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输在记者太多”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十）_风闻

（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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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十）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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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尔回答说，这对文武官员的士气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不要理睬外国的意见。他说，尼赫鲁“勉强地同意了”。

       考尔的评语倒还恰当。“尼赫鲁最后之所以被说服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认为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梅农虽然对尼赫鲁很爱戴，但他后来对尼赫鲁在果阿军事行动上的动摇，却作出一个更难堪的解释。

       他说：“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对尼赫鲁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厚道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判断是说：尼赫鲁“老病交加，精疲力尽，就听凭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难摆脱的境地。你可以说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失败”。　　 

       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来谴责，人家就会提醒他们自己也干过同样的勾当。正如肯尼迪总统致尼赫鲁信中所说的：“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很大的本领使自己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某一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议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国内批评他们政府的行动的人确实很少，印度报纸和广大政界舆论是热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鲁向肯尼迪哀诉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最难听的语言去谴责使我国人民欢喜若狂的事情呢？”　　 

       对印度政府处理同中国的争端来说，果阿行动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含义。它表明尼赫鲁会被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同时表明他对激昂慷慨的政界舆论会如何地迁就，即使这种舆论所提出的主张与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

       它也表明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何等的混乱和主观，占领果阿的决定，象前进政策一样，并不是由内阁作出的。

       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部分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　　 

       这种态度显然也使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在果阿军事行动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尼赫鲁，印度现在是否打算对中国采用武力。他回答说：“当然，我们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们应该在适宜时机加以使用。”内政部长夏斯特里也明确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在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

       有些政客为果阿事件所陶醉，开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赶走。当时的国大党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说：“印度决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领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尔的停火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必须“解放”。　　 

       从军事方面看，果阿战役用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加上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战役暴露出陆军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于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果阿战役并没有考验印度军队和他们指挥官的能力。

       印度部队有的缺少步枪和轻机关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或无线电台所需的电池及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

       有一个营半数士兵在整个战役中是穿着帆布球鞋的。

       这些情况在陆军内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有关情况在印度却很少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周刊(Blitz)还称它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　　 

       如果说，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果阿问题上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政界要求对中国立即采取行动的热度的话，那末，这种打算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印度在果阿战役中轻易取胜，自然就助长了对中国取得同样辉煌胜利的希望。

       一名印度新闻记者把占领果阿比做是“门口站着一头老虎却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老鼠”。这位记者不是说不该踩死老鼠，而是责备政府没有抓到老虎。印度人真以为果阿战役的迅速结束，反映了印度军队的战斗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于葡萄牙人没有抵抗)，这也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情况是良好的保证。　　 

       由于克里帕拉尼来到孟买争夺梅农的选区，陆军和其他军种的情况就变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竞选的题目。一九六二年一月尼赫鲁到孟买为梅农进行竞选。他吹嘘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国防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讲这番话的，看谁能驳倒我。……我们的国防部队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武器。”

       尼赫鲁常常用这样的语调讲话，他多次向议会和公众保证说，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并且已准备好随时迎击对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的可能的挑战，即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是绰绰有余。

       当批评者用姑息和软弱等字眼描绘印度的边界政策时，尼赫鲁说这种政策是有实力基础的耐心和合乎人道主义的决心，这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亚洲两个巨人发生战争对人类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议会中的批评尼赫鲁的人在辩论时虽然也会反驳他的看法，但在心眼里还是接受这种看法。对政府的国防政策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们也是自相矛盾地和自豪地相信印度陆军虽有他们所指责的那些弱点，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干，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中国教训一顿。由于军人们不向外透露他们向政府所提出的指责和忧虑的详情，因此批评者对于陆军的缺陷究竟有多大，是没有概念的。 

       [ 注：陆军缺六万支步枪，七十门反坦克炮，二百门二英寸口径迫击炮。炮弹的供应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五千台战地无线电台，以数千英里计的电线，三万六千个干电池。如果把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出产的车辆算作过时的话(绝大部分是不合作战要求的)，陆军就缺少载重一吨的卡车和载重三吨的卡车各一万辆。有两个坦克团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战。 ] 

       尼赫鲁相信在一场地方性的冲突中印度军队将打败中国——他如何能够把这种信念坚持到最后是不大容易解释的；但考尔或许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肯定是一直向他灌输这种想法的。　

       果阿这一场小表演，使被煽动起来的印度的民族热情得到满足，但没有使印度片刻离开那个念念不忘的中心问题——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尼赫鲁说过，对印度说来，这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在前进政策的指令作为命令下达给两个军区以前，陆军总部就已开始发出前进巡逻的命令。十一月二日政治指令拟出后，莫名其妙地拖了五个星期，才于十二月五日发出陆军总部对该指令进行过修改的、把指令具体化的电报。总部的命令写得很详细、具体。指定哪一部队在什么时候出动，走哪一条路，在什么地区设立哨所——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都应留给基层部队去斟酌决定。关于巡逻和哨所地点的选择等问题，都是由考尔和他的参谋局军官会同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副局长胡贾(Hooja)有时还有外事秘书德赛等磋商作出决定的。从一开头在命令中就讲明哨所应选在能够控制中国哨所的那些地点。

（在西段的前进政策）

       遵照这些命令行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冬季就在西段派出很多小股印军从他们的各个主要据点出发向东推进。高入云霄、寸草不生的大山使这些部队只能在山谷里行动，因为需要有可供空投的平地，空军才能把供应物资空投给他们。该地区的一般高度在一万四千英尺左右；巡逻队攀登的山口，有的高达一万六千英尺。当地气温与北极圈相似，而印度军队的冬衣既不够暖和，又供应不足。稀薄的空气迫使士兵自己只能携带很少的东西，骡子在这样的高度没有多少用处，而且骡子也很少。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依靠的运货牲口是牦牛，但又没有。

