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公知治国的悲剧”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十五）_风闻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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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十五）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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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塔格拉山脊底下的事态发展上面的时候，整个九月份里西段的局势也日趋紧张。前面讲过陆军总部也拒绝了西段的地区指挥官的一切警告和反对意见。西段的地区指挥官与第三十三军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一样，也认为如果对中国部队再迫近些，他们就会猛烈地进行报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军事上没有力量去对付中国的进攻。

       中国部队在不久前开始占领那些位于印度前沿哨所的防御圈以外的空投区。九月二十二日，陆军总部下令给西部军区说，对方这种行动今后不能再予容忍；对企图占领空投区和插到空投区与哨所之间的中国部队应当开枪。

       那年夏天，文官们和新德里的军人们深信中国部队是不会还击的，可以说，印度只要象镇压老百姓那样打一阵枪，就可以暴露出中国部队对前沿哨所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对在前沿的印度部队——经常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有时只有一个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经过肯定和下达之后，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执行。于是森命令普拉沙德从达旺前往推动。当时搞不到直升飞机，这位将军只好长途跋涉赶到伦坡；即使对健壮的作战士兵来讲，走这一程也是够受的，有个目睹者说，普拉沙德走到伦坡时，“看来够狼狈的”。

       且不说身体上受折磨，命令一个师长到前线去，除了使那些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人感到满足——为了尽快实施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外，没有别的用处。况且这样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与全师失掉联系，离开师部的时间就更长了。　　 

       那时达尔维准将已经把旅部设在伦坡，九月二十五日普拉沙德将军也到了伦坡。森曾下令要准备一份作战行动方案。乌姆拉欧·辛格把这个命令传达给普拉沙德，普拉沙德现在就叫达尔维准备这个方案。普拉沙德象达尔维一样地知道要赶走中国部队在军事上是做不到的，而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只会加强最高指挥部对赶走中国部队的幻想。然而，如果这个方案把战术的与给养的问题提得足够有力，可能会对东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起教育作用；况且不管怎样，上面已经下令叫准备方案了。　　 

       姑且不说给养问题，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战术问题就是够吓人的。克节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狭窄而又滑溜的便桥，全在中国炮火的射程之内。塔格拉山脊由西向东倾斜，因此从东面向前推进要爬陡坡。从中央向前推进，过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国部队的阵地处于居高临下之势。

       印度部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会被交叉火力消灭掉。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西面去接近塔格拉这个目标，就是说，从一个叫章勒(Tsangle)的地方，到叫僧崇(Tsengjong)的山包，从这个山包可以从背后和侧翼进攻中国沿河的阵地。但即使这样一个纸面上的方案也全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中国方面不会增援，也不会对印度的推进采取相应行动，而是守候在原地，最后不进行认真的战斗就后退。这就是新德里的设想，达尔维就得根据这种设想来制订方案，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所推断的中国部队的可能反应来制订方案。　　 

       然而在达尔维和普拉沙德看来，在进攻方案中战术上的明显弱点还不是主要的，需要强调地、详细地说明的是作战行动前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他们要使最高指挥部从这一方面看到里窝那作战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增派更多部队之前，需要空投和储存整个旅的三十天的口粮；要运来供一个旅进攻用的最低限度的大炮，即一个半中队的野炮和炮弹；还要有小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用的足够的弹药以及一个旅的全部的武器。要把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物资在克节朗河储存好以后，作战行动才能开始。所需物资共计五百八十吨。要一个旅进攻一营装备齐全、固守着居高临下的阵地的敌人，要求这些物资决不是不合理的；然而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这又是根本办不到的。哈东山口的陆路只能运送少量物资，况且脚夫也很少。

       一切物资都要空投到这个地区仅有的一块平地上，它在名叫章多的地方，在河的南边，比河面高出二千英尺。这个空投区很小，只有达科他式(Dakota)飞机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这种飞机可以飞得很慢，有可能把载运的物资投到空投区里。

       即使这个地方也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补给点，因为它距离部队的主要阵地太远，一切物资都要由士兵自己从这里经由陡峭难行的小道搬往前沿。可能空投给这个旅的炮，只有那些伞兵携带的小炮，它们的射程甚至抵不过中国步兵用的迫击炮，所以没有多少用处。更有甚者，这一切都有一个期限。除非所需物资在十月十日以前运到，否则就要在六个月以后才能行动。十月下旬就开始下雪，作战行动必须在此以前完成。　　 

       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九月二十六日乘直升飞机到伦坡。他看了达尔维的方案，建议把所需物资写得再多些，并写上应当更加审慎行事的意见。随后他同意了经过修改的方案，并把它作为他自己的方案，在九月二十九日拿到东部军区交给了森。　　 这时，在新德里的政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国大党和反对党，都感到不耐烦了。

       从一开始官方的评论和情况介绍就是满怀信心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也没有真想保密。关于这个命令，英国《泰晤士报》在九月二十三日的一条消息中作了报道，几天以后《印度时报》在下述的报道中加以证实：　　 

       印度政府十天前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据此，已对陆军发出训令说，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步骤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陆军当局受权自行选定最适合于实施这样一个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战术，这一行动的目的并不是把中国入侵者俘虏过来，或给予杀伤，而是逼使他们撤回到边界的他们一边去。　　 

       很明显，不管向记者介绍情况的人是谁，他仍然希望只要印度“嘘”一声，就可以把中国人吓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这种认为印度的目标能很快地、轻而易举地达到的乐观想法，开始时激起了公众翘首期待的兴奋心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政府所作的保证并未见诸行动，已经泄露出来的要发动进攻的诺言也没有兑现，公众原先对政府表示的决心所感到满意的心情冷了下来，转而怀疑政府是在虚张声势。　　 

