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_风闻

欧化中文、西化中文或英式中文，是指语法、文笔、风格或用词受欧洲语文过分影响的中文，一般带贬义。影响中尤以英文所造成的最为深刻。欧化中文除了缺乏传统中文的特色，也可能因为用词繁琐生硬，导致阅读及理解上的障碍。

除了欧化中文，我们还有中式英语（Chinglish），指带有汉语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的英语，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在清朝中期之后对西方典籍的翻译上，“若日本文译本，则以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随因之稍稍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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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 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般我们提起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多偏重语词方面的因素,即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而且现在朝这方面做的人也越来越多,成果显著,蔚为大观。相比之下,日语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甚至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既然承认有那么多的日语借词,而为何对语法及文体上的影响却熟视无睹呢?

　　看了一些有关汉语文体的研究,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条,首先拿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1944)作研究的起点,然后就拿胡适以来提倡的白话文加以分析,特别对其中的英文转换汉语时出现的现象着墨甚多,也就是所谓的汉语欧化研究。比如,近来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贺阳,2008)也是从来华传教士的文体直接跳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那里,就好像汉语近代文体的形成就只有来自西语的欧化这一条线似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思路的展开从文化交流史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即中日之间的近代交流这一环完全被忽略了,或者说完全被日语借词这一种现象所掩盖了,不去关心其他语言现象的相互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谓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 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京都大学教授高田时雄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狭间直树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一书的语言史部分的引言中就特意指出过:欧洲语言的影响不限于中文,明治以后的日文也同样受其影响, 文体上的中日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应予以加强。

　　那么我们回望时代背景时也会发现,日语的文体改革意识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萌发,真正起步在18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整整花了60年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在日本的所谓言文一致运动中,和文体·汉文体·欧文翻译体的融合成为重要课题,也就是说,日语文体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是:汉文体的改造与翻译体的吸收。

　　日本早期的欧文翻译并非直译,而是用汉文体来意译。“《花柳春话》(1878)出现以后的翻译体的主流是汉文直译体,随之而起的政治小说也大多以汉文直译体为主轴”(山本正秀《第十五章 翻译文体的对达》,《近代文体发生の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65),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佳人之奇遇》之所以可以迅速由日文转译为中文正是因为其文体最为适用于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规则。

　　日文里真正导入欧文直译体是明治20年(1887)以后,即在汉文体的基础上引入欧文直译体,注重欧文表达的逐字翻译。这种欧文直译体虽然生硬,且有些地方无视日语规范文体中的格的位置,但是采用这种文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文体“严谨精微”的周密性。这种文体经由森田思轩揉合成一种“外形与内容并重的周密文体”后,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之友》杂志(1887—1898)便成了这一文体的主要阵地。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所谓的欧化语言的影响问题上,日语的欧文翻译体的特征实际上与汉语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山本正秀(《西洋文学の日本文体に及ぼした影響》,《言文一致の歴史論考》,桜楓社,1971)主要举出以下几点特征:

　　1.翻译新词,如“社会、理想、自由”等;

　　2.接头、接尾词的发达,如“泛太平洋、非合理性、超特急、反战、妥当性、自然主义、近代化”等;

　　3.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如:彼he,彼女she;

　　4.添加动词:“尊敬を払うpay”“注目に値するworth…ing”“…を見し出したfound”“理解をもつhave”;

　　5.语法上的欧化主要表现在被动态,进行时,使役态,关系代词,无人称代词,形容词的比较级,主语多用等现象上;

　　6.来自英文的新的表达:“換言すればin other”“ある意味ではin a sense”等;

　　7. 修辞法:拟人法,倒装句,感叹句的多用;

