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序曲——济南叩关_风闻

东方不亮西方亮——“闯关”候选从关外移向关内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了济南。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国民党军10万以上重兵设防的大城市。

人民解放军在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后，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中“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1]方针，相继攻克了石家庄、临汾、运城、襄樊、洛阳、宛西、开封、睢杞、潍县、兖州、涟水、农安、九台、彰武等一系列大、中、小城镇，取得了攻坚战术的经验，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仍然没有攻占过国民党军10万人以上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也没有一次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两三个兵团的战例。

所以，在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如何夺取大城市，如何在一次战役中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就成为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加速战争进程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也是两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9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以来的形势发展和作战能力的长足进步，适时提出解放军高级指挥员要确立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也就是过“两关”。此前，关外的东北野战军包围了长春；华东野战军在取得胶济路沿线作战胜利后，孤立了济南；华北野战部队也正计划包围太原——这三个城市，都是国民党军10万以上重兵守备且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

长春，原本是“过关”的第一候选。

其实，早在华东战场取得孟良崮大捷后的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就已经向东北局提出了“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准备“必不可少之条件”，即：在北满建立强大的根据地（当时已建成）；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正在建设和巩固中）；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正在开始进行）。当时毛泽东的预计是：“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2]

虽然山东此后的两三个月的作战并不顺利，但两三个月后山东内线兵团（亦称东兵团）发起的胶东保卫战却停止了国民党军最后的重点进攻，加上刘邓大军向南线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对国民党军南线诸重兵集团实现了事实上的战略割裂，直接威胁了南京政府的“卧榻之侧”，刘邓、陈粟、陈谢三大集团相继在中原战场完成了战略展开和战略布局，毛泽东预计的“转入全面反攻”的局面，也于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夺取掖县的1947年10月8日得以实现：“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3]

这本身就是奇观：在双方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时，弱势一方转入了战略进攻。

两天后的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4]，从而正式将因国民党军率先向解放区发起“勘乱战争”而开始的“爱国自卫战争”，转变成了“人民解放战争”！

此间，关外的东北野战军攻势作战进展顺利，迄至1948年春，关外的国民党军被迫收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据点，1948年4月18日，林彪、高岗、罗荣恒等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拟在结束夏季整训后发动秋季攻势，首先攻克长春，“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5]。

中央军委审慎地研究了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的意见，于4月22日复电：“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基于此前2月7日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方针[6]，毛泽东实际上对“先打长春”也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或者说“预见性”：“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7]

——从事后情况发展看，毛泽东的这个“预先性”，堪称英明。

中央军委之所以同意“先打长春”，其实还有一个要“闯关”的期望值。

这个期望值在东北野战军发起长春作战后的6月7日15时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高岗等电中是这样的表述的：“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8]

而在两天前，因5月间的攻城作战并不顺利，林彪实际上已改变“目前即正式攻长春”的决心，认为这是“一个无把握的仗，成功的可能较少，不能成功的可能则较多”，故而又向军委提出了“用两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9]。

在表达“闯关”期望值的同一电中，中央军委也同意了这个“长围久困”的办法——只要不是特别急迫，只要条件允许，毛泽东从不强拧未熟的瓜，指挥上也给下级以充分的机动余地：能在2～4个月内拿下长春，也成——反正都是年内的目标。

于是，山东战场的济南，就成为了实现中央军委“闯关”意图的第二个候选。

差不多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方针的同时期，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了津浦路中段战役，迄至7月中旬，连续攻占了收复和攻克泰安、曲阜、邹县、兖州、济宁等城镇12座，共歼国民党军3.7万余人。而就在山东兵团即将攻克兖州的当天，中央军委致电华东野战军首长，并告山东兵团首长及中原局、华东局，提出了“攻占济南”的任务：

拟令许谭于攻克兖济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10]

同日，中央军委在致中野、华野、一野及华东局的另一份电报中指出了攻克济南的设想及其后续行动的前景：

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八四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11**]**

