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文明形式，原创于中国——三论五四精神_风闻

这是第三篇文章了。

第一篇是《中国的启蒙，不是西化的启蒙——论五四精神》。这篇文章更贴切的标题在文章内，叫做《启蒙和爱国的历史统一》，用的是吉林大学李耀鹏博士和王桂妹教授的论文《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历史解释》中的结语“启蒙和爱国的历史统一”。

文章主要论述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是相伴相生的，启蒙和爱国是历史统一的同构体。撇开一个只强调另一个，就会完全走样。没有爱国（救亡）支撑的启蒙，只是个人的启蒙，只会沦为个人的启蒙，只为个人利益而丧失信仰，也实现不了“自由”。没有启蒙（进步）支撑的爱国，要么因为无组织而失败，要么选择依附强权而背叛。最后，只有一条路可以实现启蒙和爱国的历史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

第二篇是《以传统的精神反传统的形式——再论五四精神》。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五四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五四运动，这种彻底的反传统的形式，实质上仍然是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受传统精神影响的产物。中国文明传统精神的内核是以传承为目的的实用理性。要传承，就要自救；要自救，就要打破传统中的瓶瓶罐罐的形式。因此，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传统的精神反传统的形式，是对中国文明的继承，而非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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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首次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民主和科学，认为此二者是救治中国的良药。

“民主”后面再谈，本文只谈“科学”。

1，科学精神是中国文明的创新

陈独秀在初提科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科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民主同样如此。他所提倡的科学到底是科学的知识呢，还是科学的方法呢，还是科学的精神以及其他等等。此时所提的科学可能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但是，如果说要起到救亡的作用，那么科学显然不应该是知识和方法这些实物，而必定是精神这样的虚物。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已经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几十年了，但国家还是每况愈下。可见实际的科学知识并没有起到作用，科学知识只有在适当的环境催化作用下才能发挥威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思想既然是从精神层面上破旧立新，那么塑造中国的科学精神，而非学习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才是重点，这条思路在后面的斗争实践过程中日益清晰起来。

齐仰之：那么请问，所谓共产党人的化学，研究些什么？

陈　毅：社会。

齐仰之：社会？

陈　毅：正是。就以中国而言，这门化学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变化成为新民主主义化社会；就是要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旧中国，变化成为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就是共产党人的化学，社会变化之学。

齐仰之：这种化学，与我何干？不知亦不为耻！

陈　毅：先生之言差矣。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社会若不起革命变化，实验室里也无法进行化学变化。齐先生自己也说嘛，致力于化学四十余年，而建树不多，啥子道理哟？并非齐先生才疏学浅，而是社会未起变化之故。想当初，齐先生从海外学成归国，雄心勃勃，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医学工业，可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毫不重视。齐先生奔走呼告，尽遭冷遇，以致心灰意冷，躲进书斋，闭门研究学问以自娱，从此不再过问世事。齐先生之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岂不是当时腐败的社会所造成的吗？

齐仰之：（深有感触）是呀，是呀，归国之后，看到偌大一个中国，举目皆是外商所开设的药厂、药店，所有药品几乎全靠进口：S．T来自美国礼来药厂，叶酸全是日本武田药厂所出，酒精是荷兰的，盘尼西林是英国的。这真叫我痛心疾首。我也曾找宋子文当面谈过兴办中国医药工业之事，可是他竟说外国药用也用不完，再制中国药岂不多此一举？我几乎气昏了……

陈　毅：（激情地）可是如今不一样了。你推开窗子往外看一看嘛，窗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科学也有了光明的前途。如今建国伊始，百废待举，不正是齐先生实现多年梦想，大有作为之时吗？

话剧《陈毅市长》节选

然而科学的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光当时的中国不清楚，连当时的西方恐怕也回答不了。只是有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为，科学的花朵必定是开在科学精神的土壤之上的，西方既然能发展起发达的自然科学，那么其社会的科学精神必定也是深厚的。以己度人想当然了。

