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启蒙，不是西化的启蒙——论五四精神_风闻

启蒙和爱国的历史统一——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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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全国各阶级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核心，这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全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如果放弃了对五四精神思想启蒙部分的解释权，那么五四精神就瘸了一条腿，可以任人打扮，任人捉弄了。一方面，形形色色的“杂牌”的思想启蒙（各种主义）也可以混入五四精神麾下，试图占领思想启蒙的制高点。因为，这些“主义”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反帝反封建的同路人。只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各自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劣质”的爱国主义都可以混入爱国主义的行列当中。明明为五四精神所反对的极端保守主义（封建主义）可以打着爱国主义、恢复中华传统的名号死灰复燃。然后将五四贬为造成文明断裂的元凶。

所以，提倡五四精神，必须认识到五四精神是启蒙和爱国的历史统一的同构体。

光讲启蒙不讲爱国，历史上就是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现在而言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搞“新启蒙运动”的历届公知；光讲爱国不讲启蒙，历史上就是军统为代表的搞“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为其捧臭脚的各路知识分子，如新儒家、战国策派和青年党等等。

缺乏爱国目标支撑的启蒙，必定沦为个人的启蒙，追逐个人利益，必然是有奶便是娘。最后必然是依附于最强也最富的帝国主义麾下，成为其御用文人。

缺乏启蒙精神支撑的爱国，要么陷入无组织的困境，最终以失败告终；要么期望于依附强权政治之下，用强权的力量实现其政治抱负。然而强权本身自有其政治目标，是不可能来帮麾下门客完成政治目标的。长期下去，最后就是丧失信仰，腐化堕落融入强权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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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最为睿智和博学的人文学者（本人认同，非反义）李泽厚写了一篇关于五四的文章，题目叫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其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救亡压倒启蒙”，这成为了八十年代公知群体对五四运动的定性。这个观点上应了历史上胡适提出的“五四中断启蒙”说，下合了下一代公知秦晖的“小五四压倒大五四”说（大五四指新文化运动，小五四指五四运动）。

PS：李泽厚不算西化派。其文章很多观点是深刻的，有远见的。部分观点有争议，有时代局限性。 

李泽厚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还是看到了启蒙和救亡是相互促进的。启蒙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借助救亡运动而声势大涨；同时，启蒙又为救亡运动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两者相得益彰。

但他并不认同启蒙和救亡的同构性。问题出在哪儿呢？ 

因为他把“启蒙”狭隘的看成了文化思想的启蒙，以为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为启蒙的最大目标，也就是西化的启蒙。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目标在最初阶段确实是可以和救亡运动结伴而行。两者都以批判旧社会对人的束缚，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目标。然而救亡运动很快就转向了强调集体的组织和纪律的革命行动，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是阶段性目标，要将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个体重新按照革命的要求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才是救亡运动的根本目的。而后者在他看来，不再是启蒙，于是就成了“救亡压倒启蒙”了。

PS：李泽厚将救亡和革命是混同的，我们暂且也混用。但是救亡和革命是不一样的，后面说。 

这种将“启蒙”狭隘解释成西化的“启蒙”，至少错了三个地方：目标、对象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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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目标问题。

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在中国被列强欺负的背景下进行的，前面可以追溯到维新派的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之后是革命党的孙中山等，不管哪派，其最大目标都是强国，只有强国才能免遭列强欺负。这就注定了和西方的启蒙是不同的。中国的启蒙在内容上固然会引进西方思想，但本质不是要把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民族改造成西化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只是要强国不得不跟上时代，引进先进的现代化文化思想，改造自身，以求自强。

只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案，而一直失败。这并非如李泽厚所说的是因救亡的急迫需要而放弃了启蒙。启蒙一直在进行，一直在更新，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人。

中国即使把满清皇朝终结了，实行了共和制了，甚至成为了战胜国了，还是在被列强欺负。正确的方案在哪儿呢？

在辛亥之后万马齐喑的年代，陈独秀、鲁迅等人别开蹊径，在政治变革上一时做不了的事情，转而从文化思想层面开始运作，通过宣传，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这种“潜龙勿用”、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韬晦，在李泽厚看来却成了狭隘化“启蒙”的依据。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只是追求文化思想层面的启蒙，并没有政治层面的野心。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导致了“救亡压倒启蒙”。 

