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哲学并未妨碍美帝成为科学创新大国｜对“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的批判（一）_风闻

按：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诸君，小可不想失人、也不想失言，故此勉力“忠告而善道之”。

（正）标题：对“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的批判（一）：对《什么是科学》的自序的批注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卡尔·马克思

上篇文章说道“高效、有价值的讨论建立在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context）的基础上”，并且有强调，笔者并非反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而是不认可其得到观点和结论的论证即论述所采用的资料——实则是资料在作者意识中体现出来的观点——和逻辑。

本文将以《什么是科学》的自序为底本，试述己见。

为了践行上篇文章中所强调的高效讨论的基础是“共同语境”，笔者采用逐段或数段进行批注、评论（置于“【】”中）的方式，原文以引用的方式在前。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自序

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呼唤一个解答，但恰当的解答却取决于问题的性质：谁在提出问题？为什么提出问题？发问者期望从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来回答？而这，是问题背后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有结构的。

【问题背后的问题！好问题！洞察力深刻、敏锐！“真正的问题都是有结构的”，这是深刻的洞见。眉山剑客陈平老师也经常说，提出一个好问题或者一个问题的好的发问方式是成功的一半。】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书流传很广。许多爱好科学哲学的学生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然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我也了解到，许多读者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呢？原因大概是，这本书所预设的东西在我们的心目中恰恰仍然是可疑、有待澄清的，是我们渴望继续追问的。这本书名为“科学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通俗介绍了20世纪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到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可以看成是一本西方科学哲学的简明导论著作。可是，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的指称是清楚的，就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知识类型，【1】不清楚的只是，为什么这种知识类型如此有效、可靠，如此权威和成功。【2】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知识（科学知识）是否可能，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牛顿力学已经就是这样的“科学知识”；有疑问的是，它何以可能，亦即它得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对他们来说，“牛顿力学”作为“科学”是一个给定的事实。可是对我们来说，牛顿力学为什么当然就是科学呢？如果回答说，牛顿力学符合科学之为科学的全部标准，那我们就要问“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这通常引向科学哲学；如果回答说，科学就是按照牛顿力学来定义的，那我们就要问“牛顿力学”是怎么来的，这通常引向科学史。

【1】【是的，也就是吴老师在后文中提到的“数理实验科学”，这种科学——无论是从呈现出来的形式还是内容来看，中国古代当然没有，这没什么好争议的。这里加一点资料，“数理（笛卡尔）+实验（培根）=数理实验科学（伽利略）”，伽利略被公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山鼻祖是没有多大争议的，牛顿将伽利略的路子发扬光大——以其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成为自然科学的真正奠基者，正是有了牛顿力学的成功和在认识自然领域的凯旋般的进军，自然科学才真正确立了“数理实验”的研究方式。这里要指出或说值得商榷的是，英国在哲学史上的名家大师似乎多是“经验论者”，比如上述公式中的培根，其他还有如洛克、贝克莱等，还有那个休谟。休谟以“休谟问题一”对理性提出了挑战，这直接导致后来康德写了一部专著《纯粹理性批判》来回答“休谟问题一”，即理性如何保证“知识何以可能”——康德引入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先验观念。笔者这些认识学自复旦大学王德峰老师的哲学课程和讲座。这里要说的是，一个偏重实验、以经验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国家竟然诞生了牛顿及其以“数理”为根基的不朽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是挺奇怪吗——一些人对中国不能搞科学原始创新的批评不就有中华文化经验主义吗？如果按照“数理”标准来说，“数”的方面应该是法国人领先，“理”的方面是德国人领先，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中，最先是经验主义的英国人取得了优势，工业革命也最先发生于英国。我们以前总是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其实将各个国家区别开来谈谈，或许能有一些有价值的发现。这值得深入探讨。】

【2】【笔者看过好几个科学大咖写的关于“数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可思议的有效性”的文章，“不可思议”，这是身在局中的科学家大咖的感受。笔者从这个感受中觉察到的是，或许这些大咖自己并未有那种对于“数理”的坚定信念——如毕达哥拉斯“数的宇宙观”或伽利略“自然的规律是用数学书写的”那种笃信，这又说明，“数理”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经过学术训练就可达成，而不是那种需要内涵某种文化基因的文化的熏陶——如宗教信仰那般——才能具备的。也即是说，“理性”在自然科学方面体现的只是其“工具性”的一面即“工具理性”，既然是工具，那谁都可以通过学习哪来用。至于“理性”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体现即“价值理性”，这个或许真的跟文化基因有关，但关于价值，我中华对于“理性”这个路子，就坦然多了，可以纯学术的对待，有益处则可借鉴，但我们始终坚信我们的文化在价值判断上更有优势，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展开。】