西方的科学不是产生在具有普遍科学精神的社会，而是在宗教禁锢的社会中破土而出的。科学的精神只体现在专业的科学工作者身上，而社会还不过是变了形的宗教社会。好在西方的文明体系下，很容易将专业的事情独立开来，即使同整个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也不妨碍独立的科学探索。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所期盼的科学的精神，以为可以用拿来主义取来，可实际上连西方都不存在，又从哪儿来呢？答案是，这种科学的精神还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在中国的文明体系中本就留着给科学的位置。中国文明同科学的相遇，如鱼得水。新文化运动整体上是，以传统的精神来反传统的形式，同时构造出新的文明形式。这种新的文明形式里面，就有科学精神在内。比如后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产物。这是中国文明的创新，西方文明从来没有发展出普遍的科学精神。

2，科学是同中国文明契合的新的文明形式

新文化运动所说的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提倡学习科学的知识，运用科学的方法。而是要把科学的态度应用于一切能想得到的地方，包括人生观。实际上是要提出一种扎根于科学的信仰，来取代已经崩塌的“三纲五常”，为知识分子提供新的人生信仰、生活依据和精神支柱。

中国文明的世俗性质显然不可能接受一种宗教思想作为新的信仰，这无疑是在走回头路。正好此时，进化论被正式提出，被严复研读修改后，介绍进入中国。一下子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进化论，这种将一切的因果都归入凡世间的想法，恰好和中国文明一直内在秉持的实用理性不谋而合。使得中国并非当时科学发达的文明，却是最能接受进化论思想的文明，没有之一。

所有的科学同样如此，因为科学总是将因果归入自然之内，而不会带入”怪力乱神“的。心理上既毫无障碍，接受起来也驾轻就熟。只不过权威从原本的社会常识（三纲五常），换成了科学常识罢了。看似差异很大，实则远比宗教社会来得容易很多。更何况在中国被列强欺负，亟需变法图强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救亡运动推动了文化启蒙运动的传播和发展。

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一、二十年代科玄论战）中，就指出

我在《天堂地狱人间世——从人生观中管窥世界三大文明（中西印）的区别》中也提到

（中国）传承式的人生观是最自然的，也是最科学的。不存在欺骗，也没有回避，直面生死找到出路。如果说西方，用欺骗，人为分割出了肉体和灵魂两个世界（哲学思想上就成了实体和形式，希腊的哲学和希伯来的宗教就这样天然契合在了一起），构想出了天堂；印度，用回避，取消生死问题，将人间幻化成了地狱——生老病死都是苦，人间和地狱也就毫无区别；那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和现实完全重合的人间世，天人合一，道器不离。

前段时间，观网不是一直在争论中国古代的科学问题吗。严格的科学当然是近代才有的，也是从西方文明中发展出来的。但是，从接受使用者心理角度看，却是中国文明最为接受科学，最为理解科学，最为崇尚科学。现在这个普遍接受的科学环境正是我们后来居上的动能之一。

中国文明长在“务实”，西方文明长在“较真”。科学的一般性基础性原理，都是需要如傻子般“较真”的人才能想出来的。苹果落牛顿头上的故事尽管可能是杜撰，但是却恰如其分的描述出了科学原理在人们身边如呼吸般普遍存在却又不动声色，不求甚解是发现不了的，唯有“较真”才会从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来。

好比这个杞人忧天的故事，就显示这个特点。

杞国有个人担心天会塌、地会陷，自己无处依托，便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另外又有个人为这个杞国人的忧愁而忧愁，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空气的。你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天空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会塌下来呢？”那人说：“天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空气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有什么伤害。”那人又说：“如果地陷下去怎么办？”开导他的人说：“地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填满了四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地会陷下去呢？”（经过这个人一解释）那个杞国人才放下心来，很高兴；开导他的人也放了心，很高兴。

忧天本来是个好问题，是有可能引导人去探究科学原理的。然而，杞人并不是为了探索普遍性的科学原理而优天，主要还是担心自己的处境。回答者也不是为了探索科学原理而回答，只是为了劝解而已。