       塔格拉地区发生小冲突的报道，使人们更加失去耐心。九月上半月，克节朗河沿岸还平静无事。在双方对峙的初期，对方还隔河小心翼翼地表示过一番友好，中国兵向没有烟抽的印度兵赠烟，甚至把一些误投到中国地区内的印度空投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中国部队通过扩音器告诉印度部队说，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会谈来解决边界问题，并且要求他们审慎行事，不要开火，以免使局势恶化。

       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继续进行防御准备，挖掘壕沟，清除射线内的障碍物。达尔维准将回忆道，“有时，中国人还很大方地通知我们说，他们要砍倒一棵树，如果我们听到树倒下来的声响，不要受惊。”然而，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又近在咫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次开火发生在九月二十日。中国部队从一开始就在第二号桥的南端设立了一个警戒哨所，印度部队企图把他们赶回去。中国对九月十七日发生的一次事件的叙述如下：　　 两个中国哨兵在值勤时……六十多名印度士兵从三面向他们逼近。那两个中国士兵立刻向他们高喊，要他们停止。

       但是印度军队却以更快的速度逼近他们。有几个印度士兵在约十公尺的地方围着他们，有几个士兵还在三公尺处逼近一个中国哨兵，印军还举着英制步枪和加拿大制轻机枪对准中国哨兵，大叫大吼，肆意挑衅。　　 

       这个哨所看来又与九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有关。关于后一事件，双方都指控对方首先开枪，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两名中国士兵死亡，五名印度士兵受伤。　　 

       北京提出抗议，要求“印度方面立即停止进攻，立即……撤出”，并警告说，如果印度部队开枪射击，中国方面将进行自卫，予以还击。照会说，该“……地区的势态极为险恶，战火可能在那里发生。”(《人民日报》用同样的语调写道：“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

       印度的答复和反抗议使用了几乎与北京相同的语言，要中国“停止在印度境内的侵略活动”，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否则“要对一切后果负责”。双方都在拔刀——但印度的刀鞘里却是空的。　　 

       印度官方指责中国方面挑起塔格拉山脊下的互相射击，这就使记者和政界人士提出更为迫切的问题——陆军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交给它的任务呢？印度政府重要成员和官员们则加以搪塞，说是前方指挥官们办事拖拉，甚至比拖拉还要糟糕。

       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十月初向我介绍背景情况时说，陆军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已经失去战斗精神，不过正在更换一些指挥官加以补救，必要的行动即将开始。一些官员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毫不隐讳地把上述情况归咎于前方的军官，归咎于乌姆拉欧·辛格将军。　　 

       九月二十九日乌姆拉欧·辛格从伦坡到了勒克瑙东部军区，向森将军递交了书面意见和行动方案。森拒绝接受乌姆拉欧·辛格所开列的作战行动所需物资清单。前面说过，事实上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乌姆拉欧·辛格在他的方案被否定后，就书面提出抗议，指出命令他采取的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森对局势的处理也是不恰当的。东部军区正在直接指挥连、排的行动，他问道：是否可以请他们履行自己的正当职责，只给下面规定任务，而把方法问题留给在现场的人去处理。　　 

       乌姆拉欧·辛格的抵抗使森和塔帕尔将军掉进他们自己设置的陷井中。他们一开始就向文官们保证：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可行的，是可以立即而又迅速完成的。

       (他们担心的是在边界的其他地方的反响，而文官们保证说，中国不会作出全面的反应，所以这一点也就解决了。)

       可是三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采取行动，而现在乌姆拉欧提出的意见、方案和要求，把问题摆得很清楚：如果还让他负责，里窝那作战行动根本不会开始。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看来很尖锐。但事实上对森和塔帕尔来说，解决办法很简单——把乌姆拉欧·辛格免职就是了。森提请陆军总部注意乌姆拉欧·辛格的书面抗议并说这证明辛格脾气很大，采取不合作态度。十月二日，塔帕尔和森请梅农批准撤掉辛格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梅农同意。据森讲，他请梅农委派马内克肖少将去接任——就是那个一年前因为对国防部长及其亲信出言不逊而受到指控的山姆·马内克肖。照森的讲法，梅农“蹦了起来”，断然拒绝。虽然马内克肖受到控告后已被宣布为无罪，但是梅农却一直阻挠他晋升为中将。

       梅农显然已经决定：不能仅仅因为需要马内克肖来负责对付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起用这个批评过他的人。这又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梅农不念旧恶，假如塔帕尔或森以辞职相要挟坚持马内克肖的任命，那么，马内克肖毫无疑问会采取同乌姆拉欧·辛格一模一样的立场。也许正是估计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梅农的决心就更大，森也就更容易接受梅农的决定了。　　 

       由谁来接替乌姆拉欧·辛格的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不过，梅农、塔帕尔和森商定，不能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第三十三军军长的职务，而应当成立另外一个军去负责东北边界的作战行动。

       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在档案里查不到，但这是明摆着的。首先是要使事情看起来不那么突然。如果简单地撤掉乌姆拉欧·辛格的职务，人们必然会提出问题。假使真相透露出来，他之所以被免职是由于他对政府已答应的对付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否切合实际的问题，同上级有意见分歧，那就泄露了内部秘密，公众和政界就会鼓噪起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应当悄悄地把他换掉，而最不露痕迹的做法是让他继续当一个军的军长，但解除他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的责任。要这样做，最实际的办法是把第三十三军的任务分成两部分：对那加人和对东巴的边界上的作战行动，移交给一个新成立的军负责，由乌姆拉欧·辛格指挥以保持连续性，第三十三军继续负责东北边境特区和里窝那作战行动，但由一位新军长指挥。

