年时，该票号还有放款1170858两，而需要支付的存款则为1113731两，两者相对仍有余款57127两，但由于放款收不回来，存款也就支付不了，最终该票号只能歇业倒毙。

而到了1931年，前清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三夫人，甚至亲自从甘肃跑到山西平遥，向当时存钱的协同庆票号讨债100多万两，眼看无法兑现存款，协同庆号的股东和经理人只能连夜潜逃。

在改朝换代和挤兑风潮的巨大打击下，依靠政治而生的山西票号的财东和大小掌柜们，只能纷纷歇业倒毙，并且四处逃匿躲藏。当时，很多经营票号的晋商为此官司缠身、债务缠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仓惶潜逃，有的甚至弄到家破人亡，最终只能沦落成沿街乞讨的乞丐。

到1921年，曾经在中国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只剩下了5家，到1932年，山西票号最终倒毙到只剩下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家在勉力维持经营，而当时，这两家最后残存的票号实际上已经改组成了银号之类的信用机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票号了。

自此，从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最早的票号平遥日昇昌票号创立，历经百年风雨后，到1932年，曾经显赫中国达百年之久的山西票号，终于彻底衰落、轰然倒塌。 

▲武昌起义敲响了晋商陨落的丧钟

而就在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之前，1906年，晋商的杰出代表乔致庸也开始了对祖传的乔家大院进行翻修扩建，1912年清廷覆灭后，乔家大院的扩建仍在进行，但对于早已经放弃实业经营、又失去金融业支撑的乔家子孙来说，家族的没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由于赚钱后的资本不能流入实业经营，因此在失去金融业和清廷的政治支撑后，晋商开始轰然倒塌，但晋商子孙后代们的奢侈并没有因此减弱。

以山西太谷的曹氏家族为例，当时曹家上下光佣人就有300多人，并且曹家上下通行吸食鸦片，平时家中光鸦片存储就达万两以上，1912年后，曹氏家族最终在挥霍无度中，亏空了最后的家财。

而赫赫有名的乔致庸在1907年去世后，他的11个孙子中至少有三人也在吸食鸦片中败光了家产，其中乔致庸的孙子乔映南不仅和妻子一起吸，而且乔映南的七个子女中也有五个人吸鸦片，到了1939年，风光一时的乔映南最终在穷困潦倒中去世，至此，乔致庸家族也在吞云吐雾的自甘堕落中，和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晋商群体一起，慢慢被历史的烟云所覆没。

至此，那个曾经在明清两代、纵横中国达500多年的晋商商帮，最终悄然陨落。 

参考文献： 

庞利民：《晋商与徽商》

容和平 韩芸 王鸣：《官商经济与晋商兴衰》

张丽 骆昭东：《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