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专辑之三：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_风闻
简单点-2019-05-08 10:01
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
李 斌
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 年第7期
**摘要：**郭沫若与沈从文的论争，持续时间长，牵涉面广，其缘由得失，迄今未有定论。限于篇幅，本文仅考察1946-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呈现与相关文本的细读，笔者认为这不是限于文艺圈内的局部事件，而牵涉到国共双方、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报刊杂志等当时中国具影响力的各种势力，更涉及到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相关实践，对当下知识分子思索有关问题仍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郭沫若；沈从文；民盟；第三方面力量
郭沫若与沈从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相互批评和指责，不仅持续时间长，且事出多因，牵涉面广，对于不同时段的论争，应分别考察评判，不宜笼统论定孰是孰非。限于篇幅，本文仅考察1946-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论者述及沈从文改行或郭沫若在文艺界的表现时，屡屡提及此事。[1]但相关论文大都仅注意到《斥反动文艺》或《拙劣的犯罪》等一二次批评，论述有所不周。且在检讨此事时，无论臧否，或站在时代所认可的正确立场；[2] 或以理性或感性，道德或人格之类抽象概念为出发点，将问题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3]或将此事局限于个人恩怨或文艺圈内，[4] 而于批评文章及相关背景尚缺认真研读与仔细钩沉。笔者认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固然是两人长期以来的个人恩怨特别是抗战时期相互指责的延续，[5]但集中表现了郭沈二人对于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途径之分歧，不能仅从个人恩怨角度解读，也不是限于文艺圈内的局部事件，而牵涉到国共双方、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主要报刊杂志等当时中国具影响力的各种势力，更涉及到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相关实践，对当下知识分子思索有关问题仍具现实意义，值得仔细描述和评析。
一、《从现实学习》与《路边谈话》
战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最初批评，系针对《从现实学习》。《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3卷时，编者认其为“自传性文章”[6]。这代表了学界的普遍看法，相关解读文章大都指向沈从文如何坚守纯文学理想。但笔者读后的基本判断是：与其将它看成自传，不如看成政论。
沈从文称当时为“杨墨并进时代”，他既不从墨，也不从杨，因此有不少“责备与希望”，所以特意写作该文，“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 [7]。“杨墨”仅仅是一种文字修辞，还是确有所指？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似乎并不在意。[8] 但当时言论界谈及“杨墨”的并非沈从文一人，[9]当确有所指。综合各种材料，笔者认为，沈从文所谓的“杨”，指“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的国共两党；“墨”，指的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10]因此，《从现实学习》并非仅仅自言其社会重造的理想和经历，而是介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
对国共两党武力相争的批评，是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但对民盟为代表的第三面力量的批评，却颇为独异。这突出表现在他对闻一多毙命和民盟争取国府委员名额两件事的评价上。
沈从文说“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而为愚人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所谓“毁去”的朋友，指的正是不久前惨遭暗杀的跟沈从文同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闻一多。相比于闻一多，沈从文更看重像他自己这样沉默着的“生者”。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用“愚者一击”来描述闻一多被特务枪杀的事实。经过长期调查，1946年9月，民盟正式发布《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以大量确凿证据，确证凶手和主使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要求“课问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责任”。[11] 事实既已大白天下，沈从文10月写《从现实学习》却还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难怪民盟成员，闻一多和沈从文的共同学生，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王康以史靖的笔名发表文章愤怒指出：“沈先生不仅在积极地帮凶，而且消极地一字一句的都在宽恕和抵消反动者的罪过。” [12]后来沈从文大概也觉其表达有问题，所以将“愚人一击”改为“反动派当权者爪牙一击”。《沈从文全集》注明所收《从现实学习》来自《大公报》原刊，其实所用乃沈从文建国后改过的版本。
