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着急”了！_风闻

近日，《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下称《战略规划》）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2025年，北跨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城市建设从大明湖时代迈向黄河时代”。

济南未来要跨越哪里？当然是将城市一分为二的黄河。

其实，济南提出北跨已有16年之久，却一直进展有限。但这次，济南终于“认真”了。

济南为什么非得跨过黄河？这座被外界看来“温吞吞”的城市，“破题”的良方在哪里？

今天库叔就来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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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航拍的济南泉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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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一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向德国政府建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

（图为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图源：环球人物）

28年后，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租借”青岛99年，并趁机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

为方便掠夺矿藏，1899年，胶济铁路动工，经过5年建设，于1904年6月1日全线贯通，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在济南出席了开通仪式。

（图为晚清重臣周馥 图源：大众日报）

与建设初期民众担心破坏风水的抵抗和此时围观“奇技淫巧”的心态不同，周馥心情复杂，作为清政府为数不多的参赞洋务几十年的高级官员，他实际有着更长远的考量。

当时，“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作为山东首府，统领全省，政治上的优势使得民众在心理颇有几分优越感。

千佛山下，大明湖畔，到处是“重儒轻商”论调，官僚作风盛行以致商贸阻滞，偌大的省城贸易额在全省居然只处于中游水平，甚至不及临近的小城周村。作为袁世凯的继任者，曾被李鸿章引为心腹的周馥深知其弊，在沿袭袁世凯的政策基础上，决定更进一步革旧鼎新，于是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访问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

他的这一提议颇令同僚和当时的胶澳总督特鲁泊惊讶，甚至被当时文人讽刺，因为自1897年青岛被占领的5年间，五任山东巡抚都不曾踏足青岛，以示割地之辱，周馥决定打破这一惯例。

1902年11月，周馥踏上了海风乍寒的青岛。

（图为周馥访青岛与德方人员合影 图源：新即墨报）

在忙碌的行程之外，周馥看到了一个昔日小渔村的蜕变，商贾众多，船流如织，店铺林立，与暮气沉沉的济南气氛大为不同，回到省府后，他即下决心促成济南开埠。

1904年，就在胶济铁路开通前一个月，他和袁世凯一起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将济南、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

清政府旋即批准了该奏折。

济南商埠的开设是出于中国政府的自愿，商埠区内虽然允许西人、洋商与中国人并处，但一切权力统归中国政府掌握，外国人不得干预。因此，济南商埠与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胁迫中国开设的口岸和商埠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说，济南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创举。1904年，成为济南近代发展历上不可忽视的一年。

就在奏折被批准后不久，这场大戏的主要操盘手周馥还没有来得及登台亮相，就被清政府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虽然在历史的晨钟暮鼓中，时代的舞台上迎来又送走了一个个决策者，但应和了时代的事物总有惊人的生命力，济南开埠的政策并没有因为人事的变动而被废弃，后任者承袭下来并确定了“保护老城、建设新城”的超前思路。

（图为济南商埠地二马路 图源：大众日报）

在济南的西关之外，东起十王殿（今馆驿街西口），西至北大槐树，南沿赴长清大道（今经七路一带），北至胶济铁路以南，这样一块东西长南北窄的区域被划为商埠区。

就这样，东西狭长的济南城市格局被擘画下来。

在周馥离任后一年，开埠典礼在被划定的商埠区隆重举行，继任巡抚杨士骧出席典礼，宣告济南商埠成立，好不风光。

商埠一开，各种新鲜事物纷至沓来，外地商客以及洋人熙熙攘攘，新兴业态逐渐繁盛，外资银行纷纷抢滩，民营企业崭露头角，甚至许多商家从济南走向了全国。

此时，来济南后补道台的北京同仁堂少东家乐镜宇与巡抚杨士骧结识，深受赏识，杨士骧特拨官银2000两交其筹办山东官药局。

然而好景不长，杨士骧被参调离济南，乐镜宇无奈自筹2000两白银“私有化”药局，改名为“宏济堂”，但不料却成就了一个商业传奇。

他便是电视剧《大宅门》的主角白景琦的原型，因“白”字蕴含在繁字体“樂”中，而被拆来用以寄寓往事。

（图为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景琦）

《大宅门》上映两年后，由山影集团出品的电视剧《大染坊》也红遍了半边天，其主人公陈寿亭原型至今虽有争议，但我们从艺术化的影视故事中依旧可以窥视出济南开埠对山东商业生态的影响。