       一切给养，经常包括饮用水在内，都要靠空投。　　 

       当前进政策开始实行时，以列城为基地的第一一四旅下属部队只有三个营——一个正规营，两个民兵营。这些部队要负责长达二百英里以上的防线，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到碟穆绰克以外几英里。他们奉命尽可能向前巡逻，在理论上，他们负责的范围达到东面一百英里以上在昆仑山上的印度主张线，该线位于冰天雪地、空无人烟的阿克赛钦荒原的东面——空无人烟，就是说，除了中国人之外再没有别人。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冬季，是两国外交交涉比较平静的时期。北京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再度表示抗议的照会是在三月一日收到的。这一照会认为印度向前推进的巡逻和设立哨所是“蓄意要用武力来实现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这就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照会的来往。在这些照会中，双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场。这些照会本质上同过去的差不多，但有的语调和侧重点和过去有所不同。把这些照会内容概述一下是有好处的。　　 

       北京的看法是：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竭力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该共同维持边界现状。虽然印度拒绝了双方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但中国已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这一边二十公里以内停止巡逻。印度政府的立场却截然相反。印度拒绝谈判，并继续向前推进，开始是在中段和东段，后来是在西段，同时印度对中国人出现于历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之下的地区(这一地区自一九五O年以来就是新疆与西藏之间的重要陆路通道)大叫大嚷，指控中国进行侵略。

       中国主张麦克马洪线不是合法的边界线，但中国仍没有越过这条线，也不要求印度从麦克马洪线与山麓——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在山麓——之间的地区撤退。印度宣称它愿意和平解决，但“印度政府的所谓和平解决，就是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这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和平解决”。

       同样地，印度宣称它愿意维持原状，但实际上拒绝维持原状，并再度要求中国撤退。“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判断，采取这种僵硬和威胁的态度是注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否定维持原状和拒绝谈判，就是拒绝和平解决。印度的行动方针是极危险的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但“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　　 

       新德里的看法是：中印边界早已解决了；它得到数百年传统和习惯的认可，而且几乎全线都得到有效的条约和协定的确认。近年来，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和不断的侵略，并“试图用无理的领土要求为非法侵占寻找根据”。印度愿意“维持现状”，但只有中国首先从印度领土撤退，从而恢复现状，这点才能做到(“现状”在这里意味着“原状”)。中国的撤退是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使举行谈判，也只能“在边境几个地区相互作一些微小的调整”。

       至于印度向前推进，那“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印度是“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将在恢复印中之间的友谊方面迈出一大步。　　 

       印度就这样重申它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且点明印度所能同意举行的谈判，只限于讨论沿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作一些微小的调整；即使要进行这样的讨论，也必须以中国撤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作为先决条件。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在另一次外交照会的交换中，把本来是为着巩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并给亚洲和世界作出榜样的潘查希拉协定——有关西藏通商和交通协定——全部埋葬了。中国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照会中，提醒印度：一九五四年的协定将于六个月内满期，并建议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北京没有提及边界争端，认为这两回事截然不同；北京希望谈判缔结的这样一个新的协定能和缓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为解决中印之间其他问题开辟道路。

       这正是印度在其他场合所提倡和采取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例如，它经常劝巴基斯坦把克什米尔争端搁在一边，友好地解决其他问题，以便改善一般气氛。但这一次，新德里却拒绝在中国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前举行新协定的谈判。北京说，这是“横暴地要中国屈服的先决条件”。

       一九五四年协定所要保护的通商，现在已名存实亡。双方都说它是为对方的管理条例和军事布置所扼杀。协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期满。印度从西藏的亚东、噶大克和江孜撤退了商务代理处，中国也从噶伦堡和加尔各答撤退了商务代理处。　　 

       这时，前进政策也开始不声不响地推行。印度设立了若干居高临下控制着中国阵地的小哨所，有的就设在中国阵地后面的小路或公路的两侧。参谋局的理论是：这样就会切断中国交通线，迫使中国最后不得不撤出他们的哨所。反映印度官员和参谋局人员当时意见的印度报纸和新德里的外国记者，在年初就预言陆军不久将采取步骤迫使中国撤出阿克赛钦。

       中国多次提出警告说，如果印度继续向前推进，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语气越来越严重，但尼赫鲁都置之不理。他向议会解释说，中国因为印度在中国哨所的背后设立了哨所而感到不快，并且让那些认为中国语气包含有危险性的议员们不要担心。他说，“虽然[中国]照会威胁说他们可能采取一切步骤，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们果真采取那些步骤，我们就准备好对付他们。”六月，尼赫鲁再度叫议会放心，他说西段的形势，“比以前更有利于印度了”。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步兵营(贾特联队第五营)开进拉达克，并奉命向前推进。和其他三个营一样，该营也分散成为驻守哨所和巡逻的小队。到了仲夏，印度在这一段设立了约有六十个哨所。与之相对峙的是中国的一个整师。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同印军的比例超过五比一；但两者间实际作战能力的差距就更大了。

       这不仅因为中国军队是集中的而印军是分散的，中国军队可以乘坐卡车而印军只能步行；还因为中国军队有一切的正规的支援火力，而印度的第一一四旅却只有一个中型机关枪排。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把重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对准印度哨所。中国步兵也都配备有自动步枪。印度的最重型武器是三英寸口径迫击炮，大部分哨所连这样的迫击炮也没有；士兵配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使用的零点三零三英寸的李安菲德步枪。 