沈从文认为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努力奔走的目的的只是在政府中有官可做。《从现实学习》中提到的“国府委员”，正是当时谈判所争焦点之一。1946年1月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政府组织案》规定，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前，应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为40人。“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决议。” [13] 后来国共谈判中国民党只给中共及民盟13个名额，而中共和民盟坚持要14个名额,后者争取的正是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可见，中共和民盟奔走的并非有官可做，而涉及联合政府是否依然属一党专政的重大问题。
闻一多牺牲后，郭沫若先后写作悼念作品达10篇以上，积极参加各次追悼会并发表演说。他并不认为闻一多为“愚人”所击，而明确指出系“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 [14]。同时，郭沫若还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南京谈判，是努力奔走联合政府的第三面力量中的重要一员。
由于立场的截然不同，对于沈从文的相关言论，郭沫若当然有意见，但还留有余地。1946年12月31日，郭沫若写作《路边谈话》，不点名批评沈从文说：“既有口谈民主而心想做官者。扩而充之：凡谈民主者皆想做官者也。更扩而充之：凡不谈民主者不想做官者也。更扩而充之：凡反对民主者反对做官者也。我虽然是在做官而却反对做官，故我最清高，最杰出，最不同乎流俗。这是新京派教授的又一逻辑。〔附注〕大学教授亦朝廷命官也，不要忘记。” [15]此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沫若文集》第13卷时，郭沫若在“新京派教授”后注释说：“此人指沈从文”。但当初的不点名无疑为沈从文留有余地。
二 、沈从文的等级文学观与《新缪司九神礼赞》
沈从文除了对第三方面力量的牺牲和努力充满偏见外，对其成就也并不认可。其中所体现出的贵族气和等级原则，是对他自己所追求的民主原则的违背，因此受到了郭沫若在《新缪司九神礼赞》中的批评。
在《从现实学习》等文中，沈从文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秩序。他将小说置于文类的金字塔尖，诗歌、杂文等文类被归于低等级中。沈从文看不起杂文，认为杂文已经消失，“无可追寻”。[16] 作为文学副刊的编者，他劝写诗的年轻人“最好还是用手中的笔转而写散文，兼及人事的散文”。[17]他尽管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徐盈、子冈的新闻通讯，但当子冈采访他时，他却对子冈说：“俟国家安定，应该放下记者生活写点久远性的文艺东西，因为‘生活不应该这样用法的’”。[18]
不同的小说所选择的题材和表达的主题是不同的，沈从文对此也有价值等级评判。他希望小说家承担起“观念重造设计”的重任。[19]他的小说主题，多是在“夜深人静，天宇澄碧”下所作的抽象思索。对于正在进行新的实验的解放区小说，他一概否定。
从上述文学观念出发，沈从文认为除表达“抽象观念”的小说家之外的作家学人大多无足观。他批评抗战期间昆明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学识上既无特别贡献，为人还有些问题” [20]；认为第三面力量中很少有人“在最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当在人民印象中。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自见？” [21] 批评丁玲等作家去延安是“积极参加改造”，“是随政治跑的” [22]，“没有什么作品”[23]，嘲笑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 [24]沈从文的这些观点受到文艺界的批评。1946年12月29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在清华同学会举行辞年晚会，散会前由胡风将名作家意见汇总，作一总检讨，检讨提出了当时文艺界的四种不良倾向，其中第一种倾向是“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 [25]
郭沫若因记错时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看到新闻后补写了《新缪司九神礼赞》，该文声援了文协同人，主要目的是批评沈从文的文学等级观念。
郭沫若说：“关于所谓文艺的范围，我不想把它限制在诗歌、小说、戏剧、批评里面，虽然现今的文艺朋友们，尤其是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他们藐视诗歌，抹杀批评，斥戏剧为‘不值一顾’。文艺的天地应该更要广泛。”所谓“少数温室作家”，指的正是沈从文。于“温室”之外，郭沫若在小说、诗歌、戏剧、批评方面举出了骆宾基、路翎、郁茹、马凡陀、绿原、力扬、夏衍、陈白尘、吴祖光、荃麟、杨晦、舒芜、黄药眠等一大群作家的名字。将文艺扩大范围，值得郭沫若列举的就更多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杜守素、翦伯赞、侯外庐、胡绳、于怀、许涤新；“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的新闻记者；“机智的锐敏，深刻，丰富而健康”的漫画家；“划破了黑夜的天空”的木刻家；“在杀人的苛重捐税与无形的检查制度之下，拖着沉重的高利贷，作朝不保夕的滴血的奋斗”的戏剧电影家；“在人人的心中作着无声的怒吼”的音乐家。文章最后，郭沫若饱含深情地歌颂了这些文艺家，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沈从文：“我虔诚地敬礼着这些朋友，这些温室之外的从事小说、诗歌、剧作、批评等文学工作的朋友，从事于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研究的朋友，新闻界的朋友，漫画木刻界的朋友，新音乐界的朋友，戏剧电影界的朋友。朋友们哟，我想称颂你们为‘新时代的缪司九神’，你们真以过人的努力，克服着当前的超级地狱，而在替我们播着火种。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 [26]
