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输在记者太多”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七）_风闻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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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七）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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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五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样算了；但是中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

       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四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在访问期间，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对反对党所作的诺言，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私人和新闻界接触。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通常在这类访问结束的时候是要同记者见面的)。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十时三十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们对印度的和来访的政治家们向来敢于尖锐提问，这是他们颇引为自豪的。印度记者甚至对尼赫鲁(他在那些日子里每月举行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也是毫无拘束，混得很熟的样子。他们不但随时质问他，还时时同他大声辩论，对他进行规劝训导。

       [ 注：除偶而发火以外，尼赫鲁总是忍受这种态度的，因此造成了一个使他的继任者会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受到的对待十分无礼，以致他从那以后再也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 ] 

       因此，在边界争端中，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印度记者们，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

       但是，从他进入大厅(总统府里的一个圆柱厅，墙上挂着最后一任总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画像 [ 注：这两张油画最有力地象征着两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豪、爱国的印度人能够让这种使人回想起过去所受奴役的东西点缀他们总统府的重要厅堂。 ] )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中国人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印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因边界问题而受到损害。

       声明的要点归纳为六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周恩来说，对以上六点，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继续协商能够缩短并消除这个距离。然后，他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记者招待会开了两个半小时，

        [ 注：招待会是在我提请周恩来考虑报馆截稿时间而制止发问后才结束的。翻译人员翻译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钟的招待会才回答了二十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女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她问周恩来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个邀请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问题”。她并且说，看来周恩来气色极好，很不象是六十二岁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是经常运动？周恩来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们关于双方在会谈中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已知的情况外，它并未提供很多新的情况。

       一名记者问道，哪一个地段占去总理的时间最多，周恩来说是西段，对那一段“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绝对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

       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中国把那条线当作边界线，在谈判时没有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他扼要说明了中国对西段的立场，并且说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但他说：“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说如果印度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一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飞机在东方的天空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来在“目前的现实”的基础上互让的建议时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他证实，就东段而言，中国人曾准备接受印度的主张，但说中国人“把它同西段联在一起”。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新闻记者在机场就这一点向他进行诘难，议员们在议会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责。

       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他解释说，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这个词”，但说会谈就是为着谈中国侵略的问题；

       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听到以前的东道主讲了这番话是不高兴的。他说，“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尼赫鲁从机场一出来就直奔人民院，报告会谈的经过。他引述了周恩来所讲的六个要点，说印度政府并没有同意这些要点，然后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边界存在着争议……　　 尼赫鲁：“当然存在着争议。”　　

        (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印度的立场是说整个边界线的走向不存在争议，而中国为了掩盖其领土要求，制造了虚构的争端。)　　

       二、……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尼赫鲁：“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他所根据的论点是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他早些时候告诉周恩来说：“当有关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遵守现状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三、在确定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等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尼赫鲁：“以分水岭来划界可以到处适用的，这是确定了的原则。我们自然同意分水岭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区、河谷等地区，分水岭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条原则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说成是一条根据分水岭来画线的边界，并且坚持说，作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就是东段的恰当的边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岭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就会形成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山脉的边界线，因为该山脉是中亚细亚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四、……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鲁：“我认为这一条回答了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这一切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如果中国人对喀喇昆仑山也有强烈的感情，欢迎他们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　　

        (对西段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边界究竟应该沿着喀喇昆仑山脊，还是如印度所坚持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仑山脊。针对尼赫鲁反复提出印度同喜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亲密感情来为麦克马洪线辩护，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中国人和喀喇昆仑山也有同样的联系。其含意是：作为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印度应该放弃它在西段越过喀喇昆仑山划定边界的要求。)　　 

       五、……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尼赫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他们就不能讨论任何问题；也许是这个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有领土要求，并且坚持在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从那块领土上撤出去之前，对于边界的实际走向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尼赫鲁在这里颠倒了中国的观点，反而说中国坚持在印度接受中国的要求之前，不可能进行谈判！在印度看来，假如实质性的谈判当时已经开始，而中国仍然占领着阿克赛钦，情况就可能会是那样。)　　 

       六、……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尼赫鲁：“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中国为了消除边界的危险局势所作的尝试，以便能够将问题安然地留待日后去解决，而印度却加以拒绝。尼赫鲁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印度政府打算进入阿克赛钦地区巡逻——他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好象听众里面就有中国人一样。因此，他就不能使议会里批评他的人放心。

