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重生：研究院的胜利_风闻

20年跌宕起伏，联想研究院在时代画布之下涂抹的浪漫故事。

文|封成 丁甜

编辑|强家宏

LUMING LAB 出品

“亚太第一也拿到了，世界第一还遥遥无期，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你们谁继续带领公司向前走，我让位。”

不胜酒力的杨元庆举起酒杯突然感慨到，这个意外之举打破了周围人群的欣喜氛围。这是发生在1999年10月23日联想最高层总裁室会议after party上的一幕，地点深圳西丽湖畔。

联想历史第一次把总裁室会议安排在这个远离总部的地方，意在探讨联想关于未来的走向。这个after party本不应该如此愉悦，因为早些时候他们还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

与会的高管旗帜鲜明地分为了两派。保守派认为，联想应该更多的精力放在谋求业绩增长，在市场份额上占据更进一步的优势，在老路上击败对手。这样的竞争思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毕竟联想此时的发展状况也有这样的势头和底气。

变革派则提出了新的路线，他们觉得，此时的联想应该将重心押注于未来，进一步说是押注于未来科技，要加大对科技的研发投入。

20年后，我们再回过头看这样的争论就显得不那么有意义了。在今天，市场竞争和前沿科技研究之间的鸿沟已经消失殆尽，要想取得良好的市场表现，其研发投入必然会与之对等。

可是回到20年前，一款产品的成功研发足够一个大公司通吃多年的时代，联想面临的路线之争则是整个时代科技公司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

这个会议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party沉寂气氛的打开来自于总部临时传来的一条简讯：IDC统计结果出炉，联想夺得亚太区的PC销量第一。

消息的到来无疑地增长了保守派的信心，一时间所有人开始推杯换盏，纷纷向杨元庆道贺。可是此时杨元庆却表现出了身为领导者的理智，他心里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答案，这才有那句惊四座的言论“谁能带领联想往前走，我让位”，其中的纠结和焦虑不言而喻。

向前走，往哪儿走？

同一年，联想成立了研究院，这是效仿国际科技巨头面临这样发展路径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四年前，IBM成立了中国研究院。在一年前，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也相继成立……企业研究院通常被用来连接科技发展和市场发展，是个折中的方法。

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联想研究院的成立和这个会议的主题有什么直接联系，只是两者发生的时间点足以让我们勾勒出上个时代科技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企业研究院很难说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因为前研技术的研究方向同样存在押注现象，这导致企业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反映到对公司发展的贡献成为一个概率问题。我们见过了太多企业研究院为人类科技发展做出长足贡献，却难以为公司发展提供可靠支撑的案例。

可喜的是，联想研究院表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联想研究院不仅成功预测出多个技术趋势的到来，并且帮助联想在趋势来临时取得优势。尤其是当下，在产业互联网的热潮之下，联想研究院更是成为联想在此布局的重要武器。

更重要的是，研究院的果实除了支撑联想自身的发展，还在国家技术进步的层面贡献了重要力量。在过往，他们不仅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形象，还支持联想支撑了整个奥运的技术系统。

现在，他们的努力更加意义非凡。在中国正在试图突破国外长期技术封锁的大飞机制造项目上，研究院自主研发AR技术却无心插柳般地贡献了长足的力量。这已经超越了突破技术封锁的范畴，而是一次伟大的创新。

20年的历史，联想发展的沉浮和研究院的功绩都应该被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联想研究院一个经历了这个跌宕浪潮的个体，以及他在时代画布之下涂抹的浪漫故事。这算是意外之喜。

01

“这是毛世杰院长。这是记者。”

他脸上露出笑容，动作很热情。他还在工作状态，刚刚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美国公司派来的同事。联想是一家全球公司，和外国人的频繁接触他已经习以为常。

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比我想象中年轻，甚至丝毫没有技术研究人员以往给人留下的古板印象，头发茂密，有着不符合他年纪的面容和精神状态。可是，他已经40岁了，仅仅就算是呆在联想的日子，也有18年了。

