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输在记者太多”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一）_风闻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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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一）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本文转自非常了不起的军事历史网站“战争研究”。上传者：投笔从戎（在此我代表很多军迷向您致以深深的感谢）

       这个网站已久未更新，但它始终在那里，恰如它在我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始终在那里。

       作者在西方记者中算是比较公正的一位，但由于作者的立场终究与我们不同，由此导致本书中存在一些不实之处，请读者自辩。

       如果要我来归纳作者的观点，那就是一句话——“印度输在记者太多”——以及这个表象下隐藏的真正原因：浮躁、自私、被舆论绑架、无人负责、文科生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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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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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争端是二十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史上富于戏剧性的一段。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亚洲的两个伟大的新共和国，尽管政治性质不同，似乎已经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但后来却为了几块荒凉的、艰险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土地争吵起来，还打了一场短促而剧烈的边境战争。

       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同中国友好曾经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制定的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当世界各国是如此清楚地划分成两个集团的时候，印度拒绝把它的命运同任何一个集团——共产党的或反共产党的——联系在一起；在国防上依靠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冒着武装部队受到削弱的风险，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一切都取决于同中国的友好和有一条和平的北部边界。同中国发生冲突，北部边界上形势紧张，就需要支出巨额军费，这样就会使支撑尼赫鲁的各项政策的拱门整个垮下来。尼赫鲁的统治地位也会随之告终。　　 

       这一争端以及作为它的高潮的边境战争，加强了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的、沙文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国家的那种看法。六十年代末，当中苏边界争端日益尖锐化、中苏这两个巨人剑拔弩张的时候，人们不免回想起中国同印度的争吵，这就使世界舆论容易接受俄国对中俄争端的说法，甚至助长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由于在边界问题上总是抱毫不妥协的态度，现在可能要得到应有的报应了。

       近年来，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争吵，都没有象中印争吵那样具有充分的文献：双方都长篇大论地、反复地向对方以及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解释自己的立场。然而，这一争端背后的事实真相似乎又是那样的模糊，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客观地加以探讨，所以任何现代的国际事件从来没有象这一桩那样广泛地全然被人误解。　　 

       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是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到达新德里担任《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时开始的。那时，我立即投入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的报道工作。在我到达前几天，发生了中印边境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即朗久(Longju)事件。在随后的三年里，一直到边界战争的高潮过去之后，印度同中国的争端以及它所派生的各种问题，是我的工作的一项主要课题。　　 

       我曾经计划围绕一九六四年尼赫鲁的去世，写一本关于六十年代的印度的书。我开始重写中印争端的始末，就是想把它作为那本书的一个章节。当初，我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对我过去随着这一争端的发展而写的成万字报道进行重新编排和加工的问题。可是，当我再次翻阅盈篇累椟的印度白皮书(其中记载着有关两国政府在外交辩论中所提出的论证)，我认识到需要对问题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基本、更为深入的估价。这本书就是我后来进行重新估价的产物。

       不过，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仍然是因为我对新德里当时如何处理和看待这一争端，有些亲身的了解。各种人物都登台表演，而且互相影响；他们的态度，以至他们的情绪，在这一争端中以及有关的印度政治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也许就是在这种地方，目睹事态经过的记者比事后进行探索的学者在条件上更为有利些。事情过后，只有写在纸上的证据，至于那些露出微笑或皱着眉头的表情，不快的或傲慢的语调，未入记载的独白等等，却都已遗忘掉了。　　 

       我在一九六七年年中离开印度前，多次访问了过去负责处理这一争端的印度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们以及曾试图在军事上贯彻政府的政策的军人们，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以便再次探究中印争端真相。当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作研究员以完成这项研究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试图首先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中印边界争端，不仅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叶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看作是一百五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的两边及其周围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勾心斗角的继续。

       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和这一地区内的各条边界的历史，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作过许多阐述。我在写本书开头一部分时，曾借助于他们的著作。本书的这一部分追溯了有争议的边界的历史。我想，这对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的布局大致上是按时间顺序的，不过在各章节之间也经常交叉。某一事件在某一章节里已经提到，也许在另一章节里又作详细介绍。或者是某一件事在某一章节里从一个角度写了，也许许在下一章节里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写。

       《北京的观点》这一章是试图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争端，重新提到了许多在前两章已经描述过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尝试是需要的，因为人们一直是从印度的观点来观察整个争端的。而且，正如一位英国人在本世纪初评论另一位英国人时说的：“要使从印度来的人相信中国的观点也值得考虑，那无疑是困难的。” [ 注：见历史引言第二节 ]　　 

       只要有可能，我对所引用的声明、讲话之类都注明了出处 [ 扫校者注：除部分引文来自中国政府刊物之外，作者引文大多出自未翻译出版的外国文献，这类注解在扫校过程中未保留，读者如有需要请参阅原书 ] 。但是可以看到：在关于边境战争及其酝酿阶段的章节里，这种注解大大减少了。在这几章里(以及在本书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引用了印度政府和印度军队的未经公布的档案和报告中的材料。有些官员和军官让我使用了这些材料，他们认为，现在该是整理出一部对事情原委的全面叙述的时候了。而他们相信我是能够把它写得公正的。当然，我不能写出他们的姓名，也不能注明我引用材料的文件或档案的出处。我只能感谢他们，并且希望他们不至于失望。　　 

       曼克卡尔(D.R.Mankekar)在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军队的历史时，也同样被允许查阅未经公布的档案；他让我从他的原稿中引用一份关键性的备忘录的内容，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试图理解双方在这一争端中是受什么因素支配的。可以看出，有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立场的误解，在加剧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上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清楚了。我的意图只是叙述和澄清一桩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是广泛地被误解了，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对之也有误解。我无意于指责任何一方，而且确信，双方往往是认为自己的正直精神受到了伤害而采取行动。这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样做只能使冲突加剧。　　 