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勾勒一个走向南线决战的意图了。

7月16日午时，在确悉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并歼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一部的信息后，中央军委致电许世友、谭震林和华东野战军首长，进而指出了“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12]的要求。

为配合山东兵团的攻济作战，中央军委于当晚未时致电指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在汴徐线上作战的粟裕等首长：“粟陈张率四、八纵筱晚攻占砀山、黄口线并准备歼灭黄兵团，计划甚好。只要黄兵团歼灭，邱兵团即不敢冒险援济，可保证许谭攻济胜利，尔后你们可能各个歼灭邱兵团，并可能再入开封，夺取菏泽。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作精神准备。你们攻占砀山**、黄口段后，应尽可能控制该段多日，威胁徐州，吸引黄兵团来援，以利歼击。**”[13]

同一天里，中央军委还要求华北野战部队第一兵团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14]——这也是中央军委为实现“闯关”意图的又一个候选。

于是，中央军委实现“闯关”意图的大城市，从关外转移到关内。

鱼和熊掌若不可兼得，那就先得一个！

中央军委提出攻济作战的同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也提出了建议：

军委寒[十四日]寅令许谭兵团即进攻济南两电均悉。如果该部署主要是为了分散敌人，以帮助我们赢得时间休息，则我们意见不必如此。

**因此间各纵除四、八纵外，疲劳已大体恢复，仅弹药尚未得到补充，正争取分别补给中，半月至二十天内大致可完成。即或黄邱兵团仍全力转向对我们，**我们亦可采分散成椅角形势，以争取休整。此种分散敌人的行动，似以许谭攻击济南为最有效。

……

目前如即以许谭一部抢占济南机场，则恐部队本身有困难，难以连续作战，且势必迫敌北援，如是兖济仍有被敌占去可能。以许谭现有兵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得手，如以许谭专任攻济南，兵力虽可，但时间需长，敌仍可能来援。如邱刘两兵团北援，则许谭专任打援，亦感兵力不够。

因此，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利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均属可能。为求迅速攻占济南，必要时，此间可抽出几个长于攻坚速决的部队参战（估计有半月时间即可）。只要济南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转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属极大可能。[15**]**

中央军委对粟裕等的建议很重视，收悉该电后的17日酉时即电华东野战军首长和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等：“许谭所部暂在现地休息待命，看粟陈唐占领砀徐段及他部击破徐蚌段后，邱兵团动作如何，再定是否提早攻击济南**。**”[16]

23日，中央军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接受粟裕建议，推迟进攻济南：

许谭，并粟陈唐张，告刘陈邓，华东局：

养电悉。

㈠**按粟部情况，目前难于进行作战，雨季又到，你们各纵应即进入休整，地点在大汶口、兖州地区，暂定一个月，分为两期，半个月为一期，期满情况许可再延长之。**粟陈唐张所部亦照此休整。韦吉部何时开始休整，由粟陈唐张规定令行。

㈡**休整完毕，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军委

午梗[17]

此后的8月10日，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国民党军的情况，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及其各自利弊报告中央军委：㈠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切断徐（州）蚌（埠）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歼出援之敌。㈡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㈢****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夺取济南机场，主力用于打援。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将主力转到攻击济南。

粟裕等认为；第一案**“好处在于将战争完全带到陇海路以南，以减轻老解放区的负担（但济南未下老解放区还是须负担的），和迫使敌人非救援不可，以便于运动中歼敌。但其坏处则是：如此巨大兵团于新区作战，供应极感困难，将影响作战甚大，而各路敌人增援亦较容易，敌机械化部队易于活动，……且在此战役后虽能歼灭敌人一批有生力量，但很难达到孤立徐州的目的”；****第二案“**好处是使济南敌人工事及守备兵力不致继续加强，便于我军之攻击。

