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胡涂乱抹——莫言的同乡对《丰乳肥臀》的时代见证_风闻

牛玉华

（中流）编者按：“1937年8月原八区前屯村在济南求学的牛树兰（芳稷）、牛玉华、牛玉温（刘新）等进步学生，在党的影响下，坚决拒绝随校流亡，决意回乡参加抗战。他们回乡后，与本村同学王寄语、张希贤（张进）等，以及颇有名望的前屯村小学校长、被誉为抗日老人的牛景文（牛芳稷、牛玉华等人之父）共同酝酿，召开了一次万人抗日宣传动员大会。他们组织爱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建立革命武装，利用冬学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影响了周围的村庄。”（摘自《中国共产党山东高密县组织史资料》）

上引资料中的牛玉华，就是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用事实作为时代的见证，反驳了《丰乳肥臀》对历史的胡乱涂抹，对莫言笔下那些污秽淫荡的语言行为则没有涉及，只在开头和结尾稍微揭露了这位“军人作家”的丑恶、卑鄙的灵魂，由此也足见我们文艺界有些人堕落到什么程度！

请读者看一看牛玉华同志的这篇文章吧！这才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高密人民！这才是高密的热血青年！和《丰乳肥臀》中的上官一家形成鲜明对照，牛景文的一家，才真正是值得纪念、歌颂的革命的一家！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尊敬和爱戴的！

正文：

前些日子，我家乡的一位年轻干部，专门来长途电话，若有其事地问我：“老大姨，你有《丰乳肥臀》这本书吗？”我十分惊异地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有这么本书？”他爽快地回答：“街上书亭里多的是，都在抢着买哩！”我又问他：“你也买了？”他声音变得很低地说：“大贵贵的，我买不起，想向老大姨借一本看看。”我坚决回答他：“我没有，有也不借给你，希望你有时间多读一些帮助你思想上进步的书。”快要放下话筒了，他又煞有介事地赘了一句：“那本书可是咱老家的作家莫言写的啊！”我放下了话筒，沉默了良久，感到自己作为家乡的历史见证人，总要说一点应该说的话，否则，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对不起家乡的那些纯朴、善良、勤劳的父老姐妹。

1956年出生的莫言，从他的年龄和社会经历，以及所受的政治、文化艺术教育，以小说体裁写自己家乡的风情、人物和历史的演变，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文学作品虽然和直接写历史不完全一样，但总的来说，也必须立于历史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现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丰乳肥臀》这样一本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满清时代八国联军入侵我国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背离和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背景。

我不打算从更多的方面去评论这本书，也不愿意涉及书中所描述的一些男女之间性生活方面的污秽行为，仅从抗日战争前后（这段历史占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时间，我所听到的、感受到的、亲身经历到的事实，做一些回顾。让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看一看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人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人们应当清楚，这一段时间我们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屠刀下丧生，全国人民群众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奋起抗战。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炎黄子孙，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当然也产生和流传在我们家乡高密这块热土上。不论是它的东北乡还是西南乡，哪里也回避不了这些惨痛激烈的搏斗，最后我们终将万恶的敌人赶出国土。

偏僻的农村并不孤立地存在

我出生于高密县第八区西南乡一百多户人家的前屯庄，这个庄没有地主，但有不少给后屯庄地主当佃户的，其次，就是贫农、一部分自给自足的中农和几户较富裕的富农了。我从记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乡里邻居的伯伯、叔叔、大娘、婶婶们大都是那么勤劳善良、和蔼可亲。当然，也听说有小偷小摸，和个别的地痞流氓；因为人们都讨厌他们，我也从来没有和他们接触过。我小时候记得较清楚的一件事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曾出过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李子明，还出过在孙中山领导时期的国民党中担任过高（密）诸（城）安（邱）三县专员，江苏省党部常委牛扶霄；在我们庄上的土墙上，贴过“打倒列强”、“反对侵略”的标语，一些青年农民曾扛着土枪参加农会，晚上在小学里上夜校，学着识字，唱铲除军阀的歌，我父亲牛景文，便是这些青年农民的义务教师。

