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罪”426天 北京见义勇为小伙获清白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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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倩

导读：女孩遇骚扰与中年男撕扯，小伙见义勇为被殴后反击致对方骨折，取保候审426天终被认定正当防卫。期间，愿作证的受害女孩中途变卦。

4月终于拿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的翟金磊，用“委琐”来形容现在的自己——碰到事情往往选择退缩。而以前，他觉得自己还算一个“勇敢无畏有担当”的人。

这是经历长达426天“待罪之身”后，留下的“后遗症”。

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任大区经理，看着朋友圈激辩马云谈及的年轻人“996”，经常担心自己脸上的苦笑，会不小心溢出来。过去的15个月，他不仅承载着远超996的工作负荷，头上还始终悬着一顶故意伤害罪“嫌犯”的帽子。

起因是一场见义勇为行动。2017年12月13日晚十点左右，翟金磊刚刚加完班，正准备从地铁海淀黄庄站换乘4号线返家。在闸机口，他看到两个年轻女孩和一个中年男子撕扯争执。担心女孩遭受欺负，他刚上前询问制止，就被醉醺醺的男子几记拳头挥在脸上。他随后将拳头“返还”给对方脸部。

事后他从女孩处得知，她们和中年男子的争执，源于在地铁上遭遇“咸猪手”的性骚扰。

2018年1月，翟金磊接到警方电话，中年男子因被诊断为左踝关节骨折，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一级。翟金磊或将因此涉嫌“故意伤害罪”。2月1日，他被刑事拘留，随后取保候审。

对方10万元的协议赔偿诉求，他一直不肯接受，拒绝和解。案件移交检方后，在检察官协调下，赔偿金额降至3万元。心力交瘁的翟金磊一度考虑交钱，以求“免罪”。

在此期间，江苏昆山、河北涞源等地几起反杀案接连发生反转，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也成为“两会”热议话题。翟金磊和律师决定不妥协，静候法律“裁决”。

2019年4月3日，翟金磊拿到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他当时的还击行为，被定性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2019年4月25日，最高检召开研讨会，宣布检察官敢于、善于“不起诉”也是本事。

翟金磊决定实名出镜受访。以下内容来自他的自述。

一、我以为做完笔录，事情就结束了

我2011年由河南漯河进京“北漂”，奋斗6年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大区经理。原计划2018年“五一”，要和相爱多年的大学同学完婚，生活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但这一切的轨迹，在距离2017年“平安夜”还有10天的那个冬夜十点发生了偏移。那晚，我照常结束了在公司的加班，准备从地铁海淀黄庄站，由10号线换乘4号线，返回在西苑的租住地。

就在距离换乘闸机口大约10米时，我看到前面有两个年轻女孩，在跟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理论；其中一个女孩紧紧揪住他的左臂不放，嘴里不停地怒斥什么；那个男人则奋力挣脱，胳膊甚至甩到了拉扯他的女孩身上……

一方面是他们挡住了我出站的线路，另一方面，一名成年男性和一个小姑娘撕拽拉扯，小女孩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我走近发现，那是两个只有十多岁的女孩，眼中都布满了惶恐，我便走上前去，想询问并制止一下。

我刚问了一句：“你干嘛呢？不要动手！”中年男子回应：“你他妈谁呀？管得着吗?”粗语伴着酒气喷出，随后几记“老拳”挥在我脸上，落点都是眼睛周围，事后淤青了好几天。我随后还击，也打在他脸上。

我的讲述，有海淀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可以佐证：“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2017年12月13日22时许，被不起诉人翟金磊在本市海淀区黄庄地铁站内，因见被害人王某某（男，53岁）与一名女子似有摩擦，遂上前询问。王某某先出拳连续击打翟金磊数下，随后，翟金磊挥拳击打王某某头面部予以还击……”

在等候警察赶来的过程中，两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们与中年男子起摩擦，是因为他在地铁车厢里曾对她们中的一人进行过性骚扰。地铁驶入海淀黄庄站后，她们准备揪着“咸猪手”去地铁工作室报警，他则试图强闯过闸机后逃脱。

在辖区派出所做笔录过程中，我得知这两个女孩是从外地来北大外语学院进修，然后准备出国读书的学生，年龄都不到18岁，属于未成年人。她们也将遭遇地铁“咸猪手”的事发起因，告诉警察并写进了笔录。

在大庭广众之下，眼看两个小女孩被欺负，不管是谁都会出手援助，我认为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事发次日凌晨两点，我和两位女孩及其辅导员，做完笔录先后走出警局。

当天下午，我还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纪念刚刚去世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前面还特别加了注脚,“乡愁使我第一次领略到现代诗的美！”在我看来，随着笔录的完成，这件事便结束了。

△ 北京地铁10线海淀黄庄站 图 | 东方IC

二、这不简单是钱的事

2018年1月，警方的一个电话让我一下懵圈了。警察说“受害人”因为左踝关节骨折，事发当晚曾去医院就医，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一级”，而致伤原因是我当时的“还击”。

