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哪里有什么“东林党”，只有一群忠君爱国的殉道之士｜文史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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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正文之前，大司马先要普及一个常识：“结党未必营私”，或者虽然“营私”，但追求的是合法利益，就没有任何问题。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因为政治理念相近，引为同道，大家为了贯彻理念而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这叫政党，这是政治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政党政治也是促进近现代政治成熟的重要因素。政党并不是贬义词，即便代表某些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但只要是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合法竞争，那就是合法利益，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中国古代的秦制帝国是不允许政党出现的，理论上皇帝独霸天下所有利益，官员乃至百姓的利益只不过是皇帝赐予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组团来要自己应有的一份，甚至帮老百姓要那更是大忌。所以“结党”这个词在秦制帝国是贬义词，只要一沾上就会被帝国名正言顺的打击。

当然，不同的“结党”，皇帝的应对方法也有区别。如果结党的人没有政治理念，愿意迎合皇权，只是给自己捞好处，这就叫“朋党”，那么即便他们贪腐、残暴、不称职、不负责任，只要不是太过分搞出大事故，皇帝是不太介意的。相反，如果结党的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对抗皇权，那么即便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甚至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皇帝也要优先打击、残酷打击。

在秦制帝国的重压之下，有志之士虽有组成政党的客观需要，但很多时候不但不敢公开承认，还要撇清自己“无偏无党”，表现出“孤臣孽子”的风范，以免政敌的诬陷和皇帝的残害。

而真正的朋党把自己看不顺眼的正人君子诬陷为“朋党”，鼓动皇帝进行打击，在历史上也并不新鲜。

东汉宦官就诬陷清流名士“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掀起两次党锢之祸，将清正有能的官员清洗一空；北宋吕夷简等人对付范仲淹，也是诬陷其“勾结朋党”；南宋外戚韩侂胄则将反对自己的大半个学术界诬蔑为“伪学逆党”，让宋宁宗将他们罢官、流放。其实东汉宦官、吕夷简、韩侂胄自己就是朋党的头目，反而诬陷别人是朋党，明末的阉党把正直士人诬蔑为“朋党”、“东林党”，也不过是袭他们的故智而已。

汉末党人也好，道学人士也好，东林人士也好，他们德行、能力、政绩等方面都没什么问题，找不出可以攻击的点，而他们的对立面基本上一无是处。但是没有关系，一顶“朋党”的大帽子扣上去，无论他们才德如何出众，皇帝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此即欧阳修所说“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吴应箕所说“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

所以“东林党”原本是不存在的，“东林党”这个词是阉党为了将正直之士诬蔑为朋党而发明出来的。当然，到了复社时代，东林的后继者们是有点朋党的意思了，但那也是被阉党拉了下限，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并不存在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朋党。

阁部之争与历次京察

1

东林人士的崭露头角，与明朝政治体制的演变有很大关系。

我在《东林的对立面哪里是阉党，分明是恶性皇权》一文里分析过，朱元璋废掉宰相以后，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只是国事顾问，跟真正的宰相相比，只有议政权（明宣宗以后还分一半给太监），没有监督执行权，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内阁并不是六部尚书的领导。

朱元璋这样设计，是为了在内阁权力渐重时，挑动六部拆内阁的台，避免内阁演变为真宰相，导致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此外，朱元璋还设置多重言官系统，都直属于皇帝而非宰相，帮助皇帝对付宰相。这套制度的用心是在朝臣里面蓄意制造内耗，这样皇权就可以稳如泰山，随意的摆布官僚系统。

但是当内阁逐渐被皇帝驯化以后，内阁就成为了皇权的一部分、太监一般的存在，这时候朱元璋原本用来对付内阁的六部和言官继续在制度的惯性上行进，批内阁就相当于批皇帝，就具有了反抗皇权为所欲为的正当性。