对于郭沫若的上述观点，当时没有不同意见，倒是沈从文的观点，除郭沫若外，还有很多人不赞成。《沈从文年谱》说《从现实学习》“受到左翼阵营作家的激烈批评” [27]，其实对沈从文的批评来自持各种立场、各种背景的作家学人。这些人倒并非都来自左翼阵营，甚至跟沈从文同在北平的自由主义文人，对于沈从文的观点也不尽认同。
如同郭沫若一样，大多数作家学人对沈从文所谓的杂文“无以为继”持批评态度。王康认为：“杂文的极盛时代固然在九一八后的那几年，但杂文直至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必要，绝不如沈先生武断的已经‘无以为继，无可追寻’。” [28] 杨华在批评沈从文的文章中认为，杂文“其实也并非真的‘无可追寻’，这个优秀的传统一直继续到现在；现今，即使是初离中学的青年，只要他对文学感到一点兴趣，大概没有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以及《花边文学》诸书的” [29]。最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好友朱自清，对于杂文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36年鲁迅逝世后，朱自清坦言对鲁迅上海期间的作品看得不多。[30] 1948年他却特意找出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来看，[31]称鲁迅杂文为“更尖锐的战斗武器”，并认为“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诗，可是这是个更需要散文的时代。” [32]
沈从文抹杀第三方面人士的成就，也受到了质疑。王康说：“我们要反问沈先生，在谈判中奔走的民主工作者，除了已经出卖了政治生命的以外，那一位在他们一生中没有在社会上有过成绩表现！” [33]这是符合事实的。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都是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是著名的佛学研究者，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是著名的文学史家、诗人。无党派人士，第三方面重要代表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不仅获得中共和左翼人士的高度认可，就是沈从文周围的自由主义文人，甚至国民政府的官方学术机构，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顺利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就是很好的说明。这证明沈从文说第三方面人士没有“有以自见”的成绩，的确充满偏见和歪曲。
三 、《新书业和作家》与《拙劣的犯罪》
继《从现实学习》后，沈从文写了《新书业和作家》。这篇作品延续了他在京海派论争、《从现实学习》中的观点，轻轻抹杀独裁政府对于自由创作的妨碍，受到郭沫若的严厉批评。
在《新书业和作家》中，沈从文站在 “职业作家”的立场，希望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健全的、有利于新文学发展的出版市场。沈从文认为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职业作家”一直生存艰难。他将这一原因归结为新书业和作家之间的“不健全待修正的习惯”。为了改正这一习惯，沈从文要求出版家不要将自己的事业当成“纯粹商业”，而应该“想到作家也应算作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费。沈从文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作为，关键在于出版部门“在固定版税制度外，肯为作者想点办法。”在讲到创造社时，沈从文认为，创造社“一面感于受当时有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作品无出路”，于是自办出版，“终因为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最终倒闭。[34]
郭沫若读完这篇文章后，发表了《拙劣的犯罪》，严厉批评了沈从文在创造社历史的叙述中体现的“不顾事实，自我作故的态度”。郭沫若以当事人的身份，认为创造社既没有“受当时有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也没有“受出版方面压迫”。尤其是创造社的结局，它是“遭了国民党的封闭，于是寿终正寝”，而并非经济方面的“不易维持”。从创造社倒闭原因说开去，郭沫若认为：“书业的不振或不正和作家的受罪，分明是政治问题。一句话总归，政治的不民主使凡百正业崩溃，书业自不能除外，作家也不能除外。” [35] 这跟沈从文从书业本身找原因，其分歧显而易见。
其实，郭沈二人的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作家当时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业本身的不健全，二是政治的不民主。就郭沈二人的亲身经历来说，也都受到这两方面的困扰。
沈从文尽管强调书业的不健全导致职业作家的困难，但他也受到了政治不民主的困扰。沈从文本希望靠版税过活，事实上却不可能。他的作品遭到苛酷检查。“集子每本都必被扣数篇，致无从出版。” [36]检查制度导致他“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只好向胡适求助，看能否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打开销路，支持他继续创作。[37] 郭沫若尽管强调是政治不民主对出版业和作家的伤害，但他也受到出版业混乱的困扰。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就已经发现了他本人著作的盗版书。郭著侵权到抗战以后越来越严重，1946年6月，郭沫若不得不登报维护版权。[38]