科学是谁家创立的，祖上是否阔过，现在最多是个闲谈问题。可是科学环境倒是个问题。

科学既然被创造出来，被验证接受为普遍适用的原理，就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在实用理性的驱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起来毫无困难。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本身就需要科学为自己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做背书。中国哲学认定，自然科学宇宙论和社会科学社会论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联系。既然科学在自然领域展现了巨大的说服力和生产力，那么社会领域也必定存在一个类似的科学原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苦于没有能力发现科学，这样先进和完整的自然科学宇宙论，只能使用粗浅的如“周易”和“五行”学说构建的简单宇宙论。而这样粗浅的宇宙论，在同社会常识社会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于是被社会常识为基础的社会论反过来构建宇宙论。即便是智者王阳明格了几天竹子，也格不出所以然来，尽管对理学充满怀疑，但既然无法在自然知识上找到突破点，也只能发展起“心学”，用推崇“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和强调直觉的人生观角度，来反击强调社会常识和社会秩序的理学思想。

好在从西方传来了科学，一下子激活了中国潜藏着的文明基因。尤其是进化论，架起了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哲学观念的桥梁。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科学，看似学习西方，其实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是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吸收进化论思想后，自然而然的对自身文明体系进行的创造性改造。这并不能完全被看成是外在的救亡要求刺激下的应激反应，更重要的是外来知识同自身文明相融合后的化学反应。同样是被列强殖民欺负之下的成熟古文明，印度就难以融合消化发展出科学精神来。并且，科学精神也没有因为救亡要求的消减，而自动重新让位于某种社会常识主导下的替代品，反而是科学精神持续发展推陈出新，科学为名的话语权日益重要。现在就算是骗子，也会打着“科学”的旗号。

由新文化运动以来，由西学东渐舶来的科学知识为根基构建出来的新的文明样式，要取代社会常识，覆盖人生观问题，创造新的基于科学的社会常识和新的基于科学的人生观。这些所有种种最终将成为新的文明形式。

3，科玄论战

在科学新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爆发的那场“科玄论战”。这场中国知识分子间的论战，各方都将自己的观点亮了出来，让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有机会吸收消化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大大推动了文明形式的发展。论战之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学问，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日益被中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

这场论战发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做了一次名为《人生观》的讲演。主要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这和王阳明面对理学时候，抬出心学，异曲同工。一个是面对科学知识为主的意识形态，一个是面对社会常识为主的意识形态。无所遁形的压力之下，都试图用人生观这把百试不爽的铲子，划出一块自留地来，给自己的心灵存放些“诗和远方”。

在今天看来，科学和人生观分立，这样的要求不是奢求，也符合现代哲学发展的潮流。尽管本人不认可这种哲学的自我狭隘和矮化，但哲学人如果要生存下去，却势必需要端起鸡汤这碗饭，却是不否认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一切科学问题都可能得到解答，但人生之没有解答却依然如故。

但是在当时，张君劢等人很快就被打成了“玄学鬼”。至今都摘不去这个名号。张君劢的讲演，很快遭到了丁文江等人的反驳。

丁文江所说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人生观，或者说是以科学追求作为人生志趣，并无不妥。但是要推而广之，作为所有人的人生志趣，却大有问题。并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性的人生志趣，如果强行将此当成人生观，要让所有人采纳的话，反而适得其反。显然这种科学工作者的人生观，并非科学精神的人生观。

正如之前一直强调的，新文化运动首创的科学精神，不是要求人人成为科学工作者，追求科学知识，采用科学方法，那是唯科学主义，而是人人信科学，相信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相信任何行动（包括自觉性的）都有背后的（可能还没发现的）科学解释，相信科学能够成为最终裁判的权威。不是人人懂科学，而是人人信科学。要求科学作为价值判断的功能，优先于作为事实判断的功能。所以，科玄论战的内涵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意识形态之争。

