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开飞机_风闻

来源| AI财经社

撰文| 麻策

编辑| 赵艳秋

范阳中路，一个十字路口，红灯。杨冲停下车，告诉我这是涿州最繁华的路段。

并排等候的一辆福特SUV的车主，一个年轻小伙，朝他示意。杨冲摇下车窗。

“你顶着它干嘛呢？”小伙儿问。

“它”，是杨冲座驾的独特标志。在这个紧邻北京的河北县级市，人们见惯了名车、超跑，但杨冲的这辆普通白色大众高尔夫回头率也算可观——因为车顶上放着一台和汽车顶盖大小差不多的别致设备，让这辆高尔夫成为整条车流中最特别的存在。

谈不上精心设计。杨冲不过是把一架“无人机”固定在了车顶，和很多人自驾旅游时会把装备放上去一样平常，但这却仿佛让高尔夫拥有了吸睛魔力。

同样的情景在30多公里外的北京无法想象。北京对于可飞行类设备的监管十分严格。如果你把这样一辆顶着无人机的汽车开进六环，立马就会遭到交警的拦截。

“飞机！”当杨冲开着他的高尔夫载我从商业街经过时，路边一个小男孩儿指着我们的车子兴奋地提醒身旁的父母。而这是属于杨冲的荣耀时刻。

01

飞防英雄VS外卖骑士

杨冲，30岁，一名无人机飞手，更准确地说，是一名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

若按照2019年4月3日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联合发布的13个新职业来划分，他应该归属于“无人机驾驶员”这个新岗位。

无人机飞手不同于纯粹的无人机爱好者。飞手要靠操作无人机完成特定作业任务赚钱。同样是飞手，由于从事的具体业务不同，职业定位、技能要求也存在天壤之别。

杨冲干的是农活，简单来说，就是给农田打药。他不会介意你称呼他为农民。事实上，他经常也会这么自我调侃。

“我冬天又白又胖，一到夏天就变得又黑又瘦。”

“有时候会抵触参加同学聚会。”

“我要是富二代，才不干这个。”

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只言片语告诉你，他一面享受着“涿州植保飞手第一人”的荣耀，一面又陷入这份职业带来的苦闷。

植保飞手又被称为“飞防英雄”，就像外卖小哥被称作“骑士”一样。关于这两个职业，网络上都流传着很多高收入传说。比如，一篇文章，标题直截了当——《月入十万元的无人机飞手是如何炼成的》。

月入十万元？有可能。但那几乎是基于一种极其理想的状态，现实很难实现。

外卖骑手想赚钱，拼的是单价和单量。飞手也同样，他们想赚钱，考虑的是单亩价格和作业面积。此外，一个影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植保具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农忙的时节，睡觉都让人觉得奢侈。而农闲的时节，往往人又无事可干。

植保飞手和外卖骑手存在诸多的共同点，而他们最本质的共性是，都处于生态金字塔的底层，不起眼又不可或缺。

人社部的认定让杨冲有了难得的职业归属感。他把自费大几千元考取、由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颁发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挂在车内后视镜上。虽然这个合格证并不能发挥和驾驶证同等的效力，但它始终像吊坠一样垂在车中，宛如一件不可取代的装饰品。

4月开始，各地小麦陆续进入作业季。在忙季到来之前，杨冲和他的搭档要把闲置了几乎一整个冬天的无人机拿出来调试，做好战前准备。在战斗号角吹响的前几天，我跟着他们去了城郊的农田。

无人机植保作业演示 图/受访者提供

杨冲干活常用的三架“飞机”，被他用军事战斗机的名字命名——分别叫“米格”、“侧卫”和“夜鹰”。他是个军事迷，还当过两年机务兵，尤其喜欢战斗机。但杨冲短暂的部队生涯不算成功。作为一名保障和维修战机的基层机械员，他的经历可谓平淡，没有任何立功表现。

但现在，测试飞行的那个下午，杨冲站在地头，被驻足的几个村民注视着，他操纵一台无人机从麦田升空，飞机在离地面约两米的空中快速划过，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