       当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他时，他就感到狼狈：　　

        问：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我们同意避免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员不能到我们的领土上去巡逻？　　 

       尼赫鲁：……公报是说，双方应尽力设法使得边境地区的磨擦和冲突得以避免。这是我们双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们觉得把这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也有点不必要。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坐在那里，不向右边走，也不向左边走。我认为告诉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显然会将他们引向冲突的步骤，这总还是对的。　　 

       问：……如果因为我们的巡逻人员过去一到我们领土上去巡逻，就被中国人扣留，因而不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巡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　　 

       尼赫鲁：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经承允，在进行实际调查期间不采取任何步骤把中国人从印度的土地上赶出去呢？　　 

       尼赫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进行战争，要末你就得进行会谈或叫做采取某种步骤；没有什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办法。我们不能一面为边界问题宣战，一面又谈论如何商谈或派出官方代表团。两者不能并存。)　　 

       议会里和报刊上对会谈及其结果的评论一般地是否定的，这些评论集中地提出两项相互关联的指责。

       第一，由于同意双方官员进行磋商，尼赫鲁就给了中国以巩固其地位的时间；在进行毫无结果的商谈的同时，中国却“占据着我们神圣祖国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头目兰加在人民院讲道：“他们用肮脏的手指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

       第二，政府没有发表有意迫使中国“撤除其侵略”的声明。即便有些人赞成印度政府对高级会谈所采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国大党议员所说的一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尼赫鲁的态度“坚如磐石”。一家报纸还提出，“亚洲舆论是不会忘记印度没有被中国吓倒这个事实的。”　　 

       这个显然为中国所十分重视的高级会谈失败了。尼赫鲁说，这是由于会谈在“双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实关键是由于印度坚持其拒绝放弃、修改或者暂缓提出它对阿克赛钦领土的要求。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

       中国地图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笔从戎注：即珠穆朗玛峰 ] 划入中国境内，引起了山峰归属问题的争论，但是中国接受了尼泊尔的(和普遍的)观点，即以顶峰作为边界的标志。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四十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但是高级会谈只是为边境局势的恶化扫清了道路。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中印争端只依靠尼赫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协。而印度已经拒绝了就停止西段巡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领土推进，对这种推进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虽未明说，但早已做了许诺。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中国的立场强硬了。再也听不到会谈以前中国所说也许印度真正误解了中国意图的提法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

       （第一部分转载到此结束，通宵干活电脑已罢工，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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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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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他们建立一个哨所，我们也建立一个哨所。如此而已。

       —— 某印度陆军军官　　 

       这是一种俄国左轮枪游戏。 [ 译者注：俄国左轮枪游戏是一种野蛮的赌博。赌博的用具是六响左轮手枪，其中有一个弹巢先已装好子弹，其余的五个弹巢则是空的。参加者手持该枪，转动左轮，然后瞄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如他转到的弹巢是空的，参加者就算胜利了。但如碰巧他转到的弹巢装有子弹，就形同自杀。 ] 

       印度最高当局似乎认为，他们要打的那一发的弹巢里并没有子弹。但对他们自己以及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个弹巢里恰好是装上了子弹的。

       —— 乔·纳·乔杜里(J.N.Chaudhur)将军　　 

       当大门被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象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西段的互相冲突的主张）

       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大门并不是因德里高级会谈的失败而关闭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关上了大门。事实上，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在执政的最初年代研究边界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把大门堵死。周恩来离开后，政府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就没有任何疑问，它已经包含在从争端开始以来印度所持的立场中。　　 

       那就是说，阿克赛钦一直是、而且不容争辩地是印度领土。中国的主张是虚构的，是为了掩饰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夺取这块土地而炮制出来的。如果中国被发觉并且受到斥责后，仍拒绝从这一地区撤走，印度将不得不采取争论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复失地，否则这个局面就会永久化，变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解决。因此，从周恩来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级会谈中要尼赫鲁接受共同停止巡逻的方案止，印度都回避或拒绝了中国要达成一项维持一九五九年现状的协议的企图。　　 

       政府把中国部队出现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描绘成为侵略行动，这就把要对此采取措施的责任加在自己头上。如果外交方式失败，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鲁抗拒反对党要求使用炸弹、伞兵或步兵把中国部队从印度土地上撵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在拒绝打仗的同时，又作出一种许诺，说如外交和谈判失败的话，政府将不会俯首接受那种局面。如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法会引起战争，因而被排除；默认边界现状的作法等于承认失败，因而也被排除；那么，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