       [ 投笔从戎注：李-恩菲尔德No.1系列，很可能是SMLE No.1 Mk.III/Mk.III*型。这种步枪虽年代古老，相比它的对手AK-47(或56式)而言火力密度较低，但精度高、射程远、威力大，恶劣自然环境下甚至更加可靠耐用；在有经验射手或训练有素的士兵手中，手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 ]

        [注：一九五三年印度开始设计一种本国出产的自动步枪，到一九五六年制造出几种类型供试用。步枪适合陆军的要求，军需局决定进行生产。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军参谋长会签了一个文件上呈给由梅农担任主席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该文件提出的计划是要在四年内全部以印度的自动步枪装备陆军。但对这一建议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一九六二年边境战争的最后阶段，印度军队才收到几十支自动步枪，还是美国和英国赠送的。 ] 

       印度的哨所不过是排甚至是班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在地面上挖得很浅的联在一起的一些兵器掩体(即使在夏天，地面几英寸以下也不解冻)。部队住的是帐篷，或是用木箱和降落伞搭起来的棚子。他们所需的一切供应物品都依靠空投。　　 

       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开始在地面上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凡是印度设立控制着中国据点的哨所的地方，中国就立即在印度哨所的周围构筑更多的据点。四月间，北京通知印度说，在西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这一段，中国正恢复一九五九年一度停止的边境巡逻；并警告说，如果印军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将在中印边界全线恢复巡逻。

       照会描述了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印军如何在中国哨所的两面设立据点并“逼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印度陆军显然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执行前进政策的部队缺乏热情)。北京说，如果这种挑衅行动继续下去，中国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政府把这些警告看作是恫吓，把中国在地面上的威胁性行动都当作是虚张声势，一概不予理睬。五月初，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设的一个哨所推进，并作出打算摧毁该哨所的姿态。

       西部军区请求批准撤回该哨所，这一请求转呈尼赫鲁。尼赫鲁认为中国是在显示武力，以考验印度的决心，他说应该坚守该哨所并派兵增援。中国的威胁性行动没有继续下去。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证实。他们后来再一次从加勒万(Galwan)事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加勒万河谷看起来是部队进入中国占有的领土的最好的路线之一。实际上通过这个河谷的小路是极其艰险的，而且中国至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就在上游这个萨木崇岭的地方设立一个哨所。考尔最早下令向前推进的行动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以图设立一个控制萨木崇岭的哨所。

       由于地势艰险，要在冬季溯河而上进入河谷的尝试失败了。四月，陆军总部下令试走另一条路，从南面爬越过山岭。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中将对此提出了异议。

       他警告说，中国在萨木崇岭的哨所设立已久，任何威胁这个哨所的行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

       他指出，中国已通知印方，他们在这个地段已恢复巡逻，看来对印度已设立的哨所的威胁就愈来愈大；因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这些哨所而不是试图设立新的哨所。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在萨木崇岭设立印度哨所。考尔批驳了他。考尔回答说：加勒万河是一个交通枢纽，“中国能够沿着这条河取得重大进展”，所以必须抢先一步，防止他们这么做。　　 

       据此，就派遣了一排廓尔喀士兵从温泉(Hot Spring)出发，爬过险峻的山岭，在一个多月后出现于加勒万河的上游并于七月五日在那里构筑了工事。他们这样做，不仅切断了中国在稍下方设立的一个哨所，而且阻拦了中国的一个小运输队。

       中国首先在外交上作出反应。七月八日中国提出了“严重抗议”的照会，要求印度军队立即撤出，并警告说，中国方面“决不能在印度有增无已的武力进逼面前屈服，……也决不会在遭到无端攻击时放弃自卫的权利”。

       印度答复说，印度部队“一直在加勒万河谷进行例行巡逻，从未在该河谷遇到过任何中国渗入者”。

       印度也对中国在地面上的反应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印度照会警告说，如发生任何不幸事件，将完全由中国负责，“中国政府应该制止更加深入印度领土的不断侵犯和对印度边防部队进行无休止的挑衅活动”。　　 

       七月十日中国在地面上作出反应。中国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摆着进攻阵势，向印度哨所前进，不久，兵力又增加到一个营。中国的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服务是愚蠢的。 

       [ 注：印度也和英国一样，同尼泊尔签有协定，得以招募廓尔喀人参加印度陆军。在这个时候，尼泊尔对使用这些部队于阿克赛钦表现了一些不安。尼泊尔愿意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不愿看到廓尔喀人同中国军队拚刺刀。按照协定，当廓尔喀人被派去参加实际作战时，印度有义务通知尼泊尔，但前进政策是否等于实际作战，当然是一个可以有不同解释的问题。 ] 

       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

       如果哨所遭到攻击，印度将对中国的阵地采取报复行动。几天后接近加勒万哨所的中国军队稍有后撤(他们曾进抵距该哨所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但继续以相对大的兵力包围该哨所，切断了它的陆路供应。西部军区打电报给新德里说，企图由陆路运东西给该哨所必将引起冲突，因而请求空投。当天就收到的答复说，供应品将由陆路运输。

       按照新德里的看法，在这场怒目相视的对峙中，由于中国眨了眨眼(没有进攻加勒万哨所)，对峙的局面就缓和下来了，所以为了保持道义上的主动权就要派一队人从陆路救援哨所，以此向包围者挑战。因此，另一小支部队被派往加勒万。八月，这小支部队在中国部队枪口下被迫退回：中国人说，他们如再前进，就要开火。西部军区报告说，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是印军现在力所不及的，而且还会引起公开的敌对行动。于是加勒万哨所乃改由空投供给，直至十月二十日它被摧毁时为止。　　 