这些被山东商界所津津乐道的商业创奇故事，无一不流露出重情重义的儒商性格：为人豪爽、善用奇谋、性情刚烈。直到一百多年后，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流淌在山东商人血液中的“豪爽”基因。

这一时期，山东高等教育也走在了全国前列。除山东大学堂（即山东大学的前身）外，法政学堂、法律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公立医学专业学校、公立矿业专门学校等一批专业高等学校成立，为山东近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图为山东大学堂章程 图源：舜网）

就在胶济铁路通车后不久，清政府借钱修筑的津浦铁路也通到济南。因统辖权不同，两条铁路在济南汇而未交，两座西式风格的车站相聚数百米而互不通车，成为老济南一道奇特风景。 

开埠政策以及铁路的通达，使得济南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一场没落王朝应对危局的自救，无意中影响了济南乃至山东未来百年的发展格局。

济南开埠的思想理念、规划实施在今天看来依旧超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也是思考当前发展的历史视角。

2

胶济铁路开工前一年（即1898年），21岁的张启垣在周村大街开了一家小染坊，取名“东元盛”，主营染丝线。

而此时，出生在济南章丘的孟洛川早已把“瑞蚨祥”的连锁店开到了北京大栅栏，除了绸缎外，开始涉足洋货、皮货、百货等。

（图为瑞蚨祥 图源：新华网）

“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首老北京民谣道出了瑞蚨祥在当时的地位。

当年，孟洛川从父亲手中接过家业时不过18岁，比刚创业的张启垣还小3岁，他自己也没料到会缔造一个名贯四海的商业帝国。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一带被焚，瑞蚨祥未能幸免，后迁至北京天桥设摊营业，然而这并未动及瑞蚨祥根本，其后发展反而更迅速，5年后，分号已经遍布北京、天津、青岛、济南等地。

后来，由于国际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济南商埠进出口业务受到极大影响，许多国外货物无法运抵济南，其中包括染色用的颜料。

善于观察的张启垣决定增染一种济南老百姓常穿的，名为“莱芜染”的深蓝布，一时销路大开，从而使东元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可以说，无论瑞蚨祥还是东元盛，此时在济南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也无不受益于济南开埠。

1928年刊发的《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这样描绘了济南当年的盛景：“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故出品日增，前途发展未可限量”。

就在这一年的5月3日清晨，济南城内商店正陆续开门营业，大街上熙熙攘攘，一片太平景象。不料在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日军挑衅事件，并逐步扩大，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

此后，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不断扩大，张启垣召回了在北平读书的三儿子张东木回家经营染厂，此时济南已经人心惶惶，东元盛在遣散部分工人后停产。

1945年日本投降，随后又爆发了解放战争。

战乱导致全国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济南的商埠、市场逐渐凋零，大批商户倒闭，济南经济全面崩溃，许多工厂面临破产。

到1949年，全市仅剩下12个工业行业，生产16种主要产品，百人以上的企业不过30家，而且多系纺织、火柴、面粉、制革、造纸等轻工企业，机械工业只有几家修理厂，重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全年工业总产值仅1.1亿元。

45年间，济南几经风云变幻，从开埠自救到蒸蒸日上，再到在风雨中飘摇，始终脱离不了国家命运和历史大方向。

3

1948年深秋，大明湖一片败荷零落的光景。

仅8个昼夜，雄踞津浦和胶济两条铁路相汇的济南被解放军攻克，成为关内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

（图为纪念济南战役胜利的济南解放阁 图源：齐鲁晚报）

此役震惊世人，之后国民党摧枯拉朽般兵败如山倒。

几天后，一位19岁的姑娘从西柏坡来到济南，与另外两名同事一起筹建起济南特别市新华广播电台（山东广播电视台前身），半年后，她又被派往青岛，向全市人民发出了第一条“青岛解放”的消息。

她叫杨洁，34年后历经坎坷，她导演了一部电视剧《西游记》，终成经典。

此时刚刚解放的济南也正历经磨难，多年的战乱和军阀割据让开埠以来所奠定的经济基础破坏殆尽。

创办成通纱厂的苗海南（据说为《大染坊》中苗翰东原型）曾面对动荡不堪的时局，写下“青鸟书难寄，黄粱梦正中。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