如济南于短期中攻占，则对全国战局及政局均有好的影响，将造成下一步更有利的战略形势（贯通津浦、德石各路，使华北与华东联系，并便今后华东、华北兵力的转运），和解放山东兵团使其能全力转到外线机动。但坏处是济南守敌兵力已有相当数量，且设防已久，恐非短期所能攻占（估计需时二十天左右），阻援部队非常吃力。如援兵阻止不了，有打成僵局可能。若果如是，则对大局是不利的，且在重点放在打济南的情况下，兖州、济宁等大城有被敌人重占可能。如敌守济宁，我须再攻。如敌不守，则敌有破坏该两城市可能，亦为不利**”；第三案“**在部队有后方作战情况下补给容易，战力亦将大增。

此役如能取得决定胜利，则对下一步全军转到陇海以南亦较为有利（敌人机动力少了，雨水也干了，向前延伸的补给线较安全了），对下一步孤立徐州作战的目的实行的可能性亦较大。同时各方援敌亦远，不易适时增援。坏处则是山东尚须挨过这最后一次的重大负担（可由冀鲁豫分负）”，

粟裕等认为：取第三****案为最有利。[18]

两天后的8月12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致华东野战军首长及华东局、中原局的复电，该电指出了粟裕等“倾向性意见”中存在的问题：“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19****]****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

“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中央军委提出了以粟裕等上报诸方案中第二案为基础的“攻城打援协作案 ”：“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

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20****]主力被歼，邱、黄[21****]****受重创，二十五师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八师、六十四师，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二十五师之后撤。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针对粟裕等关于第二案中担忧的“坏处”，中央军委指出：打援部队之“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援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

或者相反，以一部抗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夹运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22]。

最高统帅就是最高统帅，格局和主次拎得非常清爽：鱼和熊掌能得而兼之当然好，不能兼之，那就得有主有次，首先保证拿下一个，再争取锦上添花。以当时华东野战军对该地域国民党军兵力对比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攻城打援协作案”的确是一个稳妥可靠切实可行的方针。

中原也要协力，华东拿定主意

为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作战，中央军委还于8月15日电示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首长：“九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队九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23]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提出了对国民党军华中集团实施牵制性作战的几个方案：“第一、以一部兵力出襄樊，歼灭守敌，调动张轸往援，我主力截歼其一部，但杨干才依靠七师、四十八师、二十八师往援襄樊，可能调不动张轸。我主力与桂系接战，使张轸集团很自由应援南北，于我不利。第二、佯攻南阳，吸引张轸增援，而于运动中歼灭其一部，或在张轸援宛中、孙元良向禹襄出动时（有可能），歼击孙军。第三、在孙元良军因济徐吃紧而东援时，以一部出武胜关，吸引张轸南顾，而以主力攻歼郑州之敌。第四、在济、徐吃紧，张轸北援，不得已而必须钳制时，则应采取进攻的手段，在平汉中段割歼其一部。总之，我刘邓、陈谢两部应担任对张轸、杨干才、孙元良三部之钳制，并寻歼一部，自应以对张轸集团为主要对象。”[24]

中央军委经过认真考虑和研究，于8月28日致电华东野战军首长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依据刘邓各纵本身情况及对付张轸、孙元良各部之任务，似以按兵不动，待你们**[25****]**大打，济、徐吃紧，张轸、孙元良被迫行动，然后于运动中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再歼二部三部，较能保持主动。若和你们同时动作，一击不胜，反为不利。”[26]

——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言的“廓地分利，悬权而动”。

但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并不甘于“按兵不动”，他们于9月1日亥时向军委提出:“我们拟在不妨害配合华野作战情况下，用大力歼击泌**（阳）、唐（河）间之熊绶春****；或春水地区之十一师一个****[旅]。请军委根据整个情况考虑是否可行。**”[27]