       七月十一日印度发表了中国包围加勒万哨所的消息，报道把加勒万事件说成中国入侵印度领土的新挑衅。后来，当报界和政界人士了解到中国还没有把他们在外交上和军事上要进攻哨所的威胁付诸实施时，他们就认为印度已经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国大党议员说，加勒万事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印度教徒报》(Hindu)写道：中国部队“在印度小队守军坚决抵抗的面前”撤退了，这就足以证实前进政策的基本逻辑：只要印度军队坚决，中国除虚声恫吓外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在阿克赛钦舞台上，正如政府间的交锋一样，中国将在相撞前扭身躲开。给加勒万哨所守军的命令，扩大成为给西段所有印度部队的命令。原来命令中“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成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尼赫鲁把印度这个时候的行动形容为双重的政策，就是说在地面上采取军事行动，辅之以持续不断的外交压力。本着这种见解，印度把尼赫鲁在一九五九年提出过的双方各自从自己的主张线后撤的建议略加修改，重新提出。这个建议，正如尼赫鲁再度向议会保证的那样，意味着中国要撤出很大片的地区，而印度只撤出很小片的地区。中国以前曾拒绝这个建议。

       新德里现在给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把尼赫鲁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过的建议——即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印度“允许……中国继续使用阿克赛钦公路于民用交通来往”——作为正式建议提出。当时新德里认为：印度既已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设立了哨所，北京现在会较为愿意接受印度认为是保全中国面子的最好方式。

       在向北京重新提出撤退建议的同一天，尼赫鲁在人民院重申印度准备冒同中国战争的风险，接着又说：“如果我们准备收复[被中国占领的地方]，而又足够强大，那末，其他的因素也会起有利的作用，这些因素再加上我们有决心采取任何行动，就有可能达成使这些地方获得解放的某种协议。”

       这句话，与同一天向北京提出的照会联系起来研究，就可以看出尼赫鲁是认为印度坚决进入中国占领的领土，会最终迫使中国不得不完全撤退；而且还认为印度已设立的那几个哨所本来就足以迫使中国采取上述步骤了。　　 

       如果北京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末尼赫鲁——在他极为迁就国内压力情况下所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很可能会对中国在那条路上进行何种运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但在中国看来，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是侮辱；正如中国要印度把全体行政和军事人员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撤出，而中国则容许印度使用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公路于民用交通往来，印度也同样会感到对它是不现实的，是侮辱。

       北京在答复中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许？这简直是荒唐！”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它的建议得到认真考虑，那末，印度政府就应该将同一原则应用于东段边界。

       但尼赫鲁当然已经把这点排除掉了。他向人民院保证说，“我们在东面不会撤退”。印度重新提出双方撤退建议的照会中，引用了尼赫鲁五月二日在人民院中说的一句话：“印度并不希望而且非常不喜欢同中国打仗，但是这不是印度所能控制的。”这就很接近于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了。北京拒绝了这项建议并认为这是“要它屈服的片面条件”，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战败国，并宣称中国决不会在武力威胁面前屈服。　　 

       看来，新德里从这次交换文件中得出的结论是：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至中国承认它必须撤退时为止。　　 

       西段的印度军队竭力推进，并在中国哨所的近距离射程之内设立了一批小哨所。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倒象是一支强大军队的先锋，而不是一场疯狂的政治赌博的赌注。但在印度政府的国内批评者看来，前进政策肯定还不够大胆，他们继续要求对中国采取更有力和更迅速的行动。印度政府为了替自己辩护，就玩弄数字游戏(以往尼赫鲁的批评者使用同样手法，他是加以斥责的)。

       官方发言人把地图上标出的新的印度前沿哨所用线连接起来，计算这样划进去的地区面积有多大，然后就宣称印度已收复中国“占领”的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一位随时可以见到印度总理并报以肉麻捧场的印度记者报道说：西段印军已“在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广阔的战线上全面推进”，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真实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报道；一位同军方有密切联系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八月间写道，中国部队在西段享有十比一的优势，而且在地形和交通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这样的报道是极其个别的。其他记者都报道说：印度实力雄厚，装备优于中国军队，而且说中国边防部队都战斗力很差。印度人也和许多人一样，对符合自己愿望的话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因而都轻易相信对西段情况的乐观看法。　　 

       但是这并没有满足批评政府的人，也未能缓和议会中要求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把中国人赶走的叫嚷。反对派要知道：如果象政府所说的那样，西段的情况果真已变得有利于印度，为什么陆军不立即举行大规模进攻，把入侵者从印度国土上赶走呢？

       一名反对派议员八月里在人民院说：“我们的军事专家不需要担心……中国的优势这个魔影”；不仅中国的交通线很长，而且中国军队受到他们“伤心失望的人民进行叛乱”的威胁而不得不分心。这种气氛助长了主战论，有一些议员已忘其所以。

       八月间，人民院辩论边境形势时，另一名议员宣称：“二百名印度兵就等于二千名中国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回去？”这位议员还说，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年内，就可以有“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有人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时，也根本无人理睬。

       那年在夏天早些时候，印度驻美大使B.K.尼赫鲁(印度总理的另一位堂兄弟)，曾对电视记者坦率地讲过，印度国防部队的装备很差，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全。于是在议会中就有人对他的话提出了质问。虽然议员们指出这位大使说的话是同总理屡次保证陆军完全能够保卫边疆的说法相矛盾，但他们却偏重于建议对这位大使的轻率发言给予纪律制裁，而不想去搞清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　　 