       《印度时报》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论中提出：　　 

       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意味着屈服于北京发出的威胁：即如果印度巡逻队胆敢进入拉达克争议地区，中国将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在高级会谈公报中，双方承担义务“尽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冲突”)，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　　 

       后来，这就被称为“前进政策”。这项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订出来，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临的处境下异乎寻常地诞生的。这项政策的制订者究竟是谁，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在它带来灾难之前，吹嘘自己是它的创造者；在出笼之后，又加以抵赖。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当时的参谋局长考尔将军还对我说，前进政策是他本人想出来，“绕过克里希纳·梅农，直接兜售给尼赫鲁”的；但在他后期的谈论中，又把制订这项政策的责任推给了尼赫鲁、梅农和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上司们。梅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诚实些，也比较前后一致；他承认这项政策产生于局势本身，并且坚持说，如能象“下棋”那样走下去，这项政策不一定会遭受失败。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第一，堵住中国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可能路线；第二，使阿克赛钦有印度人在场，这样印度方面将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参加实施尼赫鲁所建议的共同后撤方案，而且通过外交交涉把中国人赶出这一地区的手段，也就得到实力的支持。

       除此之外，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有破坏中国人对争议地区控制的意图，其办法是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不过上述这些目标都是在前进政策制订后才出现的，而且更多是属于原则的推论；前进政策的确是产生于印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的这个结论。　　 

       新德里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政策的全部含义。前进政策是从这样的一个法理出发的：它假定占有本身就构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据，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并且赖在阿克赛钦的尽可能多的地方，就会扭转它对中国的劣势，或至少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个政策又是鲁莽的，因为中国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坚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张，中国人就将跨越麦克马洪线进行报复，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归根结蒂，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对中国的阵地发动进攻，那末，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和占据的领土，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的干预。

       从一九五四年争端一开始，印度边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进并同中国部队接触之后，印度就准备好对要在印度主张线内保持阵地的中国部队进行武力威胁；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通知北京说，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一旦发现中国武装人员即将被认为是侵略行为，并将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国说，印度边防部队将“对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评论说，由于两国对边界和地图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土地视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会把那里的中国部队和居民称为“越境者”。这样做，新德里就赋予印度部队以“比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权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全权委任”的后果。 ] 

       但是尼赫鲁和他的同僚都绝对相信中国人不会采取同样作法。当我们回想到印度曾经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国好战和侵略成性，那么，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侵入阿克赛钦的印度部队使用武力就更显得离奇——除非这表明，新德里心里明白：中国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进行攻击的说法是真实的。　　 

       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回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这似乎反映了尼赫鲁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举世无双的，并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会给派往阿克赛钦的印度巡逻队披上一层道义的甲胄。　　 

       上述这些看法都不过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企图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印度能够用武力赶走中国人。尼赫鲁常常说，“我的整个灵魂对任何地方出现战争都有反感。”但当他把这种圣徒式的情绪收起时，也能够对战争的前景采取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九六一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到：“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

       但是，怎么能够设想，在印度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强自己的阵地以进攻对方的时候，中国人会坐视不顾呢？这是难以理解的。而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却真的这么相信，这不仅从西段、而且也从东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发生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种信念才被无情地纠正过来。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

       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

       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

       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

       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

       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

       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

       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反对党的议员们喜欢提到，战争的阴云还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战争的经验将能团结和锤炼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说，“斗争能使一个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涌现出来，它能带来团结”，甚至战争的危险也能产生好的效果。

       “必须而且能够利用[对我国边界的]威胁，促成全国的团结，激发全民的干劲。”阿索卡·梅达向政府献策说：“侵略者的脚步踏上了我国的传统屏障。面临着这种情况，全国人民将愿意忍受更大的牺牲。”

       一幅全国同仇敌忾的幻景，对尼赫鲁也并不是没有一种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着，如果印度一旦面临战争，就会变成一个“军队的国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件事，以及计划等等，都服从于一项主要的事实——因为这将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更经常地，他是强调了战争对于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险性。