胡适尽管也认识到在这场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中，科学方法能否普遍的应用个人的人生观中将是一个主要问题。并抱怨在这场科玄论战中，什么是科学的人生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胡适在这方面的意识是敏锐的。但是，胡适也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一直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上转圈圈。创造出诸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的时髦用语，在具体方法上不无指导意义，但大方向上终究不是科学方法的人生观，对“良知”、“直觉”、“自由意志”等等毫无解释的功效。

这时候，论战中的第三方，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陈独秀登场了。

李泽厚的最后一句结论“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综合了双方，并超越了双方。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科学派引以为据的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玄学派引以为据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两者的综合和超越。墙内开花墙外香，西方文明内部竞争的思想成果，在中国遇到了知音。最后登场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科学精神的意识形态，为这场科玄论战一锤定音。

4，马克思主义成为了科学的代名词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李泽厚看来，主要是满足救亡这个时代主题下的需求，其次还有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相契合。后一个观点是有创见的。

李泽厚为了证明其《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也是蛮拼的啊。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所谈的1919年五四前后时期，将强调个人自由的西化派当成了“启蒙”派，放在了“救亡”派的对立面。而在“科玄之战”的1923年，西化派大体都是站在科学派的阵营之中，和马克思主义者同一个阵营，这时候又把强调个人自由，但意识形态却主张倒退返回理学的玄学派当成了“启蒙”派。反正就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救亡”派，那么对面就算“启蒙”派了。于是科学派压倒了玄学派，又成了“救亡压倒启蒙”了。显然这种自我打脸行为的背后是，救亡的时代主题在李泽厚笔下是生生掰出来的，硬拿其于启蒙相对立的。

如《中国的启蒙，不是西化的启蒙——论五四精神》所解读的那样，启蒙（进步）和救亡（爱国）从来都是同构统一体。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是救亡的需要，也是启蒙的需要。也如《以传统的精神反传统的形式——再论五四精神》所解读的那样，所有需要都必须同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才能为广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必须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出威力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活学活用，正说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不彰，也说明其本质上同诞生它的西方文明在内在精神上格格不入。所以才会墙内开花墙外香。

近代三千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原本传统的文化根基被彻底破坏了。封建王朝被消灭了，科举制在封建王朝被消灭之前就废弃了，支撑原本传统文化形式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尽管还存在，但在意识形态上力量大不如前，且日渐式微。中国的意识形态，原本就是以社会常识主导构建出的。社会常识这根支柱被彻底颠覆之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支柱，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来作为信仰和准则以指导生活”。

正如李泽厚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思维上要求“天道”和“人道”联结沟通起来。这实际上就是现在常说的三观。世界观（也包括历史观）属于天道，人生观属于人道，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观，就是三观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在西方是行不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间经常性的价值观背离，使得他们经常不得不采用“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来处理问题。

社会常识这根支柱既然崩塌了，进化论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又恰逢其时的被引介入了中国。人道让位于天道，社会常识让位于科学知识，以科学知识为主导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毫无违和感的自然选择。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明的哲学要求下，科学不仅仅只是科学。科学只如西方那般作为专业性的知识存在，对中国文明的改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接受的是最容易涉及社会学范畴的“进化论”，而不是其他科学知识。

到了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被系统性的介绍进入中国。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比进化论更为系统，完全满足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切要求，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管是宇宙，还是历史，甚至是人生观，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找到基本的解释。再没有其他什么思想，比它更能做到“究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马克思主义仿佛天生就是为中国文明所准备的一样。

于是科玄论战之后，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变成了“科学”的代名词。这个“科学”不再是西方的专业知识的学科，而是作为意识形态和人生信仰被中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

在科玄论战之后不到十年的下一场学术论战——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参加论战的三方（共产党、国民党“新生命派”和托派）不约而同都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辩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大师”，无论是科学派的，还是玄学派的，事实上已经从最为核心的社会学科领域驱赶出去了，只能做些专门装饰门面或者煲鸡汤的专业文化工作了。

理解“科学”一词在历史中的转变，才能真正理解五四之际所提出的五四“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文明的深层次含义。

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代表

近代“进化论”

现代科学宇宙观的代表——双螺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