       新德里指责说，在西段推进的是中国军队而不是印度军队，这种说法结果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情况就好象是三个人争论不休，互相插话：印度政府指责中国进一步入侵，国内的批评者就据此攻击政府俯首贴耳地让中国人为所欲为。尼赫鲁于是又后退了一步，他告诉议会说，要讲中国是进行了“新的侵略”“并不那么确切”，因为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感到不安，因而他们就设立了一些前沿哨所。北京接着就插进来说，尼赫鲁“无意之中讲出了真相”。　　 

       政府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混乱的说法并没有掩盖中国仍然侵占印度领土的事实。《印度斯坦时报》的编者在专栏中叫嚷道：“还要等多久，忍辱多久”政府才会使中国认清印度是“决心为它的尊严而战斗呢？”　　

       头脑比较清醒的看法也是有的。有一位议员在人民院中说，一条事实上的停火线已经在西段出现，中国和印度任何一方侵犯这条停火线都会受到惩罚。

       他说，关于在克什米尔印度所主张但为巴基斯坦占领的地区，印度过去曾向巴基斯坦作过保证：“我们将不采用武力去解放被侵占的地方”；他建议印度也给中国同样的保证。

       加尔各答的《划时代报》(Yugantar)——它一般遵循国大党的路线的——警告说：“印度如果要建设新的社会生活，实现五年计划，就必须停止把成亿卢比化费在沿着我国喜马拉雅山二千英里长的边界上保持军事实力的姿态”，它敦促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态度是担心政府进行谈判，并坚持政府不应谈判。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度致中国的措词含糊的照会，又引起人们常有的疑惧，担心尼赫鲁会以姑息换取边界问题的解决。七月二十一日在奇普恰普河谷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后的第一次冲突，二个印度士兵受伤。

       同一天中国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语气是威胁性的：“中国不愿意同印度打仗，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虽然中国保持克制态度，却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部队被侵略者所围歼。在此紧急时刻，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队停止对上述中国哨所的攻击，并且从该地区撤走……如果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继续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在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复照语气特别温和，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着重点，即印度指出过的“一九五六年中国的主张”和“一九六O年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差异。印度过去指出这种差异并谴责中国侵入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纯粹是为了说明中国是在继续扩大他们的要求并推进他们的阵地，但这次印度的照会仅仅责怪说，“诚然，印度政府对一九五六年中国地图的主张线是有争议的，但是中国地方部队不应该越过周恩来先生所确认的他们自己的主张线。”照会紧接着提醒北京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印度准备“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　　

       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那个星期正在新德里，这看来提供了印度照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积极语气的最可能的解释。印度政府认为：印度在争端中的立场取得俄国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而俄国当时也在敦促进行谈判。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梅农刚刚从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国，他在日内瓦曾与陈毅元帅进行过讨论，这一点在印度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照会改变语气，七月二十六日的照会全文一发表，立即引起一场喧嚷。它被认为是隐晦地向中国建议：只要中国在西段稍为后撤，撤至他们“一九五六年主张线”后面，印度就将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　　 

       在议会中，这个照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一个最令人震骇和出乎意外的文件”，但这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它所引起的愤慨。《印度斯坦时报》以《通向耻辱之路》为题发表评论说：　　 印度政府根据它的无限智慧，认为完全改变它的对华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它已几乎承认了中国侵略拉达克的非法所得，作为同北京霸王进行新的一轮谈判的代价。它这样做，就失信于印度人民——人民和议会。　　 尼赫鲁在回答这种攻击时，对那些“敢于说我们正在采取使印度屈辱的行动”的人们加以斥责，并说，他宁愿自己“烧成灰烬”也不肯这样干。他接着解释说，人们对政府的立场“有一些误解和错误看法”，接着他又重申政府的立场。　　 

       印度七月二十六日的照会重新提出谈判问题；在随后的十个星期中，一方面边境战争日益逼近，一方面双方就派出代表再举行会议的可能性交换了照会。这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机会，甚至是既不解决问题也不发生冲突，而是保持原状的最后机会。因此必须详加叙述。同以往一样，印度的基本立场和这次交换照会中的语调上的变化，完全为隐晦的语义所掩盖，这些语义象是一种密码，只有始终记住密码的底本才能理解其含义。　　 

       七月二十六日照会的要点是这么一句话：“一俟目前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和适当的气氛创造出来之后”，印度政府即准备在一九六O年官员报告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边境的问题。印度政府的批评者根据这句话以及照会中明显强调要中国有限地撤退到他们“一九五六年的主张线”的提法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正打算全盘推翻过去的政策。但是如果把它同以前的外交信件联系起来看——北京当然是会这样联系起来看的——就可以看出这份照会并没有改变印度的一贯立场。

       新德里准备在“一俟适当的气氛之后”就进行谈判；但它曾一再申明要创造这种气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主张的领土撤退。按照印度的用语，这就是：“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以恢复原状”，从而“创造有利于边界谈判的气氛”。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的照会中写道：“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从这块领土[这向来是印度领土]撤退，恢复现状。中国军队撤离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侵入的印度领土，从而恢复现状，这是为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任何谈判创造有利气氛的必要步骤。” ]　　 

       印度的立场是斩钉截铁的。中国必须首先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一切人员，才能举行任何关于边界问题的会晤或谈判。在完成了这种撤退后，印度准备在会议桌上同中国见面——但只讨论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的微小调整。北京《人民日报》看到了要害：“如果中国接受这种‘谈判’的条件，印度方面甚至不经过谈判，就可以达到它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那么，谈判本身不也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事情了吗？”　　 

       八月十三日尼赫鲁在议会重申上述立场，以应付七月二十六日照会所引起的人们对政府的攻击。他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书面声明(这在他说来是不寻常的)，说我们心里明白，“除非消除目前的紧张状态，恢复被武力改变了的边界现状，就不能够开始以官员报告为基础的讨论。”这意味着在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要求的领土撤出以前不同中国会晤。声明接着宣称，印度准备开始另一种形式的讨论；但这是为着对付中国的外交行动的。　　 