       本书中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这是由于我获悉边界争端的情况，在一方比在另一方方便得多。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社会之一，而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这个好处使我得益非浅。不过，在中印争端问题上，印度政府也许由于它的公开性已经吃了些亏，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仔细研究一个政府的公开言论和私下的(实际上是秘密的)态度之间的差别，那就不免使人们对它产生恶感。尼赫鲁的对外公开的讲话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就特别容易被人加以前后矛盾的罪名，而他故意含糊其词的地方，也是一下就被人看穿的。

       相形之下，就内部工作程序而言，没有哪一个政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公开。在追溯中国的政策形成过程时，我除了公开发表的材料以外，没有别的可供查考。公开的材料倒是非常丰富，不过，反映犹豫、前后矛盾、分歧以至表里不一的证据自然是完全找不到了，而在印度的政府和军方内部磋商的记录中这种证据有时是显露出来的。因此，谁在北京有象我接触印度的记录那种条件，那么中国的政策大概看起来不会这样前后一致，也恐怕不会这样讲究实效。也许将来研究这些事件的人们能够纠正本书中的不平衡状态，他们手头有了更充分的文件材料，将会发现我的叙述上的不足之处和解释上的差错。　　 

       我能够有机会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要感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特别是它的主任菲利普斯(C.H.Phliips)教授，他的关心、鼓励和建议对我是极其可贵的。　　 

       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人士有：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egal)，在有关本书的许多事情上给我鼓励，向我提出意见；斯·戈帕尔(S.Gopal)博士虽然他肯定将完全不同意这本书的见解，但是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热情从未因之而减弱；迈克尔·布里彻(Michael Brecher)教授严肃认真地读了原稿；阿尔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教授也读了原稿，对我很有帮助，并让我引用了他没有发表的一篇关于阿克赛钦的论文；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教授根据他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直接了解，指出了一些细节和着重点上的毛病；多萝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女士允许我引用她写的《喜马拉雅边疆》(Himalayan Frontiers)中的一些新材料；库尔边普·内雅(Kuldip Nayar)让我预先读了他写的《两线之间》(Between the Lines)；罗伯特·哈登巴克(Robert Huttenback)教授阅读和评论了我写的历史引言部分；《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编辑戴维·威尔逊(David Wilson)和《泰晤士报》远东问题专家胡理士(Richard Harris)阅读和评论了我写的中国对这一争端的观点的部分；约翰·艾迪斯(John Addis)允许我引用了他为哈佛大学写的关于中印争端的没有发表的论文。

       本书的地图是贝克(D.R.Baker)绘制的。格雷姆·格林(Graham C.Greene)始终如一地关心我的写作，对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鲁宾(A.P.Rubin)博士读了我最后的草稿，对我很有帮助。对以上所有的人，我都表示感谢。　　 

       书中如有差错和判断不当之处，当然由我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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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引言 帝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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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段　　 

       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处于扩张时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它们的边疆，直至遇到强大邻国的抵抗、或天险的阻挡、或是向前推进的动力消耗竭尽时，才会停顿下来。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就是这样地不断扩张它在这个半岛形的次大陆上的统治，一直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大弧形。在那里，它接触到另一个帝国——中国。在边境地区的中段存在着一些小国和土邦，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对这些接壤地带的争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西北和东北段，由于没有可以充当缓冲的独立小国，英国当局就寻求同中国建立安定的边界。但当时它没有能够做到达一点，这就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叶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境战争。　　 

       当英国在西北方向将边疆推进接近兴都库斯山脉(Hindu Kush)和喀喇昆仑山脉汇合处的时候，帝俄从另一方面也朝着同一处推进。征服一地之后，就有必要征服更多的地方。这就是促使两个大国向前推进的同一公式。

       俄国人解释过驱使他们向前推进的原因是：　　 

       ……俄国与不少半野蛮的部落发生了接触，他们成为对帝国的安宁的经常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俄国的边境上维持秩序，就只有使部落归顺。但是一旦做到了这点，新归化的部落又会遭受更遥远的部落的攻击。因此，就有必要在边远的人群中设立据点，并且显示武力使他们臣服。　　 

       一个英国人后来更加直截了当、更少自我辩解地把这种帝国向外扩张的劲头说成是“文明人要压服边境上的未开化人的一种天然冲动”。这两个日益互相迫近的帝国，事实上都是受同样的扩张野心驱使的，但是双方却又认定对方的推进是蓄意的威胁。圣彼得堡和伦敦都预计到两国会迎头相撞，从这一点出发，决定了他们的边境政策。　　 

       英国方面定下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俄国人离开印度平原和政治上变幻不定的印度城市愈远愈好。但是，他们运用的策略，随着在伦敦和印度负责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态度而变化，也随着这些人对作为第三因素的中国能起多大作用的看法而变化。

       当时的边境政策有两大派。一派是前进派，他们主张英国应向前推进，在尽可能远离印度平原的地方去直接挡住俄国的威胁。

       另一派是温和派，他们指出企图在遥远的、非常艰险的地区建立边界，代价高，风险大，因此提议把英国行使权力的界限确定在比较容易得到接应的地方。

       他们主张，为了挡住俄国人，最好用第三势力把狮子(英国)和熊(俄国)隔开。可能担任这种角色的有好几个：阿富汗是一个；有时候，象洪扎(Hunza) [ 译者注：即坎巨提 ] 这样的小邦看来也差不多。

       然而，总的说来，在英、俄势力达到这一地区前一个世纪就已在此立足的中国，最适合担当这种角色——假如中国人能够胜任，并且能被说通的话。可是，英国人后来感到这恰恰是难办的事。或许因为中国从同俄国打交道的经验中懂得，边界条约是邻近的帝国手中用以宰割中国领土的利刃。总之，中国对英国谋求确定共同边界的多次尝试都设法回避了。　　 

       英国在西北段的边界政策的历史，是前进派和温和派在伦敦和印度交替得势的历史。不过，这两派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都要划出一条边界线。这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对他们的先辈来说，这是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些先辈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伸展到无人地带就逐步消失了，从而形成一个使双方隔离而不是互相接触的边境。他们对这种情况更熟悉，也觉得更自然。

