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了，“五四”依然在，“精神”还有吗？_风闻

2014年11月，奇葩说第一季海选大会的时候，有一位清华学霸在众人期待中走到了”马晓康“的面前。

他先是似乎不刻意的，表明了一下自己的学霸人生：本科清华法律、硕士清华金融、博士清华新闻传播。

紧接着，他又抛出一个问题：

像他这样的学霸，“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位学霸的经历并没有赢得三位老师的好感，高晓松更是丝毫未留情面：

“你是目前清华最优秀的在校生之一，我回学校里，校长书记等等都跟我提到过你。所以你今天的表现让我非常失望。我觉得你没有拿出一个大名校生胸怀天下（的气度）。

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毕业是干嘛用的，不是用来找工作的你明白吗？

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

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在这儿问我们你该找个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考名校、学热门专业，最后就为了找份好工作。

其实这样的想法，比起100年前的北大学子，已经算是境界高了。

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曾描述过当时北大的景象：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

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

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

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

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

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

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学校，在蔡元培先生上任两年之后，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他力邀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一起入驻北大。

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记下了蔡元培三顾茅庐的情景：“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来访仲甫（陈独秀），道貌温言，令人起敬。”

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蔡元培是前清进士，同盟会元老，曾担任过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名望和地位远非陈独秀所比，他的这番诚意感动了陈独秀，最终答应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倡导民主与科学，影响极其深远，成为一面旗帜。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人，也相继加入到编辑队伍中，并且都是义务服务。

这些知名教授和学者愿意**“无酬撰稿”**，“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

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

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若论前因后果，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和陈独秀《新青年》带来的思想冲击，以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是五四运动的前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没有新北大就没有五四运动，即使有也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初，就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基于这样的办学理念，他对于学生运动是“有成见”的。

他曾这样说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之政治组织……

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蔡元培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

“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

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

几次请辞之后，蔡元培最终离开了北大，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五四运动之后，段祺瑞派兵把大炮架在了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

没想到二十年后，北大再次遭到战火威胁。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国民政府组织北大、清华、南开南迁长沙，后又继续南迁昆明。

三校联合，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这所“最穷大学”，交出了这样一张成绩单：

存在8年11个月，

毕业生3882人，

培养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

2位诺贝尔奖得主、

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73名两院院士、

100多位人文大师……

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当时的联大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真可谓是**“群星闪耀时”**：

冯友兰、叶企孙、陈寅恪、刘文典、钱锺书、闻一多、胡适、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钱穆、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吴宓、潘光旦、卞之琳，李宪之、吴有训、傅斯年、费孝通、吴大猷、华罗庚……

这些大师里，华罗庚、王竹溪是从英国剑桥出发，千里迢迢回到祖国，投身西南联大；更多的是拒不做日伪汉奸，推辞了日伪大学的聘请，步行三千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最终抵达昆明。

陈寅恪为了不在日伪大学任教，放弃了右眼手术治疗，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最终右眼视网膜剥离，导致失明。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准点到校上课。

在昆明的日子，不仅时常受到日军轰炸，还要面对物价飞涨，教授们不得不变卖家当，还要兼职贴补家用：植物学家李继侗种菜；物理学家赵忠尧下乡制肥皂；文学大师闻一多挂牌刻印；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上街卖米糕……

杨振宁的导师、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每天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住所被炸之后，费孝通抱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在一个牙医诊所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华罗庚房子被炸后，找了个牛棚上的茅草房住下，忍受蚊虫叮咬难以入睡。

这样的环境却诞生了众多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当时注册的8000多学生中，仅有3000多人毕业；每个学分都严格至极，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被淘汰。

严谨治学、争分夺秒地做学术研究，这些大师们，真正践行了蔡元培倡导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毕业的3882人，大多成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殿堂级人物。昔日意气风发的学子，如今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是他们仍然记得西南联大的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前几年曾有一种悲观的论调：

“中国深层次的悲哀在于：知识分子没有良知，富人没有远见。”

当名校的学霸关心的也不过是学个技能找个工作，当整个社会对名校生的认知都停留在什么专业的年薪会更高，我们又该如何要求读书人既要胸怀天下，还要有改造国家的欲望？

当信仰缺失，“德先生”与“赛先生”黯然退场，“马先生”（Money）趾高气昂，我们谈论“五四”，到底在谈什么？

五四精神，一直被大家理解为忧国忧民、积极创新、探索科学的爱国精神。

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爱国之心并无贵贱之分，然而读书人被视为五四先锋，是因为他们借助了知识文化的力量，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承担着公共良知和社会责任。

70年前，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先后有2500多名留美学生克服了各种困难，回到了祖国。

1950年2月，华罗庚在归国途中，曾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7月，钱学森准备将整理好的八百公斤的书籍和科研笔记带回祖国,但遭到美国移民当局的强行拘留，并扣押了所有的资料和书籍。

美国海军部高级次长表示：“钱学森参加了美国很多机密科研机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步兵师,我宁可将这家伙击毙,也不让他回到中国！

这些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国家的学者当中，包括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华罗庚、朱光亚、童第周、王大珩、钱伟长、钱三强、竺可桢、林巧稚……

这批海外学子在实现强国梦的征途上默默耕耘，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

70年后，中国又迎来第二次海归大潮。从1978年到2018年，整整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积已达519.49万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其中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

北宋大家张载曾有四句名言，被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才是读书人的良知，这才是我们谈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