可见，作为多产作家的郭沫若和沈从文，实际上都受到不民主的检查制度和混乱的出版市场两方面伤害。但由于各自对于重建新中国途径的思考路向不同，所以强调了不同的侧面。创造社究竟倒闭于经营不善还是政府查封，是郭沫若和沈从文本次分歧的出发点。沈从文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不清楚情况的后来学者，却认为郭沫若拿这件小事做文章“令人匪夷所思”[39]。的确，如何讲述创造社历史事小，但背后体现的政治立场及知识分子对专制统治的态度事大！对于郭沫若来说，政治的不民主是他面临的更严峻的事实，也是他一直奋斗着要求改变的境况。
在写作《拙劣的犯罪》的1947年2月，正是国民政府肆意违反政协决定，压制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统治时期。而这却被沈从文在文章中所忽略。
沈从文看重北方的报纸副刊，尤其是《大公报》副刊：“由综合性转为专门，每周排定日程分别出史地、思想、文学、艺术各刊，分别由专家负责，配合了当时的特约社论，得到新的成功。” [40]他认为这“比上海方面用杂文、辱骂、造谣方式吸引读者情形，结果将不同些（可惜其他编者还不大感觉到这个需要）。” [41] 其实，南方的副刊，也有过如此尝试。就在沈从文发表上述言论一月之后，郭沫若应徐铸成之邀，主持革新上海《文汇报》副刊。革新后的《文汇报》在形式上学习的正是《大公报》、《益世报》等北方报系。其副刊编辑由“专家负责”，内容由“综合性转为专门”。按照沈从文的说法，这正是“专家学人”“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 [42]。但是，1947年5月，因国民政府的查封，《文汇报》副刊革新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
沈从文希望“无妨从各方面着手，大家各从不同方式、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作去，有个长时期自由竞争，争表现，所谓文坛会丰富些，思想也会活泼些”。[43] 但事实说明，国民政府不允许专家学人“竞争表现”。而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沈从文却并无批评。所以郭沫若批评他“一手轻松便把政治的责任推开，而把严重的罪状加在出版家们的头上”，“这简直是超过了帮闲的范围，而死心踏地的帮凶了。” [44]
四、 《一种新希望》与《斥反动文艺》
随着分歧的逐渐扩大，批评也逐渐升级，最终出现了《斥反动文艺》这篇最为权威，也较受争议的文本。《斥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的部分主要分为两点。第一点批评沈从文的《摘星录》等小说为“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第二点批评沈从文自抗战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政见，特别是《一种新希望》，“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 [45]。本文重点探讨第二点。
《从现实学习》发表后，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王康、林默涵、杨华、文协上海分会、文协香港分会等的严厉批评。但沈从文却认为这些批评“是民盟一方的玩意儿。” [46] 1947年9-10月，民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一再发表谈话，认为民盟反对内战即为附和共产党。10月23日，民盟在南京的两处办事处均被军警围困，检查出入人员。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要求各地治安机关对于民盟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当晚，民盟总部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暂时停止活动。就在民盟处境日益困难的境况下，沈从文于1947年10月21日，11月9、10日先后在上海《益世报》，北平《益世报》发表《一种新希望》。
《一种新希望》将“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作为“书呆子群收拾破碎，以图补救的措施”之一。[47] “第三方面”具体何指呢？邵荃麟认为指“目前以《大公报》《观察》为中心在宣传的所谓‘新的第三方面运动’，实质上却是四大家族和平阴谋的一部分”。[48] 这一看法影响了后来的史家。但值得商榷。《大公报》《观察》所宣传的“新的第三方面运动”是在1947年10月底民盟解散以后方才兴盛起来的。沈从文本人亦属于这些学人议政群体的一员，他不可能批评刚刚兴起的自己所属的群体“遭遇挫折”。笔者认为，此处“遭遇挫折”的“政治上第三方面”，指的正是以民盟为代表的调停国共冲突的各民主党派。
沈从文将“政治上第三方面”遭遇挫折的原因归结于“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托希望又过大，预收绥靖时局平衡两大之功，当然不易见功。”指责民盟被解散在于民盟自身的原因。其实民盟的被解散，正如香港学者叶汉民所说：“此举无异将自由主义民主派完全排斥于主流政治之外，显示出国民党无法容纳西式民主，象征着西式民主运动在中国的边缘化。” [49]沈从文对于手无寸铁追求民主自由的民盟，仅仅因为个人恩怨，便如此落井下石，在原则问题上是非不分，在事实上只能成为独裁政府的“帮凶”。难怪作为民盟成员的邓初民，在郭沫若提到沈从文们时，会义愤填膺地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 [50]。
国民政府容不下在国统区最高学府任教的留美知识分子闻一多，容不下没有武力却奔走调停的民主同盟，这样的政府当然是独裁专制政府，而沈从文没有一句批评。这虽然并非“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51]，但客观上却认可了当局的法西斯统治。所以，笔者认为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虽然语气过火，但对沈从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郭沫若在1948年3月是否应该发表这篇以过激的口吻，绝对化地认为沈从文“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的文章，却值得探讨。