具体到万历时代，自从万历清算张居正以后，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等内阁辅臣的独立性基本消失，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变成皇帝用来调和与群臣矛盾的棋子和摆设，皇帝的恶行也就成了他们这些无原则顺从的阁臣的恶行，所以六部和言官对他们的批判就非常正当了。

六部和言官与内阁交战的焦点，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由六部中的吏部和言官系统的都察院主导，对五品以下的官员进行进行考察，根据其能力与操守进行提拔和罢黜，四品以上的官员则由皇帝自己考察和奖惩。

这些五品以下的官员，有很多是内阁辅臣的党羽。内阁辅臣的人不一定就恶劣，但是万历朝内阁劣化以后，其党羽也就等而下之，其中有不少贪腐、渎职之辈。尚未被皇权劣化的六部和言官之中颇有责任心强的官员，对这些贪渎之辈十分不满，想要在京察中将他们罢免。

阁部在京察交锋的开端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历十五年”，开启这一进程的人里面也有一位赫赫有名，就是连皇帝都敢骂的海瑞海青天。

京察同时在北京、南京进行，万历十五年（1587）丁亥京察，北察由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南察由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主持，两人均铁面无私，有志于裁汰贪渎的官员，结果被申时行阻挠，支持辛自修、海瑞的顾宪成、顾允成等都被罢官降职。不过有更多正直的士大夫继承海瑞的精神，批判贪渎之辈的总后台——明神宗与他的内阁。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癸巳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鑨、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日后都被诬为东林党）主持。这次京察，首辅王锡爵的党羽工部主事徐泰时、都给事中杨文举，以及辅臣赵志皋的弟弟赵学仕等都因为贪赃枉法等有实锤的恶行落马，但孙鑨、赵南星并非借此搞党争，而是十分公正，孙鑨的外甥吏部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亲家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因为自身问题遭罢免，这纯粹是吏部为了刷新政治，对不合格的官员进行的一次沙汰。

但是王锡爵、赵志皋等内阁辅臣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策动一些言官来报复。

按照京察的制度设计，在吏部和都察院考察过后，其他言官还可以“拾遗”，对他们漏掉的应该奖惩的人再检查一下，于是内阁控制的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好禅修”，兵部职方司郎中杨于庭“恃才躁妄”，还有兵部主事袁黄（罪名不详，可能是“非儒”，因为袁黄即袁了凡，喜好佛学）。

刑部给事中刘道隆借此宣称孙鑨、赵南星对该贬的人不贬，奖惩不公，将他们诬为朋党，这一下正中万历帝的下怀，内阁是万历的挡箭牌，怎么能让六部和言官打倒，于是万历趁机指责吏部“专权结党”。

实质上内阁弹劾这三个官员的理由都立不住脚。虞淳熙和袁黄没有任何劣迹，喜欢佛教本身并不是罪过，杨于庭虽然脾气不好，但在平定宁夏哱拜和抗倭战争中颇有参谋之功，这些小事并不足以让他们罢官，而且当时袁黄还正在朝鲜战场做参谋，与侵朝日军血战，攻击他更是败坏国事。看到这里，是日后的东林还是他们的对立面不顾国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不过在万历那里，国事、是非都不重要，自己爽最重要，于是他在一段时间内借机罢免了孙鑨、赵南星，以及为他们说话的高攀龙、顾宪成等官员，以维护帮自己挡箭的内阁。顾宪成从此回乡，不再出仕，即便日后被朝廷起用也坚决拒绝，十一年后开办东林书院，力图拯救世道人心。

很多现代阉党欺负大家不会细读明朝史料，不说被罢免的徐泰时、杨文举是罪有应得，也不说孙鑨、赵南星同时罢免自己的亲戚吕胤昌、王三余，更不说内阁报复的虞淳熙、杨于庭、袁黄等并无过错，只说双方各罢免了谁谁谁，想给大家制造东林前身与阉党前身一样党争，一样黑的印象，从而洗白阉党。不过有大司马在，他们这些伎俩是无所遁形的了。

