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纪念五四运动 我仿佛看到溥仪认李自成当祖宗_风闻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21世纪任何一个华人社区都很难绕开五四运动。于是，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华语世界的大多数组织都从自己的角度纪念五四。

然而，还是有一则纪念消息让马前卒工作室大吃一惊：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5_05_500275.shtml

这条帖文中，李显龙分享了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十年前的一篇文章。

文章认为，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别平等、反对黄色文化、强调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学与技术。

“它（五四运动）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

在庆祝五四百年之际，杨荣文指出，中华民族应弘扬的五四精神，该是“刚强与纯净的精神”。

“欠缺刚强力量，中国人将再度被欺凌，但是刚强的中国不应怀有报复之心，也不可打压其他国家。”

但是，哪派势力凑五四运动的热闹都可以，唯独李显龙来纪念格外滑稽。因为五四运动的两大目标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专制）。

眼下从国际角度看，新加坡是美英资本的附庸，美国滨海战斗舰就驻扎在新加坡樟宜基地。李显龙天天赞美美国驻军给新加坡带来安全，表示愿意配合美国的东南亚战略，这种总理谈反帝国主义？我很好奇在李显龙眼中， “帝国主义”指谁？

2017年10月23日，李显龙专门向特朗普表态，支持美国继续驻军新加坡

从内部治理看，新加坡是封建世袭制城邦，人民行动党到处惩戒不给自己投票的选民，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相继，中间让吴作栋装饰几天，李光耀还始终留在内阁里做“资政”，这种国家谈反封建？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得看看新加坡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

前面提到李显龙引用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发言纪念五四。纪念日当天正是这个杨荣文为新加坡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书面致辞，查查联合早报网，研讨会的主办方和联办方“亮点”无数，以至于马前卒工作室甚至顾不上考虑李显龙纪念五四的动机：

座谈会由南洋孔教会主办，新加坡陈延谦基金赞助，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中国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台湾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鹅湖月刊社、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研究所联办。

http://www.zaobao.com/news/fukan/multiplex/story20190504-953835

孔教会！这个词在中国历史课本上非常显眼，而且总是和五四运动成对出现。过去几十年，只要谈到五四运动，官方文件总是首先把孔教会拖出来批斗，所谓“打倒孔家店”是也。为何是它主持五四运动百年纪念？

南洋孔家店

孔教会由康有为于1912年建立。作为半宗教半政党组织，它积极参与了1915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两次政变，是封建世袭制的狂热拥护者——虽然不是特别在意尊哪家的皇帝。

这群“儒生”疯狂的反动行为教育了陈独秀等人，让他们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封建意识形态依然统治着中国，所以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全力反封建。

北洋政府的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中有“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一条，使孔教会获得了官方身份。

整个北洋军阀时期，虽然新文化运动一直对孔教进行口诛笔伐，但孔教会依然不断扩大。1921年孔教会受政府支持，在甘石桥建立起占地十五亩的“孔圣堂”，作为孔教会的“总会堂”。1923年孔教会建立“孔教大学”，1924年招生500，在当时北京私立大学里排名第一。

此时的孔教会号称“极盛”，全球有分会两百个，会员三十万。南洋孔教会就是这时建立的分会，是五四运动头号大敌的“正宗”嫡传。

然而，20年代孔教会的“极盛”，不过是各种封建大杂烩靠宗教形式进行的一次无用反扑，是袁世凯称帝的余波。不等新中国革命政权动手，蒋介石的买办资本主义就容不下它多吃多占。1927年北伐战争后，蔡元培，蒋梦麟，李石曾等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掌控国民政府教育文化部门，一度禁止祭孔，推行孔庙归校，废止读经等政策。随着政府收回补贴，1930年孔教会就在大陆烟消云散了。

但在东南亚，当地华人社区并没有经历完整的新文化运动洗礼，而孔教作为一种宗教化的儒学，客观上为中文水平较低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提供了识字教育服务，所以在国内孔教会烟消云散的时候，马来亚半岛上的孔教组织还能得到一些资金支持，与华校体系（请参看本公号《马华公会》一文）结合，以民间儒学经典培训机构的身份生存下来。

到了七十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保守势力为了与左翼对抗，避免被中国支持的东南亚革命风潮消灭，重新出钱供养儒家文化，孔教会因此获得 “新生”。

具体说来，南洋孔教会的兴起，和参加本次新加坡五四纪念会的另一个组织还有很密切的关系——协办方台湾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鹅湖月刊社。