18年，岁月流深。

在联想，他身居高位，对外的title是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计算视觉与增强现实方向负责人。同时，还有数不清的外部title，诸如北航特聘教授，上海科技大学企业导师，中科院上海高研院硕士研究生企业导师……

说到底，他是因为贺志强才来的联想。2000年，履新联想研究院院长刚刚一年的贺志强来到了他的母校中科大招聘，这时候他刚刚大三。贺志强在台上，他在台下。

这是一场关于IT产业的演讲，讲得很精彩，但是具体内容他已经记不大清了。台上的贺志强说联想要向IBM研究院学习，这是一个很新的方向，所以他就记住了“企业研究院”这一个词语。可就单单一个词语就足以让他心动，几个月后他选择了提前毕业，放弃硕博连读的道路，来到了这个发源于中科院地下室的联想研究部门。

                            

之后，他几乎参与了联想历史上时代变革重大机遇的所有项目。在PC互联网时代，他是名震一时的联想FM365项目的技术骨干。2008年移动互联网来临，他负责的乐phone应用商店更是成为联想在移动生态端的重要布局。中间几年，他甚至还去成都从零领导研发了军用加固型笔记本电脑。而现在，他所负责的计算视觉和AR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是为中国大飞机的制造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为公司在产业互联网的布局打开了局面。

然而出了联想，熟知他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在公司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与联想灵魂人物柳传志在网络上的两场“对台戏”。2004年，联想爆发历史上最大一次裁员潮，他的部门9个人，3个人被裁，3个人转岗，最后只剩下3个。他的心里很难受，“有很多感触，却又好像什么都堵在心里，说不出来。”

理科生大多数时候给人的观感是木讷的，然而会写字的理科生却极具人格魅力，他们写出来的文字通常具有很强的感性力量，极具爆发力。毛世杰选择把自己的悲愤和疑惑全都倾注在这双平日用来敲代码的手上，伴随着键盘的噼里啪啦作响，那篇众人所熟知的爆款文章《公司不是家》就此产生。他以周遭的例子来痛陈这次裁员的冷酷无情，并且直指联想此时业务受阻并不是员工造成的，“是谁的错？是领导的错！”

柳传志看到这句话稍作停顿思考，这驱使他特地撰写了关于这篇文章的回应，在回应中他对公司CEO杨元庆提出了三点要求：

牢记你的目标，牢记你的责任，进取、创新、突破!此外没有别的出路；

要爱惜资源，特别要爱惜员工，牢牢记住以人为本；

去打仗，十仗中胜七仗就是优秀的指挥官!

仔细琢磨柳传志的话语，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在个人立场，柳传志赞成毛世杰的结论，他还认为这是对联想饱含感情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但是从领导者的角度，他也不认为杨元庆的裁员决策是失误的，最后的话语中甚至还含有支持的含义。这是坐的凳子不同带来的认知偏差。多年后，已经坐在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位置上的毛世杰也开始理解当时的决策，他现在不愿再过多提起过去这段经历。

18年的联想经历，让毛世杰成了我面前的这个他。他的位置越来越高，负责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同时管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大。不变的是，他对联想的感情。2014年联想30周年纪念日，柳传志发了全员邮件，回忆了他在1999年联想十五周年的演讲，并询问“1978年出生，1999年入职联想的朋友应该是不多的，当年被大哥哥大姐姐带着干活的小屁孩转眼已经36岁了，如今你们都在哪儿呢？有车有房了吗？日子过得还行吗？”

这两个时间点让毛世杰觉得自己是被询问的对象，他再次发文回应。他不认为这是单调的15年，所做的事让他始终有种时代弄潮儿的感觉。他见证了联想这15年“从国内第一走向国际第一的整个过程，都感受到了剧情的跌宕起伏，以及结果的酣畅淋漓”。

终于，在2019年4月17日的联想Awards Gala晚会上，毛世杰获得了联想个人最高奖项“联想英雄奖”。这个奖是授予集团超越预期并帮助公司更好地向智能化时代转型的先锋。“这个奖项是对我过去18年业绩的认可，现在是我在联想集团的第19年，让我们面向未来”。