谈到我的父亲，从辛亥革命以后，他便带头废私塾办学堂。他读过孔孟的书，民国年间又到县里受过单级小学教师的培训，县里任命他为第八区中心小学校长兼教员，是一个热心教育事业的人，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兴办学堂，动员庄里的学龄儿童，不论男女，都入学读书。为了吸收更多的女孩走进小学大门，女生比男生少收一元钱学费，这样，有些女孩用自己在田野拣麦穗、拾豆粒卖的钱，就可以交够一年的学费了。所以，和我一起读书的女生，就有七八个，几占一个班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当时在我们庄里宣传革命活动也很活跃，父亲并不是国民党员，但他赞成他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主张。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庄里那位黄埔军校学员李子明牺牲了，他亲自为之办丧事；那位附近闻名的牛扶霄因肝病逝世了，他亲自帮助组织开追悼会；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极力宣传“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以小学为阵地保护他的进步学生，不被叛变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杀害。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不准在学校挂中国国旗，不准教中国课本，他义愤填膺，买下许多国旗准备随时高高挂起。叛变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铁蹄即将踏进关内的时刻，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自己豢养的大批军队不抗日，而围剿抗日的共产党。父亲端着酒杯，百思不得其解地自言自语：“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为什么不先团结起来打日本？！”我想，当时像父亲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在全国，全高密县——不论东北乡还是西南乡，绝对不仅仅一个，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他们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

农民种田喂畜更要求读书长知识

我们庄上开始没有中学生、大学生，多数人家的孩子，读完小学就回家种庄稼或者做小买卖了。

1934年我和弟弟牛树兰同时小学毕业了，姐弟俩都希望报考中学。但是我们的家庭，只有8亩地供6口人吃饭，父亲平均每月拿不到10元钱的薪金，打油买盐还得靠母亲喂蚕养鸡添补，怎能供两个中学生？父亲沉思了许久，十分坚决地对我俩说：“只要你们有才能考取中学，我井里无水四下里淘，就是借高利贷，卖了咱家那头小毛驴，我也舍得给你们出路费、交学费。”他还常对邻里乡亲们说：“供应孩子求学，我是一通百通，常言说养儿防老，我看上学读书是为了后继有人，他们上出学来，起码咱庄这个小学以后不愁没有教师了。”乡亲们也大都通情达理，和睦相处，他们说：“咱庄户人，就吃了不识字无知识的亏，你的孩子上出学来，对全庄的孩子有好处，众人拾柴火焰高，撒不出米打不着雁嘛！”结果，你一元，我八角，打发我们姐弟俩上了省府济南城。城里的中学多的是，我俩挑了个每月有5元津贴的第一乡村师范去报名，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专门回农村当小学教师。富家子弟想升大学，不考这样的学校，对我们乡下来的穷学生却两全其美，一是有不要钱的馒头吃着，吃饭剩下的钱，还可以买点零碎用品，二是毕业以后不怕找不到职业，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当小学教师去。当我们姐弟的名字贴在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录取新生榜上的时候，我们写信回家报喜，父亲回信说：“你们录取了，不仅全家高兴，全村老少爷们也高兴。”

我读乡师的第二年，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便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大汉奸殷汝耕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满腔热血的青年同学们，约着我到学校周围村庄宣传抗战，而学校的统治者，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将学生们死死地捆在书本上。带头宣传抗战的进步同学赵纪周，和我们班上的胡腾聪，被硬硬地开除了。这时，有的同学偷偷地告诉我：“别看咱们这个学校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反动分子统治着，他们只能开除我们的人，开除不了我们要求抗战的心。真正领导我们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听说建校开始，墙基底下就埋着共产党的种子哩！”我听了这些话，单纯希望读书的心里豁然开窍地想：“读书，绝不能误了抗战，当了亡国奴，敌人还能让我们读书吗？”决心跟着进步同学走。“12·9”爱国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了，被开除的胡腾聪从北平经常给我们姐弟俩寄抗日宣传材料，动员我们向附近的中学和农村散发，“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恢复东北失地”的口号激动着我的心，凡是从北平传过来的传单，我都千方百计地散发出去。但仅仅散发传单力量太小了，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济南各校的学生掀起了响应“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潮，我们乡师的同学在运动中起带头作用。我们姐弟俩年纪小，志气高，也跟在高年级的同学后面，作抗日宣传，学唱抗战歌曲。父亲从家乡来信告诉我们，他在报上看到全国学生都要求抗战，希望我们也不要甘心当亡国奴。有了父亲的支持和同学的带领，在抗日救国运动那强大的革命洪流中，我们心里更踏实、行动也更活跃了。