蒋家宠物

被李显龙请到新加坡的鹅湖月刊社是台湾省文化机构。《鹅湖月刊》从1975年开始发行，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物。这场复兴运动的发起人是蒋介石伪政权，从1967年开始，持续二十年，成为当代中国各种“国学”的起点。

（“鹅湖”的寓意是朱熹与陆九渊的儒家讨论会，对应宋儒传承。同时，“鹅湖会”又是辛弃疾与陈亮讨论北伐战略的对谈，暗喻“北伐中原”，符合国民党的“反攻”口号。）

蒋介石政府曾经扫清了大陆的“孔教会”，为何又在逃台近20年后重新鼓吹“中华文化”?因为蒋介石老了，众叛亲离，也不敢指望通过“反攻大陆”来获取合法性，必须为自己的儿子乃至养子提供世袭理由。

六十年代初，随着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蒋介石挟美国支持重写宪法，建立“终身总统”与“万年国会”体制，导致政府内部自由派激烈反弹，引发震惊台湾的雷震案。“国策顾问”站出来反蒋，让蒋介石意识到官僚并不愿绑定于蒋家。

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0年代搞定两弹一星，对美苏说话也不用低头，蒋介石再也不能以“反攻复国”号召台湾人跟随蒋家路线。

七十年代初基辛格与尼克松相继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华人民共和国拿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眼看美国支持也靠不住，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政权内残存的现代性，向北洋乃至清朝政权倒退，捡起“传统国学”，制造一系列现代神话，论述政权合法性。

1966年，中国成功试射导弹核武器，1967年蒋介石立刻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到1972年蒋介石病入膏肓，蒋经国逐渐接班，运动渐入高潮。

1979年中美建交，国民党死硬派感觉天塌地陷，全心全意地制造现代神话，论述蒋家合法性。于是，文艺方面我们看到了歌曲《龙的传人》，几千年来第一次把“龙”这个水神吹成中华始祖。在严肃文化方面，主阵地就是李显龙刚刚请到新加坡的《鹅湖月刊》。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鹅湖月刊领军的“国学大师”主要是牟宗三，唐君毅，以及徐复观。

牟宗三在1930年代就加入张君励的国家社会党，属于不计较主子是谁的老牌帮闲文人。其弟子王财贵，是当代中国儿童无脑读经热潮的开创者，他在大陆建立的“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光在北京就有几十所加盟学校。目前大陆儒佛两家拉上公立学校齐念《弟子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最显著战绩。

而唐君毅作为国民党“儒家”文人代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口大骂：

“如狂犬之对日月而乱吠，而同于禽兽之行”，

认为五四运动参与者是：

“文化上的卖国贼”。

最后说领袖徐复观，他最初的身份是军统少将特工，抗战期间代表国民党驻延安，后来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算得上蒋系核心人员。但是，1955年孙立人兵变，他亲自为孙立人准备得手后的人事安排，两面投机。兵变失败后，徐复观被开除国民党籍，还被被蒋经国骂为“无耻文人”，成为“独立知识分子”。

然而，不能做官，依然可以吃保皇饭。体制外知识分子、“无耻文人”、新儒学旗手，三个身份结合颇有用处——从北洋时代开始，这种人就是世袭政权的最好装饰品。

蒋经国蒋孝武要代代割据台湾，《鹅湖月刊》当然总不缺补贴，直到国民党下台也能苟延残喘。

由此大概可以看出新加坡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是什么路数——这批人本是李家的常客。若非一群保皇党纪念五四运动太显眼，《鹅湖月刊》一系儒生到新加坡捧场并不是什么新闻。

一切都是政治

如果说中华民国搞“中华文化复兴”，是在政治需求之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外省人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怀念，那么新加坡搞“儒家伦理”，才是纯粹的“政治应用”。

在新加坡独立后的二十多年里，和台湾所谓“三（左翼，台独，党外）合一敌人”一样，李光耀政府也将亲中（既然包括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包括亲中华民国）、左翼与华校这些无法纳入行动党控制的“敌人”一视同仁。

所以李光耀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1961年中文水平还被小孩耻笑，从来不说自己看过任何儒家经典，多次强调“亚洲价值观不是儒学，而是印，回，佛，儒相结合”。

李光耀长期仇视作为东南亚儒学大本营的南洋大学，先在1976年用行政手段要求使用英文教学，造成大量教授跑路，1980年用强制合并进去新加坡大学，并最终将之改造成理工大学。

