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狗不得当高管——马前卒工作室 【洋关故事】之二_风闻

按：日前马前卒工作室曾发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文《用三十年时间 培育一个新中国》，里面提到清朝和民国的海关问题，指出这个机构既是旧中国政府的财政基础，又是整个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核心原因。

发表后，许多读者留言，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个旧中国矛盾的核心点。因此，马前卒工作室策划了【洋关故事】系列，五一假期间陆续发表，从人事、财务、社会效应等多角度介绍旧中国海关，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这句话如今看来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在20世纪初，中国海关的高级官员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众宣告，不必担心任何反驳——因为发言者是安格联，中国近代海关的第三任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指定继承人。

金登干不姓金，安格联也不姓安，他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全名Francis Arthur Aglen。

1888年，年仅19岁的安格联成为中国海关的四等帮办，在9年内连升12级，成为天津海关税务司，这个职位，是海关内部的最高序列职位之一，整个中国也只有几十个人能升到整个位置，再升半级就要到赫德身边主持中国海关日常工作了。

作为对比，在1929 年周子衡成为重庆关(兼万县关) 税务司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华人能够染指中国海关内这个等级，更何况安格联任职那年才27岁！

安格联的父亲是赫德的同班同学，他因此得到被赫德亲手栽培，火箭提拔成为中国海关数一数二的高层，是赫德嫡系中的嫡系。但一开始赫德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东方王国让给安格联。毕竟安格联这个嫡系和赫德没有血统关系。赫德最初想让自己的弟弟接班，弟弟不成器，又想换小舅子裴式楷上场，结果还是不行。

连续几个接班人都是亲戚，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招致了大英帝国外交部的严重不满（大清政府不满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在伦敦看来，中国海关是大英帝国放牧的羊群，整个英国统治集团都需要薅羊毛吃羊肉，你赫德只不过是女王陛下的牧羊犬，居然想把中国海关变成自家羊群，这还了得？

裴式楷情急之下，决定向中国政府寻求支持。他比赫德伪装的中国立场还要激进，1902竟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议，在中外对不平等条约的理解产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尊重条约中文文本的权威性，这下彻底断了自己接班的可能性。

作为英国人来统治中国海关，赫德伪装中国立场，目的让中国政府更加心甘情愿、更加没有抵抗地签署和执行不平等条约，绝非真正站在中国立场上对抗帝国主义。而裴式楷愚蠢地理解了赫德的做法，搞错了海关的主人，因此失去了列强的支持——赫德伪装的倾向中国都让英国大为不满，更何况裴式楷企图和中国政府结盟？

在大英帝国外交部的坚决反对下，赫德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安格联接班。

于是1910年，安格联正式成为海关总税务司。

当然安格联的资本也不止是父亲的同学关系，他与赫德的联系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密切。1907年安格联的长子出生，赫德被邀请做孩子的教父。看过电影《教父》的朋友应该都明白，这意味着双方以上帝的名义结成利益共同体，赫德还是选了一个和自己家族休戚与共的人接手中国海关。

安格联是位极有手腕的人，他在赫德建立的高薪养廉的制度基础上加码，用中国海关的公款推出了丰厚的养老金制度，保证自己能安稳统治赫德经营数十年的王国。

1920年，《凡尔赛条约》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而不幸的中国正处于兵连祸结的乱世当中，直皖战争刚刚爆发。在这样悲惨的环境里，为生存挣扎的中国人几乎无法想象，有人拿他们的钱建立养老基金，丰厚程度让欧洲中产也羡慕——当然，大多数好处都给了欧美洋员。

具体而言，只要海关合规退休人员，至少可以拿到退休前工资的四分之一。以1922年海关洋员四等前班月俸200两白银计算，退休金每月50两。

1922年的50两白银是多少钱？

它相当于8个铁路工人的薪资总和，足够养活一家人还有剩余，放到现在就是退休后还有三四万元的免税收入。

注意，这不是税务司（各城市海关主管）的待遇，也不是超等前班（各城市海关的分部负责人）的待遇，洋员只需做到最末的四等前班就能得到每月50两白银退休金。在第一次大战后的萧条气氛中，他们留在故乡的兄弟也会认为中国海关是洋员的天堂。这个天堂的主神就是安格联。

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说：

“你会为国家制定菜谱时，经常要被迫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

安格联创立养老金制度，当然也不是为了海关人员的养老问题考虑，而是希望得到高层洋员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同样的，安格联也吸取了裴式楷的教训，认清了海关的真正主人，放弃赫德伪装替中国说话的立场，开始赤裸裸地展现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无所顾忌地压制华人。

近代中国海关把自身人事原则概括为一个词：【国际性】。前任总税务司赫德一方面要维护英国霸权，另一方面在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要保证势力均衡，于是落实【国际性】的方式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每个列强都能够在中国海关里面分一杯羹。