       可是这样做会产生另一个难题——第三十三军的参谋人员怎么办呢？可以假定，他们研究了下级单位的看法后曾向乌姆拉欧·辛格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同意乌姆拉欧·辛格的判断，也认为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派一个新军长去领导一个旧参谋班底不会有好结果的。他的部下对情况比他要熟悉得多；而他一上任就得否定他们的一致意见，这只有一个极其执拗的人才可以办到。　　 

       于是就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军，由一位新的军长指挥，这个军应负责立即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梅农、塔帕尔和森既要不动声色地把乌姆拉欧·辛格弄掉，又要使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立即开始，这就促使他们集中了所有可以采取的办法中的最不利的因素。如果按照通常的建制调整进行这种变动，那么就会给予几个星期，最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组成一个新的军，并使它把任务担负起来。

       而在一夜之间白手起家组成一个军，并且一组成就要担负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这在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个新的军，番号叫第四军，起初只是一个空架子，是使梅农、塔帕尔和森所允诺的行动能够很快兑现的一种对外联系的政治工具。他们要能够很快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而又要避免在诸如敌我的力量对比、弹药和食物的供应之类的琐碎枝节上继续扯皮下去，这样做是唯一的办法。　　 

       他们想出成立一个新的军的主意后，就物色一个能对作战计划不抱怀疑的人担任指挥。这样的人倒是现成的：考尔将军从九月三日起就在克什米尔休假。梅农本来是反对这位参谋局长在边界形势如此紧张的时候度假的。但考尔指出，尼赫鲁、莫拉尔吉·德赛以及梅农本人都拟于九月份里离开印度；他又讲到，形势不会真是那么危急，并坚持要休假。

       在陆军奉命要把塔格拉山口下面的中国部队赶走的时候，塔帕尔虽然担心中国会作出剧烈的反应，也没有把他的参谋局长找回来。考尔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缩短假期。

       不过尼赫鲁十月二日要从国外回来的消息似乎使他感到有必要打断他在山里的假期，到首都来呆几天。十月一日，他回到新德里。第二天，塔帕尔就抓住他，叫他重新管起参谋局长的工作来。到了十月三日深夜，又决定由考尔去负责新成立的第四军。　　 

       在这样的时刻派参谋局长去当军长，是不寻常的。如果重大的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作为陆军总部关键人物的参谋局长，是起着与军长一样的决定性作用的。只有在参谋局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出色指挥官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才合乎道理，而前面说过，考尔的情况决非如此。可是他自己一定是把指挥一个新的军看成是一举成名的机会。

       作为前进政策的创始人，考尔也深信中国不会对印度的挑战作出大规模的反应。当他刚回到参谋局，森和参谋们向他介绍情况时，一定把里窝那作战行动说成是极为简单的事，只是因为乌姆拉欧·辛格及其下属在前方的军官作事拖拉和胆小怕事才没有必要地被耽搁下来。

       考尔从未亲自指挥过部队作战，这是他的经历中的一个缺陷。他手下的联络处的人员为他所做的掩饰，虽然在政界人士和公众眼里可以蒙混过去，却绝对骗不了陆军里的任何人。眼下他有机会去负责一项关系重大而又痛痛快快的作战行动；这个行动可以迅速地、戏剧性地完成，使他能满载胜利，回到对他深表感激的首都。这真是考尔得意洋洋的时刻。 

       [ 注：考尔自己在叙述这些事情的经过时说，他接受第四军军长的任命是有疑虑的，不过作为一个尽职的军人，他同意了。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告诉作者说，考尔是自告奋勇的。当作者问梅农为什么要任命考尔时，他回答道，“只有他一人自告奋勇”。 ]　　 

       尼赫鲁和梅农一定是把考尔看成救星。有了考尔担任指挥，他们就可以指望在议会复会时或者复会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他们两人都深信这将是个痛痛快快的行动，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一边是尼赫鲁和梅农，一边是塔帕尔和森，他们一起表演着幻想四重奏。

       这两位将军深信，如果中国不作出反应，里窝那作战行动可以迅速地胜利完成；尼赫鲁和梅农则深信中国人不会作出反应。

       这两种幻想融合成一个信念：只要物色到适当的指挥官，很快将大功告成。尼赫鲁从国外归来(从伦敦返国途中访问了加纳和埃及)，仍一如既往深信不必担心中国会进行重大的报复。当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可能在西段进行反击时，据考尔说，尼赫鲁回答道，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　　 

       考尔在被指派为第四军军长的当晚去见尼赫鲁。

       对尼赫鲁当时的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　　 

       [他说]他同意外交部的一些顾问的看法，即我们容忍中国部队入侵我国领土实在太久了，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采取——或者显得是在采取——强硬立场而不计后果的阶段了。

       他认为，中国用进入多拉的方式来实现对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土要求，我们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争夺多拉。他希望中国能明白事理，撤出多拉；如果不撤，我们就只能把他们从我们领土上赶走，或者至少是尽我们最大力量试图这样去做。尼赫鲁说，如果我们不去采取这样的行动，政府就会完全丧失公众的信任。　　 

       考尔在这些事情上讲话不一定可靠，不过他对尼赫鲁的观点作的这一概括听起来象是真的。尼赫鲁又一次被当时的事态牵着鼻子走。如果事态按照原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军事的灾难；但也可以肯定，如果尼赫鲁这时企图改变方向，“政府会丧失公众的信任”。　　 

       十月三日，考尔通宵忙于挑选军部的工作人员，半夜里把他们叫起来。第二天早晨，他就飞往提斯浦尔，这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关头。他的同伴后来在作证时说，他在飞机上告诉他们：各家报纸第二天早晨会把他的任命登作头条新闻；他还说：假如他的使命失败了，政府也就难免要垮台。　　 

