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策划起义 右手镇压革命——马前卒工作室 【洋关故事】之四_风闻

按：日前马前卒工作室曾发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文《用三十年时间 培育一个新中国》，里面提到清朝和民国的海关问题，指出这个机构既是旧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又是整个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核心原因。

发表后，许多读者留言，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个旧中国矛盾的核心点。因此，马前卒工作室策划了【洋关故事】系列，五一假期间陆续发表，从人事、财务、社会效应等多角度介绍旧中国海关，本文是其中的第四篇。

现在说起旧中国时代的海关，有一种主流论调——认为当时的海关在清廉的洋人的掌控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维持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安全。

旧中国海关是否清廉，请看【洋关故事】前几篇。但即便“清廉”为真，但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国家会有什么下场？落后国家的工商业失去关税壁垒会怎样？旧中国的百年积贫积弱已经做了明确回答。

而即便不说中国失去的那些发展机会，只从一个农业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被洋人完全控制的海关依然给中国制造了太多的“惊喜”。下面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在教科书上读过的故事：

1932年，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萧条进入第四个年头，全球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东三省沦于日寇之手。

这些问题对于江南一带的农民来说，似乎都远到可以忽略。尽管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作为农民的张三仍然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想要买点煤油或者给家里的婆娘增加二尺衣物。

1932年算得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没有大规模的洪涝、干旱或者虫灾，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让农民可以偷偷地喘口气，交上历年的欠债与地租，多吃两口肉。

只是，当农民们去卖米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那年，中国通过海关进口的外国大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600万担，总体谷物进口超过了7800万担，平均每5个中国人就要进口一担米，粮价大跌。

来自越南、泰国（当时叫暹罗）的洋米通过英国的怡和、日本的三井、瑞士的福家洋行、丹麦的立基甚至还有华侨开办的德发行，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上海、广州，他们只卖4块钱一担甚至更低。

对于购粮吃饭的城市人口——比如工资稳定的小职员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到底还是有一个熟悉江南农村的中年文人记下了洋米洋面冲击波的效果：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卖粮食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直到80年代为止，中国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但又不是真能100%“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要买盐，买铁，买盖房子的木头，最后还要换来现金应付政府的捐税。对他们来说，稳定的粮价是世界秩序的基石。

而在军阀混战、日本入侵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农村的货币负担都在加重，以江苏南通为例，从1912年到1931年的20年间，一亩地的负担竟然上涨了6.5倍，可即使在1932年丰收之年，粮食亩产也没有超过清朝。

清朝年间，农民负担已然不轻。民国时期年间翻倍地上涨，中国农民是怎么支撑下来的呢？

中国农民“幸运”地遇上一次席卷中国的通货膨胀。

20世纪初期，由于大萧条与各国确立金本位的影响，金贵银贱，特别是白银法案之前，美国还大量抛售白银，更是把国际银价打入低谷。这导致廉价白银流入银本位的中国，银元不断贬值，粮价不断上涨，从1912年到1931年上涨了2倍多。

粮价上涨尽管损害了城市工人的利益，却也使千千万万像张三一样的农民能够勉强在苛捐杂税中活下来。

1932年，粮价上涨趋势倒转，农民的噩梦降临了。

注意本表是平均价格，实际上米价波动非常大，各种数据都有，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20世纪30年代初，除了叶圣陶，还有很多农业学者惊呼：

“中国的农村经济破产了，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正在饥俄、死亡和挣扎之中。”

“这已无须用什么数字来证明，而为每个有识见的人们所共识的事实了!”

海关就是趋势翻转的主谋之一。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洋米，农民们无力竞争，不是农民工作不努力不肯996，也不是他不肯省吃俭用。

在那个年代，农民们已经把自己的消费支出压缩到人类维持生存的最底限了，但是依旧难以维持生活。

从下图可以看到，在民国时代，农民的收入中用于伙食开支的占63.92%，其中伙食开支用来买肉的，只有1%，注意是占全部伙食开支的1%。

他们已经非常努力了，比现在绝大部分人都要更努力地想要活下去。可是他的粮食要卖到广州、上海换钱，必须付出重重的盘剥与厘金，运输成本高得惊人。

而越南米，泰国米从轮船一路开到广州、上海，方便快捷也就算了，更可怕的是在海关税务制度当中，洋米居然是免税的。

4块钱一担的洋米，不需要加任何关税地涌入中国市场，这对殖民地农业资本来说，是大萧条年代的救命稻草，却是对中国农民的谋杀！

1932年，为了应对大萧条，德国小麦进口税率为30.86%，意大利的小麦进口为20.46%，法国虽然农业发达不怕冲击，小麦税率也有16.24%。而中国对粮食进口关税竟然是零！难怪各粮食出产国疯狂倾销中国，以求免于危机。

