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亲邦”变宠臣——日本帝国的东亚宗藩体系梦想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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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洽”的占领逻辑

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结束70多年后回顾历史，中国人可以说二战胜利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是比国力，比装备，比民众的总体支持度，德日侵略者都没有取胜的可能。但在战争爆发前，乃至战争最激烈的1941-1943年，谁也不敢否认德日战胜，至少保住大多数侵略成果的可能性。

德国日本的统治集团也这么想，而且一直到1945年，两国都还保有大量的海外占领地，无论对自己，对当地的合作者，都必须有一套成体系的占领秩序，用来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毕竟纯粹的军事占领代价太高。

对于德国来说，这套理论起源于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面就有相当篇幅的阐述。由于世界大战前期顺风顺水，纳粹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这套方案。

比如说，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被并入德国本土，其他有一定德国人口的东欧土地变成德国民政长官主导的总督区，比如波兰总督区、波西米亚和摩达维亚总督区（即原来的捷克），还打算以移民方式建立乌克兰各总督区

再往外围，是一批间接控制的准盟国，如维希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等，他们因为出兵参与侵略战争，保持了表面上的独立。

德国的世界体系不是本文的重点，但大致可以看出统治风格偏现代化。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比较发达，大多经历了19世纪的各次革命冲击，传统贵族集团已经不是各国的统治骨干，德国容克贵族甚至暗中抵制希特勒的统治。所以尽管德国控制严密，各国的占领形态并不包含太多的封建秩序。

日本的东亚帝国和德国区别很大。作为东亚唯一的工业国，日本占领区大多是农业国和欧美殖民地。这些地区工商业落后，封建秩序刚刚开始退潮，各级封建贵族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普遍对主持独立战争的现代政权有所不满，是入侵者潜在的合作对象。

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人口过剩的农村人口大国，需要向海外占领地输出移民，需要在殖民地建立清楚的社会等级。扶植一个强调封建等级的傀儡政权，有助于占领区的稳定。

还有，日本自身是一个未经历底层革命冲击的半封建政权，军队和经济巨头往往和之前的封建武士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天皇虽然实际上无权，但名义上还占据着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所以，日本统治集团设计的“大东亚秩序”，在形态上有非常浓的封建时代色彩。

宗主国和傀儡国都有自己的封建体系，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两者关系，如何把各国的封建秩序组合成一个理论上自洽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对此显然有自己的安排，而以往的历史文章往往会忽视这种封建关系，只分析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

如今又到日本旧天皇退位，新天皇尚未登基的空窗期，马前卒工作室特地回顾历史，讲述一下日本人曾经企图在半个世界实施的宗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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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天子

谈到日本的傀儡国，中国人首先会想到溥仪的伪满洲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然而日本还未与英美开战，需要顾忌列强的担心，不敢直接强行吞并为总督区，于是考虑设计一个傀儡政府，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

而当时溥仪已经被冯玉祥军队赶出了紫禁城，此时正寓居天津。在土肥原贤二的鼓动下，溥仪重新捡起了皇帝梦，潜逃东北， 1932年3月1日建立了满洲国，成为了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洲国于1934年3月1日改制为帝国，溥仪也顺势登基成为满洲国皇帝。

虽然日本人把溥仪第三次扶上了皇帝位置，但是日本军方对中国的关内领土还有其他安排，所以绝对不允许混淆满洲国和清朝，不允许溥仪自称中国皇帝。溥仪就是一个关东军占领区内的傀儡帝王。

那么，在日本的封建宗藩体系内，溥仪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虽然日本帝国败亡很快，各部门的对接不算完善，不过还是留下了很多制度安排。从目前的各种证据看，基本可以确定，在二战日本侵略军设计的宗藩体系内，溥仪将是地位最高的傀儡封建主。

早在发动二战之前，日本就拥有一个相当成熟完备的勋章体系，而日本人向溥仪颁发了最高等级的勋章——大勋位菊花颈章（如下图）。

颈章如项链一样环绕颈部，中间落下一个颈章吊坠

昭和天皇自己佩戴时的相片。

这种勋章，只授予天皇本人和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臣元老，以及少数和日本关系极好的外国元首，比如泰国拉玛九世国王和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等等。赐予溥仪此等荣勋，至少在表面上给了溥仪一个极高的荣誉地位，和天皇本人相去不远。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控制了多个傀儡政府，傀儡政权首脑、王侯以数十计，但只有溥仪被日本人授予了这一枚勋章，同期投靠日本的蒙古德王和汪精卫都没有，可见溥仪虽然没什么实权，面子还是很足的。