东林书院到底是干嘛的

2

顾宪成回乡后搞的东林书院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不是如《明朝那些事儿》所说“讲学东林，遥执朝政”？完全不是。

东林书院是宋儒杨时讲学之所。杨时是程颐的弟子，程门立雪说的就是他。日后的东林人士多信奉程朱理学，所以顾宪成回乡后想要修复东林书院，在士绅的赞助下东林书院很快完工，官方也资助了点钱修祭祀杨时的道南祠，但这只是官府淳化地方风俗的惯例而已，并不是东林挥霍税收或者控制州县。

后来浙党的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书院在浒墅关私设税卡、讲会期间让无锡县出资招待、干预州县事务，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当时已经被光禄寺丞吴炯等人批烂，现代阉党却欺负大家没有细读明史，拿来继续诬蔑，真是黔驴技穷啊。

顾宪成在癸巳京察后被内阁报复，罢官回乡，对官场心灰意冷，但他改善世道的志向并没有因此磨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当官时他主张裁汰贪渎之辈，回乡后则想用心学冲击之下一度衰落的程朱理学来拯救世道人心。

程朱理学的理论是政治伦理化：只要世人都成为圣贤，社会就会变好。皇帝如果成为圣贤，那么掌握无限权力也不会为恶了。这是北宋以来儒生从政治上限制皇帝失败以后，不得已之下建构的新理论，对皇帝的制约很弱，但不是完全没有，南宋以后的士大夫要限制皇权，也只有这种聊胜于无的理论武器了。

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每年大会一次，小会八次，会约按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损益而成。讲学的目的是增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儒学水平，改善世道，但并不评议政治，院规的第三条就是“绝议论以乐时”，具体表述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谭，有问不对”，东林书院的教材《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的主旨也是学术而非政治。

这跟日后复社主讲两汉经学，直奔具体政治的做法是大异其趣的。

因为顾宪成、高攀龙等主讲之人社会声誉很好，儒学水平也很高，所以东林书院的影响越做越大，江南士绅纷纷前来听讲，甚至江南以外也有人来旁听，许多人因此坚定了儒学信仰和立身原则，在泰昌、天启两朝为了维护纲常、限制皇权挺身而出，与阉党血战到底。

至于现代阉党捏造“东林党”代表了江南士大夫豪商利益，抱团不交商税导致明朝灭亡什么的，全是扯淡。东林书院连政治都不谈，还怎么“结成朋党”、“代表江南士大夫豪商利益”啊？后来朝廷想要起用顾宪成，顾宪成都坚辞不去呢。至于“抗拒商税”的谣言，下一篇文章会专门辟谣。

至于办书院也并不是江南士绅的专利，各地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士绅都办书院。江南之外，还有邹元标主持的江右书院，汪应蛟主持的徽州书院，冯从吾主持的关中书院，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只不过江南经济最发达，书院最密集，所以其魁首东林书院显得特别耀眼罢了。

那么一帮研究学问的人为什么会别说成朋党“东林党”呢？这是因为内阁争权导致的政治陷害。

3

这次内阁争权就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李三才入阁风波。

李三才是万历朝少有的干吏，极有手腕，在凤阳巡抚、漕运总督任上治理淮河，政绩卓著，又敢于为民请命，不但抵抗万历派出的矿税太监对民间的横征暴敛，还上书批评万历聚敛，深得百姓爱戴，淮安百姓自发为他建生祠。最难得的一点是，万历也需要李三才如此能干的干吏，对于李三才的一些冒犯极少见的没有严厉惩处。

当然，李三才也有缺点，一个是喜欢讲排场，二是喜欢收集古董，所以在清廉方面不及东林诸君子干净，另外李三才雄心勃勃，有的事做得不太讲究，比如泄露老师王锡爵教万历把言官的“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的密信，导致王锡爵再次出任内阁首辅泡汤。