实则不然。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从文化思想层面的启蒙追求到政治层面的改革追求的转变，是五四运动的实践和初步成功给了五四运动发起和参与者们很大的信心。同时认识到原本只关注知识青年的启蒙是有问题的，要把启蒙推向更广大的普通民众劳动者之中，才能发挥出威力。这才是五四运动成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所在。

可以看一看在《五四后三十年》中的描述

五四运动始于北京学生的集会，持续一月，毫无威慑力，一直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直到上海工商界开始罢工罢市之后，北洋政府立即态度转变，释放了学生，继而罢免了亲日派官员，最终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当然，这个转变也有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官方的说法。但我个人认为，是五四运动和之后的一系列实践才是转变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毕竟苏联远在天边，而五四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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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象问题。

启蒙，如果狭隘成知识分子个人的启蒙，那么必然发展成了西化的启蒙，沦为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目标的“启蒙”，这是同中国启蒙运动要求救亡图存的初衷相违背的。不忘初心很重要。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陷入了谷底，比晚清还不如。这时候连强国都喊不出来了，只能喊救亡图存了。

既然，启蒙是为了救亡图存、发展强国，那么启蒙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追求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要追求全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才是最大的目标。 

而五四运动和之后的实践表明，启蒙的对象不是只有知识分子，还包括广大劳动者。劳动者才是主力军，而知识分子只是传播思想文化的媒介。“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这样，中国的启蒙就可以展开成三个部分。第一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学习启蒙。第二是知识分子向劳动者的传播启蒙。第三是劳动者向知识分子的反馈启蒙。知识分子在向劳动者传播思想的同时，必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改造自身。在此过程中，启蒙自然是双向的。绝不能看成是单向的。

看成单向的话，就是有了“知识分子专制”的幻觉，这种幻觉正是哈贝马斯公知想法的基础。公共领域所有的意见都必然有一个实际的来源，不来自于资本家，就来自于劳动者，而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存在。我们的阶级分析从来都不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就因为此。

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之后，知识分子就基本上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启蒙运动和革命的一份子了。如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论正是始于五四运动的中国的启蒙运动走向更高阶段的必然要求。

然而在李泽厚看来，知识分子这种“我将无我”的转变，又成了“救亡压倒启蒙”的依据。知识分子从自我走向无我，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就是启蒙走了回头路。这又是将“启蒙”狭隘化之后形成的认识错误。 

由“小我”走向“大我”，绝不是回头路，而是启蒙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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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容问题。

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上被引入介绍进来的外来思想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这些外来思想相对中国社会来说，肯定是先进的，对冲击旧社会秩序起到了共同的作用，都可以说是启蒙思想，曾经都是同路人。

如果把这些思想中的某一些就当成启蒙思想的全部，就当成启蒙思想的终极形态，这既不是民主，更不是科学，倒不如说是中国版“历史终结论”。比福山的正版还早几年就提出了（李泽厚文章发表于1986年）。显而易见，思想进化既然终结于个人的自由主义，那么国家的制度发展必然终结于倡导自由的资本主义了。

但是，这些扎多的初步启蒙思想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它们之间会有竞争，要竞争出到底哪个主义能让中国从谷底爬起来，实现民族复兴，那么这个主义自然是最适合中国的，也是最好的。

具体的历史过程不多说了。结果就是从众多的主义中，马列主义脱颖而出，然后经过马列主义的革命实践，又发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共产党最终取胜并建立了新中国。当然在新中国的建设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终极形态，仍然在不断的创新发展当中。 

马前卒的两次演讲《马平：读懂少年中国，就能读懂民国政治》和《用三十年时间 培育一个新中国 ——马前卒谈五四运动到解放的历史大趋势》，给了我很多启发。

他提到，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经得到相当多的资源实践其各自的政治主张。如果我们把这些政治主张追根溯源，一定能在五四时期找到某些相对应的启蒙思想。五四的对立面极端保守派也一并算入。这样看来，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就好比是各派思想的竞争。最后的胜负要由实践来裁判。 

临道别的时候，（共产党）邓中夏过来和（青年党）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说“舜生，谈是谈不到一起了，以后战场上见吧”。

由实践来检验，正应了“以后战场上见吧”。有意思的是，当年青年间的诚实、坦率和认真，在中年人看来却成了急性子。在李泽厚看来，这种实践是斗争的需要，打出来的结果不算数。而启蒙应该是在书斋中琢磨出来的结果，这又暗合了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鲜血比不了脑洞？这还是局限性造成的“知识分子专制”妄想症发作。 