       当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向着高潮发展的时候，印度同中国进行着外交交涉的最后一个回合。在边界的小冲突发展成为战争之前，他们是否会再次进行会谈？如果要会谈，他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将是什么？象以前一样，中国建议举行会晤；象以前一样，印度加以拒绝。　　 

       八月份，印度通知北京说，他们乐意在新德里接待一名中国代表来讨论双方共同从西段有争议的地区撤出的问题。这就是一九五九年印度所建议的双方撤至对方所主张的边界线以外，而且，如同尼赫鲁现在再次向议会保证的那样，“很显然，这包含[中国人]撤出一个很大的地区，我们撤出一个很小的地区”。

       按照印度照会中的用词，这个建议所提出的措施可以“恢复近五年来被武力更改的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和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为举行和平的讨论造成适当的气候”。 [ 注：见第二章 ]　　 

       所以印度的立场是首先讨论在西段共同撤出的方式，就是中国从印度提出要求的一切领土上撤出，而印度仅仅从最近设立的前沿哨所和早些时候在碟穆绰克设立的哨所撤出。一旦上述撤退完成后，印度准备在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不过会谈将不涉及全面的边界的解决，只涉及“国际边界”——即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的次要的、细微的调整。　　 

       北京在九月十三日的复照中指责印度在“寻找借口拒绝……讨论边界问题”，指出印度在西段的军事行动变本加厉，印度的政策，即尼赫鲁所说的双重政策，等于“假谈真打”。如果真想谈判，中国是欢迎的；但是“打，中国是要抵抗的”。

       北京再次提出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首次提出的建议，即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并极力主张两国政府应该迅速在双方官员报告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中国政府正式建议，两国政府指派代表轮流先在北京，后在德里从十月十五日起开始进行这种讨论。有关细节，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双方看来在再次进行讨论问题上有所接近。然而双方所建议的讨论内容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是关键性的。　　 

       九月十九日，新德里表示同意按中国提议的日期在北京开始会谈——不过要进行的是印度所建议的会谈，而不是中国所建议的会谈。新德里的复照说，“印度政府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举行进一步的讨论来制定恢复近年来被武力改变了的西段状况的措施，并且消除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表示接受印度的提法，就可以安排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谈。这时，旁遮普联队已进入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但印度的建议只是谈西段问题；印度根本拒绝讨论东段问题。　　 

       十月三日中国答复时，克节朗河一带的形势变得象西段一样紧张。中国认为印度的建议，即“中国从自己的大片地区撤退，然后才能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中国方面说，他们反对会谈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并不反对讨论印度方面可能提出来的任何问题。他们因此建议印度代表在已经协议的十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方都同意讨论对方愿意提出的边界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且明白表示中国会提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问题。这样，如果中国的建议被接受的话，两种迥然不同的会谈可以并在一起。　　

       印度政府原来同意讨论从西段互相撤退的问题，然而它在十月六日的复照中甚至连这一点也翻悔了。照会宣称，“不在胁迫下或在不断的武力威胁下进行任何会谈和讨论”。只有在中国部队撤出塔格拉，而且北京明确同意只谈双方从西段撤退的问题之后，印度才能谈判。中国把印度这种态度描述为“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在印度看来，中国是利用对东部边界进行一次新的蓄意的入侵，使麦克马洪线列入会谈的范围，从而导致成为全面谈判。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它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绝不能重新谈判，所以，他们拒绝讨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是理有必至，甚至事有必然的。

       印度的公众对政府迟迟不能使麦克马洪线不容侵犯的诺言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由于这种不满，舆论更加坚决反对同中国举行任何会谈，而且政府如果同中国重新会谈，不管新德里的说法如何，舆论肯定会把这事看作是对中国的姑息，从而对政府进行猛烈抨击。

       八月间，北京曾撇开印度提出的先决条件，而采纳新德里关于双方进行讨论的想法， [ 注：见第二章 ] 这就使印度政府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印度政府在十月六日的照会里翻悔了原议，使自己摆脱了这种窘境。　　 

       印度断然地、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会谈，可是它在照会中却又谴责中国阻挠会谈，硬说拒绝谈判的是北京。这样，印度翻悔了暂行同意举行会谈十天之后，又在一个照会里指责说，“中国政府不仅拒绝举行会谈和讨论……而且在东段……制造进一步的紧张和冲突。”这里说的东段就是指塔格拉山脊下面。象往常一样，大多数旁观者接受印度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尼赫鲁到最后还表示他是愿意并且随时准备会谈的。他在返回印度后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准备举行会谈的，只要对方是正经的，对我们是合乎自尊的。我从来不拒绝同任何人谈。”　

       考尔离开新德里的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很灵地应验了他在飞机上所作的预言。

       “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　　 

       有两家报纸的报道说，考尔受政府的特别委托去执行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另一边去的任务。《印度时报》把考尔描绘为“一位有非凡的勇气和干劲的军人”。那两篇报道都用了“特种部队”的字眼。考尔本人或是他的部下在他的指示下，根本不顾考尔的任命和新军的组成是最高军事机密，向两家主要报纸的政治记者介绍了情况。

       事已至此，国防部只得予以弥补，在当晚证实这些事实，但是指出：成立新军是一种通常的行政性的改组，并不存在成立特种部队的问题。他们说，麦克马洪线上的形势完全在印度掌握之下。人们原来乐观地期待着陆军会很快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土地上把中国部队赶走。当然，国防部的这种搪塞的说法一点也没有减低这种期待的心情。　　 

