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聊斋志异》，让他们“被好友”了三百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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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非好友都犯了个共同的错误：低估了《聊斋》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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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济南府淄川县毕家，蒲松龄初识王渔洋。

在此之前，对于蒲松龄来说，王渔洋这种牛人只存在于传说与崇拜里。

王渔洋真名王士禛，号渔洋山人，世人皆称他为王渔洋。他属于命好又有才，一辈子都开挂的那种人。他出身于济南府新城县的高官显宦家族，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

王士禛画像

王渔洋十七岁拿下县府道三试第一的秀才，此后科考做官是一路顺风顺水。康熙二十四年他回乡丁忧之前，已经官至国子监祭酒。

不仅如此，王渔洋的诗文了得，曾得皇帝亲赞，且粉丝众多，早已是公认的文坛盟主。

在这样的明星级大人物面前，蒲松龄不由地自惭形秽。论出身，蒲家是寒门，往上扒拉到朱元璋时期，就出过几个秀才，直到蒲松龄一位叔祖做了县令，这才算是族中有人当过官。

论科考做官，蒲松龄年轻那会儿中秀才的时候，也是县府道三试第一，也曾风光一时，并立志出将入相。可三十年过去了，他仍在乡试这一关上卡壳不前，屡试屡败，屡败屡试。

论爱好，蒲秀才业余最喜欢搜集奇闻异事，并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揉进这些鬼狐故事中，写成了一部叫做《聊斋志异》的小说书稿。而这般写作是那个世道认为的不入流学问，正经读书人谁干这个？

蒲松林画像

似乎样样都不能跟人家相提并论。

蒲秀才既是科考铁粉，又是写小说热爱者，同时为了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他又不得不去给小孩当塾师、给官员当幕宾以及为他人代笔写文，底层文人的辛苦日子一过几十年。

王渔洋去亲戚毕家做客的那一年，正是蒲秀才在毕家干塾师的第九年。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的毕家虽是高门大户，但对蒲秀才是“上宾”待遇，拿他当朋友，所以除了家教工作外，还经常请他代表接待往来宾朋。

于是，两个出身、际遇、地位有云泥之别，怎么看这辈子也不会认识的同乡，终于机缘巧合地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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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招待王渔洋，心情复杂。

他热情周到，又有点难以置信。他的恭敬里透着一种长久以来的崇拜。他更还有点儿自卑。我奋斗了这么久，如果不是沾了东家的光，仍然没资格跟你坐在一起饮酒喝茶。

得知王渔洋也喜欢奇闻异事，蒲松龄便向王渔洋推荐了一部将会成为传世名著的书稿《聊斋志异》。

把书稿给王渔洋看的时候，蒲松龄是清高自尊的。他想在这位大人物面前拿出一份读书人的成绩以证才学，想得到一个来自高层人士的肯定。

蒲松龄更是诚惶诚恐的。一个屡试不中的穷秀才，竟然还会如此不务正业，舍本逐末。那位大人物会怎么看待自己和《聊斋志异》？

史载，王渔洋对这些还没有成为名著的书稿很赞赏。

而且王渔洋回去后，又通过写信向蒲松龄借阅《聊斋》书稿。看完后他向蒲松龄赠诗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自从乾隆年间《聊斋志异》流传开来，世人一般认为这首诗是王蒲二人之间高尚友谊的象征。但是，如果细看看，这首诗真的很“单纯”。

首先，对人家的作品感兴趣，借来瞅瞅，归还之时附上些许点评，是一个读书人的素养和礼貌。这跟友谊的关系，并不大。

其次，大诗人的点评有两个意思：这小说是非现实主义的，看官别当真；作者平生不得志，在此借“鬼”抒意。

这样的点评是不是很没劲？内容内涵写法文笔等一概不提，只不痛不痒地写出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东西。当然，王渔洋在某些篇章上还附有简短评批，但也仅限于寥寥数语。而这首重头诗，相比他同时代的为《聊斋》作序的高珩、唐梦赉，总觉得少了真诚与中肯，相比后世的鲁迅与郭沫若，也不见独到与深入。