9月2日，军委电复刘陈邓——仍然表现出了很强的“预见性”：

我们冬丑电发后接你们东亥电，我们同意你们打熊绶春之部署。此役能胜，就是给粟谭陈一个大帮助。打法，以主力不失时机抓住熊绶春歼击为最好，对十一师及南阳方面则以次要兵力钳制之。注意准备时间及开进时间的机密隐蔽，否则将惊走敌人，达不到目的。此役结论可能有三种：㈠全部或大部歼灭熊绶春三个旅，因此吸引北面之三师、十一师，南面之二十八师、四十八师等部集中于确山一带对我。㈡

因打得不好，仅歼熊绶春一部（例如一个旅），结果亦将吸引三师、十一师或再加二十八师集中信确一带，但不会吸引更多敌人。㈢

因事前泄露机密惊走敌人，或因打得很不好形成对峙，连一部敌人也不能歼灭，结果只能吸引十一师或再加三师稍为向南移动一点，于大局无变动。不论此役结果如何，你们均必须准备在那时将主力各纵迅速移至许漯****附近待命，****准备在粟谭陈方面出现困难情况时向豫东前进，一则使刘峙感受威胁，二则使孙元良、刘汝明不敢东援，三则（这是主要的）调动三师、十一师、十师、八十五师等部于运动中歼其一部。粟谭陈方面出现可能的困难情况的时间大约在十月，那时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策应办法，以援助之。”[28]

史载：

9月间当华东野战军在济南作战时，白崇禧以郑州之孙元良兵团与平汉线南段之张轸集团南北对进，寻我主力作战，并企图破坏我豫西后方。为了打击敌人的这一企图****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在济南作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部队于9月16日在在宛（南阳）、确（山）地区对国民党军华中“剿总”之张轸集团发起进攻，因敌发觉我企图，歼仅其1000余人。

随后白崇禧调动张淦（第三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两兵团约20万人向宛东进犯，我遂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二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将张淦兵团拉入大洪山区，以第六纵队、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抑留黄维兵团于桐柏山区，使两敌不能东调，有力地策应了华东野战军的攻济作战；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北进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歼敌。[29]

8月25日，中央军委指定正在休养中的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攻济作战。[30]

8月27日，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攻济作战方案作出了重大调整后致电中央军委：“关于攻占济南事，职原拟建议仍采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达到吸引援敌之力量（约两至三个纵队），使用于济南方面外，其余应全部使用于打援，以求于第一阶段歼援敌六个旅，迫使援敌其余各路不敢继续猛进。

然后于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东兵团全部及西兵团三至四个纵队）攻占济南，仅以一部担任阻援。”同时也陈述了相应理由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如“援敌邱兵团已有十个旅，黄兵团及第八军亦十个旅，并可能有两至三个快纵参战。

敌当视保有济南，即使徐州多一层保障，且鉴于洛阳、开封之迅速失去，其援济可能较迅速。在战役末期，孙元良兵团及刘汝明部，甚至十八军亦可能加上来”，“在内线作战，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且敌人亦有不少弱点可以利用，但基于上述理由，故提出作战方案[2]，并已得谭等大多数同志同意。

顷奉军委肴[二十六日]三时电[1]令后，绝大多数拥护军委有三时电示作战原则，发动硬攻，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种前途。但鉴于上述敌我情况之变化，及此役关系战局及政局甚大，可否本稳打方针采取1.项作战方案。但我们当尽一切努力以迅速夺取济南为惟一目的**……**”[31]

其实，对于粟裕陈述的困难和顾虑，毛泽东也已经有了很强的“预见性”。

8月26日，中央军委在致华东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对战役发展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㈠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㈡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㈢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32]

在收到华东野战军首长等8月27日电后，中央军委于28日丑时复电粟裕：

粟裕同志：

感晨电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

或者二十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六个旅，但歼其三至四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十二日十二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二十六日三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军委

俭丑[33]