02

赚钱季号角吹响

整整一个晚上，杨冲多次嘱咐搭档贺怡，一定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之前到酒店接我。“你起得来不？”他又一次向贺怡确认，“不行多定几个闹铃。”

早起，源于几天前的一通电话。打电话来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在村里承包着几百亩地。她告诉杨冲，省里的领导要来参观，到时候让他过去帮忙做个演示。第二天就是正日子。我打算跟着去。

如果不是因为刚度过了个清闲的冬天，或者如果现在已经是5、6月份，杨冲根本不用为贺怡能否早起而担心。在那些忙碌的日子，凌晨出门是家常便饭。但现在，他们还像是未摆脱假期综合症的学生。

按计划，我们6点从位于涿州市北坛村的杨冲家出发，7点多便可抵达目的地——隔壁涞水县的一个村子。我们开两辆车，一辆是杨冲的高尔夫，另一辆是长安厢式货车，用于运载三架无人机。

杨冲和他的无人机 图/麻策

退伍后，杨冲回家做过安防生意，面向临街商铺推销一种防盗警报器，生意最好的时候有300多家客户。但因为行业门槛太低，后来竞争加剧，商业环境极度恶化，“这东西淘宝上一堆，稍微研究一下谁都能做”，一台设备的售价从最高3000多元，很快掉到1000元不到，杨冲感觉没了干头。

杨冲是在网络上第一次看到农业植保无人机的。2016年底，他报名参加了极飞科技在河南的一场培训。作为第一期学员，他后来也成为了极飞最早的一批教员。

这次培训，他抱的是去看看的态度，因为当时一架植保无人机的价格不菲，飞机加上各种配件全套下来差不多要10多万元。杨冲在那认识了一个从广东来的学员，看着人家刚买的新款飞机，羡慕不已。

好在植保无人租赁服务的推出，大幅削减了他的后顾之忧。虽然当时的租赁押金依然高达10万元，但免去了做不好“砸手里”的顾虑。

杨冲后来把他从极飞租赁的第一架植保机P20买了下来，就是上面提到的“米格”，2017年又添置了“侧卫”和“夜鹰”，去年他再次购买了一架极飞新款P30。

去涞水演示的前一天，我跟着他们去了城郊的农田测试飞行，“侧卫”在飞前自检中，查出喷头故障。贺怡从车里取来备用喷头，挨个换上。对他们来说，故障是常有的事，但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已经让“维修”变得极其容易。用贺怡的话说，哪坏换哪，而且拆卸简单。

杨冲在做飞行前的准备 图/麻策

开始作业前，飞手只需要一人手持一个蘑菇头样子的定位装置去给农田“打点”——相当于给无人机圈定一块作业范围，剩下的都由无人机自主完成。而整个喷洒过程中，飞手需要做的只是保障无人机能够及时更换电池和补充药桶。

但杨冲仍要确保万无一失，以避免演示过程中出现问题，遭遇尴尬。

出发的当天凌晨，天蒙蒙亮。杨冲开着高尔夫在前面领路，贺怡驾驶着厢式货车紧随其后。朝霞染红了半边天，107国道上一片寂静。

这场演示，像是吹响了他们忙碌的号角。接下来几个月的农忙时节，他们要奔波在大江南北，与农田和作物为伴，与酷暑和暴雨天抗争。

03

不再是件酷事

植保无人机如今的作业效率，在四年前难以想象。

宋家齐，一位郑州95后青年，对他首次参与无人机植保作业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是2015年，他们8个人3辆车前往河南周口。当时，农业无人机行业尚处于启动阶段。大疆的精力还聚焦在航拍市场，极飞的第一代植保机还未上市。