是以科学哲学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还是以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这仍然取决于你发问的背景和动机。

【深刻！】

近三十多年来，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一度十分活跃，包括钱学森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都为之背书，但后来风向转了，说这些东西是伪科学。就字面意思上讲，所谓伪科学是指本来不是科学而冒充科学者，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它本来是不是科学，这就提出了科学的标准问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希望向科学哲学家求助一个权威的标准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学哲学大家并没有就此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相反，每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们无穷无尽的诟病，让人莫衷一是。

早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说，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它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可是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反驳说，我们的经验都是单称陈述，单称陈述经过归纳并不能确凿可靠的导出全称陈述。我即便看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要得出“天鹅皆白”这样的理论也是很有风险的，事实上，的确有黑天鹅存在。于是，波普尔别出心裁地提出证伪理论，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在于可证实，而在于可证伪，即它总是包含着可以诉诸经验检验的预测。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光线在经过太阳这样的大引力场时会发生弯曲，因此是可证伪的，而像占星术这样的理论总是把预言说得含含糊糊，无法证伪，因而不是科学。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家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认为没有什么经验观察是中性的，任何经验观察都预设了某种理论。如果A观察证实了B理论，很有可能是A观察之中渗透的理论支持了B理论。由于观察渗透理论，不仅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证实关系出现了问题，证伪关系也同样存在问题。A观察证伪了B理论，也有可能是该观察背后的理论与B理论相冲突所至。【1】到了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这里，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问题性质发生了改变。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指的就是科学“理论”【也即从经验中总结出的“规律”】，“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指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成真标准【2】。对他们而言，科学划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库恩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发现，实际发生的科学理论的更替，并不是由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决定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就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旦经过艰苦的训练进入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已经就许多信念达成了共识，对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换句话说，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只有在传统的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裁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逻辑和理性来解决的方案，而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裁决，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在他的自传里所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手并且让他们开悟而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3】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更是主张，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这话恐怕会让很多人关于科学的三观尽毁。】。他雄辩地表明，科学划界问题完全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从来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些模糊不清的界线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4】

【1】【所以呢，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西方人自己都还没有取得一个共识性的认识，所以似乎不用那么急着对我们中华文明中的知识做出是否科学的判定。】

【2】【意味着其真在理性上得到保证，最可靠的无疑是数学，所以“科学理论”必得以公式化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才行。这里有个值得分享和深思的科学史小故事，大意是说，法拉第虽然在电磁学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但其贡献主要是在实验及实验结果方面，由于数学能力不足，法拉第只能通过画图的方式来阐述其总结出的理论的精妙之处，初，科学界不大看得起这位不够高大上——理性、数学才是高大上的——的鄙俗之人；只是后来，麦克斯韦将法拉第的理论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电磁学才真正奠基，法拉第的卓绝贡献才得到普遍认可，法拉第才以科学家身份被科学界认可和崇拜。可以说，是麦克斯韦挽救了法拉第的声誉及其电磁学理论雏形。其实，法拉第完全就是一个符合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人，他取得的电磁学理论的路数就是从实验中观察总结、归纳出规律，而且还是未经数学化的规律呈现形式。后来至今，没人质疑法拉第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没人质疑其在电磁学这一科学学科上的卓越贡献——即使是靠了麦克斯韦的数学，没人质疑法拉第的成果是否是科学。】

【3】【普朗克的这个论断可谓明见万里、洞察烛照。想想量子力学尤其是其哥本哈根诠释，正是因为爱因斯坦、薛定谔这些质疑者的离世，后世接受和认可的人多了，才能成为被接受和认可的主流。笔者第一次听见这个论断，是在眉山剑客陈平的讲座中，陈老师实际上也是以这个论断“夫子自道”，因为他的“代谢增长论”在实际上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敌手根本不敢过招，但敌手就是不理不睬，所以，“代谢增长论”的命运恐怕跟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差不多，要到现在这拨当道的主流都离世了而后世接受的人多了，才能大行天下。普朗克的这一论断给笔者的另一启示和指导是：不要指望着说服与你观点相左的人尤其是极有主见的人，要做的是影响更多的能够影响的人，以期后来者能广泛接受并认可自己的观点。其实子早就曰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子也早就曰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4】【这个界限一看形式、二看内容。笔者想起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理论是不是科学理论？明智的做法是暂且存而不论、继续发展，历史自会给出答案。】