惆怅的他在济南解放前决定远走台湾、香港，后又到上海，试图寻找一方静土来安放自己的商业梦想。

这时经友人引荐，他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做出了人生重要的决定：返回济南。

返济后的苗海南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心头阴霾随之散去。他当即从上海运回价值200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支援解放战争。

作为关内最早被解放的大城市，济南备受中央政府器重，直至1966年一直享受着比省低半格的副省级待遇，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副省级城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济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投资上，特别是在重工业上。

（图为1956年的济南城区图 图源：《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

“一五计划”实施后，国家投资济南工业6881万元，扩建改造了121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济南在很长一段时间享受着如“共和国长子”般的荣光，许多年长的济南人至今津津乐道。

“二五”时期，又新建了济南钢铁厂、黄台发电厂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电子、汽车、化纤工业也先后兴办，工业获得了一定发展。

这一时期，济南汽车制造总厂（中国重汽集团前身）造出了国内第一辆重型汽车——黄河牌JN150八吨载货汽车，一举轰动全国。

这辆汽车艰难曲折的诞生过程，正是那个时代济南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缩影。因为在当时，整个国家都一穷二白，要技术没技术，要设备没设备，要图纸没图纸，生产重型汽车，之前一直是个未被攻克的难题。

 

（图为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生产的各种载重汽车 图源：舜网）

与重型汽车行业的辉煌同步的，是济南工业的全面恢复。

在这期间，济南研制出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高水平的新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济南的机床制造，1949年8月，济南工业局第四厂（后改名为济南第一机床厂）试制出第一台5英尺马达车床，“一五计划”时期，机床制造厂发展到12家。

到1965年，济南轻重工业逐渐协调发展，初步建成了3个重点工业区，即东郊工业区(以冶金、化工工业为主)、北郊工业区(以纺织工业为主)、白马山工业区(以机械工业为主)。市区则主要发展轻工、电子和食品工业。

1978年改革开放前，济南已有纺织、面粉、造纸、电力、冶金、机械、化工等工业行业，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企业1107个，工业产值达到35.76亿元，比1975年净增11.8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32倍。

 

（图为改革开放前济南市区一瞥 图源：舜网）

除此之外，在城市建设方面，济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0年济南市共辖历下、市中、天桥、槐荫、郊区5个区和历城、章丘、长清3个县，人口139.5万人，城市建成区达88平方公里，为解放初期的3.8倍。 

4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百舸争流的局面形成。大明湖上舴艋舟的成色如何，有待检验。

在这前一年，不满17岁的谭旭光进入潍柴，第一份工作是到产品试验室当工人。

半年后，比谭旭光年长8岁的马纯济从济南汽车配件厂团委书记升任车间主任，风头正劲。

1978年，吴炳新已是40岁，干了十几年会计、销售，敏锐的他嗅到了改革开放发出的信号，决定换一种活法。

这一年，高考龙门重开，20年前从青岛迁至济南的山东大学复归教育部直接领导，恢复招生。

生于郯城一个干部家庭的刘振亚从山东工学院毕业，留校工作两年后，于1979年调回临沂电业局工作业，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干起。

就在刘振亚调回临沂时，孙丕恕从青岛来到济南，进入山东大学学习。

这些未来在济南掀起波澜的人们，此时正在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年，济南版图也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版图扩张。

重设济南市郊区，以历城县的东郊、西郊、南郊和北园4个区为其行政单位。同年11月，原属泰安地区的章丘、长清重新划入济南。

这次区域调整远没有40年后来的轰动，但为济南未来十几年的发展打开了新格局。

1992年，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年份之一来临，一场思想解放的序幕也在整个山东拉开。

这一年，青岛市委力排众议，决定出让老的机关建筑，支持中山路商业区的发展，运用得到的补偿资金，实现机关东迁推动东部开发，东迁成功后，市委大胆组织了城市区划调整，青岛面积一下子从98平方公里扩大到1100多平方公里。就在那时，青岛现在的格局基本形成。

（图左为1994年前后青岛湛流干路，右为如今的浮山湾畔 图源：半岛都市报）

这一年，济南东方大厦建成开业，21层近百米的高度，让它成为当时济南最高、最时尚的建筑。随后，济南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第一高楼”的记录被不断刷新。

趁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暖风，济南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53岁的吴炳新和儿子在安徽淮南成立大陆拓销公司，不久兵分两路，吴炳新回到济南，两年后公司合并成立了济南三株实业有限公司，三株口服液同时宣告研制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年末，那个进入潍柴时只有17岁的小伙子谭旭光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事业上风生水起，出任山东潍柴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成为集团内最年轻的干部。