在今天，我们能获得更多的资料，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时候，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分析，自然可以对，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为什么不同，得到大致的结论。

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方中世纪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人的束缚不是刚性的，是软性的；不是制度和法律上的，而是经济和生产上的。西方的启蒙运动是要把农奴变成自由民，好让他们变成可以随便雇佣的工人。而中国的农民本来就是自由民，根本不需要制度和法律上的解放。让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不是制度和法律，也不是地主，而是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工厂来吸收农民。

封建思想（所谓“礼教吃人”），可能对知识青年是一种束缚，因此在启蒙的最初阶段，即知识青年的觉醒，是重要的。要让知识青年从封建家庭中走出去，成为可以追求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但正如我们在对象问题中所说，知识分子只是启蒙运动中的媒介，而劳动者才是主力。对劳动者的启蒙才是重点。启蒙既然是实现古代过渡到现代的思想，那么对劳动者启蒙的目的是让其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形式，而非得到所谓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让原先农业社会的农民变成现代劳动者，无论是革命时期的战士，还是建设时期的工人，首先自然是要有知识，其次是要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最后就是要有觉悟，要有能动性。

西方的农奴变成工人，自由是增长的。而中国的农民变成工人，自由却是减少的。中国的启蒙自然是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强调组织纪律而非个人自由的，强调共性约束而非个性解放的了。

无视这些区别，而教条式的照搬某一种西方思想，这不是启蒙，这是在用人命交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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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一下爱国问题。

启蒙一开始是为了强国。后来国家快不行了，强国就成了救亡图存。现在救亡图存应该不至于了，所以就用爱国主义一体概括了各阶段，用民族复兴崛起替代了救亡图存了。

在革命时期，启蒙和救亡是历史统一的。无启蒙，则救亡无法实现；无救亡，则启蒙失去目标。在今天，爱国就不需要思想支撑了吗？是否无论操持什么样思想的人都可以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号，堂而皇之的成为人民一员了吗？是否也会出现只谈爱国不讲启蒙的情况呢？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青年党。 

青年党对内的政治纲领很少，就是要求肃清政治，坚定地搞民主，几乎不谈经济问题，主张中国不存在什么阶级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问题。对外则是坚定的国家主义，以强军为本，驱逐一切外国势力，建设强大的中国。文化上，青年党论述不多，总的来说是介于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上最保守的极右翼。

在另一个方面，青年党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要搞民主，重铸国民性格，打造新的政治风气，同时坚决反对触动已有的经济社会，这意味着青年党主动放弃了任何从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抢资源的想法。换句话说，青年党必须讨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才可能通过社会改造拿到资源。这意味着青年党从一开始就是依附性质的党派。哪里的军阀现有实力最强，谈社会革命最少，青年党就一定会贴上去。

比如说，1923年建党的时候，青年党首先批判的是北洋军阀腐败无能又独裁，但一旦落到实践上，青年党首先跑去和南京的孙传芳合作，同时和吴佩孚讨论联盟问题，理由是孙中山的国民党联俄联共，违反了青年党最基本的原则。1924年，青年党的曾琦还和孙中山当面吵了一架，转身就配合孙传芳开办金陵军官学校，希望借此培养自己的干部。前面提到的刺杀蒋介石事件就是这时从孙传芳手里拿的经费。等到孙传芳和吴佩孚在南方被国共北伐击败，青年党毫不犹豫地去找张作霖和张学良，依附奉系军阀。第二代北洋军阀就三个，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他们的大腿被鄙视北洋军阀的青年党抱了一个遍。同时青年党坚决反对用青天白日旗当国旗，赞美北洋的五色旗。所以我前面说，分析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首先要看他的经济政策，看他的经济基础。其他口号喊的再高调，经济基础也是压倒性的问题，也会最终决定你其他的政策。

我们不能否认青年党是讲爱国主义的政党，是在参与民族救亡运动起到作用的政党，但肯定不是革命的政党。救亡不等于革命。

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在抗战之中也是讲爱国主义的。

这样的爱国主义无济于事，实质上还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可能能鼓动不少青年学生走上抗日战场，但是并不可能对国家带来丝毫的正面改变，战前战后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抗战之后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甚至还比抗战之前更为黑暗。缺乏启蒙（进步）思想支撑的爱国主义，即便取得了抗日战争这样空前的伟大胜利之后，也没法转化成为国家进步的动力。这还不够说明问题了吗？

爱国主义要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觉悟结合在一起才行。 

                                                          北大红楼，五四运动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