西方科学哲学家令许多中国读者失望。那些对伪科学深恶痛绝、急于斩尽杀绝的人，甚至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这样的科学哲学家破口大骂了。如果非要援引科学哲学的话，他们往往还是喜欢波普尔，毕竟波普尔明确提出了划界问题，给出了划界方案。【其实，按照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中医无疑是科学。】

本书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我并不认为划界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伪科学不是一个政治上让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只要反伪科学不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可做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一下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公众误解、受公众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向他们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所取得的成功。再说，生活中也不是处处都需要科学，有时候像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也可以用来娱乐，干吗一定要斩尽杀绝？绘画原作固然宝贵，复制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响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问题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以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拌脚石，应予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是因为它没有科学。民国时期的学者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题。到了50年代，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新需求。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站出来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一问问得让深受西方列强封锁的国人很舒服，因为这一问的前提是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只是近代落后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问题的实质仍然是，这里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只要调整科学的定义，就可以使“中国古代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无科学”都能够成立【这恰恰就是笔者指出的鸡同鸭讲的争议之原因】，但科学的定义并不是随意指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要准确理解“科学”，必须回到历史之中。

本书针对的就是这个背景，因此将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我们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这一论断的表述极其容易引起误解，对其的理解一定要加上“以科学史的视角来看”的前提。从科学的本质和标准——前已论及此尚为未定之数——来看，则阴阳五行未必就不是——仍有待后世历史发展中界定标准之变迁——科学。】。就好比披萨是西方人发明的，天生就是披萨，而我们的馅饼天生就不是披萨。我们当然可以说馅饼也能吃，而且比披萨更好吃，但你还是不能说馅饼就是披萨。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

我认为，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都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都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其实，吴老师已经发现了至理，但是自己却不认可而忽视了。笔者第一想起普朗克和量子论，普朗克】。正因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所以就容易误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有技术、有智力，因而有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省我们的文化。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十分希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1】。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2】

【1】【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标志着吴老师的整个论述逻辑跑偏了，也带来至关重要的认识偏差——以暗示或潜台词的方式：以为搞科学就得以“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为前提条件且是必要条件甚或充要条件，而主流的普遍的看法是中华文化中是不具备这一点的，那就意味着中国搞不成科学。其实，笔者愚见，“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顶多只是一项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或者说，根本上无关，真正有关的另有其人——即是下句话提到的“存在”。】

【2】【本段这最后一句话，对其的理解必须高度的谨慎小心。一旦理解偏差，则极容易导致错误的认知，即我们的文化基因——作者提到了反省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搞不成科学或者至少说在科学原始创新上必定将无所作为或作为甚小。我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其实感觉吴老师本人都是矛盾的。“存在的命运”这个论断极具哲学的意味，加几个字的表述为“由存在之方式决定的命运”：其一，这是命运，即无关主观上的对错——所谓“偶然的错失”，而是“先天”决定的；其二，不改变“存在”或“存在的方式”则“命运”不会改变，论断指向的虽是古代，但既是命运，若无扭转乾坤，则此命运依然延续到并主导着现代及未来；其三，“存在”是需要靠领会去把握即“领会存在”，而不是靠理性去理解的——理性去理解的只是“存在者”，“领会到的存在”表达出来就是关于存在的领会——用中华文化来表达就是“对道的领会”——了，在古代就体现为各民族不同的原初的哲学，原初哲学的不同在于对“道”、“存在”的领会不同，这无关对错，无关优劣，我们不能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认知偏误，以为西方在近代开始的超越和领先就正确无疑的判定了他们的哲学是优的、我们的哲学是劣的，历史还在发展，“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已，何况那个大名鼎鼎的汤因比不是论断了中华文化在未来的光明前景吗；其四，虽然我们近代以来“西化”甚深，但在根本上说，我们的文化有本质的改变吗，没有，我们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按照“文化基因”论，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仍然搞不成科学呢？以笔者愚见：其一，其它民族未发展出古希腊那种哲学/科学，“非不能也，是未为也”，对玛雅文明有所了解的人大概多少能体会“非不能也，是未为也”这个论断，这一点笔者是间接从温铁军的讲座中——笔者本人对玛雅文明了解不多，但相当敬服于温老师的学识——了解到的，温老师还提到东南亚某国的一个考古遗址，就是从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标志的生产力来判断，这里应该是会诞生私有制社会的，但考古结果是这个社会没有进入私有制，记得似乎好像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其二，即使承认古希腊科学的诞生根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那也并不意味着近现代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诞生也根源于此，诚然，自然科学从古希腊科学中借鉴了一些东西，但自然科学不是古希腊科学顺理成章地导出的（抱歉，找不到更精准的词），也就是说，从古希腊科学不能直接按其内在的逻辑推导出自然科学，这一点笔者在拙文“古希腊是黄裳，其科学体系是《九阴真经》，东西南北中都能承接修炼，西方并无先天优势”中已引用爱因斯坦的两段话——两个比喻——做了说明，一定程度上说自然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以练功法门来说——的内功心法大相径庭，是自成一派，所以即使我们承认我们与古希腊科学无缘无份，也不意味着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自然科学，如果以“存在”而论，其“存在”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崛起，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要求打造符合自己的世界的文明创造的一部分，如今，全世界大部分都已被卷入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洪流，全部都体会着一个共同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由此说，在自然科学上，谁也没有先天的优势，有的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并已经暂时领先的态势，后发而先至是完全可能的，眉山剑客陈平的“代谢增长论”可为侧证、辅证。】