       北京以七月二十六日印度来照中同样合理和积极的语调对印方作了答复，但是继续拒绝印度提出的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的建议。

       这样，中国一面拒绝了印度对恢复讨论所提出的条件，但同时接受了举行讨论的建议：　　 

       中国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两国在官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打仗，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两国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就不应该再推延下去。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和其他程序问题。　　 

       印度就象一个钓鱼的人——他的鱼钩被一条他丝毫不想钓到的鱼咬住了。　　 

       从新德里的观点看来，同中国进行讨论显然是毫无用处的。要达成印度所能接受的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同意尼赫鲁的建议，即双方在西段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但中国已屡次明白拒绝“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

       而且，在中国没有同意撤退前同中国进行讨论，就会促使印度的激昂愤慨的政界舆论把姑息和失信这类不体面的谴责加于尼赫鲁和政府头上。

       国内的考虑排除了恢复同中国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即在边界争执的是非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可能——从整个形势看来，即便进行对话，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但其他一些虽不那么直接但仍很重要的考虑却促使印度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完全拒绝同中国会谈。　　 

       在世界舆论的竞赛场上，印度好比是在自己的场地上同对手比赛那样，取得了一切便利条件。观众台上挤满着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着民主色彩的运动衣，在同一队身体更为强健的对手进行比赛；印方的球技熟练，斗志顽强。当西方世界的报纸和政府看到印度勇敢地顶住了他们认为是中国扩张主义的进攻时，他们就大声喝采，希望印度再接再厉。

       西方舆论早就把中印两国视为亚洲两个政治集团的决赛对手；现在由于中国骤然夺取印度领土，竞赛已经开始了。有关边界的历史和文件的争论，除了专家之外，谁都不易弄清，难于抓住来龙去脉；即使对于专家们来说，也查不到那些能看出争论的哪一方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档案。事情就变成为是相信印度的话还是相信中国的话的问题了。

       而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犹豫的。虽然入侵果阿损害了印度的声誉，从而引起一些人对印度的态度和行动产生新的疑窦，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印度同中国的争论上谁是谁非的看法。

       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这样解释美国的反应的：　　 

       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说中国是在推行贪婪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争端，只要涉及中国，就立即假定这个争端是由中国挑起来的。所有的评论，“新闻报道”，和学术性的见解，都是根据这个假定而写的。这样累积起来的效果，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原来的假定；因而下一次再使用这种假定的时候，其效果就来得更大。　　 

       美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的看法是说，印度同中国正在争夺亚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当时他还是参议员)主张增加对印度五年计划的援助时说道：“我们希望印度在同中国的竞赛中获胜……如果中国胜利而印度失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衡量，力量对比就将变成对我们不利。”

       尼赫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访问华盛顿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估价大为降低。总统后来说，尼赫鲁这次访问是他所接待过的一次“最糟糕的国家元首的访问”。他描写他同尼赫鲁的谈话：“你好象是把什么东西抓到了手里，但又发现你抓到的只是一团雾气。”

       根据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的肯尼迪政府的纪事，总统本来是指望印度在以后几年里会成为“世界上的或是南亚的强大的积极的力量”。但是那次的会见使总统失望了。

       虽然如此，美国的政策自然仍是要帮助印度发展，并在它同中国的争端中支持它。一九五九年后印度对中国日益敌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的态度也有改变，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促进和扩大了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一九六二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说过：“我们知道印度在东北边境正在对共产党中国施加很大压力。我们早就希望它这样干，现在它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做”，此时减少对印度的援助，对它泼冷水，那是不明智的。　　 

       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支持，似乎和美国一样坚决，但看来白厅内部当时是有意见分歧的。有一些官员，主要是外交部的官员，指出印度所提出的关于它所主张的边界的历史论据是夸大了的。无论如何，麦克马洪线和使中国接受一条在西北部的边界线的问题，过去一度是英国外交部主管的事，外交部的档案中也保存着有关的记录。因此他们建议英国对印度的要求不给予那么绝对的支持。然而，联邦事务部却主张——英国驻印高级专员肯定是更强烈地主张——不管边界的过去历史是怎样的，英国此时此地的利益在于全力地、无条件地支持印度。英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这样的权宜之计。　　 

       如果说印度可以指望从西方世界得到支持，新德里却有理由对于亚非国家的态度感到不安。阿索卡·梅达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持不结盟的态度……它们倾向中国一边。”有些报纸社论宣称印度处于孤立，“在亚洲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有些亚非国家对印度以不结盟世界的领袖自居的态度颇有反感，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按照表面价值接受印度的说法。他们不抱任何成见，倾听中国的解释和论据，他们听了以后，对那种把印度视为讲理的、受害的国家，而把中国视为侵略的、顽固的国家的一般看法，是否符合现实，觉得有理由怀疑。有些亚非国家发现自己陷于新德里同北京之间外交、历史的争辩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就紧紧抓住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块坚实土地，那就是谈判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是中国想要和印度进行谈判以求得解决，而印度则拒绝谈判。

       印度宣称说，事实是正相反。但印度认识到既然有些人对印度的说法有所怀疑，这就一定使新德里懂得过于直率地拒绝同北京进行讨论是会有风险的。　　 

       为了避免受国际或国内任何一方面的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就在一九六O年把“会谈”和“谈判”加以区别。这样他就能够在新德里接见周恩来，而又不显出他是放弃了边界不能谈判的基本立场。但这时中国催促恢复会谈，而国内舆论却愤怒地坚持不举行会谈，于是新德里就制造了另一个微妙的提法。

