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隐居大山，40岁重新融入社会，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修行_风闻

[本文内容由卢保树讲述，文东记录，未经许可严谨转载]

《文东纪实影像》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卢保树，73岁，安徽人。我的一生可算传奇、也可算平凡，我几乎就是王宝强饰演的电影《树先生》里主人公的原型。虽然经历有所不同，但人生特点极其相似，甚至更加曲折。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为了逃避动荡年代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前便进入了大别山，直到他们去世以后，40岁的我才重新回到“人类社会”。

我出生于1946年，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父母每天除了耕耘劳作，就是教我读书写字。由于我们身居大别山腹地的一个独立的小山包，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才第一次带我下山，去置换食盐及其他生活必须用品。

现在想来，我的父母真的很了不起。他们不仅懂得医疗、农业，还懂科学知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父母就在大山深处搞起了畜牧养殖。因此，饲养山羊和家禽成为了我的主要生活来源。直到我下山以前，我们家的生活过得都还算富足。

我深刻的记得，在我二十岁那年，父母开始给我张罗婚事。由于身居大山，平日很少与人接触，我对选择妻子根本没有任何标准。好在父亲在进山以前有一定的人脉，靠着相对“富足”的家庭条件，我娶到了第一任妻子。完婚以后，我们一家人依旧居住在大山里面。

生活自给自足，一家人与世无争，倒也过的清闲愉快。唯一不好的就是每年的采购，我们都要来回好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才能往返一次。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非常艰难的。看到山外的景象，更加让父母坚定了永居大山。

原本我们以为一家人可以这样永远的安居幸福的生活下去，然而，就在1974的夏天，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一天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山上玩耍，不慎纷纷跌入了山沟，全部离我而去。那件事，对我和父母的打击都很大。之后，父母也曾想再给我找一门亲，可我始终没能走出对爱人和孩子的思念。

直到80年代中期，父母离世以后，我才一个人走出大山，重新融入“人类社会”。那时候，我没有身份，没有居所，没有亲人，没有一切。

1986年，国家的形式已经大好，搬到山下以后，我不仅分得了土地，还办理了身份证。40出头的我，常被村子里的人笑话为“老光棍”，并不被待见。由于长期身居大山，根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圆滑世故，很快我在村子里就受到了排挤。这让我更加思念父母和已故的妻儿。

母亲在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笔钱，在那个年代足够我生活好多年的。喝酒成为了我一段时间内唯一排解忧愁的方法，每天脑子里闪现的都是父母妻儿的样子，喝醉了，就随地而睡。村里的人，开始改口叫我“疯子”。当时还给我编了一段童谣：“大树喝大树醉，大树喝倒路边睡。没有爹没有娘，没有妻儿暖上床。大树大树真不赖，天天都有寡妇爱……”。

村民们口中的寡妇，就是我后来老婆的妹妹小英。小英丈夫死得早，人长得又漂亮。因此，在村子里的闲言碎语很多。常常有些老光棍，隔三差五的开她的玩笑。

当时的情况下，我看她孤儿寡母的，就常常接济他们。一来二往的，我们就变的熟络。小英的姐姐大英，也就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是一名聋哑人。虽然聋哑，但是却很通情达理，很体贴人。当时小英就把三十多岁的姐姐介绍给我，可能是我“又疯又老”的缘故，我们的结合进行的异常艰难。各种流言蜚语，各校嘲笑不断。大英的父母也听得人们对我的评价，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好在小英一直的坚持，好在大英的义无反顾，最终我们还是结婚了。

说实话，对于半生与世无争的我来说，当时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

1990年的时候，我带着大英彻底逃离了那个备受排挤的村庄，来到了江苏。一度，我们靠着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居无定所。我比大英整整大了10岁，虽然年龄有差距，但是彼此恩爱，互相帮衬。到了90年代末，我们已经积累一些钱，之后我们定居在了南京。

可是对故土的思念，一直占据心头。由于我们的孩子已在南京成家立业，我便决定重回大山，颐养天年。就在我70岁那年，我和大英离开了南京，再次回到安徽老家。村子已经不如从前，人们纷纷搬离了大山，只剩下一些曾经相识的老人还在此居住。

回想这么多年，人生的坎坷不断，但我却感恩于那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如果当初不离开家乡，或许我会和村里的老人们一样，一辈子窝在山疙瘩里，不曾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样。村子里的同龄人，他们好多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甚至连现在的智能手机都不会用。所以，我觉得人生是场修行，不能只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并且懂得且行且珍惜。

【由于卢保树不能提供照片，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