       寇松(Curzon)勋爵在本世纪之初说过，“标定边疆的想法，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的。”他指出，在本世纪之前，“可以这样说，在亚洲国家中从来没有进行过标界，除非是在欧洲的压力之下，并受欧洲的人员的干预”。可是，疑虑重重的中国，在多数情况下，抵制了或是避开了英国的压力。因此，当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世纪中叶独立时，在喜马拉雅山的两端仍然有无人地带把双方隔开。双方争吵的产生是由于在那些无人地带需要划定边界线，而对如何划法又不能取得一致。　　 

       在十九世纪，英国方面对西北段同中国的边界并不很关心。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同阿富汗的边界以及被认为在它后面的俄国威胁。几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官方的态度时而偏向前进政策，时而偏向温和政策。温和派认为，“我们帝国的天然的、不可动摇的边界”是印度河。不过，英国在一八四九年并吞了旁遮普(Punjab)之后，继承了被征服的锡克(Sikh)王国的疆域，把他们的统治推进到开伯尔(Khyber)山口。到了那里后，他们感到帝国的逻辑又指引他们前进到喀布尔(Kabul)，或许从那里再前进到赫拉特(Herat)。

       前进派的战略论点，恐怕没有比寇松勋爵表达得更好的了。他说：　　 印度象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城墙。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是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呆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要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住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　　 

       到了一八八O年，英帝国企图占领在阿富汗那边的斜坡，引起了伦敦方面所抱怨的两次战争，英国“使用了大量兵力，支出了巨额金钱，而原来希望它能成为强盛的、友好的、独立的那个国家却分崩离析了”。前进派因而失势，主张把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的温和派在白厅占了上风。英国人放弃了坎大哈(Kandahar)，再次撤回到他们由大山构成的城墙以内。问题变为如何稳定阿富汗，解决它同俄国和波斯的边界问题， [ 注：阿富汗完全有理由对英国和俄国给它定下来的边界感到满意(当然它们这样做，有它们自己的目的)。英国帮助阿富汗挡住波斯侵入赫拉持；伦敦又同圣彼得堡协议，给了阿富汗一条沿着奥克萨斯河(Oxus)的北部边界，使阿富汗拥有了河南面的一些地区，而如果不是俄、英两国都希望把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维持下来，这些地区十之八九是会落入俄国的势力范围的，阿富汗只是对杜兰线不满意。关于阿富汗的边界问题的论述，见蓝姆写的《亚洲的边疆》(Asian Frontiers)。 ] 然后同阿富汗商定阿、英边界；而这是不大好办的。　　 

       当时，英国管辖的界限是沿着山麓丘陵，在它后面就是无法控制、骁勇善战的巴丹(Pathan)部落。英国去侵犯他们，总是要付出很高代价，而又不能得逞。阿富汗人声称他们对那些部落拥有主权，或至少有左右那些部落的能力；用寇松的话来说，阿富汗人爬过了城墙，呆在城墙里面，他们在那里就可以威胁白沙瓦(Peshawar)和印度河以东地区。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尽量排斥阿富汗对部落地区的要求。结果在一八九三年签订了一项协定，阿富汗的君主在该协定中接受了英国人沿着山顶所画的边界，这就是因英国谈判代表杜兰(Durand)而得名的杜兰线。　　 

       阿富汗人似乎把杜兰线看作是一种单行道，只朝着英国人一面树立“禁止进入”的牌子，而他们自己却继续越过杜兰线同各个部落打交道。当时英国人无意把管辖权扩展到杜兰线。他们把划定杜兰线当作排除阿富汗人在那里公开出现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扩充英国领域的一个步骤。作为边界线来看杜兰线不是一条很好的边界，“从人种上、战略上、地理上来看，都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它适合英国的目的。

       条约使阿富汗承担了远离英国管辖地区的实际界限的义务，而且杜兰线给英国以把柄，在阿富汗对部落地区的影响太大时可以据而提出抗议。俄国一般说来是尊重阿富汗的缓冲地位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以前，巴丹部落一直是摆在英国人面前的一个问题；然而，杜兰线还是保持下来了。这条线全长一千五百英里，有许多地方已经标了界。

        [ 注：虽然新近出版的词典也还把“标界”(demarcate)和“划界”(delimit)两词当作同义词看待，但是这两个词早已各有不同含义。一八九七年，亨利·麦克马洪把这两个字加以区别，这对于使任何边界的讨论具有明确的概念是有关键意义的。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把‘划界’(delimitation)看作含有用条约或其他方式来确定一条边界线，并且用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加以明确肯定的意思；而‘标界’(demarcation)则含有在地面上具体地标出边界线，用界桩或其他有形的东西加以表明的意思。”在本书中，这两个词将始终按照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加以使用。 ] 

       这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一八九三年派往喀布尔的杜兰代表团成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出色地完成了。关于他，后面还要讲到。　　 

       彪悍的巴丹部落的问题，在十九世纪里使西北边境的阿富汗段成为英国人最感头痛的问题。此外，与新疆和西藏接壤的克什米尔(Kashmir)段也时常引起伦敦和印度的战略家与政治家们的关注。　　 

       克什米尔作为第一次锡克战争的果实之一，在一八四六年落入英国手里。但是，英国无意自己去占领，而宁愿把克什米尔树立起来作为“北部边境的守护者，以避免因并吞它而树敌、花费金钱和增加责任”。(当时的总督认为谁企图并吞克什米尔，就应当“受到惩罚，而不是封官晋爵”。)因此，英国把克什米尔交给了当地多格拉(Dogra)族的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锡克人曾拥戴他为查谟(Jammu)山邦的总督，而他却背叛了锡克人，转而替英国效劳。英国于是制造了查谟-克什米尔邦，把印度教的统治者强加在穆斯林人头上，从而在次大陆的英国权力的两个继承者之间撒下了激烈争吵的种子。

       这样，正象对边境很敏感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所说的，英国人“把战略边界推进到喜马拉雅山的心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阿姆利则(Amristar)条约把古拉伯·辛格置于英国的宗主权控制之下，而辛格本人又是一个雄心不小的帝国缔造者，他在几年前就已经征服了拉达克(Ladakh)小王国。　　 