       尼赫鲁八月十三日在议会中宣读的声明中重新肯定在中国撤退之前不能就争端的是非问题(即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他接着说：　　 

       印度政府准备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存在于这一(西段)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创造举行进一步讨论的适当气氛。这应为任何进一步在官员报告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分歧的讨论作准备。　　 

       这意味着印度准备同中国会谈，但不是谈边界的走向。印度要同北京讨论的是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出的步骤。换言之，投降仍然必须是无条件的，但欢迎中国人到新德里来先作初步访问，以便讨论投降仪式的细节。　　 

       尼赫鲁在同一次讲话中，指责中国提出一些使会谈不可能举行的条件。半个月以前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陈毅曾接见欧洲的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当记者问他对印度的双方撤退的建议有何看法时，他说：“要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这违反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意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们这样做。”尼赫鲁引用了陈毅的声明说，这就是“规定了使我们进行讨论和谈判成为不可能的先决条件”。

       印度在八月二十二日照会中提出印度关于会谈的反建议时，再度申述了这个论点。陈毅的讲话和北京拒绝考虑尼赫鲁的双方撤退的建议，都被说成是“先决条件，它们违反了中国方面一再所说它要通过进一步讨论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说法”。这份照会最后说：“显然，正是中国人在规定办不到的先决条件，并且要求在进一步讨论未开始以前就接受中国人对这个地区(西段)的边界的主张。”　　 

       印度既然认为在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退前开始讨论，就是“对中国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那末，中国在讨论开始之前撤退，当然也就是“对印度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张”了。

       但在印度看来，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理所当然的国际边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论点，表明他们深信凡有争论的领土全部是、而且绝对是属于印度的。这样推论下去，中国在那里出现，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为。因而在他们看来北京关于渴望和平和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谈。另一方面，中国认为阿克赛钦从来不属于印度，并深信他们表示愿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张，是通情达理的，是十分慷慨的。

       因而在他们看来，印度的表白也同样是言不由衷；在印度军队的向前推进时，尼赫鲁关于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证完全象扯谎。尼赫鲁本人也曾在一瞬间意识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说道：“如果你开始象中国人那样考虑问题，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拉达克，尤其是阿克赛钦现在是属于他们的，过去也是属于他们的，那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们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基点出发，认为这些领土是属于我们的——它是我们的——那末，中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犯下的罪行。这就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假定出发。”

​       但是他这一瞬间的见识并没有影响到新德里对边界争端的处理；

       新德里的边界政策仍然毫不动摇地沿着对撞的方针走下去。　　 

       政府的批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立场的细微的区别——就是说它同意举行讨论，但不同意举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种讨论——因此，他们继续攻击尼赫鲁同意和那仍然占领着印度领土的侵略者坐下来会谈。但是这正是印度总理所喜欢玩的那种滚球戏，现在打球的条件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议会中向反对派说：“这是幼稚可笑的态度。”　　 

       首先，谈判和会晤是有极大的区别的，有天壤之别。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所处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总得要谈。如果我有机会，我将同(中国人)会谈。不会晤是十分荒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励会晤。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没有合适的背景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有人责备尼赫鲁邀请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共进午餐，并攻击梅农在日内瓦同陈毅共饮并拍照。尼赫鲁对这些指责感到恼火。他挖苦他的反对者对当代世界的外交全然无知，他说：“他们似乎认为必须把印度对不可接触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们的[国际的]关系中来。”　　

       议会讨论边界形势时，尼赫鲁需要进行辩护的不仅仅是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起了三棱镜的作用，它把人们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反对意见集中起来。

       从八月中旬人民院辩论边界形势时所提出的一个动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项动议要求：　　 

       1.“立即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这时两国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鲁在当时，甚至在边境战争达到高潮时都坚决主张维持外交关系，以保持一条往来的渠道的畅通。)　　 

       2.“召开东南亚自由国家会议，以讨论共同安全措施。”

       (这里包含对政府的两项批评：第一，政府未能使印度的立场为东南亚各国所理解；第二，它不愿带头同这一地区的较小国家组成防务同盟以对付中国。)　　 

       3.“设法从其他国家取得军事援助以加速我国国防。”

       (尼赫鲁直到这时还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不结盟政策的根本一条，就是印度不接受任何外来军事援助。尼赫鲁争辩说，接受军事援助就等于加入冷战集团的一方，要加强印度国防同时又不损害它的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本国工业和军火生产能力。他认为反复提出要印度寻求军事援助，是右派对不结盟姿态的根本不满的表现。他说，“要从外国寻求援助，想指靠某个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这是道义上怯懦的表现。”他说他不让印度“依靠外国军队来拯救它的领土，即使我们在边境遇到灾难”。)　　 

       4.“改善我们同尼泊尔的关系。”

       (自从马亨德拉国王两年前举行宫廷政变而使尼泊尔民主实验流产以来，新德里就公开批判他的政府。印度还让尼泊尔流亡分子自由越过印度尼泊尔边境进行恐怖主义的袭击，企图挑动人们对国王的反抗。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印度政府设法弥补同尼泊尔的关系，并对流亡分子进行压制。)　　 

       5.“总理本人应兼长国防部。”

       (议会对于防务状态的担忧——虽然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要求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梅农身上。许多国大党议员以及右翼反对党派都认为梅农至少也是一个隐蔽的共产党人，并且怀疑是他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使之倾向姑息。另一方面，人们对尼赫鲁仍然非常尊重和爱戴，连有些批评他最厉害的人也常认为他是被领错了路，而不是他自己走错了路。尼赫鲁以前曾两次兼任国防部长。)　　 