这就是联想35年来积累下来的中流砥柱，毛世杰只是其中一员。他们和联想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他们的努力贡献使得联想越来越好，战斗力越来越强。联想也反馈给他们除了生活必须的车子和房子，还有“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丰富的经历，保持了活力与激情，在联想实现了精彩的人生”。

一个毛世杰长大了，他又能在他的岗位上带出数以百计的毛世杰们。他们在科技上专研，在业务上奋进，无数个个体的力量凝聚成一股绳，以这种精神支撑联想向更伟大的企业进发。

02

朗朗在联想！

这话挺奇怪的。朗朗是钢琴家，而联想明明是一个科技公司，朗朗又不是联想的代言人，两者哪里能联系得起来？可是杨元庆2015年5月28日的微博就是这么发的。点进视频去才发现，原来是朗朗和杨元庆合奏了一曲，郎朗负责弹琴，而杨元庆则在一旁翻琴谱。

不过，琴谱看起来有些诡异，虚虚实实的，一点都不像真的。看了毛世杰在微博上发的视频完整版才后知后觉，这竟然是通过手机投影出来的一个虚拟琴谱！毛世杰在微博上说，“许多努力，就为了这一声喝彩！这个手机酷不酷？联想智能投影手机”了解一下。

在毛世杰发的那个完整视频里，朗朗甚至还用这台手机投影出来的琴键弹了一首慷慨激昂的曲目，引得现场惊叫声一片。毛世杰把这种惊叫声认为是对这项技术的认可，的确也是。他从2012年来，一直在做计算视觉和AR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个手机算是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这款手机诞生的前一年，2014年，联想手机达到顶峰。依靠联想收购的摩托罗拉，使得当年手机出货量总和超过9000万部。联想凭借7.9%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智能手机厂商中排名第一，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三，仅次于三星、苹果。

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产生了唏嘘之感，“联想似乎总是起了个大早，赶了晚集”。联想的智能机布局非常早，早到2006年全是功能机的时代。这年的联想研究院技术战略规划会议就确定了智能机的方向，紧接着一个专攻智能机内部命名为“Beacon”的项目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

这是一款基于Lunix的下接键盘的智能机，看起来真酷炫。他起身去给我找珍藏的这台机器，就在办公桌旁边的储物柜里面。

这个柜子是多么熟悉啊。就是这个柜子，他把自己做过的产品样品都保存在这里面。坐在办公桌上伏案工作的他，累了就扭头看看这柜子里面典藏的物件，立马就觉得精力充沛。这里面的回忆实在太多太多。

回到沙发上，他回想起联想的一些往事。“阿梅里奥对联想的战略是有很大的破坏意义的，因为他不会去看长远”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他不喜欢阿梅里奥。这个美国来的职业经理人把智能机如此有前景的项目经费压得太死了，惨到什么状况呢？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贺志强的私下支持，这个项目恐怕早就夭折了。他认可杨元庆。从过往经历里，他发现“杨元庆当CEO，就永远坚定投资联想的未来。”

除了杨元庆，他还很佩服贺志强，“老贺的Vision在那个时代是极其领先的”。移动互联网即将来临，在2008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贺志强给联想研究院划出三条明确的业务线：操作系统、乐Phone和应用商店。

这样早且完善的移动互联网战略布局，使得联想取得了先发优势。联想不仅最早做智能机乐phone，而且是国内第一家用上安卓的厂商，针对最早版本的安卓，他们做了大量修改和完善。联想开发出的“四叶草”交互方式，至今还被很多用户所怀念，这个工作量无疑于重做了一套操作系统。最重要的是，PC厂商的经验还让联想最早考虑到了移动时代的生态体系，他们还决定了要做应用商店。

好景不长。随着安卓的优化和发展，联想的操作系统业务陷入了一种注定会消亡的命运，毛世杰把这场战役的失败总结为，“一个很伟大的梦想没有实现好”。手机业务本来算是联想的老本行，可是在中间几年却在市场战略上摇摆不定，推出的手机产品参差不齐，甚至连毛世杰都一度弃用。