不过这些在顾宪成等东林人士看来只是小节，李三才敢于对抗皇帝，有志刷新政治，才能极佳，心系民众，已经是很难得的人才了。至于坑老师王锡爵一事，是因为王锡爵第一次罢相以后痛恨六部和言官，有变为皇帝应声虫的倾向，而此人又极有手腕，若是铁心帮皇帝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所以虽然李三才对付王锡爵道德有亏，但却有不得不为之处。

其实，李三才具有很多明粉最喜欢的“雄才大略”、“枭雄”、“杀伐果断”的气质，只不过同时他有极强的刷新政治、缓解民困的意愿，甚至直接对皇权本身提出严厉批评，这在王锡爵这样的名臣一入内阁都被皇帝驯化的环境下尤其难能可贵。东林人士与李三才交好，正是看大节不看小节，不迂腐的表现。

万历三十八年（1610），内阁里面朱赓已死，李廷机闭门不管事，只剩下叶向高一人独相，急需增补阁臣，这时李三才就凭借卓越的政绩、极高的声望，成为了热门人选。

李三才在淮抚任上批评万历派矿税太监敛财，万历没有回音，李三才以为是沈一贯从中作梗（实际上沈一贯虽没有卡李三才的奏章，但在此事上确实屈从万历），曾经大骂沈一贯，与沈一贯、朱赓等人结仇。到了入阁前夕，沈一贯虽然辞职了，其一手拉起来的浙党党羽仍在，他们多数名声不佳，对锋芒极盛的李三才既恨且怕，必欲扳倒李三才而后快。

但是李三才能力极佳，除了清廉不太到位之外没有什么黑点，但浙党这些人更不清廉，只攻这一点攻不倒李三才，还要想更大的罪名才行。这个时候，就要使用专门对付没啥黑点的人的办法——“诬以朋党”了。

东林的讲学，虽然没有议论政治，只是想要通过“重整道德”来改善包括政治在内的世道，但是明朝皇帝要的是原子化的社会，这种知识分子构筑学术共同体的行为并不为皇帝所喜，当年张居正也因此毁禁天下书院。于是浙党的计划诬陷李三才和东林是朋党，从而引起皇帝的猜忌，打倒李三才，即所谓“料攻淮（淮抚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当时除了浙党之外，还有右中允宣城人汤宾尹的宣党和左谕德昆山人顾天埈的昆党，这两个人是翰林院编修，颇有文名，各有一派势力。他们都不愿意李三才入阁，于是浙党的邵辅忠、徐兆魁，宣党的王绍徽等人一拥而上，攻击李三才结党，又用下作的挑拨手段，说天下“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来激怒万历，同时也有不少正直的官员为李三才辩护，连攻击李三才的浙党徐绍吉在攻击奏章中都承认李三才“参者十一，保者十九”。

顾宪成对李三才刷新政治寄予厚望，眼见李三才被无端攻击，就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为李三才辩白，信写得情真意切，文采很好，宣大巡按御史吴亮就把信公布出来，想为李三才洗脱冤屈。

不料浙党他们等的就是顾宪成说话，于是马上造谣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与李三才勾结想变天，又说负责京察的孙丕扬等人已经与顾宪成、李三才结为朋党，将来京察一定会不公。因为他们知道孙丕扬京察时一定不会容忍自己的贪渎之行，所以通过造谣来给自己打预防针。

其实孙丕扬是陕西人，与东林过从并不甚密，何况东林本身连政治都不谈，全无结党之实，浙党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诬陷。顾宪成对徐兆魁之流的造谣诬陷冷眼旁观，把写给叶向高、孙丕扬的书信刊刻出来给天下人看自己的坦荡襟怀，称为《以俟录》，又写了《自反录》，分说“被诬结党”一事的来龙去脉。