       位于印度河上游河谷海拔一万二千多英尺的拉达克，直至十世纪还是西藏的一部分。十世纪时，它从西藏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到十四世纪，伊斯兰教征服的浪潮冲到了拉达克，随即退去，到了十六世纪又回来，这个王国当时便成为莫卧儿(Moghul)帝国的藩属。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微，拉达克人再次主张独立。不过由于他们信奉佛教，又处在拉萨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范围内，因此在没有强大的征服者足以使它摆脱西藏的情况下，拉达克趋向于重新归附西藏。

       所以，在19世纪，　　 认为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大体是最妥当的，其地位与西藏高原的河谷地带中的其他小邦十分相似。它们都对拉萨政府有某种从属关系。拉萨政府的权力来自达赖喇嘛的超凡的地位，而由喇嘛寺院组织管辖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贯彻。西藏当时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控制之下。　　 

       但是，一八三四年，古拉伯·辛格指挥多格拉族人侵入拉达克，使拉达克归顺于自己，从而也成为旁遮普的锡克统治者的藩属。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征服西藏使西藏从效忠于北京变为效忠于拉合尔(Lahore)。

       一八四一年春，多格拉人向前挺进，击溃了派来阻截他们的西藏军队。到夏末，他们占据了一直到包括兰嘎错湖(Rakas Tal)和玛法木错湖(Manasarowar)等圣湖在内的所有地区，使锡克王国同时也控制了一些羊毛产地，很赚钱的开司米羊毛披肩贸易所需的羊毛大部分产自这一地区。

       印度历史家们一直把这一战役作为赫赫武功来颂扬，并且得意扬场地指出，这次战役是在印度斯坦的天然的高山屏障之外进行的。然而，这位多格拉族的将军轻率地决定在西藏过冬，以致被困于“高达一万二千英尺的冰天雪地之中”，终于全军覆没。接着，西藏人又前往解放拉达克。但在刚要到达列城(Leh)的时候，被古拉伯·辛格的增援部队所挫败。

       由于双方互有胜负，两军的首领在一八四二年十月签订了一项实际上是互不侵犯条约。它规定双方尊重对方的领土，但并没有规定双方之间的边界，而只是提到“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这种不精确的提法对西藏人和多格拉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似乎反映了以下的事实：虽然他们的领域是邻近的，然而并不是明显地接连着的；任何一方要派遣远征军进攻另一方，首先要越过山峦重叠的无人地带。双方对自己的边境在哪里都有一个大致概念，但是，由于双方的边境是隔开的，就没有必要加以明确规定，而且由于双方对地理的概念都是很粗浅的，大概也就难以明确规定。

       [ 注：六年后，一位英国官员奉总督的指示研究一八四二年协议，他竭力否定该协议有任何法律效力。他指出，西藏方面的签字者是“奉命消灭入侵西藏的多格拉人，而不是同他们订立条约”，而且这项“在军事失利的压力下[从西藏人那里]勒索来”的协议，双方政府都没有批准。甚至在这位官员提出上述报告之前，哈定(Hardinge)勋爵就已经单方面地取消了一八四二年协议中据他看来是有损英国利益的那些章节，而这一行动，就等于是废除了整个协议。 ]　　 

       英国对古拉伯·辛格这次未成功的侵犯感到忧虑，怕中国会“把锡克人(古拉伯·辛格是替他们效劳的)入侵中国领土归咎于英国政府的挑动”，从而作出不利于英国的反应。一八四六年，当英国人承认古拉伯·辛格为查谟与克什米尔的大君时，他们就怀有上述忧虑，并且担心“进行掠夺和复仇的欲望”，会诱使他再次进攻西藏，而这次更有可能把英国卷进去。因此，阿姆利则条约不准古拉伯·辛格未经英国的同意擅自扩大领土。为了防止他暗中进行扩张，该条约还规定了要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英国人希望从此消除“东方的一切纠纷的最通常的起因，即未定的边界”。　　 

       于是，英国同时写信给拉萨和中国中央政府的两广总督，将英国对于标定边界的建议，通知了中国政府，邀请中国方面参加。当时在北京没有英国的使团，同中国政府联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得到答复了。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得到近似于答复的，只是两广总督的一句托辞，他说：“这些领土[即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业已充分清楚地确定，故恪守此项古时安排，最为适当，无庸再行勘定。”后来，这位中国官员表示，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将派出代表团，参加标定边界的工作。然而当英国的边界事务官员到达边境时，不仅看不到中国官员在那里等候他们，而且还遇到西藏人的敌视行动。　　 

       标界只能在划界(即有关政府商定边界的走向)之后进行，而且必然要双方联合进行。既然中国和西藏都不同英国合作，那就不可能在一八四六年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 [ 注：见下文注 ] 

       但是，英国的第一个目的是划出一条线来约束古拉伯·辛格，不许他越过这条线进行扩张，而这是英国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因此，英国官员奉命勘察边界，并且在地图上画出界线来。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要记住我们所要的不是多一块或者少一块贫瘠的或甚至是富饶的领土，而是一条清楚的、明确规定的界线”。换言之，他们不但要考虑到人数稀少的当地居民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且要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一条实际的界线应当在那里。　　 

       这些英国官员，经过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两年的工作，划了一条从班公湖(Pangong Lake)稍为偏北的地方到司丕提河(Spiti River)的界线，并到此为止。对于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继续往北的一段，有一个英国官员说，它“应被看作是未知的地区，因此，朝东北方向的西藏边界无法准确地加以确定”。他认为，既然那个地区渺无人烟，因此边界走向就关系不大。这个结论证明是错误的。一百多年后，正是那个地区，成了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　　 

       印度测量局的一个名叫约翰逊(W.H.Johnson)的官员后来提出了一条边界线填补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未划的一段。他在一八六五年到了和田，经由阿克赛钦(Aksai Chin，意即“白石滩”)返回。这个海拔一万七千英尺的荒凉的高原，夹在喀喇昆仑和昆仑两大雄伟的山脉之间，寸草不生，无人居住，在二十世纪中叶竟成为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角逐之地。