他叹了一口气，我明白这是对联想失去的移动时代的惋惜。一手好牌怎么就打成了这样？操作系统且不必说，怎么连智能机乐Phone业务也如此不顺。他后来自己总结了原因，乐phone的产品定位，产品设计理念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品质把控没有跟上，导致了早期出来产品质量非常差。他说道，“我们一帮读博士做research的人去工厂盯的，这能行吗？”

匪夷所思，硬件起家的公司会在供应链上出这么大篓子？

有点起色的是应用商店，这个一开始阻力最大而且零经验的项目，这是他从没有想到过的。阻力同样来自于内部，在那之前联想在PC时代的硬件过于成功，他们的机器总是能卖得很好，他们从来就不会去涉足软件应用层面的市场。所以，当应用商店项目确定后，内部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做应用商店？联想能做成软件生态吗？在贺志强主持那次会议上，就有高管就直接质问毛世杰“你能保证应用商店上线的时候有200个应用吗？”

此时，毛世杰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心里同样没有底气，只能默默把200个应用定为自己的目标。他面对的现实是，此时联想内部连软件合作协议都没有，之前的几乎全是硬件采购合同模板。他立马做了两件事，一个之前在Intel负责芯片设计的工程师被安排来负责财务文档，另一个出身于微软的工程师则被要求来研究软件开发合作的法务文档。

他嘴角微微上扬，此时坐在我面前沙发上的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要知道，微博、优酷这些移动时代的知名产品第一款安卓APP几乎全是基于联想应用商店的sdk合作开发出来的。

他声音越来越大，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顿时充满了生气。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他和2018年赴美上市彼时刚注册公司的乐逗游戏CEO陈湘宇谈论移动游戏应用的合作，并且推动了联想乐基金投资乐逗游戏。彼时还没注册公司后来被阿里收购的豌豆荚创始人王俊煜找上来和他商量合作事宜。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那个被他安排负责财务的芯片设计工程师经常向他汇报工作，那个人叫仇俊，就是在2017年就已经手握12亿用户下载量的茄子快传的CEO仇俊……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的努力没有白费。2010年，联想召开了第一届开发者大会，联想乐商店正式上线，里面内置1000多款应用，国内做安卓的人几乎会全都到场了。

他长舒了一口气。

03

2012年，他在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推动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AR眼镜，要知道当时没有AR这个词语，连大家熟知Google AR眼镜都是要到12年年底才发布的。

一个是智能投影手机，就是杨元庆翻虚拟琴谱，朗朗弹虚拟钢琴的那款。

这是定位明确的两个项目，前者旨在探索下一代硬件革命，后者则期望改变智能机的交互方式。

这就是从2011年底毛世杰开始接收以来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所必需要做的事情，去探索未来5-10年技术上可能发生的变化。结合当时市场状况，他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智能手机之后是什么”。

他的第一个命题来自于杨元庆。从样式千变万化的功能机时代跨越到智能机时代，杨元庆认为智能手机的形态一定会有一些变化。至于怎么变，他则把问题抛给了毛世杰。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虚的前瞻性开发性问题，不会有人赶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对的。毛世杰却很自信，他想了好久，再找到杨元庆汇报，“我觉得智能机只是这个样子了。现有的交互方式情况下，只能追求屏越大，屏占比越大。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要改变交互方式。”毫无疑问，后来的发展趋势的确印证了他的说法。

基于计算视觉的两个项目纷纷上马，进展突飞猛进。2015年，智能投影手机发布，朗朗和杨元庆一起在台上展示了这款拥有全新交互方式的智能手机。他在台下很高兴，在微博上写下“许多努力就为了这声喝彩”。

同时，他还有一点小沮丧，他心里明白这款手机注定只能停留在舞台上，这场发布会只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联想的技术实力。在那之前，他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找了无数的代工厂，从内地找到台湾找到日本，始终没有人解决这款手机的量产问题。这多多少少有点悲壮的味道，辛苦多年做的产品，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就是造不出来。