至此，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方针及兵力使用原则完全确立。

8月31日，华东野战军准备再次拟定了攻济打援作战方案：济南守军众多，工事坚固，加之本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于豫东战役伤亡较大且补充不足等情况，对济南之攻击须慎重考虑、周密布置与适当调剂力量，不论在攻击或打援方向均须控制足够预备队；此次战役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的，并求歼增援国民党军之一部，坚决阻止援军迫近济南，以使攻城集团有足够的时间攻占济南，争取第一种可能之实现。据此，方案将参战部队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攻城集团又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并对攻城和阻援打援的兵力使用及打法等提出了具体的部署意见。

中央军委于9月2日亥时复电表示“完全同意”[34]。

许世友坚担当的决心与信心

11日，赶到济南前线的许世友致电中央军委，表达了决心及相关意见：“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在部署上来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对济南。我们攻击兵力现已布置好了，我也不能变动，第一步就是这样。但第二步时，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对援兵方针，应是攻势、运动、防御战，能歼灭敌多少就是多少，不要计划太大，重点是一个，勿使计划太大，结果小”[35]。

中央军委于当日复电许世友并告华东野战军、华东局等领导：“**你所说的有重点的使用兵力，是正确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攻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电报还进一步明确：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担负；整个攻济打援战役指挥由粟裕担负。[36]

遵此，华东野战军又在兵力使用上作了局部调整，最后确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攻城方向：以华东野战军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

特纵工兵团、坦克分队（4辆坦克）亦配属攻城集团，担任攻城任务。坦克参加作战，在人民解放军尚属首次，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在心理上给攻城人民解放军以鼓舞，给国民党守军以震慑；阻援打援方向：以华东野战军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集团，由华东野战军前委直接指挥。

攻济作战定于9月16日正式发起。

在攻济作战发起前夕，因得悉济南守军最高指挥官王耀武已电请南京国防部空运正在苏北休整的整编第八十三师主力增防济南（该师已有一个旅在济南）的信息[37]，粟裕于9月11日酉时致电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及华东局、中原局，提出重新研究攻济作战方案，并拿出了三个相应的选择，比较重要的是其中的“乙案”和“丙案”：“将攻坚集团就现态势继续作攻坚之充分准备，而以打援集团之一个兵团向徐州东南郊攻歼外围，以配合江淮、豫皖苏部队及一、八纵，对徐海、徐蚌及商兰段之破击，造成攻击徐州之势，以吸引敌人注意力于徐州，尔后适时发起对济南之真面目攻击”，“仍照原计划发起对济南之攻击，以吸引敌人北援，尔后以打援集团，分由徐州西北、东北两方进迫徐州，以调动援济之敌回援徐州，而于运动中求歼其回徐部队。

我攻济集团则视机以一部阻援，或乘敌人援徐之际而继续向济南攻击”[38]。

攻济前线指挥员许世友再次表现出坚决担当的决心与信心：“八十三师是否已空运济，尚难肯定，但我们在精神上假定该敌已到济为稳重。攻济第一步，以攻下机场为主。东边也应攻击，才能作有力之配合；否则，敌易集结全力向机场反扑，使我不易得手。加之机场方面地形狭隘，最多只能使用两个纵队，否则拥挤一堆，徒增伤亡，于事无益。因此，攻济部署不作大的变动，仅以十三纵紧随鲁中南纵之后，必要时参加机场作战。”[39]

中央军委对许世友的意见予以了肯定。

13日丑时，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并山东兵团许谭王及华东局、中原局，明确指出了粟裕所报三种方案中的“乙项方案不宜采用”：

粟裕同志，并告许谭王，华东局，中原局：

真酉电悉。我用一个兵团攻徐东南郊外围之敌，另以几部兵力发动向徐海[1**]****、徐蚌、商兰之破击，造成攻击徐州之势，以求牵制徐敌不敢北援。因刘峙有三个有力兵团分驻商丘、新安、蚌埠三处，随时可以集中徐州附近，除给我分散各部以反击外，尚有充分兵力（十个旅以上）组成一个集团北上援济，****此时，我分散各部势必被迫调回，兵力疲劳，处于被动，恐已难达打援目的，因此乙项方案不宜采用。**甲、丙两项方案是按照原计划作战的两项打援方法，**这是可以依据敌援情况临时选择的。**因此，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二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除非你们对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二个旅左右业已完全无把握，那就只好根本放弃攻济计划，而另作其他计划。但即使如此，亦不妨试攻一次两次，假如试攻无效，对我亦无大损失。