我清楚记得，当时对方打我之后，我只向他脸部还击，为什么现在伤情出在“左踝关节”？

10万元，是警方告知的对方开出的协议赔偿“叫价”。如果交钱，意味着双方可能达成和解；如果说“NO”，我则有可能因“故意伤害罪”坐牢。

我当时非常生气，回复说：让他走法律程序起诉吧，让法院来判。

接下来的事我始料未及。我等来的不是法院传票，而是2018年2月1日的刑事拘留。当天上午，我正在公司上班，接到主办警官的电话，说要给我送调解书。我下楼后，就被带上警车，送到办案执法中心，换了囚服，戴上手铐，拍照片，然后接受审讯。

在被拘押的8小时里，我想了很多，突然发现习惯了信息时代的我们，囚禁如此难熬。我甚至想过，如果真关几年，我就在里面写写小说，肯定饿不死。

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挺我，他们也不理解，怎么做好事反会惹上官司。尤其我所在的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份“担保书”，它对我得以取保候审，起到了弥足珍贵的作用：

“翟金磊是我单位销售部总监，负责销售部供应链团队三十多人的管理工作，对我单位电子商务业务工作开展负有重要职责。如不在岗，会对我单位业务造成重大影响，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对其涉案，我单位担保翟金磊保持联系畅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相关工作，希望公安机关领导及民警同志考虑我单位情况，如非必要，不要进行人身限制。”

2018年底到今年初，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后，主办检察官进行了积极的调解。我这时获悉，对方已经同意将赔偿金额“降”到3万元。被这个案件折腾得心力交瘁，我考虑拿钱求“免罪”了。

但我父母和未婚妻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不简单是钱的事。我的大姐，也开始关注并收集与我类似的见义勇为或正当防卫的案例，江苏昆山的“龙哥反杀案”和河北涞源王晓的“入室反杀案”，都先后出现反转，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

2019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讨论见义勇为时，最高检的张军检察长，发出了“法不得对不法让步”的声音，全社会对此也有公论。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彻底打消了“服软”的念头，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和悔恨。

这相当于一场“对赌”，决定说起来容易，过起来却很煎熬，我不知道结果最终会怎样。

在长达426天的取保候审过程中，郁闷与憋屈，始终弥漫在我每天的工作与生活里，浓得化不开。最痛苦的，是每天不得不以两副面孔示人。

白天我要带领团队伙伴拼业绩，朋友圈发的都是“电商”“融资”、共享单车的未来，以及房地产走向的分析云云，力图勾勒的，是一个奋斗的“青年才俊”的人生剪影图。

我不能把我的涉罪过程告诉身边的人，更要竭力控制团队伙伴知晓我的嫌犯身份。426天里的109条朋友圈内容，几乎嗅不到我任何的“涉案”信息。甚至点滴的负面情绪流露，都会被我紧紧屏蔽掉，白天的我，阳光、干练，充满正能量。

只有晚上躺在床上，孑身面对自己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仍是那个正在候审、前途未卜的“嫌犯”。种种不平与不解，一股脑儿地涌出，让我难以入眠。

△ 图 | 东方IC

三、受到郁闷憋屈的不只我一个

我最想不通的是，这三十年的人生哲学一直教导我的，是凡事有因才有果，有始才有终，可将我裹挟而入的“故意伤害罪”案件，却是一起“无因果”的“无头案”。

我为什么会卷入此案？我和两个女孩又是什么关系？“受害人”曾对两个女孩做了什么?之后又对我做了什么？甚或再早之前，他曾有过何种身份背景……我认为这些都是本案绕不开的问题。

但，偏偏，这些问题通通都被起诉意见书“过滤”掉了，其中只有不到三行字的成因描述：“经依法侦查查明，2017年12月13日21时许，犯罪嫌疑人翟金磊在海淀区黄庄地铁站10号线内，因琐事与被害人王某某发生纠纷，后双方互殴，翟金磊将王某某打伤，王某某伤情为轻伤一级。”

“琐事”与“互殴”，这两个词为我的刑案定性，我真心接受不了。我自认为是个稳重的人，上一次和人打架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和素不相识的王某某何来的“琐事摩擦”？如果不是他先伸“咸猪手”性骚扰在前，后又“挥老拳”锤我脸施暴继后，我怎么会与他发生所谓的“互殴”？

得知了其他一些类似案件后，我才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与我一样的人，都被法律视为了“坏人”。律师给我分析说，是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出现了问题，是不问前因、只看结果的“割裂式”定性，让好人饱尝了“苦果”。

再不发声，我感觉自己就要窒息了。2018年8月29日，我第一次在朋友圈分享了“相关”新闻——《社会纹身男拿刀砍人，结果被对方夺走反杀！他防卫过当了吗？》，并且做了点评：“立法司法的滞后于公民意识，大陆法系是很难通过判例推动的，需要反复付出重大代价，才会有一点点改变。”