沈从文被批评的言论尽管不合时宜，但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比如《一种新希望》中倡导“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重新检讨“‘五四’运动”，以及“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 [52]等言论，都值得认真思考。战后郭沫若一直为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一直捍卫民主自由的原则。新政权是以新民主主义为标帜，既然是民主，就应该包容异议知识分子，允许不同政见者公开发表意见，不然，跟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又有何区分？1946-1947年间，郭沫若处于在野甚至受迫害的地位，其对专制政府及各种为专制政府开脱行为的严厉批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勇气。到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国统区经济趋于崩溃，国民党人心丧失，专制政府的垮台已指日可待。郭沫若跟中共领袖关系亲密，在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中有出色表现，他无疑会成为新政权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郭沫若的身份即将发生重要变化。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在身份变化后，如果再像从前一样，以一种绝对的、过激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在文化界发言，将违背他多年来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此时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未来新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他最应该捍卫的，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民主自由原则。对民主自由原则的捍卫，即便不鼓励，也应该允许异议分子继续发表意见。作为本身不对新政权构成威胁，愿意以一个专家身份努力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大学教授沈从文，无论之前如何糊涂，如何“帮凶”，但在新的社会中总会有所贡献，郭沫若不应在实力扭转时期对其施以更加严厉的批评。
结语
郭沫若与沈从文在不同时段的不同论争，由于情况不同，应有不同的分析和结论。本文仅考察战后三年间的郭沈论争，所得出的四点结论不针对1946年之前，也不针对1949年之后。一孔之见，就正于方家。
第一，郭沈二人冲突之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强盛的新中国，以及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有何作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相对于国家，沈从文更注重社会的重造。他将当时有影响力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拥有武力在战场上厮杀，第二类为“政治上卖空头活动人物”，第三类即以“职业作家”为代表的专家学人。沈从文于专家学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用“尊严高尚抽象原则”从事“社会重造”，培养大多数人具有“抽象健康观念”、“高尚情感”[53] 及“爱与不忍之心” [54]，“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的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 [55] 相对于社会，郭沫若更注重国家政权的建设。他将建设新中国的方式寄托于由上至下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具体方式在于尽快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仿效战后法国等新型民主国家，建立包括执政当局和各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从理论上说，国家和社会可以分头改造，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一体两面。没有民主的国家政权，社会的改造往往纸上谈兵，没有健全的社会思想，民主的国家政权也不易维持。而在国家政权不民主，社会建设不健全的战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更是纠结缠绕，不宜分离。同时，郭沈二人不可能各说各话，而涉及对当时不同政治力量的评说和归依。由于可能诱发实力的介入，因此并非说说就算完事，严厉的论争不可避免。
第二，沈从文在议政中漠视其他力量的努力、牺牲与贡献，客观上推卸了专制政府的责任，违背了他本人所追求的民主原则。为了突出小说家的作用及社会重造的重要性，沈从文漠视闻一多等民盟人士的牺牲；曲解第三方面人士争取国府委员名额等活动的动机；将第三方面人士描述成不学无术之徒；将创作的困境归结为新书业的不健全；将民盟被迫停止活动归结为其内部原因。这些言论一则与事实不符，二则推卸了独裁政府的责任，三则违背了他自己所追求的民主原则。郭沫若就此展开的批评，获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具有合理性。
第三，总体上来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是合理的，只是《斥反动文艺》发表得不合时宜，违背了他本人追求的民主原则。郭沫若强调尽快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国家政权层面的民主化。他高度评价了闻一多等民盟人士在争取民主等方面所做出的牺牲与努力；高度评价并平等对待各种文类与各种文艺形式及历史研究等学术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将创作的困境归结为政治的不民主；并质疑沈从文小说的价值，严厉批评了沈从文的各种不实之词与事实上的“帮凶”行为。这些批评总体上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前三次，郭沫若身处在野的甚至受迫害的处境，他对沈从文言论针锋相对的争辩，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其历史使命，担当国家民族命运，捍卫民主原则的可贵精神。第四次，即《斥反动文艺》中对沈从文的批评，虽于事实上部分成立，但发表得不合时宜，违背其一贯坚持的民主原则。充分吸纳沈从文的合理言论，尊重沈从文对社会重造的独立思考，鼓励沈从文的社会重造活动，才是郭沫若对民主原则的坚守。