除了海关总税务司办公室人员外，海关最高序列的官职是税务司。1885年《新关提名录》统计，当年中国海关共41名税务司，其中英国占31人，美国占6人，德国占5人，法国占3人，挪威和匈牙利各占1人。

连挪威和匈牙利都能在中国海关担任最高序列的税务司职务，中国海关的确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可这个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华人，一个都没有。

更可笑的是，华人当不了税务司，并非华人不能办事。在洋人占据中国海关主导地位的年代，洋员所占的比例最多也就20%-25%，他们依然需要靠华人来处理主要事务。只不过安格联所代表的外国势力将所有的高端职位吃干抹净，用一块清晰可见的水泥天花板封死中国员工上升通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次大战的阵营是英法俄协约国对阵德奥同盟国，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中国海关自然也对德、奥两国的海关洋员进行了辞退，加上不少英法洋员回国参战，一下子中国海关就空缺出了大量中高级职位。1914年中高级洋员一共有305人，到1915年的时候下降到了257人，一下子少了将近六分之一。

在过去的日子里，洋人占住了职位，华人有怨言也没处使，现在洋人开除的开除，回国的回国，总该轮到几个华人下属来坐坐这个位子了吧。总税务司当不了，难道管理一城一港的税务司也不行？

结果一向表现对华友好的安格联，在真正做决定的的时候，却对安抚华人下属没有任何兴趣，哪怕北洋政府不断暗示，他还是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只用洋员来补中国海关官员的缺位。

很明显，只要他在中国海关一天，就休想有一个华人升到高级职位。

人手紧张，安格联却坚持不肯招收华人进入中高层，因为他担心这少数提拔到中高层的华人将成为骆驼的鼻子，很快把身后的整只骆驼带进来，损害帝国主义整体利益。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段宣言：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华人关员丁崇吉论学历曾留学哈佛，论能力比洋员丝毫不差，论履历曾在1908年代理副税务司，如果用逻辑和事实说话，无论如何阻止不了他当一任税务司。

安格联就在程序上公开作弊，始终不许让他副职转正，把他的官职和收入被压制在超等帮办的职位上，收入更是远不如同等官职的洋员，其他待遇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在这种公开舞弊的情况下，安格联表面上还几次三番发文要求海关内部不得歧视华人员工，可谓弱国才做选择，帝国主义是里子面子都要。

压制华人的职位和待遇，当然不是因为海关没钱了，实际上，在高层洋员的享受方面，海关从来都不吝啬。安格联一方面维护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享用中国总税务司的红利与福利。

安格联办公地点在北京上海，却在青岛购买了多处房产，除了一处作为胶海关雇员公园之外，还有一栋靠山面海的大别墅供他个人使用，而这样一栋奢华别墅每年他只在盛夏时间过来住上一两个月，颇有满清皇帝游玩圆明园之感。

1923年新汇丰银行大楼建成，安格联认为不能容忍其他机构比海关大楼还气派，决定建出远东最气派的办公大楼，于是就有了上海著名景点海关大厦。大厦从1925年修到了1927年，总计花费了白银430万两。（另一说是450万两。）

海关不差钱，也不在乎给员工发福利，为什么对华员工资如此斤斤计较呢？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歧视华人，不允许华人有任何掌管中国海关的希望，哪怕是象征性的希望。

更有甚者，在专门为海关培养人才的北京税专，安格联掌控海关的十七年里总共有十六届学生毕业，一共401名毕业生，可是不要说当税务司，就连升到内班高级职务的员工都没有。

哪怕你留学哈佛，哪怕你是海关培养的学生，只要你流着华人的血，高级职位就和你无缘。

在1925年，税务司共43人，英国占27人，副税务司30人，英国占18人，仍然牢牢地控制海关，就连日本在中国海关都有税务司2人，副税务司5人，可就是没有华人可以执掌任何一个港口的海关。毛主席说的好，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中国的好教师，让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体会到了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野蛮。

在1927年，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进高潮，北伐军在苏联的支持下，一路摧垮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在恐惧之余，也认识到中国还有一批人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反而因此壮起胆子来，借“二·五附加税”问题罢免了安格联。

虽然接班的梅乐和依然是英国人，但毕竟中国有人敢挑战帝国主义了。1927年之后，终于有5位华人可以担任中国海关的副税务司（虽然这只是洋人施舍性的进步，他们还是不掌握实权）。从这一刻起，英国人苦心经营的洋员海关体系开始走向瓦解。

不过，海关洋员体系的崩溃还得再等上20年，因为大英帝国的尸体上崛起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日本和美国。他们将在中国海关这个遍地黄金的机构中玩一场和中国人无关的“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