在前面我还特别加了一句：“多转一转，就是帮他。”在我心里，我知道自己这个“他”用的是泛指，帮夺刀反杀龙哥的于海明，其实就是在帮我自己。

后来我发现，因为那次“咸猪手”而起的官司，受到郁闷憋屈的不只我一个，

那两个以羸弱之躯反抗性骚扰的未成年小女孩，受到的打击其实并不比我小。

被“咸猪手”骚扰的小施（化名），在事发两个月后告诉我：“这件事情之后我害怕极了，经常一个人不敢出学校，松琳（化名）也很害怕，离开了北京。剩下我一个人就更加害怕，也不敢告诉父母。2017年12月13日那天晚上我问警察，我要告王某某性骚扰，警察说证据很难找到。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像王某某这样的坏人就可以逍遥法外，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反而生活在恐惧不安当中？”

事发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因为觉得自己没做错事，肯定会得到一个公正，我对警方的调查一直很配合。

2018年2月被取保后，我和小施见了一面，她为我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事发经过证明：

事发当晚十点左右，她和同学松琳观影后，乘10号线地铁返校。“在地铁座位上，我感觉到一个手在摸我的屁股，我往旁边挪了挪，离旁边中年男子远一点。没想到我的退让不仅没有换来王某某的收敛，隔了一会又进一步伸进我衣服里摸我，我当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和我一起的同学松琳问我怎么了，我就告诉她被旁边中年男子骚扰了。松琳就和王某某理论，王某某不承认。到了地铁海淀黄庄，松琳就抓着王某某袖子，我们三人去找地铁工作人员报警。”

“走到换乘10号线的换乘口，王某某看快到地铁安检口了，就想挣脱逃跑。王某某挣脱时力量非常大，差点把松琳拉倒，胳膊也甩在松琳身上。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我害怕极了，也不敢上去帮松琳拉王某某……”

关于我介入之后的情况，小施的说法和我的陈述一致，而且地铁都有监控录像。

这次见面时我还安慰小施，“你不用担心，我有工作有收入，咱们肯定会赢，对方会为自己的错负责。”

△ 图 | 东方IC

四、“待罪之人”还原到“清誉之身”

“涉罪候审”的426天里，我有过两次特别低迷的时候。一次是在2018年春节期间，我决定把计划中的结婚取消了。我和未婚妻谈恋爱7年了，虽然她坚持按计划完婚，但我害怕，如果我遭遇牢狱之灾，就把她给害了。做出决定之后，我突然觉得无比伤感，整个春节都特别颓废。

第二次是在2019年春节。我突然就联系不上小施和松琳了，微信被拉黑，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我这个还活着的“江歌”，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寒心。

我不知道两个小女孩有没有给爸妈讲她们在外遇到的困境和危险，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提到过我。我只是在内心期盼，春节时能收到来自她们本人的音信，哪怕只是一句惯常的问候，也会给我莫大的宽慰和鼓励。而且，如果后续的官司还需要她们来作证，她们的“消失”会不会导致我无法“自证清白”？

四月初，得到检方的不予起诉通知书，我“清誉”挽回，有媒体想采访当事女生事发经过，我拨通了小施的电话，她当即就挂断了。之后记者需要和她们核对相关信息，依然是无法联系，我彻底被屏蔽于她们的生活之外。

在426天的煎熬中，不管是对立案定性的懵圈，还是对咸猪手“受害人”的愤懑，我都只会消沉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忙碌的工作所消弭。被铐走讯问时，我没有落泪；拿到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时，我没有哽咽。

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为对方的“无意识助攻”，对我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以怨报德，是什么引领了人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她们只是两个碰到过伤害和恐惧的未成年女孩，我不知道她们后来又遭遇了什么压力而屏蔽帮助过她们的人，我甚至也不愿过度谴责她们，我感到的只是无比的酸楚与钝痛。

今年清明小长假来临前，我接到了海淀区检察院的电话，没有告诉我结果，只让我尽快过去一趟。

头顶“犯罪嫌疑人”帽子，在取保候审状态中“捱日子”的我，心怀忐忑地去了检察院。接过检察官手中文件的瞬间，仅扫了一眼标题，我就确认那正是自己期盼多日、一度甚至放弃希望的法律文书——“不起诉决定书”。

捧着长达三页的文件，我来回翻看的就是最后那五行字：“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翟金磊为了使本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了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系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翟金磊不起诉。”

△ 图 | 受访者供图

虽然由“待罪之人”，还原到“清誉之身”，理清官司后，我还是决定远离这块“寒心之地”，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居住。

想到此事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我立马想到了“委琐”一词。我之前还算是个勇敢无畏有担当的人，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一定会坚持。而出事后，一旦遇到有不同意见或者有很大阻碍的事，我往往会选择退缩。

只有一件事，我不想再拖延而是要马上就办，就是把本该去年“五一”举行的婚礼，在今年金秋“补上”，给爱人和家人一个交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