       虽然这个地区一片荒凉，人迹罕见，寒风刺骨，根本没有饲料和躲避风雨之处，然而，对人们说来，也还有它的重要意义。一条古时的商路穿过此地，在短促的夏季，中午前后几个钟头，溪流里的冰融化可供牲畜饮水时，载着生丝、玉石、黄麻、食盐、羊毛的牦牛队，就从现在的新疆经过这里前往西藏。　　 

       约翰逊根据他那次往返和田的冒险旅行，在一张地图上把阿克赛钦以及一大块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地区都画入克什米尔境内。有人认为，约翰逊对边界线的画法，反映了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扩张主义的强烈欲望。由于约翰逊画了那条线后，很快就被委派为克什米尔驻拉达克的专员，因而这种推论也就得到了某种间接的证明。

       当时别的英国人对约翰逊替克什米尔提出的领土要求都表示怀疑。

       其中有一个写道：“克什米尔的大君同我一样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的]赛图拉(Shahidulla)并不拥有任何权利。”“他[在那里]从未拥有任何权利，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我们最新地图却把他现已放弃的要求重新画进去，把一块他并不拥有一寸土地而居民又全是另一国家的人民的地区画入了他的境内。”

       另一个到过这些地区的旅行家说，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东麓，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羌臣摩河(Changchenmo River)的线，“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角度来看，可以明确规定为克什米尔大君北部领域的界限”。

       尽管如此，在一八六八年出版的地图集中，约翰逊线却成为克什米尔的边界，随后这条线又出现在根据这一画法绘制的许多其他地图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对这一地段的边境政策，如当时的总督所规定的，是以对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当时是古拉伯·辛格的儿子)“外松内紧”为特征的。这也许是约翰逊边界画法得以流行的原因。　　 

       当时，英国方面梦想大大发展印度同中亚细亚之间的贸易。这对英国这一时期的边境政策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最西部的地区发生的一次叛乱又助长了这种幻想。一八六六年，以勇猛的阿古柏(Yaqub Beg)为首领的独立国喀什噶尔(Kashgaria)出现了。与他所赶走的中国人不同，他非常向往同英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于是，伦敦和印度对开辟一个销售印度茶叶和英国产品的新的、几乎是无限广大的市场，满怀着希望。(与此同时，俄国已经占据塔什干(Tashkent)并且正在考虑占领浩罕(Kokand)，也认为阿古柏的领域大有贸易前景，并且深信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的障碍将会阻止英国人的进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英国时而希望同喀什噶尔发展贸易和对之施加影响，时而担心俄国人会在那里抢先一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满以为可以开辟一条通往羌臣摩河谷的商路了。他们深信阿古柏的王国将是在中亚细亚保持均势的一个永久性的因素。但是，这个信念由于中国人的胜利重返而归于破灭。一八七七年，中国人打回喀什噶尔，收回了英国认为北京已经永远失去的那个地区，并把它改称为新疆，意即新抚之疆。　　 

       这一时期，英国一面要进行贸易，一面要同俄国人在喀什噶尔的势力进行竞争，这就支配了英国的边境政策。实际的边界位置问题英国几乎完全无暇顾及。然而英国人认为这样一条边界的天然走向，到了以后要划定时，一定会从羌臣摩河谷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到喀喇昆仑山口。一八七三年，伦敦的印度事务部为外交部准备了一份标明上述走向的地图。但是俄国的势力挨得很近，而且不断向前推进，喀喇昆仑山脉可能很快“成为古老的英吉利和神圣的俄罗斯两国历史上第一条共同边界”；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助长了边境问题战略家中间一直存在着的前进派。就在同一年，即一八七三年，有一个前进派战略家极力主张把克什米尔的边界从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阿古柏是把昆仑山看作他的领土南部边界的——从而囊括阿克赛钦的无人地带。但这次温和派占了上风，他们指出：地形上困难极大，要建立一条无法守住的边界是草率从事，而且俄国对印度的威胁并不是现实的。　　 

       英国的政策仍然要使在中亚细亚的英国地区和俄国地区避免发生接触。俄国实际上也抱有同样的目的。当英国的军人提醒他们的文官上司注意俄国侵入印度的危险时，在沙皇军队里的军人们也担心英国越过高达近二万英尺的帕米尔高原，对他们发动进攻！两国政府也许都可以从十年前伦敦发给驻印度总督的一份指示里得到教益。该指示说，“军人的话你听得太多了，……你决不应信赖专家。如果你信赖医生，就什么东西都不卫生；如果你信赖神学家，就什么都有罪；如果你信赖军人，就什么也不安全。”　　 

       英国和俄国对于在他们的领域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地带有共同的兴趣。一八九五年关于帕米尔的解决办法，显示了这一点。他们划出一个狭长的突出的地带(瓦罕走廊，Wakhan strip)，同意把它作为阿富汗的一部分。当时打算使这个狭长地带同中国的西部边界接壤(中国拒绝参加解决帕米尔问题的讨论)；英国的政策是要诱使中国向外扩展，从而完成这个地区的缓冲状态，不留下俄国或者英国自己可以进入的真空地带。

       一八八九年，当时的印度总督兰斯唐(Landsdowne)勋爵写道：　　 

       我认为，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脉之间的地区是没有价值的，那里很难通行，俄国人未必垂涎这个地区。我们不妨鼓励中国人取得这个地区，如果他们有意于此的话。这样比在我们同中国的边疆之间留下一个无人地带更好些。况且，我们在这个地方使中国强大些，就越能诱使它在整个喀什-叶尔羌(Kashgar-Yarkand)地区维持下去，它对我们就越有用，越可以起到阻碍俄国沿着这一线向前推进的作用。　　 