　　8.标点符号的健全。

　　日本当时在对译英语时,也是采用的汉文训读体, 这样一来,通过翻译反映在日文中的这些特征, 实际上在形式上更便于被中文接受, 我们只要看看中文里“值得关注/注意……”这一表述都是出现在民国以后,就会发现上述现象都是与汉语中的欧化问题一脉相通的。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是把白话文与欧化文分开表述的,前者说的是“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谓‘白话’,这种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吶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白话文’来”,就好像白话文运动在胡适倡导下,经陈独秀《新青年》上的呼应,然后就有鲁迅《狂人日记》的对表,短短几年就算完成了似的。后者则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流行的‘欧化的语体文’,……如‘经济困难’,于古于俗皆无征,完全是二三十年来从日本输入的,……我曾雇一车夫,他常问我的一句话:‘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这真是‘欧化的大众语’了”。他总结说前者的“白话”可写成“文”却不能说,而后者的“欧化的语体文”则有转向说的可能,即为言文一致的途径之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可谓中日文化交往最为频繁的时代,亦有“中日黄金十年”之说以印证当时的两国间的交流情形。我过去在《〈汉语大词典〉在处理日语借词上的几个问题》(《日语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4)一文中曾指出过这一现象带来的语言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曾在日本留学,汲取知识,并将之介绍到中国来。郭沫若就曾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1928.5.1)从文学上来证实这一点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这里我想关心的是语言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所谓“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作家们多是那些经历了日本留学的人,他们写的文章中如果大量使用了日本式汉语,那么我们也只好当做“规范”予以接受了。

　　这一背景下,语词的借贷似乎多引人注意,除了大家议论纷纷的新名词外,比如鲁迅的作品里,量词的用法也几乎是沿袭日语的用法, 大原信一曾举一个“匹”的例子,指出其在鲁迅作品里的使用范围是超出现代汉语的规范用法的,如从大动物到小虫蚁都可以使用“匹”做量词。但在文体上,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梁启超的“新民体”的形成与德富苏峰的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原信一《梁启超与日语》,《近代中国のことばと文字》20—40页,東方书店,1994),而德富苏峰的问题又可上溯到“严谨精微”的欧文体。

　　日本出版的《明治·大正·昭和翻译文学目录》(国会图书馆编,风间书房,1959)收有四万条书目,明治时期(1868—1911)就有近两千种。因而,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亦说:

　　西洋作家如Jules Verne, Maupassant, Camille Flammarion, Allen Upward, Hermann Sudermann等,通过梁启超、吴梼、鲁迅、包天笑等幼稚的译笔,从日译本重译过来,清末读者亦受落。

　　这样看来,现在很多专门研究汉语的欧化文体的著作等于是完全跳过这一环节,不去看梁启超,而直接跳到胡适。明明知道中国近代翻译的60%以上来自日语,却只强调仅占21%的欧美翻译。比如,吴梼译自俄国作家契诃夫《黑衣教士》的下述例子,实际上正是译自日人薄田斩云翻译的《黑衣僧》(《太陽》杂志十卷13—14号,1904.10.1—11):

　　①随即启行,转向从前的恩人,又是第二个父亲,俗称义父,当时俄国著名园艺家白叔忒斯开所住的处在。(軈て自分の以前の恩人、且つは第二の親たる、當時、露国の園藝家として名を知られて居るペソトスケー氏の處へ出かけた。)

　　②那些生机活泼的花草,被水浇灌了,湿气油然,四面散开浓香。(日は早や没せんとして、生々と、水を灌かれた草花は、湿気ある、人を簇す様な香を发散して居る。)

　　例①中“处在”带有一个很长的定语,而且定语中还嵌入了一个介绍“恩人”情况的插入语,这种修饰结构的形式在以往的白话中是很难见到的,口语里更是根本不说的。汉语的“被”字句原有两个特点,一是通常只用于不如意的事情,而一般不用于如意的事情;二是句子的主语通常都是指人的,而很少是指物的。例②的“被”字句却都说的是如意的事情,且主语还是指物的名词,这样的“被”字句在以往的白话中也是很少见到的。这些都是语法上的所谓“外国语迹象”,也就是欧化的语法现象。