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的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科学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不能真正的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面临的基础科学软弱、原始创新乏力的问题，就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这是本书写作的深层动机。

【拳拳爱国、报国之心跃然纸上，笔者能体会作者的忧心和焦虑。无论吴老师是否读过苏轼这段话，但应该也与笔者一样，品尝了那种滋味，这段话（出自苏轼《晁错论》）是：“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然则，毛爷爷早有论断：“如果路线错了，则知识越多越反动。”笔者的忧虑也正在于此。本书起到的作用恐怕会与作者的期望背道而驰，效果恐怕也是适得其反——严重挫伤了国人在科学面前的自信与果敢而陷于犹疑不定、裹足不前，那时恐怕就容易落入“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陷阱，届时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了。本书在问诊确症上或许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病症的关键症结的诊断上出现了偏差，由此开的药方就不对症。笔者在上文已有论述，将古希腊科学根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和“不追求实用甚至反对实用主义——不妨锁定为‘知识不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或用吴老师自己的话即不求力’”，或许是对的，但将自然科学也根源于此，就不对了，真理与谬误就那么一纸之隔。】

【说到实用主义阻碍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用科学强国富民，在前面已论及了英国的经验主义没有妨碍英国在自然科学上的领先和国家富强的领先，这里还要提到美国的案例。众所周知，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也是很深厚的，那个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哲学不是曾经在中国影响甚大吗？也没有妨碍美国在成为科学创新大国——这是二战后的事情了且根本原因在于别国的人才涌入了美国——之前就超越大英帝国成为实力第一大国啊。要说在古希腊科学的造诣上的深浅，恐怕天下无出德意志民族之后，然则德意志在自然科学发展初期——19世纪之前——的作为是难以望大英帝国的项背的，甚至落后于法兰西，法兰西以数学见长、至今仍是，在古希腊科学上的造诣也比大英帝国深，但也难以跟大英帝国比肩。但是在19世纪尤其是后期，德意志在自然科学方面一鸣惊人，成绩卓著，甚至超越大英帝国。这都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说明，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是共生共荣的，自然科学就是资本主义式的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量化地认识自然、获取可开发的资源、形成控制性的力量、征服自然，就是资产阶级按自己的要求打造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作者在书中有些章节提到“自然科学是古希腊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的某种结合”，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仅仅指出基督教对自然科学诞生与发展的作用还没到点上，没有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恐怕都不会前进的那么顺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彼得·哈里森的《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做过吴国盛老师的博士生的张卜天——科学界声誉卓著的译者——有翻译这本书，有兴趣的可先看一下其序言“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张卜天重磅新译著）_宗教”）可以佐证。另外，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自然界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但自然界的“对象化”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对象化的自然界仍然是新教与资本主义完成了对自然的“祛魅”后才开辟出来的，而如果没有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界，又怎么会有关于自然的知识——自然科学呢？笔者正是这样理解马克思“没有商业和工业，哪来的自然科学”、海德格尔“近现代自然科学是技术本质的”的论断的（其实，在有些章节的段落，吴老师自己也将近现代自然科学称为“技术科学”——技术本性或技术导向的科学，这也体现了近现代自然科学本质之实用主义的一面），而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将“文化基因”那套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框架无情粉碎。】