第二年秋天，胡腾聪和北平的几位同学经过济南，对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齐心抗战。他们正在想办法去找红军。隔了几天，就在济南城的南圩墙根一间普普通通的民房里，胡腾聪和他学校民先队的负责人王志超介绍我们姐弟两个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先锋队。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民先队是党的外围组织，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怀着沸腾的心，从南圩墙根摸着昏黄的电灯照耀下的路，一直走向城东北黄台车站附近的乡师大门。我从今以后，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民先”的一员了，这件事，我没有写信告诉父亲。

浯河滩上抗日宣传动员的万人大会

卢沟桥枪声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关外直接踏到关内，中国大地上全面抗战的烈火燃烧起来，我们庄上正在家乡过暑假的学生们，十万火急地赶回了济南城，我和弟弟也回到了乡师。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学校当局正在准备南迁，南迁就意味着败退，有的同学告诉我，地下共产党发出号召，共产党员们，民先队员们，进步爱国的同学们，要脱下长衫到广大农村去，紧紧地和工农大众一起，发动抗日救国运动，誓死保卫国土，坚决不做亡国奴。我们七八个在省城读书的学生，也准备回乡发动抗战。当庄里的人听到我们要回家抗日的消息，父老兄弟姐妹们，无不欢欣鼓舞。有的说：“鸟无头不飞，有识文解字懂道理的青年们领着干，咱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老粗，就能拿起铁镢二杈子，和小日本拼个你死我活。”有的人气愤地说：“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山，咱们的水，咱们的庄稼，咱们的人，日本鬼子凭什么来糟践？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骨气！”过去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参加农会的农民们，更是摩拳擦掌重新收拾自己的旧家伙。庄里小学的学生们，听说我们到了高密火车站，敲着铜鼓，吹着小号，走出好几里路迎接我们。别看农村人识字少，一颗颗爱国的红心，却不比城里人差。现在回想起来，八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主要就是依靠广阔农村为重要阵地，依靠千百万农民为坚强基础。

我们回家后第一件任务，是教唱抗日歌曲，歌声能够打动人们的肺腑，歌声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我们在省城里学会了《救亡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热血歌》、《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恨不得支支都向家乡人尽情地吐，高昂的唱。农民兄弟们白天淌着大汗在庄稼地里砍晒红了米的高粱，收割熟得金黄黄的谷穗，晚上回家吃上口饭，就向小学操场跑，拥拥挤挤排成队伍唱歌。有一次我们教唱《救亡歌》：“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一位盘腿坐在地上的老大爷含着小烟袋说：“现今呵，有武器刀枪的不抗战，咱们想抗战的人又没有武器刀枪。”这样旗帜鲜明、爱憎分明的语言，激动着我的心，我们的乡村父老，是多么精明智慧，而又多么坚强不屈，如果把他们看成愚昧无知、野蛮粗鲁、自私自利、刁钻邪恶、行为卑下的一群，那就是对他们太不了解，甚至是有意的歪曲丑化。