       中国重新征服喀什噶尔/新疆 [ 译者注：“喀什噶尔/新疆”中的“/”符号有“和(或)”的含义，下同。 ]之后几年中，仿照阿古柏的做法，把昆仑山作为他们的领土的南部界限。他们不仅忙于重新控制和巩固刚收复的省份，而且忙于抵挡向东突进的俄国人，并伺机把俄国人推回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签订的一些条约，使中国在中亚细亚丧失一大块土地给俄国；俄国还利用阿古柏的叛乱，夺去了更多的地方。他们辩解说，他们之所以向前推进仅仅是为了平定他们边境上危险的骚乱。他们向中国保证：一旦中国在中亚细亚恢复了自己的权力，俄国将归还所占的地区。但事到临头，俄国人又想翻悔。这一时期俄国对中国领土的最大的并吞，却是发生在远东。十九世纪中叶，与别的欧洲强国一样，俄国利用中国衰弱的机会，再次向南突进，占据了黑龙江以北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地区，建立了海参葳港，把中国同日本海隔开。在一八五八年的爱晖条约和一八六O年的北京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认丧失上述大片土地。从这次经验中，中国得到的沉痛教训一定是很明显的：千万不要在国家处于软弱地位的时候，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边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 注：见第3章 ]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中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英国人和俄国人都在觊觎的南部边疆。一八九O年，荣赫鹏(Younghusband)上尉(十四年之后，他带兵远征拉萨)被派遣到帕米尔地区，目的是查明中国的领土主张的理论上的界限，并鼓励中国人把势力扩展到那里去。中国人告诉荣赫鹏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以及印度河与塔里木(Tarim)盆地之间的分水岭。一八九二年，中国人为了具体表明其领土主张，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了一个界石，界石上的铭文宣告中国领土自此开始。英国人对这个行动是欢迎的，“他们表示赞成中国把喀喇昆仑山后面的无人地区占领起来”。 [ 注：不过，他们指出既然并没有联合进行标界工作，中国的界石从国际法说来不能被认为是有任何价值的，并且指出，边界协议需要有两方面参加才能达成。 ]　　 

       喀喇昆仑山口于是成为中印边界上确定了的、双方都接受的一个点，但是在该山口的两边边界线的走向仍然是不明确的。(关于往西自该山口至阿富汗的那一段，本书除简单叙述一九六三年的中巴协议 [ 注：见第2章注 ] 时曾提到外，没有涉及。)中国为了进一步表明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在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间，派出一位名叫李源鈵的官员踏堪整个南部边疆地带。他溯喀拉喀什河(Karakash River)而上，到达哈吉栏干(Haji Langar) [ 注：这是W.H.约翰逊去阿克赛钦途中建造的一个石头房子，由他用当时和田的统治者哈吉·哈比布拉·汗(Haji Habibullah Khan)的名字命名。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公路经过这里。 ] ，接着向南，越过阿克赛钦，经过似乎是林济塘洼地(Lingzi Tang)，到达羌臣摩河。李源鈵是一位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旅行家。但他不是一个勘察家。他所写的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载，是模模糊糊的。然而当时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的代表、英国人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对李源鈵的旅行曾有所闻，也不怀疑他的报告的真实性。　　 

       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当局对自喀喇昆仑山口至羌臣摩河的那段边界已经有某些了解。他们主张阿克赛钦是他们的领土。他们在一八九六年向马继业表达了这种主张。马继业给在喀什噶尔的中国长官送了一本地图，地图上标着的边界和约翰逊所画的一样把阿克赛钦划入英国领土。中国人反对这种边界画法(看来，当时中国人曾经把新的地图拿给俄国驻喀什噶尔的官员看，后者指出了英国这种画法对中国不利)，中国告诉马继业说，阿克赛钦是属于中国的。马继业向他的驻印度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时，曾表示这样的意见：“大概[阿克赛钦]一部分是在中国境内，一部分是在英国境内。”同年，英国的情报部门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马继业的看法，并表示赞同。　　 

       然而，与此同时，前进派的一位有影响的战略家在伦敦极力主张：为了防止俄国向印度推进，英国不仅应当把整个阿克赛钦包括在英国边界以内，而且应当把根据约翰逊在一八六五年所画的边界走向划归克什米尔的绝大部分的领土，也划入英国边界以内。他是印度问题的老手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John Ardagh)爵士，当时担任英国参谋总部的军事情报处处长。他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向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呈交一个文件，提出了这个建议，阐述了前进派的见解和他们所担心的问题。他的建议虽然当时未被采纳，但是它在关于边疆政策的长期不断的辩论中却一直产生看影响。　　 

       阿尔达提出上述建议的前提是：中国过于软弱，“无法充当俄国和印度的北部边疆之间的缓冲”。他指出“[俄国]积极向印度推进其边界”，他预料俄国终将并吞至少是新疆的东部地区，然后就会“极力将其边界尽可能地向南推进”。他注意到英国政府已经习惯于把喀喇昆仑山当作印度在东北方面的天然边界，他也承认“一般看来，喀喇昆仑山形成一条可以接受的防御性的边界，它易于确定，难以通过，而且妥善地隔开了双方的居民”。

       可是，他接着说：　　 

       喀喇昆仑山的自然条件，它的广度、高度、交通极难以及人口稀少等因素，使得我们对它的实际分水岭进行警戒成为不可能。我们如果要充分地维护边疆安全并收集敌人行动的情报，就必需要在它的北面的斜坡下，沿着那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在山的北面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这些河谷距离山峰较近)自由巡逻。　　 

       他的结论是英国的政策应当旨在“严密防止我们的敌人占领这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并进而准备对山口进行突然攻击”。为此目的，英国应当建立一条可以使英国拥有各山口北边的邻近地带的边界。　　 

       阿尔达的备忘录随后具体画了这样的一条边界，它不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分水岭，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一系列山脉(包括昆仑山脉)的山峰。按照阿尔达建议的沿着昆仑山脉的边界，阿克赛钦以及叶尔羌(Yarkand)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就都划入了印度境内。　　 

       伦敦方面对这位军事情报处处长所提出的战略性的方案，自然是会十分重视的。但是印度的官员们却认为阿尔达的建议只不过是一位坐在办公室里的将军的不切实际的推论。总督埃尔金(Elgin)勋爵警告伦敦方面：既然中国主张阿克赛钦是属于它的，那么，如果试图推行阿尔达所提出的边界，就必然会冒着使英国同中国的关系紧张起来的危险。

