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之论史:汉宣帝为什么认为，“独尊儒家”会导致汉朝灭亡？_风闻

作为西汉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伐匈奴、通西域，平朝鲜、灭越南，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张大了汉朝的国威，西汉喊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但是，汉武帝过分役使民力，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盛世之下危机重重。幸好他晚年痛改前非，封宰相作“富民侯”，以示国家政策的转变，又士兵复员、休养生息，才没有酿成大的祸患。

汉武帝之后，霍光辅政，昭、宣二帝延续汉武帝休养生息之策，西汉王朝平稳发展，形成了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但是但从汉元帝起，西汉开始衰落，以致于有人说：“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为什么西汉王朝衰弱于汉元帝呢？这跟他采用独尊儒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一 汉宣帝痛骂崇尚儒家的儿子

汉元帝叫刘奭，是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在位15年，是西汉第11位皇帝。汉宣帝与许平君伉俪情深，可惜她在刘奭3岁时被人害死，于是宣帝就加倍疼爱儿子，汉元帝7岁就被立为太子。但是，虽然疼爱儿子，汉宣帝却坚决反对儿子独尊儒术的政治倾向。

虽然汉武帝采纳儒生建议，宣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实际上并未真正施行这一政策。比如汲黯推崇道家，多次顶撞汉武帝，却被被他称为“社稷之臣”；再比如法家的张汤，严刑峻法，民怨愤腾，却获汉武帝重用。相反，儒家的狄山博士，因支持与匈奴和亲，汉武帝派他到边塞守鄣，最后被匈奴斩头。这种政策被后人概括为“外儒内法，济之以道”。

可是，汉元帝则不然，他把汉武帝的口号当真了，真心喜欢儒家，要独尊儒术。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汉宣帝重用些喜好刑名律法的法家官吏，动不动就使用酷刑，很多大臣因为犯错被诛戮。于是，信奉儒家仁义治国的汉元帝很反感，有一天，汉元帝对宣帝说：“陛下用酷吏，刑罚太重，应该重用儒生啊！”

没想到，汉宣帝勃然大怒，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也就是说，汉宣帝认为，汉朝治国精髓，既有王道（儒家），也有霸道（法家），怎么是纯粹施行仁政、恢复周朝那套呢？而且腐儒不合时宜，喜欢动不动厚古薄今，怎么能重用？

汉元帝走后，汉宣帝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后来，汉宣帝一度打算废黜汉元帝，但因元帝是宣帝挚爱、早亡的许皇后所生，又无明显的大错，又得到许多儒生支持，他最终不忍心另立太子。后来，不出汉宣帝所料，汉朝在元帝重用儒家后，逐渐衰落，五十多年后，宣告灭亡。

二 汉元帝为何导致国家衰落

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汉宣帝的判断。公元前48年1月，宣帝病死，汉元帝即位，他尊奉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将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增至千人，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合格者即授以相应官职，“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口号。政令诏书，也多引经为据，朝廷上下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多为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宣帝时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被摒弃。以经取士导致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许多人读经为官后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极大地影响了西汉后政权的效能。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

就史书来看，汉元帝受到的评价还是很好的。班固说：“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书·元帝纪》）

但是，好人并不代表是个好皇帝。汉元帝自身政治水平低下，“崇尚儒术”就是一个表现。司马光说：“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三 为什么不能“独尊儒术”？

诸子百家提供了诸多治国理念，除了秦国偏用法家之外，大多数王朝都儒法并用，并以道家作调剂。这一做法被称为“外儒内法，剂之以道”。以汉朝为例，开国之初，推行“黄老之术”，以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之后并用儒家法家治国，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后来的封建王朝施政，也多与之相仿。以儒家为“皮相“，构建出“仁政”的外衣，用伦理道德，加强对臣民的精神控制；以法家为“骨骼”，以严刑峻法加强对臣民的暴力统制，使阶级关系不出现紊乱；辅之以道家的政治学说，给被统治者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让其自然生长，缓和社会矛盾，作促进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三家思想中，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道家则主张顺乎自然。在动荡年代，“乱世用重典”，法家路线能强军兴国，安定天下；在动荡结束之际,人口凋弊,生产破坏,适合道家“无为”政治,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后,适合儒家路线巩固秩序。不过，这时的儒家多以儒释法，为糅合法家、阴阳家、墨家、道家等各派思想的大杂烩，这样才适合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态秩序。

汉元帝向宣帝进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之所以失误，就是因为儒家擅长思想控制，但不擅长富国强兵。儒家强调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靠道德人格的垂范实现天下大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但是，一则这样高素质的君主并不多见，二来道德素质与实际政治才能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变成道德修养问题，既缺乏制度的保证约束，也缺乏可操作性，无益于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所以，“独尊儒术”很容易导致国家机器的虚弱，无益于富国强兵的实现。这正是治国不能“独尊儒术”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