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山西，再一次被中央点名批评_风闻

先考考岛友们：下面两句话，有啥问题？

太原市政府要求，“对太原、大同、朔州、运城四个市开展第四轮省级督察”。

临汾市曲沃县政府提出，要对“太原、阳泉、长治、晋城、临汾、晋中‘4+2’城市划定禁煤区”。

茬找到了嘛？

是的，很有意思。太原一个地级市，要对四个地级市开展“省级督查”；隶属于临汾市的曲沃县政府更厉害了，要对6个城市划定禁煤区。

这么魔幻的文字，真不是岛妹编的。它的来源，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出自山西多地政府提交给中央的环保督察整改文件。

于是，在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开的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西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中，中央督察组直截了当地指出：

长治、大同、临汾、太原、晋中等地出现了照搬照抄整改方案的现象，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影响了整改工作的推进落实。

 

错+错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这轮“回头看”发生在去年11-12月，向山西反馈情况则是在前天。反馈的措辞很值得玩味：

反馈情况中，督察组首先是肯定了山西环保的进展；但我们都知道，“虽然”后面肯定跟着“但是”——但是，仍存在焦化产能扩张冲动依然强烈、优化产业布局要求形同虚设、污染排放问题十分突出等问题； 

同时，也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的问题，这突出体现在多地整改方案照抄照搬。

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大同，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分工方案（试行）》中，直接抄录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于是，在市级文件中出现了“各省市区、省会城市”等字样，直接要给全国下命令了。

挺逗，对吧？

就像小时候学生抄卷子连名字也抄上去一样。堂堂一级地方政府，都能把上级政府或其他地区的方案直接拿来当作自己的整改方案，而且名字都不改？抄都抄得这么不走心，搁在小学，老师不得罚你抄方案三百遍？

一般人都知道，整改，是对过去工作失误失责的改正。整改方案是整改行为的第一步和设计图；路线设计都抄袭、糊弄事儿，还能指望多大程度“真整改”？

真是一出荒唐闹剧。  

**低级照搬照抄开眼界，弄虚作假的整改方案也令人赞叹脑洞——**比如，长治市煤炭工业局名义上于2017年7月印发的方案，却引用了山西省2017年8月和9月印发的两份文件。

如果长治市煤炭工业局已经拥有了时光穿梭机、或者拥有可以精准预知未来的能力，不妨做客下我岛沙龙？

长治市煤炭工业局整改方案印发时间

居然比文中引用文件印发时间还早 

等等……这样的情节，似乎有点眼熟？ 

没错。去年10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第一批“回头看”之后，进驻河北的第一督查组就曾指出，廊坊市固安、永清等县制定的整改方案照搬照抄，唐山市高新区和芦台经济开发区的整改方案除地名人名外完全相同，明显相互抄袭。 

为啥抄作业？真是一个挠头的问题。

仔细想想，原因无外乎两种：懒得做，或者不会做。

懒得做？ 

对那些简单重复、没啥新意，一眼就知道考什么的题目，很多人恐怕还真的懒得做。刷刷刷抄完课代表的作业，可以省下时间和小伙伴一起去玩。这种“懒得做”，岛妹特别理解，有时候还挺佩服这样做的人会用巧劲。

已经工作的人，在工作总结、思想汇报、先进事迹等材料的写作中，可能多少也会借鉴一些案例和模板。如果要上交的材料确实很多，又没有足够时间精力打磨每一份材料，就可能出现“懒得做”；“新八股”的框架一搭，各种成语、排比往里一塞，人名地名和数据往里一套，齐活儿。

督察组发现，山西太岳焦化公司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进入熄焦池

山西、河北等地出现整改方案的照搬照抄，可能就是一种“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惯性。