于是极为讽刺的事情发生了，身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大量进口洋米，最高期间占据总进口量的19.6%。

21世纪，习惯了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可能会反问，民国期间到处饥荒，进口粮食不好吗？

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以30年代极为可怜的粮食消耗量来计算，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不仅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还能够进行一定量的出口。在中国农业社会无法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前提下，放开粮食进口，打击的是中国经济秩序和自耕农的生存空间。

而为了保持粮价，为了收购更多自耕农的土地，控制中国粮食交易的地主与米商们宁可粮食烂掉，宁可将陈米烧掉，也不会因为洋米洋面的冲击，就放出积压粮食给灾民吃。现在中国网民经常嘲笑印度人均粮食不如朝鲜，还能出口粮食，民国这方面真不如印度：

“自十九年丰收以来，仅长沙市一埠，数年间谷米存储，由陈而新，由新而陈，现逾二百余万石，以本市人口计算，可供二三年之需。”

这看上去是开元盛世？

实际上是经济停转：

“顧江西米谷素以滬、汉为销纳场所，乃长江下游，因洋米倾销，固无下行之希望，而汉口有湘米灌注，且受洋米、洋麦影响，赣米亦无插足可能，省内各地，除南昌、九江，可以销纳少数米谷外，均苦于出路穷绝。”

印度好歹粮食还能出口，而当时的中国粮食丰收。丰在谷仓，烂在窖中，自耕农卖不出粮破产，灾民依然无以为生。而根据南京条约规定，粮食和大多数商品一样，5%关税就可以进口，再缴子口税2.5%就免于一切中国国内税收。

在殖民时代，虽然大多数殖民地处于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大不一样。和传统农业国相比，殖民地农业往往会有几个特点。

1. 粮食无法自给，依赖进口。

2. 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

帝国主义的目标正是如此，要摧毁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依附性结构的殖民地经济。不仅要靠帝国主义才能赚工钱，甚至吃饭也离不开掌握新大陆空旷土地的帝国主义。

以广东为例，作为海口通畅的相对发达地区，广东进口粮食并没有什么错，可是1927年到1935年期间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实在骇人。传统上向广东输出粮食的农业省份，问题就不仅仅是“多收了三五斗”了。

面对这一切，稍微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要调整海关策略，纠正1843年以来的积弊，最起码要让中国这个农业国拥有相对稳定的粮价。在1932年的洋米冲击后，【谷贱伤农】的口号响彻整个中国知识界，导致了广东省政府的有识之士也在极力推动征粮食进口税。

只是倾销中国，掌控粮食命脉的洋行米商又岂是好惹的，如果敢对他们征税，他们就敢让三千万的广东人吃不上饭!

1933年9月19日《越华报》透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洋米商不足惜，其奈我粤三千万民食及全省米商营业何?”

同年9月，广东粮价大涨，操控意图极为明显。

面对洋米商的威胁，当时省政府农林局长冯锐字字真诚地劝说道

“政府对于米税的征收,系经过长期间之研究，并非率尔为之。且洋米确具不能不征收专税的理由。

首先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而农产品的输入竟有如此之巨，恐长此以往，中国人民的膏血将为外人吸尽了；

其次,谷值每担已由七元跌到三元四角，且米价虽低也没有销路，理由是土米销路已给洋米占据了，弄成农民日夕勤劳，而田中收获尚不足以弥补人工肥料，在这种情况下，试问何人还肯去耕田?”

应该说得益于广东省政府较为高明的手腕，没有大幅度提高税收，而是灵活设置广东不同地方关税，再利用当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向英国施压，1933年12月中国海关自《南京条约》后终于再一次对外国大米征收赋税。

不过，整体上这不能改变中国粮价随世界倾销水平大幅波动的事实。自耕农因此大量破产，土地向少数有积蓄的地主集中。

于是“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破产农民纷纷转投苏维埃，正规红军在数年内从3万上升到30万。

接下来就是本系列上一篇讲过的故事。英国籍总税务司向蒋介石拨付“关余”，发动第五次反围剿，迫使红军长征——可是这农民革命军，本来就是你们海关动员起来的！

（作者：香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