       考尔和他亲自挑选的一批军官在十月四日快傍晚的时候抵达提斯浦尔。森将军在机场迎接他，这种把部队礼仪规格颠倒过来的作法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名义上，森是考尔的上司，但是事实上考尔却是统帅，他是受尼赫鲁本人的委托来执行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并直接向新德里报告。从这时起，森和他的东部军区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考尔因病暂时离开前线时才重新露头。　　 

       考尔一到提斯浦尔，就正式通知陆军总部他已经就任。虽然当时考尔手下只有少数骨干，第四军本身也只是个空名，但乌姆拉欧·辛格提出要借给考尔一些熟悉情况的第三十三军的参谋人员时，考尔却谢绝了。对考尔来说，大概对陆军总部来说也是如此，这证实了成立第四军仅仅是为了使考尔能直接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的一种手段。

       考尔的任务是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指挥第七旅，任务完成后就返回新德里担任原职。在考尔回去前，参谋局长职务由他的副手代理，并没有指派新的参谋局长。里窝那作战行动完成后，第四军就可以结束，或者在一名新的军长领导下正规地建立起来。　　 

       考尔、森和乌姆拉欧·辛格的会面一定是一个难堪的场面。森和乌姆拉欧·辛格长期来是敌对的，现在森又把乌姆拉欧·辛格换掉，这只能使他们的关系更僵。另一方面，乌姆拉欧·辛格和考尔自早期在陆军时就是老朋友。乌姆拉欧·辛格重述了不可能早日实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的看法。考尔当然是把他的前任的意见当作耳边风。　　 

       东北边境特区的军事部署在前几个星期里已起了一些变化。从印度中部调来了另一个步兵旅(第六十二旅)，但马上就拆散了，它的三个营分派到三个地方，然后又进一步分散。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把中国部队可能渗入的地点标了出来，于是印度部队就被派往他挑选出来的这些地点，而对全面的军事部署却丝毫不加考虑。

       马立克认为有的地方是漏洞，于是就把两个新来的营派去堵塞漏洞。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4 Garhwal Rifles)则被派往达旺加强第一锡克联队的防务。(达旺现在成为一个单独的旅管区，临时旅部由一个炮兵军官领导。)第六十二旅旅部设在米萨马里平原上，旅部下面没有部队，旅长不久也撤换了。　　 

       在森的直接命令下有两个营开往塔格拉地区，一个是第九廓尔喀步枪联队(第一营)，即在东北边境特区呆了三年准备前往旁遮普和平驻地的那支部队，另一个是第二拉加普特联队(2 Rajput)。拉加普特士兵们也是刚结束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三年巡行任务，正在平原准备开往北方邦。他们原来是在边界东端的瓦弄一带活动的；如果真的考虑到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全面作战的可能性，那么就应当把他们派回瓦弄地区去，但是他们却被划归第七旅指挥，奉令进驻伦坡。

       由于公路不通，只能用卡车把他们运到德让宗；从那里他们就要步行翻越色拉山口到达旺。他们不能适应那样高的地方。他们穿着夏季的单衣，在连绵不断的霪雨中行军，在野外宿营。他们在达旺休息一天后，九月二十四日才到达伦坡，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廓尔喀士兵在九月二十六日左右开抵伦坡。

       这样，第七旅名义上有了三个营的兵力。可是新来的两个营在长距离强行军后已精疲力竭，严重减员，而且只携带轻武器和子弹带里能装下的子弹。拉加普特士兵到达伦坡的第二天，达尔维准将就派他们的一个连去克节朗河增援旁遮普部队。　　 

       当考尔就任时，印军的部署如下：　　 

       在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加上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一个连，还有一个中型机枪排(两挺机枪)。　　 

       在伦坡：第七旅旅部，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另外两个连，第九廓尔喀步兵联队(第一营)，一队重迫击炮，一个机枪连的剩余部分和几名工兵。还有一个步兵营，即第四近卫军联队(4 Grenadiers)，正在开赴伦坡的途中，十月九日才到达。　　 

       在达旺：第四炮兵旅所属的两个步兵营(第一锡克联队和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七旅调走后，由该旅负责达旺的防务；他们有几门山炮和重迫击炮。　　 

       在东北边境特区其余地方：在第五步兵旅管辖下的五个营，但分布得很散，实际上每营一般不超过两个连。还有一个营正在去瓦弄途中。　　 

       再细看一下克节朗河地区部队的分布：四个步兵连分布在长达七英里左右的沿河前线上，要三天时间才能从一侧走到另一侧。十月初，森下令占领塔格拉山脊最西端的章勒。这个地方控制着通往西面的主要山口的通道，达尔维和乌姆拉欧·辛格都说在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之前，不应占领章勒。他们认为，过早地占领章勒，就会暴露印度的意图，使中国部队预先提防。森否定了他们的意见，在十月四日把旁遮普部队一个连派往章勒，从他们当时的阵地前往章勒要走两天。森还下令说，第七旅在开始行动前储备十五天的给养，而不是乌姆拉欧·辛格规定的三十天的给养。乌姆拉欧·辛格对这项他称之为军事上错误的命令提出了抗议。这大概是他被调往那加和巴基斯坦前线去之前发出的最后一次电报。　　 

       十月四日，当考尔、森和乌姆拉欧·辛格在提斯浦尔商谈的时候，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又一次到伦坡去见达尔维。达尔维问到：他们和乌姆拉欧·辛格提出的关于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意见和方案的下落如何？据达尔维说，普拉沙德当时回答说：“你听着，老兄，没有人对你们那个乱弹琴的意见发生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你们发动赶走中国部队总攻势的日期。”接着他告诉达尔维说，考尔接替了乌姆拉欧·辛格，并命令达尔维立刻前往克节朗河。达尔维提出抗议：“我对他说，高级军官在夜里象小偷一样跑掉，太不体面了。我们怕谁，是怕中国人，还是怕我们自己的上司？”不过他当然还是走了。　　 