如此简略，甚至有点敷衍的味道，以心血之作会来的好友，会做此点评？

然而，王渔洋的这首诗从来都是《聊斋》的重量级注脚。直到今天这首诗还是可以做为一份介绍《聊斋》艺术魅力的佐证。之所以是重量级的，不外是这个原因：

以王渔洋在当时社会地位之高，肯为《聊斋》这种出自底层知识分子、内容又十分接地气的作品做出佳评一二，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评价本身就足以成为《聊斋》和蒲松龄的荣光。

归根到底，还是阶层决定了一切。一个出身富贵的高官N代，自然拥有一言千金的话语权，友谊是没有这个份量的。比如蒲松龄的这些好友：举人袁藩、东家毕际有父子、富贵闲人朱缃，都曾对蒲松龄写《聊斋》有过大力支持和真诚帮助，但他们谁也没有王渔洋的点评诗在《聊斋》的后世流传中出风头。

看来，即便有《聊斋》这种奇文为纽带，冲破阶层的友谊在现实中还是不如想像的那么美好易得。

蒲松龄收到王渔洋的点评后很受震动。他在诗里写道“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衮赐”，又“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蒲松龄热衷仕途，却只当了一辈子穷秀才，“功名”二字成了他的心病。

他又喜欢写小说，想成为汉代那个穷居著书的作家杨雄，当不了官当个文坛老大也行啊。

他又得先活下去，不得不为一家人的肚皮碌碌终日东奔西忙。

他一边殷切仰望着月亮，一边努力去捡地上的六便士，这种姿式他坚持了大半生，其中的矛盾、尬尴、无奈、辛苦与无助，他咀嚼了无数遍。

如今，高官大才一点头，等于给了蒲松龄一个极大的肯定，如同一直晦暗的世界里有了一抹灿烂云霞。他掉眼泪、欣喜若狂其实是长期压抑的情感宣泄。

蒲秀才想得到的，归根结底还是一份来自那个社会体制内的认可，而王高官在蒲秀才心里，是代表社会体制的。蒲秀才身边的朋友们，无论多要好，也给不了他这样一份人生大礼。

而蒲秀才可以把王渔洋视为知己，却可能不是朋友，或许谨慎又清高的他也明白，他是“单相思”。

3

后来，王渔洋继续升官，成为台阁重臣。蒲松龄继续科考，继续教书，并继续写《聊斋》。

康熙四十年，蒲松龄把修改后的《聊斋》寄给王渔洋，希望得到指点，更希望王渔洋为《聊斋》写序。

王渔洋依然赞赏《聊斋》，但对写序一事，王渔洋是这样回复的：我以前给人家写的序都很差劲，所以已经封笔不写了。所以嘛，能不能为你破例再写一次，我也说不准……

自黑式拒绝。

王渔洋的考虑很现实，他明白自己文字的份量。台阁重臣，文坛盟主，基本已处在说啥是啥的段位。一个穷老秀才，一部末流闲书，恐怕担不起那个份量，他王渔洋也确实没有必要的理由——比如后世附会的“友谊”，去如此自堕身价。

正如著名学者马瑞芳所言：“王渔洋只肯做个热心的读者，不愿意以自己的名望，为一个穷秀才的闲书赚取文坛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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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这番拒绝最能说明王大人与蒲秀才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友谊。他们之间隔了太多迥异的东西：出身、境遇、价值观、名利观、处世法……，唯一一点共同之处——《聊斋》，虽然让他们彼此有过了解、交往，但还是不能弥补那些天生的鸿沟，使他们成为好友。

后世把二人做为“友谊”的双方，多半是因为《聊斋志异》本身的魅力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重。一位高官名流，一个乡野秀才，因为一部当时还不是名著的名著结为知音好友，这是符合人们圆满心理的美好想象。

试想，如果在蒲松龄身后，《聊斋》并没有大放光芒，还会有与之相关的人与事流传吗？王渔洋这种名人会在“聊斋”圈子里再出一回名吗？

当初蒲松龄把王渔洋的简短评语恭敬地抄录到《聊斋》手稿里，而王渔洋并没有把与蒲松龄的往来信件收录到自己的信件著作里。其实王渔洋没有居高，而蒲松龄姿态够低。始终不能平视彼此，却“被好友”了三百年，这对非好友都犯了个共同的错误：低估了《聊斋》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