与智能手机蛮荒期杂牌产品横行类似，当时农业无人机的市面上也充斥着各种杂牌组装机器。宋家齐一行当时使用的是他们公司自己设计的飞机。宋也是主要设计人员之一。

现在来看，他们当时使用的植保机简陋极了。虽然也是多旋翼，但技术落后、设计粗糙，飞起来就像两个水壶悬在空中。

那是宋家齐第一次外出作业，也是他们设计的飞机首次接受实地检验。当地的一个农户答应让他们连测试带打药把活干完。

一上来，飞机就遇到了问题，其中一架在作业过程中发生了自由落体。宋家齐既是操作员，又是维修师，他在那呆了半个多月，其中6天都是在修飞机。

8个人挤在农户家的一间客房里打地铺。他们早出晚归，操作3架植保机打药，半个月下来才完成了四五百亩地。这仅相当于如今一架植保机一天的作业量。

当时的机器全靠手动操作。“站在地头，操作7个小时无人机，相当于现在开10几个小时的滴滴。”有关那些日子的记忆在宋家齐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宋家齐现在是一名得到大疆官方认证的植保无人机“维修大师”，同时在郑州的一家植保无人机培训公司担任教员。在这家公司里，他的年龄最少，资历最深。

2018年10月，大疆举办飞防英雄赛，这项面向飞手的赛事比拼的是两项基本能力，一项是维修技术，一项是操作技巧。宋家齐最终凭借出色的成绩，夺得亚军。

宋家齐最早是一个航模DIY爱好者，实际上，第一批飞手大都是“创客”，他们自己设计无人机。

他家境殷实，父母在郑州做茶叶生意。2013年，他还在一个专科学校读书，父母就托亲戚给他在广东佛山找了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在一个家电工厂做质检员领班。

工厂有成熟的生产线，而且生产的东西没有太高技术含量。宋家齐每天就是去车间转一圈，一个月就能拿7000多元的工资。由于“志不在此”，一年后他就辞职回了郑州，跟着当地认识的一个老板去做植保机的项目。

公司的第一款飞机，他是主力设计师。当时公司只有几个人，老板许诺，做成大家都有创始股。和上一份工作不同的是，宋家齐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业，当然，薪水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每个月只拿2000多元。

不过，按宋家齐的说法，当时他们制作一架植保无人机的成本是2万多元，但售价高达12万元，差价空间巨大。

但好日子总是短暂。植保无人机迅速成为众多玩家看重的蓝海，行业历经第一轮洗牌，大浪淘沙，极飞、大疆等品牌厂商迅速崛起，杂牌从历史舞台谢幕。

也在同期，植保无人机也从“小打小闹”，到2018年开始有所起势。根据极飞科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植保无人机总作业面积超过6300万亩，飞行调度超过650万次。

而植保飞手从业者的年龄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对无人机和科技本身更痴迷的90后年轻人群，逐渐向年龄更大的新农人群体渗透。正如一个大疆无人机代理商所言：“现在以80后为主。”

但宋家齐的内心已产生动摇。他年龄最小但已经是公司里最优秀的教员，已成功带出了近400名学员，他每年跟着植保队外出作业一次，以防止和农田土地产生陌生感。

今年以来，他已经很少去公司了。“我现在把它当兼职来做。”宋家齐说。

在他的理想中，自己做的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但事实上这事正变得和在工厂拧螺丝一样枯燥和重复。

04

憧憬未来

与宋家齐不同，杨冲在这条路上有长远的抱负。但很少有人清楚，杨冲在这件事上的具体打算，父母也很少过问。

2018年底，杨冲和搭档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开了一个门店，经营农业无人机的销售、植保、培训、售后、农资等业务。他们的店是河北绿盾植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认定的服务站点，而河北绿盾是极飞科技在河北地区的总代理。

绿盾公司总经理霍彬过去曾经营着一支小规模的植保队。事实上，霍彬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无人机植保，在那之前他是一名公务员，所从事的工作和农业并无关系。但他觉得无人机植保会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现在，从工业到服务业每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农业，几千年没有发生过剧变。”自此之后，他辞职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植保“推销员”。