两年之后，顾宪成去世，其道德与学术地位接近一代儒宗，深为天下正直之士所怀。但浙党、宣党、昆党一来为了防止李三才报复以及要推自己的人，一定要扳倒李三才，二来为了避免自己因为贪渎被孙丕扬京察掉，连孙丕扬也要一起干掉，但李三才好歹还不算清廉，孙丕扬却无隙可乘，只有将孙丕扬、李三才说成朋党才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一起撸掉，于是他们变本加厉的造谣，要借皇帝之手干掉自己的政敌。

一些正直的官员为东林辩白，但在万历的拉偏手之下完全没用，还有人被贬官。中立派江西巡按陈一元认为顾宪成写信一事愚不可及，但仍对此事评论说：“彼辈（浙昆宣党）无一自文，于是乎创为门户（即朋党）之说，以相煽惑”，“张四面之网，无物不入笼罗；造无底之阱，无人不遭陷溺”，其结局是“大臣（内阁）忧谗畏讥，小臣（六部与言官）缄口结舌”。

为了避免激起朋党之祸，李三才主动请求辞官，万历不给旨意就自己回家，但是浙党一定要把李三才搞臭，避免他东山再起，于是造谣说李三才盗用万历的皇木建宅子，这下打中了万历贪财的七寸。李三才自请抄家，以示清白，万历派人查勘李三才的家。

查勘者并没有找到盗用皇木的实据。李三才家确实是比较富丽，用南杉比较多，但并无证据就是皇木，只因没有从哪里买的票据，查勘者就一口咬定那是皇木无疑，万历就根据这种模糊的罪过把李三才削职为民。浙昆宣党又继续攻讦孙丕扬，孙丕扬不耐其烦，在坚持完第二年辛亥京察后也辞官回家。

在辛亥京察（1611）中孙丕扬与孙鑨、赵南星一样公正，东林人士王元翰、彭遵古、李腾芳等一样落马，尤其是王元翰，被浙党诬陷“奸赃数十万”，把家里的家当全部搬到城门给人们检验，证明浙党实是诬陷，但孙丕扬仍评之以“浮躁浅露”，将其黜落，连攻击辛亥京察的浙党郑继芳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京察在罢免官员上“不可谓不公”。

李三才、孙丕扬走人之后，浙昆宣党的目的完全达成，此后京察就被浙党等邪党把持，在六年后的丁巳京察中对正直官员进行明目张胆的报复，直到又过六年，天启即位后的癸亥京察，东林人士才意外的重握京察之权，对贪渎官员进行裁汰，浙昆宣党再加上齐党、楚党就一起投靠魏忠贤，成为臭名昭著的阉党。

现代阉党对于明末的历次京察，对于主持京察的一方贬官是否公正避而不谈，只说东林贬了谁，浙党又贬了谁，仿佛东林跟浙党一样在搞党争，其实只要查一下东林或者说正直官员贬的人与浙党贬的人在为官上的天壤之别，自然可以知道真相。现代阉党的所有招数都是借助大家对明史没有系统性阅读，剪裁拼接来佐证其观点，大司马现在就要一条一条底裤剥掉他们的。

有意无意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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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怎样被捏造出来的过程，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下面要澄清一些传统误解。首先是《明朝那些事儿》大力宣扬的顾宪成写给李三才的书信，里面说：

木偶兰溪（赵志皋）、四明（沈一贯）、婴儿山阴（朱赓）、新建（张位）而已，乃在遏娄江（王锡爵）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叶向高）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王锡爵）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这个被当年明月说成是“顾宪成以一介平民而能操控宰相人选”，是“幕后黑手”，因此“十分恐怖”。其实这哪里是操控宰相，这就是顾宪成对李三才阻止王锡爵再相一事的赞许而已。那么顾宪成为什么赞成对付王锡爵呢？我在《“明亡于万历”——皇帝家事导致明朝灭亡》一文里已经谈得十分到位了，现在再稍微讲一下。