       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讲话中说，“印度同中国如发生战争，那将成为世界的大灾难……因为它将意味着世界大战，意味着一场无止境的战争。我们将无法在时间上对这场战争给予限制，因为中国既不可能打垮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跨过西藏进军北京。”这个一旦在喜马拉雅山发动战争就将把全世界卷进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采取军事行动把中国人赶走的人的愤怒驳斥。

       一九六一年底，一家报纸在社论中写道：“一种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变得无所作为，这种荒唐的想法就是认为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会使全世界陷入一场核子大毁灭。”　　 

       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是摇摆不定的。

       一开始，针对着反对党议员们的战争叫嚣，他讲到世界末日到来的大战，讲到战争的恐怖；

       后来，他又逐步后退，害怕人家说他对由于边界争端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忱泼冷水，同时他承认他自己对于这种爱国热忱也感到自豪(虽然他也说过，他希望那些给他寄送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宣誓书的青年们，能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更有建设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战争来临，印度决心战斗。

       他一方面说，擂鼓呐喊和粗暴的语言都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战争是个危险的政策；如果战争被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战斗，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但是，我将避免战争，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设法制止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坏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又说，“有些事情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对它的荣誉、正直品格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攻击，为了保卫这一切，就需要承担风险，甚至是严重的风险。”　　 

      虽然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时高时低，但这些讲话在总体上倾向于散播一种想法，甚至给这种想法涂上一层体面的色彩：这就是，如果中国不交出阿克赛钦，印度就将同它打仗。在尼赫鲁拒绝反对党的狂热叫嚣的同时，他还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跑。在边界争端成为印度的一个政治问题之后不久，尼赫鲁就开始把同中国作战说成是一种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欢迎周恩来的国宴讲话中还闪烁其词地提到这点)。而在这些闪烁提到最终可能爆发战争的词藻当中，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一个思想总是：印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取得了实力地位之后，将进行战争来收复它所主张的领土。

       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所作的反应，或者中国人为了防止印度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战争；这些，在新德里文职官员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自始至终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干些什么事，中国都不会进行攻击。这就是前进政策的基本设想。它是对一个在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所进行的一场军事挑战。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装力量受到忽视的年代。特别是陆军，遭受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的继母一般的对待。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国大党人对于过去曾为外国统治服务过的人有所不满，因为国大党人自己曾因从事推翻外来统治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或受到更恶劣的待遇。无论如何，上述继母式的态度可以从新政府的两项主要决策中得到证实。第一点就是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进攻的危险性。　　 

       这种信念远在独立之前，甚至远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鲁的讲话中就已形成，当时他在一次对国大党的讲话中，列举了被认为可能对印度造成威胁的国家，又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结论是“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便出现任何危险，我们也能够应付”。

       最先，英国的防卫战略是以次大陆西北方向的入口为重心。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人吞并了中亚细亚的各小汗国，并推进到阿富汗边界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这种担心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虽然此后不久英国人曾一度把这种想法放在一边，转而关注到同阿富汗作战的更为局部性质的可能性。

       尼赫鲁把这个俄国魔影说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认为来自阿富汗的危险至多只是一些小规模偷袭。至于中国，那末，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过来”。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进攻。“没有哪一个大国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于遭受进攻的最有效保证”。

       从印度独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部队进行重大进攻的时候，尼赫鲁对于印度的外来威胁一直保持着这种唯理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印度并不担心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相反，担心威胁的倒是巴基斯坦。从分治前的旧印度陆军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于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又是资源不足，组织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军事优势就显得更大了。

       当时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宣称要为一九四七年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尼赫鲁当时是断然反对这种情绪的，但要抑制这种情绪需要时间。

       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尔战争期间，在一九五O年东、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杀重新爆发的时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刻，印巴两国之间的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以上几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边界地带集结重兵，威胁拉合尔。

       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对它的军事威胁通知了安理会，多少由于美国的外交干涉才使这次危机得以度过。　　 

       巴基斯坦人这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达到能够制止对方进攻的水平，否则就要不断受到印度人进攻的威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缔结条约的本领，使这一点在一九五四年变成了可能。 

       [ 注：巴基斯坦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就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军援的本意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看来华盛顿也可能认为削弱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会有利于稳定南亚局势。 ] 

       由于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会再出现一面倒的军事对峙。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拥有美国装备的武装力量而壮了胆，也许会试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印度决一胜负。(这种地位的变化，表现在双方对待“非战公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开始，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尼赫鲁所拒绝；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后，印度亟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巴基斯坦所拒绝。)　　 