后来，他们换了个思路，将这套交互系统和尺寸大一些的音箱结合了起来，诞生了一台能投影屏幕的智能音箱。同样，联想为这款智能音箱举办了一场发布会，联想现任CTO芮勇和一个小女孩在现场演示这个产品交互的独特性。

但凡看过这场发布会的人，都会被这个音箱所吸引。在桌上光影组成的投影屏幕是多么好看啊，这块屏幕可以帮助小朋友绘画，这个屏幕可以识别现实的物品，这个屏幕能让人感受到我们正在向着科幻片中的场景进发。发布会后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曾找上来想要跟他们合作这款产品。

他其实很少在公众场合生气，不过就算现在提起来，他仍然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他给我翻了当时的朋友圈，他想不通一家全球知名的日本公司怎么会如此无耻。事件的起因是，他们找到索尼来为这款音箱代工镜头模组，索尼来的代表就坐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结果不久后，索尼就发布了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就这件事告它绝对以告一个准”过去这么久了，他还是有点不服气。

时间来到2018年，联想流年不利，外界质疑声音于耳。

首先是资本市场的遭重。从年初开始，股价持续下跌，创下2011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股民纷纷指责联想是“最垃圾的科技股”。同时，市场分析师也在疯狂踩盘，财新报道，彭博排名前十的分析师大多建议投资者卖出联想。

到了5月，港交所又发出了将联想踢出恒生指数的公告，这已经是联想历史上第二次被踢出恒生指数。这直接导致了联想成为港股市场上被做空最多的一只股票，根据金融咨询公司IHS Markit的推算，最危险的时候有13.8%的联想股份被空头借出。

接着是外界舆论的围攻。网络上有人故意翻出了两年前关于5G标准的投票事件，不明所以的群众民族情绪被点燃，进而直接引发了2018年中国互联网上最大的一次全民讨论。面对骂声，早已退隐的老同志柳传志不得不出山，以视频演讲的方式向公众陈述个中原委。

危机之后，联想似乎陷入了一种“怎么做都是错”的误解困境。参与美国“双11”黑色星期五因折扣力度过大，导致被冠以“国民良心想”的名头。杨元庆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联想不仅仅是一家中国公司，更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就被个别媒体恶意解读为“联想CEO：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是非常诡异的一年，外部的舆论危机让人感觉联想这家企业不行了，然而在企业内部却呈现出一种别有洞天的景象。

2018年11月6日，珠海航展。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联想集团研究院签订AR技术应用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商飞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

签字落下最后那一笔的仪式定格在秋天，但是联想研究院与商飞的结缘，要开始得更早。商飞之前根本不知道联想在做AR这个事情，和外界一样，他们认为联想就是搞电脑的。

联想PC品牌概念太强了，研究院根本不为人知，研究院的技术更是匿影潜形。在这次对话中，毛世杰前后有3次表达了类似的场景：客户跟研究院接触之后才知道联想有那么多核心技术。

去年夏天的时候，热气穿透屋顶、墙壁和地板，上海，2018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毛世杰这支特别的团队，搞了个展会，商飞也在现场。毛世杰派了一个人现场演示了一下联想研究院的AR技术，商飞看到后颇有兴趣，脑海中冒出一句：就是它了。

然后就是参观研究院，接触研究院，与联想研究院谈一些具体合作。商飞最初抛出的难题，是飞机内部接线缆，在当时的技术环境和大家的普遍认知里，“这是最有挑战的事情。”

“你们现在的技术肯定做不到。”开始的时候，商飞对联想研究院还持有怀疑，还主动拉来另外两家，希望与毛世杰他们合作完成，算是一个留后路的Plan B。但是在后期，商飞某种程度上是被震惊了，这个“惊”解释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惊讶，与惊艳。

飞机制造需要非常多的零部件、线缆组装，一般大飞机生产线在商飞都需要至少几百号员工。就以插线缆头组装为例，一般是三人一组，可能有十几个小组。而插头只是其中一个项目，类似的项目超过20个，每一项都费时费力。