第四，郭沫若和沈从文的冲突，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跨越专业界限，对民主自由与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设途径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可贵的担当精神、战斗勇气和使命感，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狭隘和不彻底。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随时反顾、深入思考、认真总结。
参考文献：
[1]最典型的是汪曾祺的说法，他认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沈从文《花花朵朵 碗碗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新时期以前，郭沫若处于文坛权威地位，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家认为郭沫若批评沈从文“对于廓清反动思想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40页。）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沈从文的评价有盖过郭沫若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郭沫若的批判简单粗暴，比如说：“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读书》1998年第10期。）最近一篇文章竟用“匪夷所思”、“不在同一层面”，既缺乏“同情之了解，也没有理论说服力”来评价郭沫若的批判。（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之关系》，《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
[3]如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之关系》等文。
[4]如糜华菱《郭沫若和沈从文的文字恩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周文萍《郭沫若与沈从文的“文字情结”》（《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等文大都从个人恩怨出发。
[5]如沈从文批评郭沫若及第三厅为“有名无实”、“空头作家”，郭沫若批评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等言论为“污蔑”，具体分析参见拙文《现代作家在抗战时期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位置——以郭沫若、沈从文的关系为出发点》，《抗战文化研究》2012年第六辑。
[6]《从现实学习》集编者说明，《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7]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8]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89页对“杨墨”的注释为：“这里是用来指现实中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
[9]如储安平1947年1月21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程巢父：《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10]1947年3月10日上海《益世报》刊出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的消息，题《民盟主兼爱非攻》。可见时人视民盟为墨家。
[11]梁漱溟、田新民：《李闻案调查报告书》，民主出版社1946年版，第25-27页。
[12]史靖：《沈从文批评（五）》，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5日。
[1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选编》，第167页。
[14]郭沫若：《悼闻一多》，《民主》第41期，1946年7月。
[15]郭沫若：《路边谈话》，重庆《新华日报》1947年1月16日。
[16]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17]沈从文：《谈文学的生命投资》，《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
[18]子冈：《沈从文在北平》，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19日。
[19]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2页。
[20]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21]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22]姚卿祥：《沈从文论作家》，转引自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文萃》周刊第二年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23]子冈：《沈从文在北平》，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19日。