在河北地区，霍彬是当地不少农民、青年的榜样。像霍彬一样，斩获家乡的无人机代理权，成为很多植保飞手最直接的目标。

“没人真想打一辈子药。”杨冲坦言。

不过，植保无人机代理商与传统的手机代理商有所不同。除了像手机一样的销售和售后，它还涉及培训和植保业务的调度组织。一些代理商日常会养着一个小团队，承接植保业务。但因为植保有着明显的淡旺季之分，这个日常的团队不能太大，因此，这个代理体系还要具备对松散个体飞手进行组织调度的能力。这也是这个代理体系能否成功的关键。

虽然还没有签过正式的合作协议，但杨冲已确定是绿盾在涿州地区的最佳代理人选。他不仅是涿州街头“行走的广告”，也是绿盾体系中最活跃的一份子。

2018年10月，绿盾组织了第一期植保无人机“万人培训计划”，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开班前，霍彬安排了8间宿舍，购置了50张床、100套被褥。课程为期四天，理论加实操，霍彬亲自教授植保无人机作业规范。杨冲活跃在多个学员微信群中。他是最早的学员，也是优秀的教员。参加了几届绿盾培训计划，他也决定开展自己的培训课程。

3月下旬，杨冲和涿州当地的一家职业教育机构的校长约见，期望在校园里开设兴趣班，让学生可以接触到植保无人机相关的知识、掌握操作技能。校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让他对此充满期待。

几个月前，当杨冲决定注册公司并取名“米格农业”时就已经在憧憬未来：“不说整个保北地区，就算是涿州，哪怕我家附近几个乡镇，能拿下就很不错。”规模无需多大，够吃够喝，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自己的事业。

他将朋友家的一块大小十余亩的农田，当作临时教学基地。农闲期间，他定期带一两个学员来这演示教学。

短短几年，极飞、大疆这两家核心的农业无人机厂商已经在全国范围织起了一张庞大的网络，这张网集销售、培训、售后、植保于一体。杨冲想要做的就是这张大网上的一个小节点。如无意外，他的学员都会成为他的客户，从他这里购买无人机，并最终成为他的合作伙伴——他打造的松散组织飞手小联盟中的一员。

而这样无数个小的飞手联盟最终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生态。在未来的几个月，由各地政府发起的小麦统防统治项目，将对这个飞手联盟的组织、管理、调度、服务能力提出考验。飞手们将像候鸟迁徙一样跨省作业。

河北绿盾组织的一次3万亩小麦除草无人机植保作业将考验公司的飞手调度能力 图/受访者提供

在河南省组织过多次统防统治项目的吕迪，2018年曾组织调度植保无人机超400架，其中最远的飞手来自新疆。他预计今年的调度数量翻番都不止，在这个最佳的赚钱季节里，有可能达到1000架。

目前小麦每亩作业价格稳定在5到12元。“即便按照最低价每亩5元计算，绝大多数人也都能确保稳赚不赔，哪怕你大老远从新疆过来，因为作业面积集中而且量有保证。“吕迪说。他任职的郑州领先作物是大疆在河南的一级代理。

这让代理商与飞手之间构建起一种过去几年开始流行的“共生”关系——代理商如果不能高效组织、调度松散的飞手网络，就做不好业务；而飞手连接不上更多的代理商网络，也赚不到钱。

4月中旬吕迪所在的公司开启了新一轮的飞防英雄招募，作业地点分布在开封、洛阳、济源、平顶山、周口等河南境内多个县市，统防面积约105万亩。

4月底，霍彬的绿盾公司也将开启今年的统防统治工作。“此时不努力，一年徒伤悲。”霍彬4月中告诫他微信群里的飞手们，“接下来会很忙，想上车的抓紧。”

此时，90后飞手赵威早已驾车上路。这次外出将历时三天三夜。他的第一架植保无人机购买于2018年3月29日。过去一年，这架植保机陪他作业了16287亩，航程超3800公里。第一次作业是在连云港为小麦喷洒农药，之后他和这台机器一起奔赴了河南、安徽、山东和江苏。

他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发了条朋友圈。“在最好的年纪里只剩下拼搏。”他在朋友圈中说。

（应受访者要求，宋家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