　　笔者现将日文附在中文例句后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作为典型的欧化语法所强调的两点:“处在”前所带的很长的定语和 “被”字句的特殊用法,都是先反映在日语里加波浪号的部分上,中文等于是日文的直译,也就是说,这种欧化现象完全是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

　　的确,我们看这个吴梼(1880—1925)经日文还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其中有一半选自《太陽》杂志刊登的日译外国小说。比如吴燕的研究(《〈燈臺卒〉をめぐって》,《清末小説》第33号,2010)便是就其《燈臺卒》的翻译来厘清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和翻译上的问题点的,这里仅举该译本的成立始末:

　　1902年 田山花袋以英译为底本翻译出《灯台守》,登载于《太陽》杂志

　　1903年 馬場孤蝶译《灯台守》登载于《新小説》(明治三六·六)

　　浅野憑虛(和三郎)译《灯台守》登载于《文艺界》(明治三六·八)

　　1906年 吴梼根据田山花袋的译本翻译成白话文《灯台守》登载于《绣像小説》

　　1907年 馬場孤蝶译《灯台守》收入《泰西名著集》

　　1908年 周作人又据美国人Curtis的英译本用文言文译成《灯台守》

　　1909年 《灯台守》收入在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

　　也就是说, 吴梼的中文译文实际上是译自田山花袋的日文,而田山花袋则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一点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相似,并不是直接译自外文原文,而是经日文转译为多。《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也一样,即陈望道的初版也是译自日文的,而日文又是从英文转译的(拙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九十三期,香港中文大学,2006)。从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研究汉语的近代文体的形成,日文翻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我们查检《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会发现其中共收入转自日译的欧洲文学翻译就有76种,如果加上登载在杂志上的单篇译作,数量远远不止于此。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科学的翻译,这种转译带来的文体上的影响就更不容忽视了。所以说,这种大量的日语文献、小说被译成中文,加之中文转译的日译西方小说,西化的汉语文体必然包含“日本”这一环节,无视这点便会出现很多偏颇的见解。

　　实际上,鲁迅强调的直译在这一点上是与日本欧文体的周密性主张相一致的。既要输入新的思想内容,在感受文学的同时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 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而要医这病,只能是“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即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73页)。这里说的新的表现法当是由直译而导入的,基于这些因素, 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几点来探讨一下日语对汉语欧化文体形成的一些影响,比如英语定语从句中的关系代词能表述很长的内容,日语翻译后也照样,于是乎,留日作家的句子里也多出现长定语: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狂人日记》)

　　那时候的我,怕至少只有四岁吧。(郭沫若《我的童年》)

　　连买半斤黄酒的金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哪里能忍此奢侈。(郁达夫《还乡记》)

　　前面黎锦熙举的“有字句”也是如此,应该是先由英语翻译成日语后再传到汉语里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斯坦福大学上完朱德熙先生的最后一学期语法课后,回到日本写过一篇文章(《有+N+VP文のNの性格について》,《言語と文化》5号,1992)讨论这种“有+N+VP”句中N的特征,认为“有+名词”表示说话者为实现后面动作VP的一种态度(Modlity),能担负这一名词的,近代新名词较多,如:

　　决心 意思 信心 勇气 精神 资格 条件 能力 关系 希望 把握 可能 机会 必要 责任 义务 权利 理由

　　所以,“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也可说成“回头我没有必要来接您的吧?”日语这种句式出现在明治后期的1894年前后,而中文的这种表述也多出现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显而易见。

　　同样,“非谓形容词”现象也是跟日语有着密切的关联,如:

　　この工場は国営である　　　　　　这家工厂是国营

　　かれは男性である　　　　　　　　他是男性

　　上述句子中,日语的“国営、男性”可以作谓语,而中文反倒不能,只能用于定语修饰名词,这类词在中文里增多也与日语新名词的增长同步。比如:“～式、～型、～性、～色、～等、～級”或“单～、双～、多～,有～,無～,不～,非～”的构词基本上都是这类,再有:

