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开放与文明的复兴_风闻

发布/2019年5月14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近年来，中国高层针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满天飞”、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提出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这“四个自信”中，最后一个自信“文化自信”无疑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很简单，没有“文化自信”，其他的自信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甚至可以说，其他三个自信的根源就在于文化。中国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于文化。

的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免不了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走在中国的前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学习西方并非要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使得自己变得更好。如果西方有什么中国就要学什么、西方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尽管中国和西方都属于人类社会，享有共同的价值，即普世价值，但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即使在西方范围内，不同的国家都是使用自身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的。

二战以来，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东施效颦”，结果不仅实现不了这些价值，反而使得自己的社会陷于贫困落后，甚至无政府状态。而那些学习西方但没有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西方学术界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总结，反而是发展中国家本身（包括中国）的知识界对此没有什么共识，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学习西方往往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从经验层面看，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中国向西方或者外国学习是晚清以来的事情，因为之前中国认为自己是最先进和文明的。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尤其是被中国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中国才走上了学习外国的道路。但每次经验都表明，凡是做外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失败是必然的；凡是能够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来学习，或者能够把外国经验“中国化”的，成功的机会就大。

这个经验从孙中山到今天都是如此。这里只讨论政治方面的学习，因为政治是核心问题。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中国不能原原本本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因此他和他的同仁创造出了一个“五权宪法”，即把西方的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和中国的传统两权（即考试权和监察权）结合起来。但即便如此，他试图引入的基于多党政治之上的西方议会制度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他开始主张和转向学习苏俄。孙中山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向苏俄学习的。但不同的学习方法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改变“敌视”西方观念

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可以说是最痛恨、最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在革命期间，他是通过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确立其领袖地位的。他竭力反对王明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也就是反对原教旨主义版“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建国之后，苏联视自己为“原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试图把自己版本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

同样，毛泽东在此扮演了反对原教旨主义的角色。当苏联进行大规模集权的时候，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大规模的分权运动。所以，尽管苏联和中国都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但两种经济体的运作方式全然不同。回溯历史，这也使得苏共和中共在日后具有了不同的命运。

邓小平的成功也是这个路径。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邓小平首先改变了“敌视”西方、视西方制度为“敌人”的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而毅然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没有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深度融入西方体系。这也使得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包括道理、理论和制度具有了“自主性”。

所有经验都表明，成功取决于创新，即以自己文化为主体的创新。也就是说，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行，固守传统也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人们提倡“文化自信”不可以是“复古”，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归。但很可惜的是，在“文明复兴”和“文化自信”的表象下，优质传统没有回归，而那些劣质传统已经快速流传开来，成为了一些人的“实践”，例如盲目的儿童读经班、女德班和唐装和汉服之争等等。而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被称为“牛鬼蛇神”而被清理，很多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复古”并非真正的回归中国；相反，所谓的“复古”也是照抄照搬西方或者被西方思想“殖民”的结果。“唐装”和“汉服”之争便是一例。对一些人来说，“汉服”比“唐装”更能代表中国。但问题是，“汉服”能代表中国吗？在中国文化中，直到近代和西方接触之前，“汉”不是民族，而只代表一种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到汉代，中国早已经是“多民族融合”了。种族意义的“族”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是近代从西方进口的。当时的很多历史学家就反对使用这个概念，但被大量倾向西方思想的学者所接受。很显然，这种包含种族主义的“民族”概念，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传统自然不能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封建专制落后”来形容。中国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传统，例如“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的国有资本、底层的民营资本和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中间层）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两千多年里，皇帝来来去去，但这些基本制度都生存下来了。越应当明确指出的是，这些制度的生存和发展也大多是通过“内部革命”而实现的。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革命，消灭了欧洲和日本意义上的“封建”，确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因此，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说，秦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国家（modern state）。这是确切的，因为欧洲到了近代才出现类似中国那样的官僚体制。更应当指出的是，西方近代官僚制度的确立，深受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影响。中国的世俗文化（主要是没有宗教的道德）在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通道之后，就开始传向西方，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官制度先是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入英国，后来也影响了美国的制度。

到了宋朝，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政治革命，即基于客观考试成绩之上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批评中国，认为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导致了政治专制。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中国的汉唐都是大家族统治，唐之后的大家族更导致了门阀制度，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唐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改革自汉以来的举荐制度，实行考试制度，但不彻底。宋朝竞争性科举制度的引入便是第二次政治革命。它彻底消除了政治大家族。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政权（执行权或者相权）则向全社会开放。中国也不存在像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政权。

这里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认为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但钱穆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只不过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在西方，民主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政治家族的统治。很多国家，直到今天还是由政治家族统治，几个大家族之间的竞争或者它们之间的轮流执政就叫民主。不过，政治家族的概念，并不出现在西方的民主教科书里面。

亚洲的日本也一样，自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的家族政治从未间断过。政治家族统治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意味着政治过程被这几个家族所控制，多数人很难参与进去。民众表面上的投票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实质性意义的参政权。

中国传统的优良制度

因此，如果从量化的角度看，中国因为没有家族统治，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的人数会远远多于西方。

中国传统的优良制度远远不止这些。就基本制度来说，除了“三层资本”制度和“内部三权”制度之外，还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几项重要的制度：

一、政教分离，即“敬鬼神而远之”。中国文化承认宗教生活，但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生活，不能用来影响政治，用来执政。在西方，早期政教不分。政教分离是一个漫长且充满血腥暴力的过程。而在广大的穆斯林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二、政商分离，即“士、农、工、商”。“商”或者金钱不能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尽管商人不能自己参与政权管理，但商人的后代是容许和鼓励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政权的。商人也经常可以“购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政府职位。

三、“有教无类”，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国文化一方面承认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同时又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实现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科举考试制度是建立在“有教无类”基础之上的。对人的认识，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基于种族、肤色、宗教等之上的分类方法，而只是把人分为“文明的”和“野蛮的”，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只决定于是否接受了教育。

四、经济管理和发展作为政府的内在责任。近代之前，中西方对政府和经济关系的看法大致一致，但近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资本变成社会的主导因素，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变成了资本的专利。今天，在西方，如果有人提倡政府干预经济，那就会被视为“不正常”。这也正是今天西方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政府知道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没有权利来干预。

在中国文明里，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一直被视为是政府的内在责任。二战以来，在亚洲，只有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些经济体之后，中国大陆和越南也迅速崛起。而这些国家都属于儒家文明圈，都享有“发展经济是政府的责任”的经济哲学。

也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优良制度，之所以成为“优良”，是因为它们都能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不仅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要引领新时代。而“更新”就是制度的自我革命。

如此看来，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应当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如果“文化自信”演变成了“复古”、排斥其他先进的文化、拒绝人类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共享价值，只会导向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以往的历史教训，也会是今天的历史教训。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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