       在整个的五十年代中，印度军队是单一地根据同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性布署战略和训练的，其战略思想开始是进攻，后来又转变为防御。陆军方面，由于具有职业性的审慎态度，曾建议应该对毗邻中国的北部边界的防务给予考虑，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判断：没有必要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军方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曾提出建议，要求根据美国和英国在朝鲜作战的经验，编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战术思想的步兵手册，但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一位印度军官说，“使印度陆军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个高级中国军事代表团还被带领去参观印度的主要军事设施。 

       [ 注：中国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元帅参观了南印度威灵吞的参谋学院，当时校方赠送给他一个该校校徽的银质模型——图案是一只猫头鹰。当他仔细观察这件礼品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股阴影，他感谢主人的好意，同时解释说，在中国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朋友之间不拿它作为吉祥的礼品相互赠送！实际上，在印度，猫头鹰也不是吉祥的东西，猫头鹰这个字眼通常是用来骂人的，意思是说对方愚蠢。但当英国人选择这个西方的智慧之鸟作为学院的校徽时，更多考虑到它的古典含义而不是当地对它的态度。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旁遮普邦参观了一次由第四师表演的对步兵进攻的火力支援，当时第四师就是由考尔少将指挥的；四年之后，正是这个师和它当时的指挥官在同中国所进行的边界战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点政策考虑，是从第一点考虑(即认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引伸出来的：那就是认为国防力量的经费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最低水平上，这样，可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时，印度从旧印度军队中分到的部分大约有二十八万名官兵。新政府在开始时就有意图要削减陆军的定额——尼赫鲁说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人员比较精干的部队，比一支庞大的但是装备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队更为可取——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陆军兵员反而慢慢地扩大了。

       到了一九五三年，陆军官兵总数接近三十五万人，组成七个师，其中六个是步兵师——这六个师的编制以及装备、训练的标准各不相同——一个是装甲师。 [ 注：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驻有一个独立装甲旅，在亚格拉(Agra)驻有一个伞兵旅。 ]

       陆军的平时部署，反映了印度军事计划人员同前任的英国同行们相类似的考虑，就是在对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和内部安全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有三个步兵师部署在克什米尔，其中的一个营在拉达克的列城布防——而这个营当时也是面向南方，针对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人险些占领了列城，印度军队开进拉达克正是为了对巴基斯坦人的向北运动进行抵制。印度已下定决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占领克什米尔，印度就将作出反应，进攻拉合尔；为此目的，有两个师布防在旁遮普邦作为反击力量。那个装甲师则驻扎在中印度的占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状况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间陆军的数量和装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发生叛乱，这就须要不断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整师被牵制在那加山区的游击战争中。

       当时东巴并不构成任何战略上的威胁；巴基斯坦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对印度；另外一部分布防在西北边境地区，以应付部族骚乱和可能来自阿富汗方面的骚扰——印巴分治使印度摆脱了这个来自西北方向长期存在的威胁。因为那加战役本身的要求增加，于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陆军部队从旁遮普邦调到了东北地区；同时又成立起新的部队以维持印度在旁遮普的军事实力，结果陆军又开始慢慢地扩充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由于意识到边界问题可能发展为难于解决的争端，陆军的扩充变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第四师从旁遮普仓促奉调到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步兵师——第十七师。在东北地区，第四师划归新的编制——第十三军领导，军部设在西隆(Shillong)，负责锡金、印度同不丹边境、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东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务。第四师负责麦克马洪线的防务，从不丹到缅甸一线，全长约三百六十英里；而该师的一个旅又很快奉调参加那加战斗。　　 

       第四师的调防，对印度在东北地区的防御形势没有立即产生很大的变化。当时，从平原地带通向山麓地带的公路，没有超过几英里长的；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根本没有一条横行的公路——从喜马拉雅山倾斜下来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这就使得横行运动几乎不可能；要到达麦克马洪线各段，只能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前进。第四师开进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个步兵连进驻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个连开进达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个营部在达旺建立起来，另外两个营才抵达东北边境特区，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设立起来。军队的布防这时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鲁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麦克马洪线的防务要由陆军直接负责。　　

       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印度政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讲到：　　 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加军事预算；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想这一点也会使我们的国父[甘地]在天之灵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几年的军事预算逐年增加了大约[十亿印度卢比]；而在补充要求方面的预算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印度卢比]……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　　 