       考尔本人第二天来到伦坡。他离开提斯浦尔是为了去会见在赴克节朗河途中的普拉沙德的。他告诉他的部下，在里窝那作战行动完成之前，他是不会回去的。但是在起飞之后他又决定去伦坡。他在中午到达。

       当时达尔维已赴克节朗河，代理他职务的旅参谋长与别的军官一起去看究竟是谁突然乘直升飞机来了，结果这个旅参谋长第一个挨到了考尔的训斥。

       考尔告诉他，新德里的印象是这个旅不大愿意执行目前的任务，并说凡不能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都要撤职，他命令当时在伦坡的部队马上开拔，前往塔格拉地区。旅参谋长提出异议说，该旅在克节朗河没有办法搞到给养。考尔却草率地加以否定，并说，成吨成吨的物资正空投到章多 (事实上由于气候关系，那里的空投区已经关闭五天了)。

       旅参谋长又提醒他说，空投到章多的物资可以找回来的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十。考尔驳斥道：“我的命令是：要末找回来，要末饿肚子。”他后来所作的唯一让步是答应部队可以在第二天拂晓开拔，而不是马上开拔——当时离开天黑，只有一个钟头了。

       于是，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在十月六日开拔了。他们仍旧穿着单军衣，每人只携带一条毯子，五十发子弹和轻武器，其他武器有的留在伦坡，有的从平原到伦坡的强行军途中就丢下了。通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他们奉命走的是更艰险的那一条，要翻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然后下到一万四千五百英尺高的章多，在那里待命。行军的条件非常恶劣，当时士兵们已疲惫不堪，据达尔维讲，有些人就死在山口上或死在章多。　　 

       考尔接着飞往色基姆(Serkhim)，那里连夜为他开辟了直升飞机降落点。在那里，他见到普拉沙德。

       第二天，即十月六日，他向陆军总部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反映了他从普拉沙德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或许也反映了乌姆拉欧·辛格在提斯浦尔带警告口吻向他强调指出的问题。电报里他强调面临的困难。他报告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增兵很多，显然配有大炮、重迫击炮和中型机枪，“他们还拥有无后座力炮和自动步枪以及其他危险的 [ 注：选用这个形容词暴露了考尔的老底。对作战的士兵来说，“危险的”武器只是那些保险拴有毛病的武器。 ] 武器”。

       目前看来，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那个中国营的后面，有一个团作为后盾。不过，考尔说，他正根据这一情况加速集结印度部队，并答应在十月十日开始里窝那作战行动。他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机智克敌，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是他警告说，中国部队是有可能击溃印度部队的。因此他建议空军应保持戒备状态，以便必要时能迅速地在空中展开攻势进行支援，以挽回局势。　　 

       乌姆拉欧·辛格曾在他的意见书中提出，如果到那时能集中足够的给养，才可于十月十日开始行动。现在考尔却在没有所规定的补给基地的情况下，把十月十日这个日期定为开始行动的限期。

       考尔答应在四天内开始赶走中国人的作战行动，所以时间一刻也不能放松。在克节朗河附近，没有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唯一平坦和没有障碍的地区是处于中国的那一边。

​       因此，十月六日一早考尔一行前往多拉哨所时，只能步行翻过哈东山口。考尔走得很急，超过他体力所能支持的程度——他并不比他的士兵们更能适应这样高的地势。有一段路他让一个健壮的西藏脚夫背着他爬上山口。许多士兵也是很吃力地爬上这条山路，他们看到他们的军长骑在人背上从身边过去。　　

       十月七日午后不久考尔到达多拉哨所，然后把剩下来的时间全用来研究地形。地形是不可能鼓舞人心的。克节朗河仍然是水深流急，河谷里丛林密布，部队离开小道就很难运动，能够开展火力的射界也很有限。在印度一边，从河边开始，地势逐渐升高，约达五百码左右，然后陡然直上哈东山脊，山脊高于河床约四千英尺。

       章多的空投区位于该山脊的顶峰。在北部中国占有的一边，徐徐升高的地方更窄，上升到险峻的塔格拉山脊的地势更陡，大部分地方几乎是悬崖峭壁。不过河的北岸有一处通向一个平坦的牧场，长约一千码，然后升高到一个叫僧崇的山头。这个山头可控制并可从侧翼迂回多拉哨所正对面的中国阵地。所以占领僧崇是达尔维最初的进攻方案中的第一阶段目标。　　 

       印度的阵地和交通线是在中国部队的控制之下。中国部队除使用步兵以及挖掘和清除树木的工具外，还有不少民工协助。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间有交通壕并组成了难以接近的火力网。然而印度部队却连挖掘工具和斧子都很少，不能很有效地挖掘工事。他们企图用挖掘工具和铁铲砍伐树木，遭到了中国部队的嘲笑。　　 

       十月七日晚上，考尔巡视现场后，又给新德里发了电报。他的电报很不寻常，电报是绕过正常的途径直接发给陆军总部的，只抄送东部军区。不仅如此，电报长得要命，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甚至如谈轶闻趣事一般，象是从前线写给家中一位疼爱自己的叔叔的信件，而不大象一份军事电报。电报是由考尔口授给随从军官的，当随从军官累得记不下去时，就口授给达尔维准将。