光唱歌，似乎已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人提出，万事都有个理，要说说抗战的道理让大伙都听听才行。人们议论着以酒闻名的景芝镇，每月逢五排十，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赶大集，西门外浯河岸上那片大沙滩上，每年庆祝丰收的季节，都要搭起高台唱大戏，今年咱们庄稼收的也不孬，为什么不在那里搭起台子，宣传抗战打鬼子的道理呢？这个提议，给我们青年学生们极大启发，但是干这样的大事，没有有威望的人带头，组织不起来。父亲是第八区（区公所就设在景芝镇）的中心小学校长，他对全区各村的小学都有一定的号召力，听说镇上有72家烧酒小作坊，掌柜的、账房先生们有不少是他教出来的学生，他主动地担当了动员搭台子和组织教师学生去参加大会的任务。父亲很自信地说：“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唱大戏能凑起份子，宣传抗日就出不起几个钱？连后庄的几家地主绅士们我都要向他们去做说服工作。你们年轻学生，只管登台唱歌、讲演、演个小戏什么的就行。”有了这个做组织工作的台柱子，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想到介绍我参加民先的胡腾聪，曾赠我一本民先队编的街头小戏本，戏名叫《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的主题是描写东三省被日本鬼子霸占之后，一老一小流亡到关内以卖唱为生的悲剧故事。记得在济南的时候，有一次全市进步同学秘密地在橛山顶集合动员抗日，有的学校就在大会上演过。当时我曾被戏中故事感动得热泪直流，便提议在浯河滩的大会上也演这出小戏。同学们都拍手赞成，几个人分工谁演哪个角色，一个脸色较黑的同学，自告奋勇要演那个流亡的老大爷，我个子矮小，演那个卖唱的小姑娘，牛玉温演那位主持正义的观众，弟弟抽出时间准备在大会上讲演。

大会，专门找了一个星期天（不耽误上课），又逢大集的日子，在景芝西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要来赶大集的，都要到河滩台子底下听听消息，看看热闹。各小学的教师学生，举着红绿布做的小旗，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我们庄上的一些青年农民把小学仅有的一架风琴也抬到高高的戏台上，同学们打着鼓吹着号，站在戏台的前排。上台讲演的有五、六个人，还记得第一个带头登台讲话的是父亲，他讲的很多，牢记胸怀的有这么几句：“日本侵略者，快要占领咱们的省府济南城啦，省府一失，咱这高密县、景芝镇、前屯庄、后屯庄、沙窝、洛岗……还免得了被那铁蹄子踏碎？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不能单纯叹息和愤怒，要赶快想出个行动的办法，坐着不动，只能当亡国奴。”紧接着父亲和几个人的讲话，血气方刚的弟弟也登上台去，回到后台，热得脱下白布小褂，大汗渗得拧下水来。

《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开演了，演流亡关内的“老大爷”先提着一面小铜锣从后台出来，满脸愁容地说“敲起锣儿转悠悠，关外的人们做马牛，带着小女进关内，卖唱为生也自由……”然后便高声喊着：“我的香姑呵，你怎么还不出来卖唱哩！”

我在剪发头上系了一条扎着红头绳的辫子，穿着一件母亲借来的补着好几个补丁的红花布衫，浅蓝色的裤子，随着风琴伴奏，唱了一段：“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然后，又含着热泪唱起凄凉悲壮的《流亡三部曲》，当我唱到“爹娘呵，爹娘呵！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家乡也将要变成东北那样，心情难控制，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流了下来，嗓子哽咽得再也唱不下去了。这时台下鸦雀无声，随着我的哭声，有的也抽泣，呜咽起来，连在台下看我演戏的母亲，也用袖子抹眼泪了。那个扮演老人的同学，便举起鞭子向我抽打，一边抽打，一边落泪，以极悲凄的声音哭诉着：“你这个小香姑，谁叫你不唱啦，你不唱，咱这无家可归的人怎么生活呵！”这时，那位扮演观众的牛玉温，猛地从台下跳上台去，夺过老人手里的鞭子说：“放下你的鞭子，不要打你的香姑，有志气的中国人去打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为什么在自己亲人身上出气？！”当他从老人手里夺鞭子时，这出戏已进入高潮。下面看戏的人，有的可怜从东北流亡卖唱的父女，向戏台上扔铜板（当时用的一种铜币），有的高声喊着：“放下你的鞭子，有志气去打日本鬼子去！”这呼声，震天动地，景芝镇周围的村落原野，都像睡狮一样醒来，人们要救亡抗战的怒火熊熊燃烧。直到大会快要结束，那呼声，还在浯河上空如沉雷般地滚动，台上台下一起响起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

这是我们从济南回来的几个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第一次在农村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后来，这一带的人们，一直传颂着这一次抗日宣传动员的万人大会。