       6.“总理应发表一个断然的声明，申明在中国人撤出印度领土前，决不举行谈判。”

       (这是印度的基本的和不变的立场。但是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断然声明都是同尼赫鲁的作风格格不入的。如果要他明确申明立场，他最多也不过是说，“我认为按照目前边境的形势，我们不能同中国举行任何认真的会谈。”)　　 

       尼赫鲁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就说过双方军事哨所犬牙交错。

       在西段的遥远的荒野上现在有些地方的情况正变成这样。在奇普恰普河谷，印中两方的哨所和工事很多——一共有二、三十个——彼此紧密交叉。

       有时，印度空军供应物资误投到中国阵地上。于是北京就恼怒地为“满载物资的麻袋和木箱”这些不受欢迎的礼物提出抗议。有时，印度军队要从中国枪口下取回空投下来的供应品。双方开火差不多已司空见惯；但大部分还是骚扰性的射击或瞄准试射。九月初印度军队在奇普恰普河谷开始执行了五个星期前加勒万冲突发生时对他们所颁发的命令。

       当时，中国人迫近一个印度哨所，印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后撤，他们不予理睬，于是守军就迎面开枪。有几个中国士兵被击毙，尸首留在印度阵地周围。印度外交部召见中国代办通知他这件事，并要中国安排收尸。 

       [ 注：印度政府没有公布这一事件，如果北京也不予公布，它就宁愿让这件事情悄悄过去。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泰晤士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九月十五日的《印度斯坦时报》都报道了这次事件。印度发表的白皮书中也没有提到这次事件。但《人民日报》后来在讲到前进政策的最后阶段时，曾提到：“我国士兵伤亡多人”。 ]　　 

       更南面，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是在斯潘古尔湖一带；廓尔喀人在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之间建立阵地，他们乘汽艇(部件是空投给他们的)在湖上巡逻。

       到了八月底，印度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已设立了将近四十个哨所；其中有许多哨所是由十人或十二人守卫的；其他的是由三十人到五十人守卫。印军在人数上和火力上远不如他们的对手，机动性和战术形势更差。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如果他们遭受攻击，问题就是他们究竟能抵抗多久？在自己被消灭之前，究竟能打死多少中国士兵？他们是尼赫鲁和他在新德里的文武同僚们深信中国决不会进攻的这一信念的人质。

       考尔六月间视察西段后，报告说：　　 

       “我们与其等待兵力大量集结，不如就在拉达克尽我们力之所及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即便是很小的哨所也好。因为我确信中国不会向我们的任何阵地发动进攻，即使我们的阵地不如他们的坚固。”　　 

       在此以前，尼赫鲁斥责他的批评者敦促政府采取更剧烈的措施是冒险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印度军队——“勇敢的，优秀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但到了夏末，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八月，他在议会扬言，“我们在拉达克的这部分树起了一重壁垒，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哨所”，“这些哨所的确是经常处于被人数较多的敌军袭击的危险之下。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冒了风险，我们已经向前推进，我们已经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继续推进……如果[中国军队]要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失败。我们将搬出更大的问题来对付他们，更顽强地对付他们。”由此可见，不能说尼赫鲁对西段的形势不了解，也不能说他对印军所冒的风险没有估计到。　　 

       另一方面，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还是不赞成把他的军队投入一场他认为是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

       八月中旬，他写报告给陆军总部，指出中国军队在西段占有巨大优势，印度哨所则孤立无援。为了要靠近空投地带，印度哨所只能设在河谷地带，因此中国军队就能居高临下控制着他们。

       他写道：“军事上，我们无法守住我们已有的阵地，更不要说强行摊牌了。”所以，最重要是不去挑起冲突。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他认为“只要我们不破坏边境现状，中国不会为边境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他说，阿克赛钦公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稍稍威胁到这条公路，中国定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兵力还不能同中国相抗衡时(他说，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一个由四个旅组成的师以及一切支援火力)，应暂停推行前进政策。

       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被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做。

       辛格在结尾给他的文职上司一顿教训：　　 

       政治方针必须以军事手段为基础。如果这两者不协调，就有危险会造成一种局面，使我们有可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到比过去更大的损失。如果要客观地执行抗拒中国对我国领土的不合法要求的政策，就需要在军事上作好准备，舍此没有什么捷径。　　 

       辛格差不多等了三个星期才得到参谋局的答复。答复说：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前进政策是正确的，继续执行前进政策对“实现我们的要求”是极为紧要的。“不这样做，[中国军队]就会涌进任何真空地带，这是他们的惯技。”辛格曾提出过，即使要保住现有阵地，也必须要增援(四个步兵营、一个山炮团和若干中型机关枪)。但复信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复信最后说：“如果摊牌逼到头上，就必须根据当时情况尽力而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参谋局有一名高级军官来到东段视察，他当时向那些认为中国军队过于强大、难以抵挡的军官们保证说，拉达克的经验已经证明，“朝他们开几枪，他们就会拔腿跑掉”。　　 

       进入九月以后，中国在抗议中加重了威胁的语调。北京在九月中旬写道：“枪炮不是儿戏，玩火终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印度边境上的新的大赌博，两个巨人的“胆量比赛”，已达到高潮。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是虚声恫吓的话，现在已到它应该最后扭身躲开的时刻了。但对冷眼旁观的世界来说，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会因争夺那么遥远和荒僻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仍然是难于置信的。

       印度认为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为自新德里发出的报道定了调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对峙局面是引人入胜而不是令人惊惶的。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表达了共同的感觉。他说：“世界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理会到中国正遭到公然挑战，印度已经采取了如中国继续推进就难以后退的立场。”　　 

       在世界的另一面，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