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医院424事件：关注公共精神视角下的情绪管理|政治学人_风闻

仁济医院424事件：关注公共精神视角下的情绪管理

背景提出

4月24日，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赵晓菁被警方铐走，现场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网传，赵晓菁在接诊过程中，因患者家属多次插队而拒绝为其诊断，与患者一方发生纠纷。相关视频显示，在警方到达医院后，医务人员也与民警产生了冲突。对此事件，网友展开激烈讨论，上海浦东警方发布公告，中国医师协会发表声明，随后主流媒体相继表达各自看法，舆论热议持续扩大。

政治学人“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注重公共生活中真实的治理场景，从具体的公共事件中探寻公共生活的良善治理之道。当“大医精诚”遭遇“奉公执法”，如何在公共生活中找寻规则与价值的平衡？如何改善群体间存在的不信任关系？如何免于机械的治理和过度的矫正？本期圆桌论坛以“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仁济医院4.24事件的真实场景”为主题，邀请贵州大学靳永翥教授为此展开讨论。

学者观点

 424事件很简单也很复杂，它折射了在目前医患关系政社关系日趋紧张状况下的一种“普遍性盲流”社会心理与“攻击防卫型”人格。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其形成机理，当下矛盾交叠导致的多重社会压力与狂躁情绪的一触即发才是此次事件发生连锁反应的关键因素。然而，公共场合不同于人性泼洒的私人领域（当下一些人的公共人格严重缺失的行为表现其实就与自我修养、家庭教育和私人场域过于任性的行为模式有着直接关系），有着对公共精神与市民社区品质的特定要求。因此，本人试图从公共精神视角的情绪管理去浅析424事件。

    从管理学视角，肖汉仕教授认为情绪管理是指用心理科学的方法有意识地调适、缓解、激发情绪，以保持适当的情绪体验与行为反应，避免或缓解不当情绪与行为反应的实践活动，包括认知调适、合理宣泄、积极防御、理智控制、及时求助等方式。当陷于苦恼、生气等负性情绪，出现行为冲动时，使用4AS技术来自我管理情绪，以便改变情绪。

A：ASK即反问，反思。S，STEP即步骤：1.值得吗？自我控制。2.为什么？自我澄清。3.合理吗？自我修正。 4.该怎样？自我调适。

在医患关系与警民关系的冲突中，从管理技术层面，4AS技术同样适用于公共场域中患者、医生和警察的情绪管理，另外，公共精神则对公共场域途中患者的规则意识、秩序遵守的社区品质，对医生的忠诚执业精神、救死扶伤的人文情怀，对警察平衡好权威理性、行政强制与警民友善互动的职业伦理，可以同步融入情绪管理操作范式之中。简述如下：

一、医患关系中的患者与医生

在医患关系发生矛盾纠纷后，双方总会将自己扮演成“弱势者”，而据目前的资料，患者则更容易将自己扮演成“受害者”以此博得舆论对自己有利，当然，医院一方也会通过公共媒体发生证明自己的“弱势群体”地位。传统意义上，双方所运用的工具，就是医疗事故后的“医闹”与医院保安的诉诸武力排除威胁。当下，双方掐头去尾的视频发布自证明白与突发行人身攻击则是双方所采取的应急之策，由此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要处理好医患关系，双方各自平衡好理性与情感，尤其医生作为专家型的知识精英，更应以平和心态和人文关怀感召患者及其家属，面对当下各种压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1.白衣天使的形象维护

作为白衣天使，当愤怒的情绪一触即发，最需要冷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想一想自己救死扶伤的社会形象和忠于职守的职业精神，只因为一时冲动，医生整体形象毁于一旦，就需要保持克制、冷静。当不能自我控制，就要问问自己：为何这样激动？只有通过“动手”才能消解“愤怒”吗？第三，问问自己：这样做合理吗？真的就只有这种暴力手段才能解决吗？第四，（事件发生后，）问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医生是从事公益服务的公职人员，其救死扶伤的执业品格就是公共精神的集中体现。只要医生提高职业伦理的自省、自律与人格成长，这种内在化机制将大大降低医患冲突中的医生过激行为或者对于患者的“漠视”行为。

2.患者不仅是患者，也应是遵从公序良俗的守法公民

“公民公共精神教育”，应该是当下（社会）教育的一大硬伤。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旗之下，应该有具体可操作的公共精神教育与公民人格成长的有效运作机制。对患者自身而言，也应该有自律意识的逐步强化，在医患矛盾一触即发之际，尽可能保持冷静克制，自觉形成“情绪管理”的基本操作规范。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为何这样激动？为“我”服务医生就真的很坏吗？想一想自己住院时护士的精心照料或者医生的人文关怀，或者替他人着想，想想医生整天不厌其烦的忙碌的人生，遇到一点小坎坷，有什么大不了的情绪需要在医护人员面前通过暴力去发泄情绪。理性思考应明白，粗鲁的行为不仅是人身伤害也许是对他人生命权的剥夺，这样做的后果将是触犯刑法，自己要将牢底坐穿，没有后悔药。再者，患者更应自省，“我的”修养与公民人格何在？为了自己方便和节省时间，就一定要通过插队而扰乱看病次序吗？社区互惠机制的养成，就是当私人需求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每一位参与者都需要做出妥协和退让，才能在行为交换模式中求得帕累托最优，也就是各自做好情绪管理，保持自己基本的社区精神和个人行为伦理操守。

二、警民关系中的警察与“行政相对人”

1.警察可以是冰冷的镣铐，也可以是笑脸相迎的正义化身

从职业角度，警察代表着国家公权力形象，是合法的暴力的受托者和直接行驶者。但冰冷的镣铐是锁坏人而保护好人的，在人身强制与柔性执法中寻找恰当平衡点，是每一位警察的必修课。当一个社会都只能暴力控制、通过警车、防爆器具、镣铐和监狱维持社会稳定的时候，那也说明政社关系警民关系真的进入冰冻期，而真正的代表社会正义形象则不复存在了。因此，从公共精神角度做好情绪管理，每一位警察在行使强制执行之前，都必须思考这一连续问题：我是谁？作为警察的职权与社会责任应该如何平衡？这样暴力执法的后果？在没有发生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时，有没有柔性执法与人文关怀的折衷选择？如何在出警之时冷静思考了解更多真实信息和情势，首先克制职业的暴力冲动且通过采取医患双方冷静下来协商达成互谅的方式更好解决医患矛盾问题，既完成了任务，又树立了警察的“行业标杆”？

2. 医生看病执业期间不受阻挠，但面临医患冲突之时，你的身份将转化为“行政相对人”

    医生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患者报警后，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正在看病的医生，而是与患者一起成为了警察执法的行政相对人。对角色认知的错位，还是因为医生缺乏对于公共精神内核的理解以及对于社会网络中个人的多种角色的转换与调适，以此做好自我情绪控制与管理。当面对警察执法而准备做出反抗的举动时，冷静想一想：警察为何出现在我面前？我成了什么角色？当下是借助众多证人证言，将医患冲突事件解释清楚，还是以专业看病为由，拒绝警察的讯问？主次问题必须分清，后果才可以预判，否则任由情绪发泄，必然被扳倒在地“强制传唤”，医师形象斯文扫地。因此，此时的医师不能依仗“专家权力”，而应该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儿戏，知识精英更应该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贵州大学  靳永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