       达尔维后来说，“记录员的差使安在心烦意乱的老资格的准将身上，可有点不大相称。”电报由通讯兵送往伦坡；从伦坡再用电话口传到一个无线电站，然后译成密码，经由提斯浦尔发往新德里。考尔的电报太长，有时要发上八个钟头，堵住了无线电路，使其他电报都发不成。即使是最优先拍发，考尔从克节朗河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也要三天后才到达新德里。　　 

       考尔在十月七日的电报中叙述了他所面临的困难。他现在才说，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兵力已增至一个团；印度部队的供应情况濒于绝境，印军所有的弹药仍然只限于装在子弹带里的那些(每人五十发)，从那天开始不得不扣紧口粮定量；冬衣也缺乏，三个营中有两个营穿着夏天的军衣，每人只有一条毯子，而当晚要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露宿(考尔没有说明这是他自己的命令所造成的结果)。

       自从印军进驻克节朗河以来，部队所报回的情况一直是这样说的，考尔这时也无非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加以描述而已，所不同的是自从他命令第七旅的其余部分进驻该地以后，局势更形危急。

       然而，他在电报中接着写道：　　 

       虽然有这一切困难，我正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步骤来执行政府和你[指塔帕尔将军]给我的命令。但是我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能够获胜，但中国部队势必进行有力的反击……把我们从已夺到的阵地上赶走。我没有力量对付这种威胁。鉴于这一地区的作战行动的重要意义，我建议现在就集结陆军和空军所有的力量，以便于恢复有利于我方的形势。　　 

       考尔说，他自己要与第七旅呆在一起，直到整个作战行动结束为止。　　 

       考尔原来认为中国不会还击，因此，他自告奋勇去指挥的作战行动将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现在这种信念显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下级所作的关于中国阵地上的兵力、武器威力以及对方增援的方便条件等方面的报告，他再也不能视为怕打仗的军官们的夸张说法而置之不理了。

       他可以亲眼看到他自己所描述的全部情况，因为中国部队并没有企图隐蔽自己的武器和兵力。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要照样进行里窝那作战行动，而且要按照他原定的日期，即十月十日，开始行动。他将命令第七旅去进攻的敌人，在人数上至少与印度方面相等，又可以很快得到增援；武器配备上要强得多，而且占有巩固的防御阵地。而他却要他的这个旅在取得当时要发动进攻所必需的火力支援、弹药和后备给养之前就发动进攻。

       这就象是要手中没有拿着弹弓的大卫去打戈里阿斯 [ 译者注：大卫(David)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传说他当国王前，曾用弹弓和石块杀死腓力斯坦(Philistine)国的巨人戈里阿斯(Goliath)。 ] ，或者象是第七旅的冲锋 

       [ 译者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向俄国的炮兵阵地发起冲锋，因指挥错误，造成重大伤亡。后来英国诗人泰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写了《轻骑兵旅的冲锋》一诗。作者在此处把印军第七旅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比作轻骑兵旅的冲锋。 ] 。

       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考尔发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两次警告新德里说，他固然担保作战行动开始时能够取胜，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挡反攻的后备力量，所以要求“集结陆军和空军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势。

       (没有谁比他这位参谋局长更清楚：陆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集结，至少附近没有什么兵力可以用以扭转克节朗河地区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了解：空军的战术支援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不起什么作用。)

       如果中国部队真的作出反应——考尔似乎仍然寄托希望于他们不会这样做——印度部队初步向前推进后被击溃或赶回，那么他就可以说，他事先已警告过新德里可能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而且具体建议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那么过错在于陆军总部和政府，而不在于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尔接到陆军总部转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总领事的情报员告诉他：在塔格拉后面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边，看到有一个师规模的重迫击炮和大炮在集结，中国部队正在谈论进攻达旺。这个情报未加任何评语就转到克节朗河考尔的指挥部，丝毫没有说明情报局、参谋局或政府对这个情报是否重视。

       如果说考尔为了备案起见在两头押了宝以便在发生灾难时推诿责任，那么新德里的军政官员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假如中国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击炮进攻达旺，考尔怎么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没有提醒过他。从拉萨来的报告没有附任何评语，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关人士这时象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意志甚至连头脑都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天，十月八日，考尔揭开了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队。章多是一个很好的防御阵地，空投区就在那里。所以，如果第七旅留在章多不动，至少该旅的大部分可以就地得到给养而不须从很远的地方运到下面的河边去。

       正如考尔后来形容的，克节朗河对印度部队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低洼的陷阱”，但他还是把更多的部队送进这个陷阱。十月九日，那两个营到达河边一线(从章多到河边虽是下山也要走一整天)，并在第三和第四号桥的周围进入阵地。　　 

       十月九日，考尔透露了他的意图。他对普拉沙德、达尔维和其他军官说，尽管存在着他现已亲眼看到的困难，但他也还是只好不惜任何代价在十月十日采取一些行动，因为十日是内阁可以接受的最后的期限。接着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第二天开往拥错山口(Yumtso La)，该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约一英里，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比塔格拉还高。他还命令他们到达那里后要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控制对方的阵地。　　 

       印度部队采取这一行动将能占据塔格拉山脊的顶峰。如果在那里有一支强大的、并得到充分给养的部队，就将使在山脊南面的中国阵地无法防守。但在事实上拉加普特联队行军的路线在中国部队火力线之内，因此可能在中途就被消灭，即使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也一定要饿死或冻死在那里，因为给养根本送不上去。

       当时听到这个命令的军官认为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象他们一样，考尔这时对印度部队的状况也是一清二楚的，对中国阵地上的雄厚力量也是能够看到的。然而他竟然把一个营的兵力投进一项中国部队势必对之作出强烈反应的行动中去——中国部队一再警告说，他们不允许任何印度部队过河。事后，达尔维回忆说，“大家听了考尔宣布的命令后，都目瞪口呆”；“……考尔将军先是露出一个提着兔子耳朵的魔术师那付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显出轻蔑的神态，似乎是要看一看哪一个敢于怀疑他的命令。”　　 