[24]姚卿祥：《沈从文论作家》，转引自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文萃》周刊第二年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25]《作家团年》，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30日。
[26]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0日。
[27]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28]史靖：《沈从文批判（三）》，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3日。
[29]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文萃》周刊第二年第12、13期合刊，1947年1月1日。
[30]李斌：《鲁迅逝世后北平文化界的反响》，《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1]朱自清1948年7月2日日记载：“读完何凝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页。
[32]朱自清：《鲁迅先生的杂感》，《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33]史靖：《沈从文批判（五）》，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5日。
[34]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天津《大公报》1947年1月18日。
[35]郭沫若：《拙劣的犯罪》，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27日。
[36]沈从文：《致沈荃（1943年1月11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页。
[37]沈从文：《致胡适（1944年9月16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33页。
[38]《郭沫若启事》，上海《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6月14日。
[39]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的关系》，《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
[40]沈从文：《<文学周刊>编者言》，《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41]沈从文：《复叶汝琏（1947年2月14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0页。
[42]沈从文：《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43]沈从文：《复彭子冈（1946年12月上旬）》，《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页。
[44]郭沫若：《拙劣的犯罪》，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27日。
[45]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
[46]沈从文：《致阙名朋友（1947年2月3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47]沈从文：《一种新希望》，《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0页。
[48]荃麟：《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香港《华商报》1948年2月2日。
[49]叶汉明：《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0]1948年1月3日下午，郭沫若参加香港文艺界的一个新年团拜会，这次团拜会至少还有邓初民和钟敬文参加。郭沫若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第一种是茶色文艺。搞这种文艺的一群中，有萧乾，沈从文，易君左，徐仲年等。萧乾比易君左还坏。他们有钱有地盘，更有厚的脸皮。硬是要打击他们才行。”郭沫若讲到这里，“邓初民先生插嘴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在座的都笑起来表示赞成。”（《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香港《华商报》1948年1月7日。）
[51]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
[52]沈从文：《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53]沈从文：《<文学周刊>编者言》，《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
[54]沈从文：《<文学周刊>开张》，《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页。
[55]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作者简介：**李斌，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兼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郭沫若研究》（辑刊）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语文教育。出版有《女神之光：郭沫若传》《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沈从文画传》《教材中的鲁迅》（合著）《郭沫若年谱长编》（合著）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