　　人工 交流 直流 全能 万能 兼職 裸体 立体 木質 専業 常務 刑事 民事 上位 下位　合法 高圧 低圧 中距離 短距離 長距離 長期 短期 定期 特種 局部 初歩 積極 消極 大量 少量 高価 高度 高速 野生 新生 専用 日用 内服 前任 現行 固有 稀有 外在 内在 潜在 特定 特製 直属 直轄 直観 直接 間接 絶对 相对 自发 自動 人造 法定 電動 国営 国産 国立 私立 市営 私営 市立 公立 絶縁 臨床 啓蒙 唯物 唯心 保健 当時 臨時 適時 具体 積極 未満 民主 国際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由接头接尾词所构成的新词为多。特别形成对义、类义的一组词,都是从日语转借到汉语里的。但从日语的形成也可看出西欧语言词汇体系的反映;

　　以主谓结构和状宾结构构成的词为多。即是句子的凝缩,也是日语构词的特征之一。

　　日语中的“具体、積極、未満、民主、国際”亦被称作“造語専用”(野村雅昭《結合専用形態の複合字音語基》,《早稲田大学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紀要》11,1998.6),即只能与其他名词复合构成一词,不能单独使用,这点与中文中的用法属同一性质。

　　最后我们再从构词法来看看纯粹来自日语的影响,现代汉语中用“～盲”的词很多,如:“色～、雪～、夜～、文～、群～”等,这里只有“群盲”是遵循汉语构词法的,其他例子均来自日语,如“文盲”便是从日本借过来的。村上英俊《佛語明要》(元治元年[1864])里已有对译:

　　Ignoramment　不学ニシテ、文盲ニ。

　　Inorance　文盲。不学。

　　日文的“文盲”是“盲于文”的结构,可到了汉语里,因没有这一结构,便硬是按照主谓结构来理解和分析。而且还可以将之发扬光大,如:“科盲、音盲、法盲”等,实际上是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另外构词结构的转换,也是引起词义变化的原因之一。如:在中文里本是动宾结构,不成词的,但近代日语将动宾结构改为定中结构,便形成了近代的新词新义:

　　愛人(人を愛する→愛する人)、効力(力を効する→効く力)

　　再如:“持论”一词在《汉语大词典》(巻6,553页)里解释成“立论、提出主张”:

　　我们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持论和当时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时论不同。(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第一章)

　　而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持论”是来自日语的用法,是定中结构,即日语的连体修饰,正是相对后面的“时论”而言的,是“一贯的主张”之义。

　　另外, 大原信一认为,本是日文结构的“文字改革,土地改革”等之所以能得以通行是缘于汉语中缺少 write>writer 这种行为名词(《中国語と日本語》,《言語生活》1974.3)。来自日语的“高利贷”即为行为名词,其他双音词结构现在成了最为通用的构词法之一:

　　～改造: 思想改造,城区改造,厂房改造,河道改造

　　～测验: 民意测验,心理测验,智力测验,素质测验

　　～革新: 技术革新,教育革新,材料革新,思想革新

　　～改革: 土地改革,文字改革,体制改革,政治改革

　　～培训: 技术培训,就业培训,英语培训,会计培训

　　～建设: 城乡建设,基本建设,工程建设,网站建设

　　实际上,我们看近代中文文体的形成不光是要看其欧化的程度,还应看日化的影响。汉语研究的话语权多出自留学欧美的学者,根本缺乏从日语看汉语的视角,所以,现代汉语中的许多现象也都一味地按欧美语言学的观点来加以解释,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客观地、准确地描写出汉语的语言事实,这一点本来应该引起日本的中国语学专家的注意,但遗憾的是他们也多依照中国的语法学家的说法,近来才有内田庆市等先生开始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注意到日语本身对汉语的影响,他提出的途径就是“发自欧洲—经由日本—开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关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01)。我们如果基于这一思路来考虑中日之间的语言问题,或许很多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首先应该是留日学者的职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日本成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