       阿尔达希望阻止俄国人向前推进，而上述尝试恰恰会使俄国人加速向前推进。埃尔金说，阿尔达认为一条山脉的山峰从军事角度来看未必就是一条好的边界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但就喀喇昆仑山边界而言，“我们看不出把边界推到这道大山的另一边在战略上有什么好处，因为越过大山入侵印度的事情是不致于发生的”。

       他再三说明，他自己的战略思想与阿尔达的不同，乃是根据亲自到过这一地区的军官们的报告和意见而形成的：　　 

       他们一致认为，目前以这道大山为界的边疆大概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地区。在山的另一边的地区是人烟稀少、崎岖不毛之地。如果我们向前推进，就会使我们自己同我们的前沿哨所之间，出现一条交通最困难的地带。这样做，就会不适当地延伸和削弱我们的军事阵地，而在我们看来，又得不到任何相应的好处。从来没有侵略者从这个方向侵入印度，因为自然界在那里设置了极其艰险的障碍。　　 

       埃尔金总督就这样拒绝了阿尔达这种旨在解决俄国向前推进所引起的问题的前进派方案。然而他和他的顾问们同在伦敦的人们一样，也都是很关心这一问题的。一八九五年，即在他拒绝阿尔达的上述建议前两年，他自己就提出过对俄国向前推进要给予“一个明确的界限”的建议，他要英国直接同北京接触以解决中国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边界。不过，在同中国人接触之前，英国必须首先决定他们自己要把边界定在哪里。英国在一八九八年对此做出了决定。埃尔金采纳了马继业的方案，即按照一条沿着拉宗(Lak Tsang，或称洛宗Loqzung)山脉的边界线将阿克赛钦分别划归英国和中国，拉宗山大体是东西走向，这道山把北面的阿克赛钦腹地同南面的林济塘洼地分割开来。伦敦批准了这样一条边界线。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四日，英国驻北京公使窦讷乐(Claude MacDonald)爵士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这条线。　　 

       关于印度西北部同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哪里，伦敦和印度在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然而向中国政府提出过的，只有这一条线，所以它具有特殊意义。这条一八九九年线(或称马继业-窦讷乐线)是折衷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热中于越过喀喇昆仑山脉建立边界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个实际可行的建议应当顾及中国的利益(因为要由双方同意才能确定边界)。

       根据这条线，整个喀拉喀什河谷、一条商道、一个自古以来的玉石产地以及几乎阿克赛钦腹地的全部地区将划给中国。同时，由于这条线是沿着拉宗山脉，因而划归印度的有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面一些的奇普恰普(Chip Chap)河。

       [ 注：这个建议中涉及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那一段的要点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起[边界将沿着]山脉的山峰向东行约半度(即一百华里[三十三英里])，然后向南到略低于北纬三十五度处。在我们地图上所画的喀拉喀什河河源处拐弯，再沿着山向东北行，一直到克孜勒吉勒尕(Kizil Jilga)以东的一点，然后再沿着拉宗山脉向东南，一直到该山脉与昆仑山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支脉相会合为止；这条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一直是作为拉达克的东部边界标出来的。两山汇合处是在东经八十度略为偏东处。” ] 

       这个建议是在一份给中国的照会中提出的，照会措词听起来显得很慷慨；同时，考虑到中国早已表明无意于标定边界的态度，照会表示无需标定边界，因为边界将沿着不可逾越的大山的山峰，只要双方口头同意也就够了。

       但是，尽管英国方面非正式地获悉在新疆的中国地方当局表示不反对这条英国所建议的边界线，可是中国政府却从未对这个一八九九年的建议给予答复。继埃尔金担任总督的寇松勋爵极力主张：既然中国没有拒绝一八九九年建议，就应当告诉中国，英国今后打算把这条线当作边界。但是，寇松的这一建议没有下文。这时英国的边境政策，又根据俄国的压力大小和中国的软弱程度这两个因素的变化情况而摇摆不定。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英国的政策是与一八九九年的建议一致的，而其目标是使阿克赛钦成为西藏的而不是新疆的一部分。 [ 注：但前进派仍然十分活跃。在一九O四年，有人说当时的印度的外事秘书路易斯·戴恩(Louis Dane)爵士“狂热地想把印度边界扩展到昆仑山从而并吞西藏的西部”。 ] 其原因是：在一九O七年，英国曾与圣彼得堡谈判一项关于俄、英双方都保证不进入西藏的协议；因此，假若阿克赛钦属于西藏，俄国人也就不得进入该地。英国在阿克赛钦的压倒一切的利益是不让俄国进入，为达到这一目的，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确认这一地区属于西藏/中国。　　 

       但是，一九一一年末中国爆发革命后，中国在中亚细亚的势力似已瓦解。这一情况使英国在印度边境政策的策略发生激烈变化。目标仍然没有变——尽可能地使俄国人远离印度平原，不过，中国作为中亚细亚的一个重要大国既不复存在，那就意味着英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也应当改变。英国人早就预料俄国会并吞新疆，现在看来已迫在眉睫，难于避免。为了抢先一步，当时的总督哈定勋爵就抓住了阿尔达的前进方案。他竭力向伦敦建认为了预防俄国并吞新疆，英国应当要求中国承认一条把阿克赛钦不但划在俄国之外、而且要划在英国领土之内的边界。

       然而，伦敦政府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且始终没有向中国表示过英国拟重新考虑一八九九年建议的边界线。英国政府事实上坚持一八九九年的建议，两年后即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条约(Simla Convention)附图证明了这一点；附图把阿克赛钦画为西藏的一部分。 [ 注：见本章第二节注 ]　　 在本引言所谈到的那段时间里，英国是把从阿富汗到尼泊尔的这段边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但是，一九四七年对印度次大陆的分治(第一次印、巴在克什米尔的战争又肯定了这种分治)，却把这段边界在喀喇昆仑山口处分别为二。山口以西，边界由巴基斯坦负责；山口以东，由印度负责。 [ 注：然而印度声称它对西段，即巴基期坦占有的那一段，也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 作者一直还没有谈到后来归属巴基斯坦的那段边界，但是，为了追溯英国在西段边界政策的最后演变，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　　 

