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前招生官：赵雨思们的胜利是“对教练信任”的结果_风闻

来源：红星新闻

近期曝出的美国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毁坏了不少人心中的美国高校招生形象。为此，红星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揭示美国“特长生”招生漏洞的根源以及种种招生乱象。

3月12日，美国司法部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高校招生诉讼案。其中，山东步长制药董事长、联合创始人赵涛支付了650万美元，让女儿以帆船运动员进入斯坦福大学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实际上，这也正是此次招生丑闻中最多家长选择的“门路”——他们通过掮客威廉·里克·辛格，买通高校的教练，让孩子以“体育生”的身份顺利过关。

斯坦福大学社会理论博士后乔恩·里德（Jon Reider）曾在斯坦福担任15年招生官。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实际上，这中间最关键的漏洞就在于，高校教练和招生办公室之间存在的长期且无条件的信任。

“当我本人作为招生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质疑教练说的话。如果教练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球员，我也没办法评论什么……所以我们总是相信教练的话。”里德说，“这就是辛格最聪明的地方，他发现了教练和办公室之间的这层关系，并利用了它。”

那么，教练又为什么能够拥有堪称一锤定乾坤的说服力呢？里德告诉红星新闻，这一切就要从美国大学的私有制渊源以及体育对于校友捐款的拉动作用讲起。

以下为里德本人对于红星新闻的口述。

体育对美国高校为何如此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公平、规则和竞争

斯坦福大学社会理论博士后乔恩·里德（Jon Reider），曾在斯坦福担任15年招生官 （图自：个人官网）

此次招生丑闻中，为何有如此多的父母通过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让孩子获得录取？

这是一个好问题，而它也恰恰是此次丑闻中暴露出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大学制度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究竟有什么区别。相比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立大学制，美国很多大学是私人的，并有相对较少的政府监督和干预。

大约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学之间开始互相进行体育运动的比赛，而这一风气的滥觞要追溯至那些最顶尖、最知名的学府，比如哈佛和耶鲁。

这些知名学府在最早创立之时，最重要的目的是神职人员和律师，直到后来，体育运动出现了。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间，他们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被称为“大比赛（Big Game）”足球比赛，通常在每年11月举行，在两所学校轮流进行。

可以说，体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整个融入了美国大学的体系，它意味着，许多学生选择进入哪一所大学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体育。

体育最大的意义是，它提供了一种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团结感，一种在美国被称为学校精神的东西，一种荣誉和一种竞争——看看美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和商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厮杀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而学生时代的体育运动，恰恰是在为这种竞争做准备的。

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快速腾飞，体育运动开始在美国的高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公平、规则和竞争。而且，体育运动可以帮助校友与学校产生连接和共鸣，因为学校会向校友要募捐。不只是向那些人们以为的大富翁们要钱，而是向所有的校友要钱，比如我每年也会（给斯坦福）捐一点钱，尽管我只是一个老师，我并不富有，但是我每年都仍然在捐钱，这纯粹是出于对斯坦福30年来的忠诚。

所以，体育具有无可比拟的经济效应。每当校友们回到学校中团聚，他们通常会去看一场足球比赛，而且他们在平时也会上校园网站、读校报，来关注自己母校的比赛成绩。反过来，大学也会尽其所能的通过各种渠道，让校友们了解到自己在体育赛事中取得的成绩。

最大的漏洞：招生办公室对教练的无条件信任

那么，这个体育生系统有漏洞吗？

如果你在一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会觉得没有，因为这其中所谓的“漏洞”，也已经不再是什么“潜规则”——教练完全可以摆明了说，（我想招收的）这个孩子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烂，但是我们就是真的需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是我们的明星球员，甚至将会围绕这个孩子打造整个球队，我们因为这一个孩子就将可能赢得冠军。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招生办公室都会对此抬手放行,表示下不为例。但实际的情况是，如果这个教练有很多赢得比赛的记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练，那么他可能会一次一次地“破例”得到自己想要的队员。

这就是这套系统正常运转的方式。每一项体育运动，根据其重要性和规模大小，美国教练都有掌握每年一定数量的“体育特长生”收录名额。

就拿篮球来举例，假设一个篮球队需要16个人，平均而言，教练一年就需要收录4名新成员，因为可能有4个老队员会毕业，也可能是3个或者5个，这就是每年放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体育特长生”名额。