自从万历清算老师张居正以后，万历年间的首辅如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次辅张位）、沈一贯等多数都依附皇权，只有王家屏、沈鲤、叶向高等少数几人不屈从于万历的淫威，敢于仗义执言，所以不甘心太监化的正直朝臣都对前面几位首辅没什么好感，对后面几位满怀敬意。

在依附皇帝的首辅里面，申时行手腕厉害但无意复出，赵志皋、张位、朱赓都是庸才，沈一贯虽然恶毒但是名声狼藉，基本上不可能再复出了，所以顾宪成说他们是婴儿、木偶，只有王锡爵不同。

在第一次入阁之前王锡爵堪称名臣，手腕出众，声誉不错，入阁后为了借助皇帝的权威有一番作为才依附皇帝，但即使如此也破坏了政治规矩，因此被弹劾回家，此后王锡爵因为愤恨就有进一步向皇帝靠拢，给皇帝当帮凶的倾向，加上他本事又大，所以特别被正直人士警惕。

而不依附皇帝的首辅里面，王家屏、沈鲤都被万历记恨，复出无望，叶向高虽不依附万历，但是出于维护大局帮万历摆平过“诅咒案”（详见《晚明三大案之梃击案：一根棍子捅破天》一文），所以尚不被万历记恨，能够把内阁首辅当下去，对万历的胡作非为或多或少能纠正一些。

所以正直官员都心向叶向高，而担心王锡爵复出，凭借过人的能力给万历当打手，这个时候李三才不顾师徒情面，阻止王锡爵复出，正直官员就颇有松了一口气之感，所以顾宪成这封信单纯就是赞许李三才此举，从来没有也做不到“遥控朝政”。

另外，天启朝魏忠贤得势后，派人编纂《三朝要典》，对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史实大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虽然社会上知道这本书不靠谱，崇祯朝以后书也被毁，但是看过的人大坑跳得出，小坑未必跳得出，思维方式也会受到叙述方式的影响，所以明末的一些人即便是东林的自己人，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如复社的夏允彝，讲述的“门户大略”就是明显的一例：

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

其实沈一贯胡作非为，天下侧目，批判他的又岂止东林而已。日本学者城井隆志对此有详细的研究，批判沈一贯的官员一共69人，日后的东林人士不过10人而已，此外还有昆党5人，齐党2人，东林之外的59人中反东林的又有12人，这些成分如此复杂的人不约而同的批判沈一贯，哪来的东林、浙党之争。

在皇权对政局的持续劣化下，许多原来名声尚不特别差，有一定政绩的人，因为贪图富贵，组成浙、昆、宣、齐、楚五党，为了争权夺势而互相攻讦，持续堕落，倒是东林，不是朋党，不去特意争权，反而因为坚持原则扶保太子朱常洛即位，意外的成了泰昌帝朱常洛和天启帝朱由校初期的大功臣，得到了主政的机会。至此，之前为了私利而互斗的五党，又为了私利而结合在魏公公旗下成为阉党，再一次断崖式堕落，五党毫无原则、争权夺利和东林坚守原则，不屑禄位的逻辑都是一以贯之的。

因为阉党及其余孽温体仁等人的手段极其下作，对东林的打击极其残酷，所以到了崇祯后期，以东林的后继者自居的复社被阉党拉了下限，确实有一些朋党行为，但这不能倒算到东林头上。而且即便是复社，比阉党那也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因为阉党所编《三朝要典》的误导和复社的一些朋党行为，一些后人遂误以为东林也是朋党，如《明史》说顾宪成“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就与东林书院“绝议论以乐时”，不谈时政的实情完全不合。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了明以后对东林的看法，又被现代阉党如获至宝，拿来当做自己炮制的一系列谬论的论据，不过从今以后他们是用不了了。

下面的文章，大司马会继续就财税问题、辽东战局来给古代阉党和现代阉党剥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