航空插头是密密麻麻的孔，线缆很多，三人中的一人专门查无数条线缆其中一根线缆的编号，并得出结论它应该插在哪个孔上，另一人要去实际端口位置把孔的位置找到——用肉眼，从密密麻麻的孔中找到一个。而这个插孔不足两毫米，比马蜂窝要密集细小得多，肉眼难以可见。三个人一组，最后一人便是确保位置的争取性。这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很快需要调班，以免疲劳出现失误。

而相同的线缆，在一架飞机上，有成千上万条。

商飞不是不想智能化，而是认为智能化的精确度，到不了这个程度，只能维持这样的工作模式。

这时候，毛世杰给他们提供了AR技术。只需要一个人，拿出一根线缆，通过AR眼镜，用接口扫一扫，相应的端口上就会显示出配对的孔的实际位置。“戴着AR眼镜，图纸就全部标识出来了，每个线缆从哪拐，怎么接，就非常简单。

这就是技术的力量，看起来像科幻电影一样。从火神的仆人、拉比的魔像（golem）到木牛流马，我们从来没有放下过有一种造物能代替自己从事机械繁重的劳作的企盼。但是在今天，比起重复，可能我们更需要智能解决的难题是——复杂。

当全部装完以后，又可以通过AR眼镜来检查，有没有差错与遗漏。以往，在安全性上，一根线插上去后又断掉是有一定概率的，所以一般飞机的操作流程是插进去以后又拔出来再插，保证线缆不会掉落。AR眼镜同样能视觉识别这个动作有没有必要，或者说有没有做，从而提高飞机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后来，联想研究院与商飞的合作越来越频繁，领域也越来越大。比如第二代晨星AR眼镜，微软的同款产品太厚重，他们就提供轻便的。比如5G，商飞的整个园区都布好了5G，联想就用5G做远程视频协助。

这才有了商飞与研究院签战略合作协议那一幕。11月的珠海，当时的天空还有歼20飞过的痕迹，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澳门，也就是在澳门回归那一年，1999年，联想研究院成立的。

除了帮助中国大飞机的制造，联想研究院的AR技术还无意间闯入飞机维修的行当。毛世杰曾做过一个演示，他在舞台上带上了晨星AR眼镜。舞台中间摆着一台完整的飞机发动机，金属质感很强。而在他的视角里，一个依据现实影响的数据模型开始建立。他的右手稍微动一动，这个模型立马就能被有序拆解，然后迅速定位故障问题，再通过专家连线的实时指导。用他的话来形容“每一个人都能轻松修飞机”，这话有点夸张，不过台下的我们依旧惊叹于这科幻片般的场景。

现在就AR技术，他们已经收获了很多客户。回望过去几年毛世杰的所有经历，简直就像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他们在技术上想方设法的探索，中间遭遇了无数挫折和质疑，但是却在2018年这个联想历史上处境最为不妙的一年，他们坚持了多年技术终于开始散发出光芒，开始被人所认知。

这一年，大小巨头都认为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已经过去，未来的机会是B端，是产业互联网。作为技术研发者的毛世杰或许还有想到这个问题，他们每一天所做的努力都是怎么在技术上更进一步。2018年这个时间点，让他们意外地探进了产业互联网的世界里，这项一开始旨在改变C端交互方式的技术却被发现在B端有更深层的应用，意义更为重要的应用。

在2018年年尾，联想的股票反向拉出了一条上涨的弧线，市场正在重新认识这家科技公司。

04

时隔几年后，毛世杰的手机再次换回了联想手机。他说，联想手机正在慢慢找回当年的感觉。他还拿起来特地向我展示这款手机的升降式镜头。

临走时，他又一次给我看了他微信里刚收到的图片，图片上柳传志正在参观他们造飞机的业务场景。这是临走前刚发生的事，说来有点巧合。

他和柳传志在网络上两次呼应，不过在现实生活他直接向柳传志汇报工作的经历却只有一次。此时他应该会想起那个名叫“007”的联想特别小组。

在2000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奥运的全球赞助商IBM机器出了问题，甚至要人工手抄成绩，弄得IBM与国际奥委会都很狼狈。联想能够接续了不起的IBM的位置吗？而当时的普遍情况是，欧洲人不信任联想。都灵冬奥会奥组委的CIO (技术部部长) Ariko Frskury ，甚至很直接地说过：“联想？我做这行二三十年了，没听说过你们这个公司。”