教练会列出一份名单，然后告诉招生办公室，这是他要的人，这些人都承诺会来斯坦福，我认为他们都是可接受的，而斯坦福对于这份名单基本会选择全盘接受，除非其中有人太差，斯坦福可能会拒绝，这个时候教练就得去找别人。

丑闻的中间人辛格是如何利用了招生办公室和教练之间的信任——招生办公室通常是相当信任教练的，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当的友好关系，密切的沟通交流以及最大程度的信任。

​所以，当我本人作为招生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质疑教练说的话。如果教练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球员，我也没办法评论什么。这个孩子可能来自遥远的密苏里，我从来也没见过他打球，就算我看见了也没法评价他，因为我也不擅长这个，所以我们总是相信教练的话。

而这就是辛格最聪明的地方，他充分明白教练和招生办公室之间的这层关系，并且能够联系到不同学校的教练，包括斯坦福的帆船教练、耶鲁大学的足球教练、波士顿的网球教练以及南加大的各种球队，并且能够说服他们为了钱背叛自己的学校，并且让自己多年来都能够一直逍遥法外。

所以，这中间最大的漏洞就在于信任,以及滥用的信任。因为他可以保证孩子能够通过体育生的渠道进入高校，教练可以保证有这个孩子的一个位置。

实际上，在之前，富人帮助孩子进入大学的“正常渠道”是通过学校的发展署捐一大笔钱，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条后路不是板上钉钉的，发展署会向招生办公室提供一份捐赠者的名单，但是这份名单中成绩太差的人可能依然无法被录取。

辛格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他对父母说，尽管捐款也不失为一条后路，但这不是确定的事情，我还有一个“侧门”，这是肯定行得通的。他能够为父母们提供一个担保。

4万美元升学顾问背后：名校升学只是富人的游戏吗？

实际上，我是在2008年听说辛格这个人的。当时，他还住在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距离旧金山90英里，他宣称自己是大学录取方面的专家，能够在申请学校上帮助父母。

而这就是所谓的独立咨询师——这个完全不受监督的职业。要成为一名独立的升学顾问，你只需要说我是一名独立顾问就可以了。

辛格就是这样，他在萨克拉门托到处吹嘘自己的能力。他显然是一个十分有魅力、伶牙俐齿的人，他吹嘘自己认识斯坦福的内部人士，并且建立了一个咨询公司，有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这在美国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你建立了一家公司或者基金会，你会有一个名人顾问的名单，而辛格在这个名单上罗列了很多与斯坦福有关的人的名单，来显示自己和这所学校关系颇深，而这份名单中的一个人正是斯坦福的一个前院长，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正是这层关系我才能知道，事实，他从没有授权过辛格使用自己的名字“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也有一部分人士在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授权过辛格在顾问名单上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因为辛格最开始的时候承诺，他的顾问公司将会帮助一部分贫困孩子进入大学，而且还列出了一份帮扶计划，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辛格从来没有兑现这些承诺。

除了辛格这样的投机者，其他类似的独立升学咨询公司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大学录取的不平等性。这些咨询公司的费用极为高昂，在美国东部海岸地区，“全套包装”一个孩子的升学材料的价格大概是4万美元，其他服务的价格则从5000到8000美元不等。

我们甚至可以说，目前在美国整个的录取过程都在倾向于富人，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冰山一角，甚至我可以说SAT（美国入学考试）这种考试从一开始就是为富裕家庭设立的，那些从富裕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普遍在这些考试中表现的更好。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高中，选更好的课程，拥有一个专门的升学顾问，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比不了的。

尽管富人家的孩子上不上名校，可能仍然会过得不错，但是名校是一种“加持”，比如当你上了斯坦福，你就更有可能被斯坦福毕业的老板雇佣，这就是一种“共同品牌”之下对于彼此的信任，就像我们如果信任某一款牌子的车，那我们就会相信这个牌子下的每一台新车都将是性能良好——尽管，这可能也只是一个错觉。

如你所见，美国正在越来越变成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而在这个世俗社会中，名校的光环会被视为父母成功的一部分，证明你是一个称职的父母，而对于父母们来说，这种名校的光环就像是一种对于孩子的“尘世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