军委

元丑[40]

至此，攻济作战方案完全敲定。

国民党军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算是白开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帅部也拟定了“济南会战计划”，其方针为：

华中国军为增强战力，堵匪流窜，逐渐削弱匪军力，准备大举进剿之目的，将主力分置于陇海、津浦、平汉及汉水、丹江各要点，编组进剿兵团，先充实战备。在整备未完成前，全般战略暂取守势，在战术上则仍取守〔攻〕势，配合绥靖区积极清剿，肃清散匪、残匪、潜匪，消灭其地下政治组织，巩固我地方政权，建立总体战之基础。

一侯整补完成，实力充沛，战力较匪优势后，立即大举进剿，分别围歼匪军，尔后再准备进出华北地区。

本计划进剿准备时间预定三个月完成（三十七年十月底），进剿实施日期另定之。[41]

不客气地说，这个方针基本上是个梦呓。

——特别是“分别围歼匪军，尔后再准备进出华北地区”。

计划中关于徐州方向对济南守军应援的指导要领为：

如陈（毅）匪北窜鲁西，即以杜聿明兵团施行猛进，不使有整补之机会，同时依情况以黄百韬兵团进剿苏北或鲁南之匪；当陈匪主力越陇海路南窜时，以四〇师（李振清）为基干，配合地方武力秘密进出蹼阳、范县等地区，袭击匪积集主地，予以破坏后，迅即仍回原防。[42]

关于济南防务部分的指导要领是：

A.济南防备应尽量缩小防御圈，守备要点；

B.控制强大预备队，采机动防御，依火力及机动部队之出击以歼进犯之匪；

C.注意夜间防御战，勤加演练。[43]

这是拿出来下达的计划，而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军上上下下不少人——包括济南守将王耀武本人，都认为济南与其保持，不如放弃。王耀武本人早在五月间就当面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撤往徐州，被蒋所拒斥[44]；济南战役发起的两天前，美军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还在建议“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而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回答是：虽然济南完全被包围和孤立了，但粮食仍正在从四乡运到该处；另有一师人将空运济南，以协助进行防御。戴维·巴尔少将对此嗤之以鼻：“该城已等于失陷了，这无异使国军增多一师人的损失而已。

与其要再空运军队去，毌宁把济南现有的守军空运之徐州”，蒋介石却回答：“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济南是山东省会，必须防守”。[45]

——呵呵，南京那个军事检讨会议，差不多算是白开了。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济南北靠黄河，南倚泰山，东西两面较平坦开阔并有少数山地，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济南的城防工事早在日军占领时期就具规模。1946年1月王耀武到济南后，又在日伪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固、扩建和完善，修筑成拥有众多支撑点的永备、半永备型城防体系。整个防御由外围防御地带和基本防御地带构成。

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张夏、仲宫、王舍人庄等据点为警戒阵地，并依托鹊山、华山、茂岭山（今名五顶茂岭山）、砚池山（今名燕翅山）、千佛山、马鞍山、腊山、药山一线构筑主阵地，纵深达10多公里，由160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以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内城为第三线阵地（即核心阵地）。在各阵地上，都储备了大批弹药、粮食。

然而仅仅8个昼夜，这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即被攻克。

战役中，人民解放军计歼国民党军第二绥区司令部，整七十三师全部（辖十五旅、七七旅）；整二师全部（辖二一一旅、二一三旅）；整三十二师之五七旅全部；整八三师之十九旅全部；整七十四师之五八旅之一七二团[七个连]全部；二绥区直辖特务旅全部；山东省保三旅、保四旅、保六旅、保八旅均全部；二绥区青年教导总队全部，特务团全部；山东自卫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团全部；