敌人据点跟前一个坚强的红色战斗堡垒

1937年的冬天，日寇终于占领了离我们前屯庄只有七、八里路的景芝镇。这里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滚滚了。镇上有的酒店掌柜出头当了维持会长，给敌人当了奴才，后屯庄有的地主，驾上车马逃到县城、省府或者青岛等地方去，企图在虎狼窝里苟且偷生。但是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凶残的敌人面前，既不麻木不仁，也不粗鲁莽撞，他们冷静地观察着百十个小日本鬼子龟缩在镇上的动静。前屯庄以牛树兰为首，暗暗地组织起一支十多个人的小小武装队伍，这些青年男女，热血沸腾，胆大包天，恨不得将那个强占我们地盘的敌人据点给一锅端了。但是苦于找不到领导我们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胡腾聪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民先队没有直接上级组织，也不能随便发展队员。树兰在这些青年中年龄较小，但信心较强，他一面安慰我们：“等一等，我设法去一趟沂蒙山。”一面到附近各村联系在外面读书回来的青年学生。有些人也和我们一样希望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常常到我庄商量抗日的办法。父亲虽然不认识他们，只要他们一进小学的门，他总大包大揽地有时说是他的学生，有时说是他朋友的孩子，庄里人心里明白，嘴里不吭，有良心的谁能给小日本通风报信？

望眼欲穿，盼到1938年的冬天，南郭庄一位早就认识的同学曹笃志来了，他是在沂蒙山区共产党办的岸堤干校入了党，毕了业以后，组织上派回发展高密一带党的组织的，他回来已改名为曹勇涛。一回到家乡先找牛树兰和我这两个民先队员，第一个先发展了树兰参加了共产党，并说明民先队员抗战前早就是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入党不用再有候补期。然后又介绍了我和牛玉温、王寄愚、张希贤、李致敬等（这几位同志有的后来改了名），由牛树兰任支部书记，为了打开整个第八区的局面，树兰入党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高密第八区区委书记。这样一来，前屯庄又以小学为阵地秘密地活动起来。父亲明白大家在忙着干什么，自己省吃俭用，青年同学们一来，他总要端出四个小盘，一壶酒，热情招待。曹勇涛感激地说：“到了牛景文老师家，咱们就都是他的儿女。”支部也好，区委也好，父亲这个被人们称颂桃李满天下的老教师，就是他们的保护人。年仅1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李致敬，支部先选送他去沂蒙山区受训。人们议论：“这小子怎么不进小学门啦？”父亲说：“他小学毕业，到县里上中学了。”人们对这位老实憨厚教师的话，也都百信不疑。支部编写抗日传单，由信得过的人趁着到景芝镇买酒的机会，将传单压在酒篓子底下，通过组织散发出去。有一次，景芝镇的敌人下乡清剿了，父亲将我穿的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扔出门口，迷惑住他们，让我们这支小小的武装队伍到庄西头集合起来看情况。庄里大多数的父老乡亲们，也都长着一颗中国心，对鬼子是“要头有头，要命有命，要共产党俺没看见。”支部、区委的人和他们的枪支弹药，因为没有什么人去向敌人告过密，所以没有遭到什么破坏。试问，这些纯朴、正直、爱国的农民，难道只有前屯庄有？！

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曹勇涛披着满身雪花来和弟弟商量，准备向鲁东南地委输送几个干部，研究到谁去的时候，树兰说：“男的嘛，在家乡碰到什么麻烦事，容易对付一些，还是先让两个女党员——牛玉华和牛玉温先出去。”我听到这个喜讯，犹如天空炸响了春雷，湖水里荡漾起波涛。想起在乡师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吴天石向我们讲高尔基的《海燕》，眼前影影绰绰地出现了翱翔在乌云滚滚的海面上的海燕。决心到了沂蒙山区，一定要做一只不怕风吹雨打的海燕！

和我一起到沂蒙山的除了牛玉温，还有庄上的两个进步的女孩子。牛玉丽这个学习包扎救护的妇女队员经常说：“俺什么都听您的，您上天俺跟您上天，您入地俺跟您入地。就是不敢叫爹和娘知道。”怎么走法成了一个大难题。不得不去找父亲商量。只要是正义的事情，父亲舍出命来也敢担当！他沉思良久，手捂前额说：“一不做二不休，女孩子在家里总躲不过敌人的眼，出去我也少块心事，只要你们能做一个秋瑾，死了也是个英雄！敌人来要人，我就说送你们到沂水城上学去了！就是天塌下来，我也顶住。”