几乎同时，39岁的马纯济从企业经营者一跃成为济南市槐荫区代区长，从企业到政府，从副职到正职，这一步显然对马纯济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这时，谭旭光和马纯济之间还没有任何交集。

跃跃欲试的孙丕恕自告奋勇，在浪潮集团内部牵头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开发小型机服务器产品。

在临沂电业局待了13年的刘振亚，从技术员一路干到局长，后出任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

但商界的风云变幻可能就在瞬间，短短几年，有人匆匆离场，有人更进一步。

到了1998年，三株因“孙老汉因服用三株口服液死亡”的案子火烧连营，这家年销售额曾高达80亿，拥有15万员工的庞大帝国轰然倒塌。

与三株同命运的还有上市5年后的济南轻骑，其业绩从1998年开始就一泻千里。曾经凭借“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广告语响彻全国，连续三年成为全国摩托车行业的“霸主”此刻不得不走上重组道路。

也是在1998年，济南泰山将军足球队更名为山东鲁能泰山队，冠名的鲁能集团原本是山东电力集团（当时为山东省电力工业局）下属第三产业和多种经营企业的总称。1999年9月以后，山东电力集团确定以鲁能为核心来管理旗下“三产多经”企业。而这背后的操盘手就是刘振亚。

更名后第二年，鲁能泰山队首夺双冠王，鲁能对济南这座城市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企业，除了庞大的产业外，足球队几乎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品牌，但可惜的是，在球迷的狂热之外，政府始终没有找到打好这张牌的方法。

在大连、广州乃至同省的青岛喊出“足球之城”时，济南一直欲说还休，甚至还有一些官员对其他城市的行为不屑道：“足球城，谁封的？”

在济南、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很多人更在乎的是官方的评价和认可，而民众的感受和自我期望则被很多人看得不重。

就在鲁能泰山队夺得双冠的前10天，济南小鸭电器在深交所上市，迎来了高光时刻。

小鸭电器辉煌之际，同城的中国重汽却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政府出手，时任济南市委副书记的马纯济临危受命兼任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开始对集团进行重组。

在此之前，谭旭光出任潍坊柴油机厂厂长，这位潍柴历史上最年轻的厂长开始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不久开始扭亏为盈，并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大的柴油发动机企业，年营业额突破100亿，潍柴动力是中国重汽的子公司，“父弱子强”的局面开始形成。

直到2006年3月，山东国资委一纸官文将中国重汽与潍柴一分为二，从此“多年父子成兄弟”。

总之，无论商界的实力如何此消彼长，济南的发展可圈可点。

2003年，山东省委确定济南城市发展空间的十二字原则“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疏”，济南市成立了城区、东区、西区三大指挥部，拉开济南东西两翼的发展框架。

与此同时，绕城高速、顺河高架路建成通车，济南国际机场一期工程实施。泉城广场建成、泉城路商业街拓宽改造及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三大名胜实现整治扩建，小清河综合治理、奥体场馆、京沪高铁济南西站等重点工程相继建成。

就连今天广受诟病的软环境，那时的济南更是全国学习的模范。济南交警、济南工行、济南民政被中央点赞，叫响全国，引领潮流。

除此之外，济南更是承办了2004年亚洲杯，风光无限。

然而，历史却在这一年为济南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国家提出中部崛起计划，武汉、郑州、长沙等中部省会开始迅速崛起。

这一年，烟台GDP反超济南后，形成了长达14年省内地市三甲是青岛、烟台、济南的序列，直到2018年济南才以微弱优势超越烟台。

而此时，坐拥国际港口，新建国际机场，手中又有海尔、海信等一批蓬勃发展的新企业的青岛，在经济总量上开始加速领先。

“山东济南，中国青岛”一时间成为流行的调侃。

​5

“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老舍在他的著名散文《济南的冬天》中这样写道。

近几年，与老舍笔下的描述相比，此时的济南俨然成了另一幅模样：环境污染重，交通拥堵，城市发展陷入困局。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济南尚未踏入万亿俱乐部，人口不足900万，但拥堵程度曾连续两年（2016年、2017年）超过北上广，成为“堵城”之首。这其中，有道路与交通规划欠佳的因素，在有限地理条件下城市布局不协调，也是重要原因。“早高峰自西向东拥堵、晚高峰自东向西拥堵”、“机场在城市最东边，高铁站在城市最西边”……这是诸多济南网友的抱怨。