济南城防司令部，先锋总队，中央航空高射炮第二团第十连，装甲炮团第三营，整十二师之炮兵营，铁甲列车第六大队，山东省政府警卫营，第四兵站总监部及其监护营，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及其特务大队，山东军管区，鲁北师管区等均全部；东阿、平阴、肥城、齐河、历城、长清等六个县大队全部——共计歼灭国民党军建制一个绥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二个师、十一个整旅、两个总队、两个整团。共计毙、伤、俘敌官兵八万四千二百九十六名，其中生俘六万一千八百七十三名，毙、伤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三名。

济南攻城战打响后的9月18日，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应对措署为：

⑴二兵团（欠七四师、十二师，另配属六九师及一骑兵团）及十三兵团（欠新二六师，另配属七四师）统归杜副司令指挥，由鲁西方面求匪主力攻击，并相机进出济宁、充州、汉上地区；

⑵**七兵团（欠七二师）控置于徐州附近地区，向鲁南匪军以牵制攻击****，**适时加入主作战方面；

⑶十六兵团主力应配合黄维兵团作战，李振清部应对蹼阳、观城方面之匪厉行攻击，以策应主作战方面；

⑷黄维兵团对刘匪、陈匪（赓）攻击，使隔绝于平汉路以西，如刘匪向东向北窜扰，应不分地境相互协力迅速剿灭之。[46]

中原野战军要抑留、牵制国民党军华中集团，使其不能东去徐州、济南驰援，而国民党国则要“隔绝”中原野战军主力于“平汉路西”，使其不能东去徐州、济南地区参战，这简直就是一个不谋而合的“相互呼应”和“密切配合”。这对于华东野战军的“攻济打援”作战行动，简直就是一个绝佳的“协同”效果！

呵呵，你不想我去那边厢，我也不愿你去那边厢，索性都不去好啦！

——中原野战军对济南攻城战的策应作用，就是“我不去，是为了不让你去！”

至于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在济南攻城战打响后的行动，蒋介石有如下反应和措署：

总统申皓（九月十九日）防挥督电令刘总司令：

九月十七～十九日杜、李两兵团尚在宿县、固镇及商丘集结，而济南已陷于苦战中，故电催其迅速行动。要旨如次：

⑴杜、李两兵团应速限□击灭陈匪主力，进出指定地区，图解济南之围；

⑵应尽所有方法与力量，使增援部队在济南未陷前到达。[47]

这个反应和措置基本上没有生效：国民党军徐州集团援济部队，为华东野战军强大的阻援兵团所震慑，始终没有积极进取的动作；国民党军华中集团可能援徐援济之张淦、黄维两兵团被中原野战军所牵制，亦无东向援济之动作。

于是，华东野战军破解了九月会议要求解决的第一道难题，胜利通关！

这一通关，就拉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一个星期后的10月1日，关外的东北野战军切断北宁铁路，孤立了锦州，开始破解九月会议要求解决的第二道难题——“一次战役歼灭敌人两三个兵团”！与此同时，南线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逐步实现南线决战的意图，也开始酝酿筹措……

人民解放军的叩关行动，正从“将来完成时”，转变为“正在进行时”！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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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载《毛泽东选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1143页。

