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曾向他了解中国，这位学者这样看中国向何处去_风闻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5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解读中国工作室策划制作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节目《文明之约》，今天推出第二集：变的故事。

本集主人公是知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恩·维斯塔（Arne·Westad），他还有个更有名的中国名字：文安立。

《文明之约》第二集：变的故事，欢迎观看~

长期以来，文安立被西方视为最了解“红色中国”的“中国通”。

他的著作总会受到学术界以及学术界之外的广泛关注，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请他聊中国的事情。

《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是文安立2012年的著作，这本关于清中叶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在当年获得《卫报》年度最佳图书等奖项。

在书中，文安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乾隆年间，中国曾处于全球外交的中心，国力鼎盛，海内外承平。20世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又站上一个新的顶峰。未来的中国将何去何从？它重返盛世之路是畅行无阻亦或是窒碍难行？

带着这样的视角，文安立期望探索中国文明和世界的关系。

一般而言，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始终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乐于向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智慧。但在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变得更加封闭。所以我写《躁动的中国》一书有两个原因。我想揭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发展长期关系，以及世界在这种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Normally, China is a very open country in terms of outside influence and giving off of its own wisdom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 historical reasons, China had ended up being much more closed off. 

So I wanted to write this book for two reasons. I wanted to show how China’s long term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d developed, and what we are the key issues in that relationship.‍

同时，文安立也想探寻中国在和世界互动中如何改变自己。在他看来，从乾隆到邓小平，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不断地波动变化：日清战争、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中日战争、国共内战、韩战、冷战等等，这些都使得中国陷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不安之中，这不仅仅是处于羞辱和憎恨的情绪，也在于它被迫调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务中所确立的三个原则:正义、讲究规则，以及中国中心论。文安立认为，中国近250年的历史是彼此有内在逻辑联接的历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邓小平发动惩越作战。邓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两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战争，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赢取此役如何伤害到自己的历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鸿章，引领朝廷输入西方技术，希望直到中国强大到足以自卫之前，能够不陷入战争，而20世纪30年代的蒋介石也曾面临此种抉择。

我想揭示，中国是如何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而发生改变的。这种改变不仅仅局限于外交事务上，亦非局限于国际关系，而是中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如何结合本国情况，在当时国际环境中发生改变的。

And then secondly, I wanted to show how China had become transformed inside through its encounter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this is not just about foreign affairs.It’s not just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about how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economy, domesticall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 this international setting.‍

《躁动的帝国》不只是一本中国近现代历史著作，文安立承认，他创作这本书的现实背景就是，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外部世界开始越来越忧虑中国在未来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也不时产生一些摩擦。所以，文安立想从历史上看看，中国与外部世界在一两百年前是如何互动、交往的，今后中国将往何处去。

文安立认为，开放性将是观察中国今后走向的关键因素。近代中国就是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国艰难地寻求现代国家转型的伟大历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动不安。中国的近代史并非像历史简化的那样，仅仅是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而是中国更早地与现代性接触的故事，也是中国藉着和外部世界的互动而发生自身蜕变的历史。

至关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表现出的新的开放性。对中国而言，这种开放性尤为重要。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在不同以往的氛围中长大，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抱负和梦想，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使中国强大，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大国。‍

展望中国未来前景，我认为今天中国需要讨论的最关键的事情，可能是想明白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全新的地位、重要性以及力量。

And you kn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taking place is this new openness that China has shown, since the late nineteen seventies or only early nineteen eighties. It’s been incredibly important for China itself. But it’s also strengthen China.

 It’s made China into a much more important country, international. And for China’s future, I think that’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iscuss among Chinese today is to figure out how is China going to make use of its new position and prominence and power.‍

关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安里认为，这是一个推动世界跟更为安全、和谐的平台。在节目中，他如此评价：

我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与他国合作并更好地整合各方优势，从而建立更公正的国际贸易体制。与此同时，通过文明对话的倡议，推动更多年轻人通过旅行、学习和各类事务实现更多的交流，以便我们能有一个更安全的地区，继而解决一系列东亚存在的重大问题，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And I’m among those who hope that China will use that in order to work with others and integrate them better so that we get better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s; 

We get more exchanges in terms of how young people can travel, study and do various kinds of things; that we get a more secure region where some of the big problems that exist in east Asia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Chinese initiatives.‍

对于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文安里提出这样的建议：

如果中国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国，能够管理地区事务，就该向其他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学习，学习它们如何处理问题。胡萝卜总是比大棒更管用，因此诱使其他国家和中国合作比用武力威胁有用。过去当中国很弱小的时候，紧张的局势与自我防备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本地区其他国家所处的地位都要高，就应该展现其合作精神与大国胸怀，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应明确地告诉别国中国的立场，不但要让本国的国民明白，更要让外国消除误会。如果中国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历史，强调自己是一个大国，而别国比自己弱小，会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