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作人20年：有偏见的不止是音乐_风闻

作者 / 曹乐溪

穿得像齐豫、唱了与以往风格都不同的《呓语》的毛不易，今晚在《我是唱作人》中被淘汰出局。日月蹉跎，小起大落，光阴里有多少景色，他在歌里唱道。面对镜头毛不易感谢了其他唱作人，“他们带给我太多希望，勇敢和美好，我会继续写下去”。

从舞台表演到宣布结果，毛不易都一脸淡然，另一位遗憾离场的唱作人高进则数度哽咽。最初节目组来找我，我以为是个玩笑，他说。因为之前有过无数次类似的玩笑，最后都不了了之。

 

从41岁的热狗到18岁的王源，8位歌手在节目里献上了华语乐坛几个时代的不同声音。流量偶像，边缘人物，争议焦点，最后都汇集成唱作人三个字。淘汰令今晚的现场染上几分伤感，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把歌曲留在舞台是一时，最终又有多少作品能留存在大众的记忆里，才是这批音乐人梦想的终极。

带着偏见，撕下标签

1999年，还在念大四的姚中仁自己制作的音乐CD《地下Mixtape》已经在校内和网络上广为流传，甚至盗版满街飞。按理说读大众传播系的他应该毕业后去做电视节目，但他偏要去搞当时还很underground的嘻哈，因为喜欢这种曲风的自我表达和敢说真话。

他给自己取名叫MC HOTDOG，尽管当时并不知道这昵称一用就用了20年，从单纯的耿直青年成长为真正的OG和麦克风掌控者（Micphone Ccontroller）。

 

他更不知道在距离台湾3000公里的东北，17岁的高云龙也怀着音乐梦。但为了给姐姐赚取学费，只身跑去哈尔滨酒吧打工做驻唱歌手的他，得先解决生计问题。站在华侨宾馆楼下他抬眼仰望，想着再难也要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很多年后当高云龙变成了高进，背负着“歌红人不红”评价的他发现在华语乐坛想有立足之地更难。

 

而就在高进来哈尔滨打拼的第2年，一个叫周鹏的姑娘通过演唱《塔里木河》，在人才济济的第九届青歌赛上获得专业组通俗唱法亚军，冠军是谭晶。尚未从军艺毕业的她当年就签约了唱片公司，6年后一首《万物生》让其惊艳于世，人们记住了她后来的名字萨顶顶。

有些人为梦想踟蹰，有些人则注定要走这条路。比如出生在音乐世家的汪苏泷，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后又考上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有天赋的人总是多多少少骨子里带着几分傲气，这让迅速成名于网络的汪苏泷从不满意自己“QQ音乐三巨头”的名号，尽管在90后心目中他也许红过了周杰伦。

这些人在20年后汇聚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不同的经历、机遇和心态，决定了它不会是一档单纯的原创音乐类节目，也不仅仅是一场唱作人的生存游戏。

正如首播期一开始的旁白，有人要打破流量的枷锁，有人要撕掉idol的标签：热狗希望自己永远是young blood，王源请听他歌的人放下对流行偶像的偏见；高进代表着一群努力打拼却无名的音乐人，曾轶可说没有真正了解她的人基本上都会停留在《狮子座》，“那是19岁的我，现在我已经29了”。

但想要撕下自己身上标签的同时，所有人又在所难免地带着固有经验去Judge他人。比如曾轶可会认为高进选择陈意涵是“欺负女孩子”，汪苏泷会对着镜头直言，在座都是写歌很多年的人，王源敢来就是件很勇敢的事情；而陈意涵仿佛学校里的小姑娘，“不太像是写歌的人”。

 

他似乎自动忽略了身旁毛不易的创作时间还不到3年，而王源和陈意涵倒是初中时就开始为粉丝和同学们写下了第一首歌。节目在努力打破这种偏见，让大家看到音乐从没有高低贵贱，唱作人用真诚的自我表达来换取一部分人的理解，因此《唱作人》里歌手和评审们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观点，甚至不断被“打脸”的场面尤为精彩。

这是不同时代音乐人的交流，是流行文化与亚文化的博弈，是自我表达与社会关照的碰撞。

一场社会实验：

寻找唱作人的感同身受

但想要得到别人的理解甚至共鸣，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节目里仅有的101位大众评审审美都难以形成共识，屏幕外的网友则呼吁着赶快换一批评审，因为他们“不配代表大众”。

上周播出的《唱作人》第3期，也许让王源再次经历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由于绷不住了在舞台上痛苦而造成的演出事故，被一些人解读为刻意炒作，这种误解从11岁出道伴随至今。它让王源来不及经历电影《地久天长》中的少年叛逆，他需要快速与青春稚嫩剥离，变成一只怒吼着“吆不到台”的成年猛虎。

 

三年前他就用自己挣的钱给家里买了房，一年前在联合国青年论坛上全英文演讲，今年初他考上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哪怕是再优秀的表现，放在流量偶像的身上也会被翻转成别的模样。“寄生网络肆意疯癫，”王源在歌里这样写道。但在节目上他会更为谦卑地恳请大家花“宝贵的3、4分钟来听听我的歌”，而不是一看到王源两个字就划走了。