[2]《毛泽东关于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致林彪、高岗等电（1947年5月20日辰时）》，《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5～第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3]《我军已全面转入反攻（1947年10月8日24时）》，《毛泽东军事文集㈣》第28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4]《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㈣》第2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林彪、罗荣恒等关于敌我形势和攻打长春的意见致毛泽东等电（1947年4月18日卯时）》，《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6]《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致林彪、罗荣恒、刘亚楼等电（1948年2月7日廿时）》，《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7]《毛泽东关于同意先打长春致林彪、罗荣恒、高岗等电（1948年4月22日卯时）》，《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8]《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打长春第三个方案及攻城、阻歼援敌作战方法等问题致林彪、罗荣恒、刘亚楼等电（1948年6月7日15时）》，《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9]《林彪、罗荣恒、刘亚楼关于进攻或围困长春方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6月5日19时30分）》，《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第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10]《中央军委关于许谭兵团宜攻击济南分散敌人致粟裕等电（1948年7月14日寅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1]《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歼灭胡宗南两个师及拟攻济南等致中原、华东野战军、华东局、彭德怀等电（1948年7月14日》，《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页～第6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2]《中央军委关于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1948年7月16日午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3]《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场山黄口段威胁徐州致粟裕等电（1948年7月16日未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4]《中央军委关于韦吉兵团应不惜疲劳再打几仗致粟裕等电（（1948年7月16日）》，《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5～第7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5]《粟裕等关于攻击济南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7月16日午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2～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6]《中央军委关于许谭所部暂在现地待命致粟裕、许世友等电（1948年7月16日酉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7]《中央军委关于部队休整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等电（1948年7月23日）》，《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8]《粟裕等关于雨季休整后的作战方案致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8月10日4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第9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19]五军，指国民党军整编第5军，下辖整编第5、70师，邱清泉任军长，亦称邱清泉兵团。1948年9月扩编为第2兵团，邱先后任兵团副司令官、司令官。

[20]区兵团，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决定以整编第75、72师组成一个兵团，由第6绥靖区司令官区寿年兼任兵团司令官，称“区兵团”。该兵团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于豫东战役中被歼，区寿年被俘。

[21]邱、黄，指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

[22]《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致粟裕等电（1948年8月12日19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1～第9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3] 《中央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需要中原野战军有力配合致刘伯承等电（1948年8月15日未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4]《中央军委关于刘邓各纵配合华东野战军九月作战以待机歼敌为有利致粟裕等电（1948年8月28日申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21～第12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5]这是军委致华东野战军首长的电报，电文中的“你们”是指华东野战军首长，而不是中原野战军首长。

[26]《中央军委关于刘邓各纵配合华东野战军九月作战以待机歼敌为有利致粟裕等电（1948年8月28日申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21～第12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7]《刘伯承等关于准备歼击熊绶春部等致中央军委并告邓小平电（1948年9月1日亥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5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8]《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攻打熊绶春部署致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电（1948年9月2日申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61～第16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37～第2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0]《中央军委关于许世友参加指挥攻济作战致粟裕、谭震林电（1948年8月25日亥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1]《粟裕关于攻占济南分两阶段进行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8月27日晨）》，《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6～第1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2]《中央军委关于济南作战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敌人致粟裕等电（1948年8月26日3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3]《中央军委关于集中最大兵力阻援与打援致粟裕电（1948年8月28日丑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8～第11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4]《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第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35]《许世友关于打下济南有决心与把握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并中央电（1948年9月11日）》，《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1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6]《中央军委关于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致许世友等电（1948年9月11日亥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18～第21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7]1948年9月2日，徐州“剿总”刘峙电请“缓运八三师，先运济南粮弹及工事材料”，“徐州空运用油存量有限”；10日，蒋介石以申灰挥中电令徐州“剿总”：“八三师缓运济南”，“核准八三师候状况必要时再行空运济南”。（《济南会战》（国民党军战后总结和检讨），转引自《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8]《粟裕关于重新研究攻济方案致许世友、谭震林等并报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9月11日酉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16～第2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9]《许世友等关于攻济部署不作大的变动致粟裕并报中央军委等电（1948年9月12日午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实际上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三师主力后来并未空运济南。

[40]《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以按原计划进行为宜致粟裕等电（1948年9月13日丑时）》，《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1]《济南会战》（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和检讨），转引自《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2]《济南会战》（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和检讨），转引自《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3]《济南会战》（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和检讨），转引自《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4]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4～第63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71～第37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46]《济南会战》（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和检讨），转引自《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6～第62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7]《济南会战》（国民党军的战后总结和检讨），转引自《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