       看来，一九二七年，印度政府又一次研究了同中国之间的西北边界并决定了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三十五年前中国已在该山口树立了一个界石)的边界应当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的山峰，而不是约翰逊-阿尔达远在其北面所画的那条线。当时对山口以东那一段边界——后来成为中印纠纷的症结所在——是怎样决定的，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一九二七年的这种决定没有在英国的地图上表现出来。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大多数印度官方地图仍旧是按照约翰逊和阿尔达的极端前进的方案来画界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一八九九年以后，英国没有再提出要中国同意在西北边境划定边界。因此，从阿富汗到尼泊尔这段边界始终未经划定。在二十世纪中叶，这成为英国在次大陆的权力的两个继承者——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个问题，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问题。　　 

       尽管长期以来有关人士在伦敦和印度不断讨论克什米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他们对于边界应当在哪里才对英国有利的想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采取过诸如调动部队或派遣管辖人员之类的相应行动。边境地区仍然象过去一样，一片荒凉，渺无人烟，难以进入。只有少数探险旅行家和特工人员从英国地区这一边进去过；此外还有一些猎人，进入羌臣摩河谷打牦牛和羚羊，这两种动物原先很多，但是早在英国离开次大陆之前在河谷中几乎已绝迹。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述旅行者，至少在羌臣摩河的下游到空喀山口(Kongka Pass)一带或到该山口以东约三十英里的拉那克(Lanak)山口一带，享有一种因多次前往活动而产生的时效权 [ 译者注：时效权(Prescriptive rights)，根据奥本海国际法的解释是：“只要占有延续相当长的时期，则继续并安稳地占有，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产生占有者的所有权。” ] (当然，这种权利是可以争辩的)。但是英国却从未企图对阿克赛钦行使权力，或在那里设立哨所，更没有到另一边的昆仑山脉的那条线上设立哨所和行使权力，因为那样一来，就将切断喀拉喀什河的河源和从新疆通过阿克赛钦到西藏的商道。那样一条会造成大规模扩张的边界线，仍然只是战略家们的理论上的方案。　　 

       然而，一直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行将告终之时，英国还觉得是受到一种威胁，它促使英国希望有一条把阿克赛钦划入印度境内的边界。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间，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政府靠向苏联，并在俄国专家的帮助下，对阿克赛钦进行了一次勘察。英国情报机关肯定获悉此事；俄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出现，足以促使新德里当局转而支持前进派所主张的边界线。　　 

       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大弧形山墙相撞，而在山墙的中部，有一串小国成为这两个帝国之间的缓冲和彼此进行争夺的天然舞台。当英国人到达这一地区时，这些国家，即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或效忠于中国的。十八世纪时，印度族的山地居民廓尔喀人(Gorkhas)侵入原已存在的一些藏族小邦，并把这些小邦统一于他们的管辖之下，从而建立了尼泊尔这个国家。接着他们又侵入西藏本部。一七九二年，中国指挥的军队进行反攻，深入到加德满都附近，打败了尼泊尔，并强迫它签订条约，使它沦为中国的藩属。拉萨把锡金视为西藏的附庸。对不丹也不时行使宗主权。英国自然把西藏——间接地也是中国——对喜马拉雅山这一边的这些小国的控制，看成是对英国的地位的挑战和潜在的威胁。十九世纪里英国政策的成就，就在于使这些喜马拉雅山的小国改变态度，转而效忠于英国。尼泊尔算是在实质上改变了，不丹和锡金连形式上也改变了。　　 

       英国在廓尔喀战争(一八一四-一八一六年)中打败尼泊尔后，曾打算并吞尼泊尔，但又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中国的反应。因此，英国就满足于让尼泊尔在形式上依旧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而实际上却接受英国对它的内政外交的控制。一八九O年，中国同英国签订协议，承认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并且标定了锡金-西藏的边界。一九一O年，英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同不丹签订条约，规定它的对外关系由英国指导。　　 

       帝国的逻辑再次指引英国向前扩展势力。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曾企图在西藏建立独霸的势力。当时，寇松认为俄国“建立泛亚细亚的统治权的欲望”的焦点正集中在西藏；因此，为了抵制俄国，就要使西藏成为一个缓冲地带。这项政策，在阻止俄国的势力进入西藏这一点上是成功了(不过俄国是否真正有这种打算还值得怀疑)；然而寇松要把西藏置于印度的某种保护之下的目标并没有能够实现。因此，一旦在北京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必然会在西藏重新行使其权力。　　 

       英国对介于阿克赛钦同尼泊尔之间的短短的那一小段的边境 [ 注：在中印争端的用词里，这段叫“中段”。 ] 的政策要明确得多。廓尔喀战争之后，英国并吞了那里的小山邦之一——库马翁(Kumaon)，并且企图使其他小邦只同英国发生政治关系。可是英国发现这些小邦实际上继续效忠于两方；在那些小邦中英国只有名义上的权力，而西藏却施行事实上的统治。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年代中，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改变，在一九四七年之后，新的印度政府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辖，从而排斥了西藏的权力，西藏和中国相继提出了抗议。正如一位学者在一九六O年所写的：“任何一方行使独霸的权力，势必要否认另一方多年来比较经常和公开行使的权力。”就这一小段的边界而言，看来英国是把各主要山口视为边界的特征，以分水岭来定界；但西藏却继续在各山口的印度一边的地区内行使权力。　　 

       英国将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变成为如寇松一九O七年所说的保护国的链条，此后就满足于让它们的边界悠然处于山麓之下。只要英国深信它在这些小邦中的势力足以把敌对的大国排除在外，那么，保持一条位于平原的边界也就够了：让那些顺从的土邦去防守进入印度的通道，同英国人自己防守相比，会是同样安全而且要省钱得多。

       （地图转自原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