       甘地主义者从一个方面批评政府；而军方则抱怨预算限制使他们难以对现有的设施给予适当的维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克里希纳·梅农和莫拉尔吉·德赛之间的相互倾轧，加剧了军方的困难，也影响到他们主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一个美国驻新德里的记者在一九六一年写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内阁制的政府的话，那么，梅农和德赛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主管部门的顾问之间，早已闹得不可开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陆军方面的抱怨更加厉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陆军总部多次上书国防部长，列举了装备和供应方面的缺陷，并且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发生，这些缺陷将削弱部队的作战力。

       这些信件是当时已担任参谋局长的考尔将军所草拟的，他在最后也是最紧急的一次上书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陆军处于困境：“一方面，要求我们尽快地扩充部队，并且说，不这样做我国领土就有被外来侵略者占领的危险；

       另一方面，发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又是这样微不足道，使得我们不可能用以装备募集的新兵。”他还要求把他这封信提交给内阁国防委员会，这说明军人们认为克里希纳·梅农过去没有把他们的紧急警告向上反映。

       但这次上书，同历次上书一样，并没有产生增加军事预算拨款的效果。考尔又利用他同尼赫鲁私人接近的机会，把陆军的要求向他提出。

       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尼赫鲁的答复是这样的：　　 如果从国外进口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就必须动用外汇，而现在外汇已感到十分短绌。国防开支过大，将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况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说，鉴于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虑，我们必须主要地依靠本国生产武器和装备，这从长远来看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最后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因为别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撤销或改变对我们的支持。　　 

       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发展要受到优先考虑；外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会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决军队的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是在印度境内不断建立国防工业的长远计划。这样国家的工业资源就会增加，同时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在这个期间里，尼赫鲁针对着军方所提出或别人为军方所提出的申诉和警告，反复地论证了这一点。　　 

       这种思想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它无法适应前进政策所承担的风险。不管前进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进政策的正当性，是由哪样的政治考虑所促成的，这样一个政策却意味着对一个比自己在军事上强大得多的邻邦进行军事挑战。

       当时，印度同巴基斯坦的争端还没有解决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解决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给陆军一项繁重的新任务，就是在没有削减陆军在其他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或在军事预算没有重大增加的情况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大国之一进行对抗。

       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个旅团参加联合国的军事活动，镇压在刚果发生的加丹加的分裂运动；此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印度还有一个营参加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陆军的有限资源已消耗得相当大；但它又很难于表达它对这一问题的不安。印度独立以后，陆军同文职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前者的。政府对于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态度，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强调，对于不结盟的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国大党历来对军人们所持有的那种不大买账的甘地主义的态度。

       一九五七年，梅农出任国防部长，一开始受到军方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感觉这是第一次派给了他们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适宜的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双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满意的情绪就开始影响到高级军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之间的日常接触。

       梅农历来不是个易与共事的人：他讲话尖酸刻薄，脾气暴躁；对待同僚和下属时而怒气冲冲，表现不耐烦，时而又感到后悔，表示亲近。他对于他认为是愚蠢的人公开表示轻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时地把大多数人都看作蠢人。他的这些特性使他难于同高级军官和睦相处，并且很快地结束了人们对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普遍欢迎。

       除了梅农同蒂迈雅将军——后者在梅农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 注：一九五五年，撤销了总司令的头衔改称陆军参谋长，这就使陆军同其他两个军种处于同等地位。卡维克斯(L.J.Kavics)在他对这一时期的印度陆军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销总司令，而代之以“三个独立军种，各军种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竞相从主张节俭和态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领导方面争取预算拨款，并且各自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保持平行的机构”，结果就损害了军事领导的参谋作用。 ] ——之间个人摩擦之外，军方还感到日益担心的是，他们认为这位部长对传统上应由军人们自行处理的事务进行了不恰当的、持续不断的、因而也可以推断是别有用心的干预。

       蒂迈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怀疑梅农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和不满的意见转达给总理或内阁国防委员会；但他们却清楚地看到，梅农在提拔哪些人担任高级军官的重大问题上，对军方的建议置之不理；而正是这一点促使蒂迈雅将军提出了辞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轩然大波。　　 

       军方对梅农在提拔军官问题上进行干预感到忧虑已有一个时期，后来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汉·考尔(Brij Mohan Kaul)被不断提升的问题上，这个军人在以后边界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也是灾难性的角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