一路走来习惯于非议的，还有曾轶可。2009年，高进通过为小沈阳量身打造单曲《我叫小沈阳》，成功转型为音乐制作人；18岁的梁博考入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演唱专业，而19岁的曾轶可参加了超女比赛，冥冥中都在经历命运的转变。

沈黎晖与包小柏在直播现场直接为曾轶可吵了起来，那一年的春晚小品都拿绵羊音开涮，但曾轶可似乎都有些置身事外。“没有应对，就是随便啊，”她坦言。

很多歌手拼命想要寻找的辨识度这种东西，曾轶可从不稀缺。只是与高进歌红人不红相反，曾轶可的争议让人们容易忽略她的作品。这10年来，曾轶可推出了5张专辑，包办了全部53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还亲手操刀专辑封面设计，自导自演MV。迷幻摇滚，爵士，电音，民谣她都有尝试，有人评论说曾轶可拓展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边界，也有人表示她曲风太另类打动不了自己。

 

孤独么？介意么？也许吧，尽管多数时候曾轶可表现得云淡风轻。但她会把感受写进歌里，“荆棘里的花朵开得绚烂，但没人勇敢没人靠近”，她也会对毛不易说，谢谢你能听懂我。

有时候想想，也许《唱作人》并不是要反映真实的唱作生态，而是通过音乐，窥见背后音乐人的成长历程。同样面对争议，汪苏泷会选择“不服”，而“过来人”萨顶顶则觉得音乐人都应该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外界的理解或者不理解。

鄙视链从未消泯

但感谢音乐总有人听

能率先做到宠辱不惊这一点的，也许是梁博和毛不易。

《唱作人》节目第一期，梁博花了7分钟演唱《表态》，连热狗都表示以观众的角度来看后面表演拖太长，但梁博自己觉得，少一分铺垫都不行。第三期节目进入到下位区，他非但不失落反而窃喜，因为“一直在上面有一点点不自在”。

经历了2012年《好声音》的一举成名，也经历过随后几年留学考研的销声匿迹，并不健谈的梁博在大众眼中保持着耿直与神秘。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的歌简洁而直击灵魂，不喜欢的人则会嘲讽其是低配版汪峰或窦唯，始终歌唱着缺少了愤怒的理想主义。

 

同样是选秀冠军出道，毛不易的横空出世似乎验证了这个时代，比起愤怒人们更乐意拥抱小确幸（或者小确丧）。毛不易的音乐总是娓娓道来而极具共鸣和画面感，有评审形容他是一个有4D效果的歌手，“一开口我就感觉下雨了、起风了”；连不愿相信有感同身受的王源，都觉得毛不易的《小王》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在毛不易还叫王维家的时候，学护理专业的他有过短暂的医院实习经历。也许是见多了生老病死的分离场面，很少能从如今毛不易的身上看到太多情绪起伏，似乎一切都是天经地义顺其自然：写不出歌就不写了，超越不了自己急不得。

当看到高进在《唱作人》中因为受到不平对待而落泪时，毛不易淡定地说，可能他身上背负的责任感太重，太想要证明网络歌手可不可以登上舞台。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他需要稍微放松一些。

 

​道理不错，但这会不会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正如王源的判断，在音乐产业固有的鄙视链中，节目里几位唱作人层级泾渭分明：拥有垂直受众的热狗、梁博、毛不易和曾轶可都是“高级”的，而处于流行端的高进、汪苏泷和自己则很容易被扣上low、没品位的帽子，轻视感从歌到人——当高进在节目里唱歌时，弹幕上刷的最多的是“换个人唱早火了”。

市面上90%红的歌都是大流行，那为什么在这个舞台上大流行一次都没有赢过呢？王源感叹。

再加上做“世界音乐”的萨顶顶，《唱作人》直接将金字塔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碍于虚荣心本性，那些在KTV里点播《我们都一样》的大众评审，很可能会把票投给他们并不曾为其买单的艺术家们。

这还只是音乐界的鄙视链。如果放大到整个娱乐圈，歌手甚至唱作人都会被放到一个更为被动的境地：曾轶可频频出演电影，汪苏泷两年上了15档综艺，精心准备的《追光者》在《蒙面唱将》播出时被剪成了28秒，曾经diss各路明星的狗哥在《中国新说唱》里都变得柔软温顺起来。为了能继续在公众面前演唱下去，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音乐应该有的样子？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唱作人》至少提供了这个生态的多样性，并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他们也许在音乐风格上针锋相对，性格更是迥异，却拥有同样的赤子之心，返璞归真的勇气和不服输的精神。

很多年后人们也许会回忆起2019年的这个春夏，汪苏泷在为甩掉网络歌手的标签努力着，王源在为成为20年后华语乐坛00后音乐人代表而努力着，曾轶可10年后依旧是那么特立独行的曾轶可，毛不易对着曾经的自己唱歌：我会伸出还温热的手掌，告诉他明天会有多晴朗。而高进说感谢这个舞台，把我放到一个观众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以唱作人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