很多人不禁疑惑：济南，这个踞鲁之西，南凭泰山，东望大海，枕黄河涛浪的历史名城怎么了？

济南，坐拥政治优势，区位之便，汇集了诸多区域性的首脑机关，铁路、银行、国家电网等众多地区性总部云集，何以没有转化成与之相称的强大发展动力？

（图为航拍的济南高新区）

有媒体将这一切归于山东人讲究中庸之道，喜欢折中调和。

比如，很多人认为，2003年济南确定的“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疏”城市发展方针是在试图左右逢源。

而反观青岛，从90年代就开始向东建设新城，最近五年又围绕青岛、黄岛和红岛等“三岛一湾”，在直径30公里的区域内展开重点发展。

放眼全国，上海在近二十年的发展方向上就是向东开发浦东；2001年，杭州也抛弃了长期以西湖为中心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告别“西湖时代”，跨入“钱塘江时代”。

为此，最近几年济南提出要携河发展，让泉城重塑与母亲河的连接，变“屏障”为“资源”，推动济南从“大明湖时代”迈向未来的“黄河时代”。

（图为航拍的济南黄河）

跨越黄河，既是为了拓展城市空间，引导资源流动，也是为了缓解城市拥堵和环境恶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能扛起“环渤海地区南翼的中心城市”这个重担。

纵览整个环渤海地区，要想承接北京科技、资本等要素辐射的城市不在少数，济南要凭什么接住“绣球”？

显然，肩负新旧动能转换的北岸先行区能否优化营商环境、能否合理布局功能片区、能否营造良好人居环境、能否形成科创产业集群等，都是重要考虑因素。

那么，济南怎么做？

首先，肯定是提高站位。近百年来，济南与青岛一直是竞争中共同进步，适当有序的竞争有利于山东全省整体的发展，但如果二者只是目光向内，反而容易拉低整个山东在全国大棋局中的位次。

济南作为省会宜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肩负起省会的高度和担当，与青岛在产业结构上错位布局，在发展资源上优势互补，在发展道路上携手共进。

事实上，济南和青岛在产业结构上就有较强的互补性。2017年，济南的三产比例分别是一产4.4%、二产35.7%、三产59.9%，青岛的三产比例是一产3.2%、二产40.4%、三产56.4%。济南三产比例更高，更偏服务业；青岛的二产比例更高，制造业更强。

从山东省对济南和青岛的拟定指标和要求看，也顺应这一特点：对济南的发展偏向于服务业，包括发展金融、信息产业、物流、总部经济等，以三产为主；青岛高新技术企业指标（5000个）接近济南（2700个）的两倍，可见青岛将来还是以二产为王，是一个以港口为根本，被旅游包装的工业强市。

其次，第三产业布局切忌追求高大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机械、金融等产业是济南的传统优势行业，也都拥有十分广阔的前景。济南宜立足于优势产业链进行增链、补链、强链，而不是单纯去追求高大上的互联网产业，另起炉灶。

相比于同省的青岛、临近的北京、较远的上海和杭州，以及更远的深圳，在发展传统的互联网产业上济南并不具备相对优势，但是济南可以考虑围绕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抢占未来先机。

三是，济南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总结济南近百年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都源于坚定执行既有规划，比如开埠政策并没有因为地方负责人更迭而变化；而每一个停滞时期都源于规划战略的“朝三暮四”。

当前，济南已经确定了“北跨战略”，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政府负责播撒雨露阳光，要尽量放开手让企业在法治环境下自由成长。

有媒体认为济南温吞、缓慢、内敛、保守；又认为济南无亮点、无特色、无趣味，就这样不上不下，不好不坏，不吵不闹，除了泉水文化和因夏雨荷而闻名的大明湖，仿佛文人墨客也找不到其兴奋点。但这些平乏的名词后面其实隐藏着济南的性格，那就是“包容”。

就像一百年前济南开埠包容一切新事物一样，济南要更好地放下身段去包容外来投资者、外来务工者。

2019年4月，《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下称《战略规划》）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媒体认为，提了16年的“北跨”，济南这次终于认真了。

（图为济南“一体两翼多点”格局示意图 图源：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

济南，不愿意再平淡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