本书除了回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历史由来，也希望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的科学开辟一个新的思路。我认为，现代科学的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但是，数理实验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全部【1】，最终蕴酿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技术、博物学（自然志）、理性科学三者构成了一个科学谱系【2】。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的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是历史的碎片【3】。因此，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是未来值得尝试的一个方案。

【1】【然也！正如吴老师曾指出的，按古希腊的标准，真正的科学是哲学和数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近现代真正接近于古希腊理性科学风范的科学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大逻辑》，学者最近在学习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的《大逻辑》课程）。】

【2】【关于科学谱系，笔者附一张《什么是科学》中的插图（含注）】

西方“科学”词汇、科目变迁简表

注：表中现代一栏中出现的“科学”，在法国被称为science，在德国称为exacte Wissenschaft（精确科学），在英国先是称为natural philosophy，后来，差不多到了19世纪，改称science。由于语言习惯的这些差异，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科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而讲德语的人往往会说，哲学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德国哲学家还会说，哲学是最接近真正科学、严格科学的那一部分。

【3】【然也！诚然，我们古代确实没有数理实验科学这种科学类型的知识。但仍可商榷的是，数理实验科学也有两个小“套路”，一个套路是是经验主义路径的，即实验、归纳、以数学公式形式锁定其中的规律形成科学理论，这个可以以伽利略和牛顿及其成果为代表；另一个套路是理性主义的，即从某种信念或已有理论出发凭内在逻辑演绎而推导出新的理论，这个恐怕可以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及杨振宁先生开创奠基的标准场论——以对称性为信仰然后引入数学工具去寻找发现物理中的对称性规律——为代表，前文提到的麦克斯韦在电磁学上的理论成果，可以看做是两个路径的结合，即先在法拉第从实验中归纳出的规律的基础上完成数学化表达即形成科学理论，然后再根据数学公式内在的逻辑去推演出新的科学理论，麦克斯韦的故事的这个叙述来自于杨振宁先生的文章。笔者要说的是，至少在第一个路径层面来讲，中国古代是有这种科学知识的——名虽不合、实则相类。比如桥梁建造，我们现代建造桥梁，几乎不应用力学的科学知识就不会造桥了，但我们古人造桥呢，其中难道没有力学知识吗？肯定是有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我们的那种力学知识的形式不是现代科学理论的力学知识的那种近现代数学的数学化呈现方式，而已。另外，关于第二种路径的科学，我们承认确实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我们的文化、思维与演绎逻辑绝缘，战争中对战场形势的研判和战争谋略中难道没有演绎逻辑？象棋和围棋中难道没有演绎逻辑？笔者只是想说明，至少在搞自然科学上，该具备条件我们都具备，古代没有搞出来是因为我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就不是自然科学式的——也即资本主义式的，非不能也、是未为也。】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在今天格外紧迫。近十多年来，我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发表以此为题的讲演，听众既有政府高级官员、院士科学家、IT精英，也有普通学生、学者、民众。他们对此话题的热切关注，让我深感这是我民族今天不能不认真反省的问题。我希望这些初步的思考能够唤起更多人的认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识。

【笔者想以日本为例，对“文化基因论”再施一击。日本在文化根性上与中国很近，这点恐怕没有什么争议，但没人以日本的“文化基因”缺陷而讨论日本的创新能力行不行的问题，相反，我们对日本的创新能力非常肯定，也总有舆论拿日本拿了多少诺贝尔奖来说中国创新能力不行的事。但是，抨击中国的那些所谓缺陷——归根结底是文化层面的——难道放在与我们文化相近的日本就自动、无故的痊愈了吗？】

【最后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引用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话：“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一个用词，我们要对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进行“去魅”，唯有“去魅”，我们才能解除思想上的束缚，在自然科学领域勇闯无人区、果敢亮剑！】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4ZDB017）的阶段性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吴国盛

2016年5月1日

补充说明：

笔者在本文中的“识见”之关键部分，主要学自于学习复旦大学王德峰老师的哲学课程和讲座，有些是王老师的识见，有些是笔者在王老师识见的启发下的思考所得。另外，从温铁军老师、眉山剑客陈平老师处学到的学识也对本文大有帮助——有些直接引用了、有些是启发。当然了，从吴国盛老师处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尤其是“学”（以“才、学、识、德”论），正是有这些“学”的基础，才能激发笔者的思考，获得目前的一点“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