距离2008年还有7年时间，于是，联想T服务版块负责人俞兵与乔健，商量了一下，有了“詹姆斯.邦德”这是联想“007”的来由。和电影原型里的007一样，这个项目也是高度机密的。内部评估分了两个小组，一个是财务组，一个是技术组，毛世杰是技术组成员之一。

那时候，为了奥运这件事，毛世杰和服务器小组的周操，还有PC部门的王，三个人一起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进行测试评估。奥运会总集成商的实验室在那里。

9月30日，毛世杰生平第一次出国。座位上方的禁烟指示灯和安全带指示灯同时亮起来的时候，大型空客开始加速，在跑道尽头腾空而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八千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只是，10小时5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巴黎机场转机，“服务器那哥们却被扣下了”。

安检照过去的时候怀疑周操是恐怖分子。服务器的线太多，周操随身带的电线、硬盘……都被海关给查扣了。法国人发不出“周”的音，就到处叫“操”，“操”，“操”叫了好一会儿，毛世杰他们才听出来是叫周操，赶紧把他给找来，结果“一找来就给扣了”。毛世杰回顾当时法语创造的那种中文语境，很逗。

后来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月，毛世杰和团队其他两个人天天测试环境。都是极限测试，中间出现过至少两次故障，把他们吓得满脸苍白，赶紧看怎么回事，哪里有问题，是不是联想的服务器承受不了，后来对方确认是他们的软件问题，不是联想产品的问题。

回来以后，毛世杰第一次和柳传志一起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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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世杰年轻，有一点胆小，或者说是谨慎。得出的结论是联想要支持奥运会系统，技术风险还是很高，因为“联想服务器没有经历过奥运级别的考验，但凡是系统出了任何故障都是影响非常大的事情。”而财务组的结论也是，奥运这个事会烧掉很多钱，会影响到未来两三年的报表。

但是柳传志对着报表判断良久，还是坚定地要成为全球赞助商。老柳觉得，中国人第一次办奥运，没有中国的顶级赞助商太丢人，联想必须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全力做，保证质量，如果真的出现了事情，做不好，我们被别人骂，我们低个头认错。” 杨元庆也在那个会上，后来联想就成为了08年奥运会TOP赞助商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和国际奥委会签字那天，杨元庆笑着说：“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不能用这支笔来签。我要找支有意义的笔来签署啊!”他们在联想最大的会议室3408开了一瓶意大利Remole，最后签字的那支笔是万宝龙。

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整，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最终点燃圣火的那支祥云火炬，也是联想集团设计的。整个奥运会期间，在计算机领域，联想负责了全部的信息系统，所有PC、服务器都是联想提供，“奥运会不许用别的品牌，都是联想的”。

没有让柳传志失望，联想支撑了2008北京奥运会信息平台，零失误。

这件事让毛世杰感受到了联想的力量，而现在他所在的研究院更是联想力量的未来支撑。中间他有很多机会去向财富、向名誉更进一步，但他没有过丝毫动摇。他的心里只有技术，只想看更新的东西，这才是他想追求的东西。

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他时常会想起自己刚进联想时的场景。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三五个小伙伴就聚在一起，PK编程能力，多线程访问公司主页看看谁的访问速度最快。一群Geek紧张而激烈地敲打键盘，电脑屏幕上全是一些看不懂的数字和字母组合，神秘地反着微光。有一回晚上，毛世杰和团队里的几个年轻人又PK嗨了，直接把公司网搞挂，拒绝访问，瘫痪了。

这个场面，似曾相识。好像《社交网络》里的那五六十个参加面试的程序员围坐成一个半圆形，一边喝酒一边比拼hack服务器一样，诡异又疯狂，认真又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