写文件的人不是干事的人，干事的人不是写文件的人；文件里说的是一套，实际干的可能是另外一套。写文件的人不了解实际工作的情况，那么只能费尽心思，用堆砌文件的方式把工作体现出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无论是写文件的人还是干事的人，都知道文件就是个形式，写成什么样不重要，有一个摆在那里就行。

借鉴一下，参考一下

不得不说，在基层，“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有时候是管用的，因为有时上级来检查工作的也只是个写文件的，只懂看也只会看文件。只要工作有实效，文字工作有点夸张、虚构似乎无关紧要。

如果脸皮再厚一点，运气再好一点，文件出了，工作就算干完了，对上级也就有交代了。

没想到，这一次中央环保督察居然看得这么细，各种文件里相互抄袭、弄虚作假等问题都找出来了。

这咋整？

不会做

抄袭事小，背后折射出的事大。

整改方案照搬照抄，除了体现出这些地方政府敷衍、应付的态度，恐怕还暴露出工作能力的不足。

督察组发现，吕梁市金桃园焦化公司焦炉四处冒火、浓烟滚滚

顾名思义，整改方案是上级整改意见提出后，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的落实方案。每个地方情况不同，问题也不同；最清楚问题症结的，应该是每个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当然应该对症下药。

坦率说，工作难度肯定不小。在山西、河北这样历史形成的能源型、重工业型省份，厂矿林立，需要去产能的企业极多，牵涉到的就业、社会稳定等问题又多，地方利益错综复杂，很多问题肯定不好解决，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

可是中央环保督察这么强的“东风”摆在这儿，就没想着去借一点？我们早就分析过，中央环保督察借鉴、对标的规格和方法都是从反腐的中央巡视组那里来的，这么高的政治规格，到了下面难道“纹丝不动”？

要知道，中央把污染防治列入”三大攻坚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许一些工作现在做不到、做不彻底，可摸底工作总要做个七七八八吧？比如，禁煤区要不要划，怎么划？哪片先划，哪片有困难只能后划，总得有个大致的判断吧？

如果这些摸底工作和基础判断都做不了，后面的工作肯定没法儿开展。

去年8月份，山西临汾因为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动手动脚”，副市长第二次被进京约谈。约谈临汾的生态环境部和山西省政府认为，数据造假的做法“严重背离了中央要求，严重误导了环境决策，严重侵害了公众知情权，严重伤害了政府公信力，情节十分严重”。

对空气质量数据造假的定性都如此严重，照抄照搬整改方案，是不是也够得上相似定性？

从我们调研的现实情况看，地市以下环保及相关部门专业人才短缺比较普遍，以至于写文件的人不懂业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环境治理能力不足，通俗地讲就是“不专业”，可能是这些地方抄整改方案的直接原因之一。

但在根子上，解决问题最需要的，依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态度。作为一级地方的主管者、直接治理者和决策者，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或者在心态上不把环保整改当回事儿，昨天的数据造假、今天的照抄照搬，明天还会上演不同的戏码。

过去，在发展GDP为导向的政绩竞争中，各地纷纷能够做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整套针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也就是北大学者周黎安所言的“政治锦标赛”机制：经济发展得好，晋升的几率就高；在地方间的竞争中，这构成了官员非常直接的动力。

现在“指挥棒”变了。强调不唯GDP论英雄，但如何考核生态环保实绩、如何配套地赏善罚恶，让地方官员真正有动力去做这件既麻烦又艰苦、可能得罪人、还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出短期效果的事情？

这是一道非常深刻的考题。但是，如果看不清中央政策的走向，也绝对难称“政治上的明白人”。 

话又说回来，在中央第二督察组向山西反馈“回头看”和专项督察情况的次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结果。表现最差的十个地级市里，山西三席，吕梁全国倒数第一；河北两席，邢台名列倒数第三。 

两个整改方案被中央点名“照搬照抄”的省份，近期环境治理成绩如此不理想。

除了历史包袱之外，恐怕，作风与治理实效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巧合。

2019年1-3月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后30城市及所在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