离家出走的那天夜里，母亲擀了长长细细的面条给我吃，指望着走了还能常来常往，站在大门口，抹着眼泪望着我。父亲一直送我们到庄西头的苇湾崖，嘱咐带领我们走的曹勇涛说：“四个孩子全交给你了。相信你会带领她们走光明大道！”然后，又拉住我的手向我手里塞了一张小币，夜影里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张两角五分的小票。父亲，这也许是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吧！走出几步，我又回头看看，他穿着长袍的身影，稳稳地站在凛凛北风之下，像一棵遮天的大树！

我们走后，听说“前屯跑了四个姑娘”传到了周围村庄。父亲的确遭了不少麻烦，跟着我们走的两个女孩的妈妈，向父亲要人，这倒还可以说服；也没有丧失良心的人向缩在景芝镇的日本鬼子告密。倒是盘踞在家乡的地头蛇，汉奸张步云，将他弄去扣了起来，逼问他的闺女是不是投了八路，父亲既然早就下决心连命都豁出来了，谁也没办法对付他。最后，还是通过熟人、朋友、亲戚各方的关系，将他保了出来。

1943年，听说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时候，前屯一度划给淮安县管，乡亲们将父亲推选为县参议员，直到日寇投降。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父亲患肝病晚期，腹水躺在床上，敌人一进门，就逼他供出参加共产党的儿子和女儿，他用力睁了睁愤怒的双眼，无声地与世长辞。白天，敌人不准收尸，几位民兵（也是他的学生），趁着黑夜弄了口棺材，将他浮丘在自己的地头上。解放以后，中共高密县委将他和学生们一起照的照片，教书坐的椅子，平日用的笔墨砚台，以及开会提的绿帆布小箱子，都收藏在县史资料室，纪念这位热心教育事业和抗战的老人。

我在前面说过，上面写的这些耳闻目睹的和亲身经历的，只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高密农村的一些实证。只能是供作家们写文艺作品时一点点小小的参考资料。但还要再三声明，文艺是以真实生活为背景的，写长篇小说更不能离开大的历史背景。《丰乳肥臀》这本书，前面没有前言，后面没有后记。这本书到底怎么写出来的，它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农村就是这么个样子？我眼睛盯着书中的封里照片莫言手中那支香烟，缭绕的烟雾笼罩着，看不清楚他的脸面。他作为一位军人作家，眯缝着眼在想些什么？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另一部长篇《红高粱家族》，在这本书的“跋”中，我顿时开了窍似的又看清了莫言烟雾朦胧中的脸。这篇“跋”里有几句是这样说的：“……怎样写好长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觉得不必谈虎色变，无非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话罢了。对待长篇小说应像对待某种狗一样，宁被它咬死，不被它吓死。”40多万字的长篇《丰乳肥臀》终于以这种胆量写出来了。在“跋”的最后，莫言还说：“《红高粱家族》我真的没写好，我很惭愧。好歹我在这本书里留了许多伏笔，这为我创造了完整地表现这个家族的机会，同样也是表现我自己的机会。”8年之后的今天，莫言终于编造了那么多所谓真实的谎话，也完成了表现他自己的机会。故可以从他的彩色照片里，看出他内心的喜悦。

《丰乳肥臀》扉页上，莫言签名“谨将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封底上又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他真够自豪的了！我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孩子的母亲，母亲的孩子，知道母亲的确比父亲还要苦得多，母亲也的确是伟大的！但是，我绝不要书中写的这样一个母亲，也决不做这样一个母亲的孩子！**因为她虽然受苦，但又太愚蠢无知，缺乏女人的尊严。**她只能是一个用污秽、淫荡、荒唐的谎言塑造的母亲，真正现实中的母亲是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至于作者还要将它献给大地，我们祖国的大地，几千年来，含辛茹苦，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她绝对不允许以谎话在她伟大的躯体上胡涂乱抹。

1996年8月于北京

原载《中流》199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