       达尔维和普拉沙德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部队没有冬衣，在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地方，无法生存下去，也得不到给养；而且印军如不给以一定的炮火掩护，拉加普特联队在中途就会遭到歼灭。考尔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但他同意在整个营行动之前，先派出侦察队，侦察队应立即出发，找好最合适的渡河点，并于第二天拂晓掩护整个营的行动。侦察队的目的地是僧崇。　　 

       于是约五十名旁遮普士兵组成的侦察队在十月九日中午前后过了河，天黑前到达僧崇。侦察队长派一个班带着一挺轻机枪去到山脊，从侧翼进行掩护。旁遮普士兵去僧崇的途中，中国部队没有进行干预，当晚也没有攻击他们。

       当天考尔接到塔帕尔发来的一份电报，重申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考尔自然是趾高气扬，而那些曾经警告说中国一定要作出反应的军人，却象普拉沙德以后说的那样，当时感到自己是“大笨蛋”。那天晚上，考尔又口授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其中说，他“以果敢和机智的战术”，出敌不意，弥补了他的部队所面临的困难重重的不利条件，并在执行把敌人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任务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开端。

       他报告说，他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占领山峰——这里指的是从僧崇派去的那个班。这份电报里完全没有提到不祥的预兆。考尔描绘了现场的情况，说到他能多么清楚地看到敌人；说他同下属指挥官们开会时，河对面的一个中国阵地上打过来两发自动步枪的子弹，他揣摩着这也许意味着挑衅，也许只是为了扰乱印军，再不然也许是对方胡乱打枪。

       他接着叙述道，不管怎样，有一个锡克士兵从离发射子弹处最近的印度阵地上站了起来，他背着轻机枪，抹一抹胡子，向中国部队挑战，看他们敢不敢向他开枪？考尔报告说，当天他曾召集军官们，给他们打气，发现他们全都情绪很高，他向他们保证他将同他们呆在一起，一直到作战行动结束。　　 

       第二天早晨，拉加普德士兵们集合起来，开始向通往拥错山口的路上的几座桥梁移动。这是十月十日，考尔遵守他自己规定的期限。

       但是，在这时候中国部队终于反击了，不仅一举粉碎了他要赶走中国部队的计划，而且粉碎了印度制订前进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整个处理方针的前提。

       考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天亮得很早。四点半左右，我已起床，我的勤务兵正在烧水冲茶。我把镜子挂在第四号桥上面靠近我的掩体的树叉上，正在刮脸，这时，我听到河对面猛烈的射击声。”整整一个营的中国部队走出阵地，根本不把沿河的印度部从放在眼里，迅速地冲下山脊，形成对僧崇进攻的阵势。与此同时，重迫击炮也开始向印度阵地轰击。　　 

       如果说考尔有点沃尔特·米蒂 [ 译者注：见第二章注 ] 的味道，这该是他的黄粱美梦转变为梦魇般的现实的时刻了。黄粱美梦是指挥军队打胜仗。

       可是现实是：只有一小股印军在仅仅一英里以外的山包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到中国部队的数目远远超过印度部队，将近二十比一；凶猛的迫击炮构成了火网。达尔维事后说考尔当时对他惊呼道：“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

       考尔后来追溯这个时刻说道：“说老实话，我那时才完全理解我们陷入困境的全部含义……我想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在这一战区所面临的整个局势。”　　 

       考尔把战斗的指挥权交给了达尔维。他同达尔维和普拉沙德商量后，决定他应当亲自去向尼赫鲁汇报，并坚持要普拉沙德与他同行，离开克节朗河一道前往新德里。他同意普拉沙德和达尔维的看法：赶走中国部队是妄想，第七旅应当从克节朗河撤到它能够守得住和得到给养的阵地。

       但是，他并没有授权下级把这种战术性的行动付诸实施，以便使大部分部队得以脱身，只在印度的主要哨所周围留下少数掩护部队。相反，他下令说，在新德里作出决定之前，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暂缓，但第七旅仍应坚守沿克节朗河和在章勒的阵地。　　 

       中国军队对在僧崇的印度部队的第一次进攻此时已被击退。中国部队显然没有察觉有一个班的印度士兵从侧翼掩护着僧崇的阵地，因此他们集中兵力进攻时，遭到正面的射击，伤亡很大。如果中国人原来还有怀疑的话，那末现在他们一定很快就认识到：这些印度兵虽然服装褴褛，装备不足，他们仍然是熟练的、果敢的士兵。

       接着，在僧崇的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请求在河边的迫击炮和机枪给以火力掩护，以便使他的部队从绝境中脱身，但是为达尔维所拒绝。当时达尔维的处境是痛苦的。在河畔指挥机枪手的军官一再请求他准许他们向中国部队射击；旁遮普联队要撤到河边来需要火力掩护。但是如果把主力投入僧崇这场小战斗，中国部队就会把它全部消灭。达尔维不能冒丢掉全部兵力的危险去援助在僧崇的小分队。　　 

       当中国部队加紧进攻时，达尔维命令旁遮普联队脱离战斗，撤到河边。中国部队让他们撤离，在这些幸存者过桥去南岸时也没有对他们开火。这次行动中，印度方面七名死亡，七名失踪，十一名受伤；中国方面说他们自己伤亡三十三名。中国部队以正式的军礼埋葬印度的死者，死者的战友在河岸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考尔在途中又拍电报给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准许他亲自回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他要求必须在尼赫鲁预定十月十二日去锡兰之前见到总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