文中提到的那个南洋孔教会也被新加坡政府严格限制，很长时间不过是个“孔子纪念馆”，最大活动就是每年孔子诞辰日在新加坡中学搞个征文比赛。八十年代末新加坡大搞“儒家伦理教育”，宁愿花了大价钱找“国际学者”，也不让南洋孔教会参与，其防范之重可见一般。

另外新加坡这个“名扬世界”的儒家伦理教育，也是典型政治操作：80年代初，李光耀先合并南洋大学，又将当时华校纳入所谓“统一源流”，一面必须开办英，华，马，印，四种语言班，一面完全控制老师与校长的调动与提拔，造成新加坡中学文史教育一落千丈。

这造成新加坡华人社会严重反弹，新加坡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中学三四年纪选择一门“宗教知识课”：耶，印，回，佛，儒，所以不过是宗教教育的一门，最讽刺的是：新加坡政府虽然开始大肆宣扬儒家伦理，但一直强调儒家“非中国，非华人”，而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1984年，其他宗教课程都开始全面推广，而儒家伦理可却因为英文版本写作困难，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正式推行，但很快就在新加坡社会“蕴藏猜忌的力量”。首先是华人进步知识分子认为在现代社会从新用宗教的方式宣扬儒家完全是开倒车。而另一方面，保守的华社与华校以传教的热情，大肆宣扬中文儒学教育，被新加坡政府视为“沙文主义回潮”。因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理由，儒家伦理教育和其他宗教课程一起，在1990年随着李光耀顺利完成政权过渡，全部噶然而止。

市场转移

总而言之，海外新儒家或许也有真做学问的教授，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为世袭家族论证合法性，保证“国二代”乃至“国三代”平稳接班。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之间，严家淦当了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为过渡，此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达到极盛，唯恐蒋家传承出现变数。与之类似，吴作栋插在李光耀、李显龙之间当总理的年代，新加坡也大搞儒家伦理教育。

现在李显龙过渡年份又到了，刚刚宣布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做接班人。为了给李家王朝提供支持，新加坡领导人除了对英美表忠心外，还努力把一切华人圈文化活动都涂上儒学保皇党的油漆。

在台湾失去市场的“鹅湖系”当然不会放过这块祖传业务，毫不犹豫地冲上来占领市场。但孔教会在南洋经营多年，怎么会让新来的神棍垄断话语权？最多分你一个“协办方”身份。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新闻。

对于李显龙来说，五四运动是个绝对无法回避的历史事件，一定得说句话，才显得自己是个现代领导人。至于由孔教会与“鹅湖系”出面组织纪念活动，反正新加坡没有革命史教育，谁会在乎其中的矛盾呢？

也许只有马克思同学会微笑吧：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总之，五四运动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现代社会的起点，是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话题。李显龙虽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封建土邦君主，但也不得不向时代的大趋势低头，装模做样地出来说两句。可见五四运动影响之深远。

但是，台湾省和南洋华人社会未经文化革命洗礼，保留了太多的文化僵尸。所以，即便是粉饰“现代性”的纪念活动，李显龙也只能找当年五四运动的敌人来主持。大陆的五四运动纪念花样百出，但极少有新儒家露面，仅此一点，我们就该感谢70年前的社会革命。

（作者：穆好古）

作者穆好古说明：

本文经过马前卒修改，首发于马前卒工作室公众号。文章发布后引发部分读者质疑，特此在这里对一些疑问做集中解释：

首先，这篇文章结论是马前卒下的，和本人没啥关系，毕竟我作为熊十力的再再传弟子，也知道当代新儒家不过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哪配去论证“世袭合法性”这种东西呢？

其次，我原文里有些对他们个人和学术的评价被马前卒删了，在这补上

这些所谓二代新儒家学术成果，基本如李泽厚所言“将宋明儒学用现代语言从新阐述”——重新发明轮子而已，学术研究基本停滞，和当时大陆哪怕在文革时期都还在发展的三古（古文，古史，古物）研究完全没有可比性。

所以既不如前一代如梁漱溟，熊十力，贺麟这样，接受了完整传统经史教育后，在“学贯古今”的基础上，面对西方压力，努力让中国传统学术适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如他们后一代，如余英时，杜维明这样接受整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后，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面对日益发达的东亚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搞出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的作品。

就个人而言，我原文说牟宗三一直政治味比较淡，有老派文人范，而徐佛观勉强还算个“自由知识分子”，不过说气节，看看人家萧公权，公开说孙立人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唐君毅才真是铁杆反G的“文化反动主义分子”。

最后，有一段关于新加坡对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手段，因为篇幅和内容所限，也没进如公号正文，这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