1935年4月，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访问”日本。昭和天皇亲自出面迎接，还带着大批皇族陪同，礼节上几乎让溥仪和天皇享有同样等级。

天皇迎接

乘车同行，并列而坐

更有甚者，为了笼络溥仪遇，在溥仪前往日本皇宫时，裕仁的母亲节子皇太后称其为“满洲殿”，宣称看到大裕仁五岁的溥仪，想起了自己第一胎流产的儿子！

一国皇太后不能乱开这种玩笑，她代替已故的大正天皇认了这个便宜儿子，一方面是宣示了对满洲国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也算是给 “日满协和”做了一次礼仪确认。

在溥仪后来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面，他是这么说的：

“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可见不光日本皇太后认了他这个便宜儿子，日本人还替他认了便宜妈妈。一方面这说明日本人笼络他有多么急切，另一方面也可见日本人眼里他还是有这个资格的，其他人还真没有。溥仪这段话把两个人之间的来往含糊其辞地写了出来，想必也是觉得被认了便宜儿子实在尴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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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傀儡

不过，溥仪能享有如此礼遇，仅靠关东军建立的“满洲国”皇帝身份明显不够。日本统治者的潜台词很明显——你曾经是“中国天子”，是几千年来东亚和中亚封建秩序的顶峰，日本作为“接班”者愿意承认你个人的礼仪性地位。反过来说，你也得承认日本“接班”后的至高无上地位。

当溥仪扮演自己现实角色，“满洲国执政”和“满洲国皇帝”的时候，他的地位就没那么高了。

1940年，遵照日本人的指示，溥仪从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在满洲国的“帝宫”同德殿院内修建了“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器”，并称“神庙”为“建国元神”。

不久，在“宫内府”下成立了“祭神府”，由桥本虎之助(曾任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任“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关东军司令部还请来“神道家”笕克彦，向溥仪和伪满大臣“传道”，即满洲国的“帝师”。

关东军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所有伪满洲国大臣和关东军司令官都要到“神庙”祭祀。1940年7月15日，溥仪颁发《国本奠定诏书》，确定日本的“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国神”和“国教”。

在《国本奠定诏书》里面，溥仪特意厚颜无耻地说“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这实际上就是儿皇帝宣言，承认满洲国皇帝是日本皇室的分支，或者说继子。

可惜，溥仪能接受儿皇帝，日本人却未必愿意让他长久地当下去。

1942年，大东亚会议召开前夕，满洲国也要纪念“建国10周年”，日本军方约谈溥仪，要求《建国十周年诏书》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应该称【亲邦】。

不等溥仪同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就把“总理”张景惠和各部“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讲解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溥仪颁发《建国10周年诏书》之后，随即写了一封“亲书”，任命自己的首席大臣张景惠为“特派大使”到日本去“谢恩”。

所谓亲邦，自然比盟邦要更亲，日本人对满洲国的态度相当露骨。

过了没多久，伪满洲国宣传机构在日本顾问的直接指挥下，喊出“第二次建国”的口号。溥仪已经“登基”很久了，所谓“第二次建国”的意思是日本的新政策——日满韩一体化。

当时韩国已经被日本所吞并，“日满韩一体”预示着日本打算以韩国为模板对待满洲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撕掉溥仪这块遮羞布，直接吞并整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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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韩同级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假设日本真的打赢了太平洋战争，击退了苏联装甲集团军，那么在吞并了满洲国之后，溥仪乃至整个满洲国皇族又如何处置呢？

从前文可以看到，为了笼络溥仪这个曾经的中国天子，日本天皇给了相当高的礼遇，连皇太后也出来捧场。所以，如果吞并的时候溥仪还活着，他个人的礼遇不会缩水太多，甚至可能成为日满合邦的名义元首之一。

但溥仪的继承人就多半没这个待遇了。他们没当过中国皇帝，继承的只是不存在的满洲国帝系，对中国关内领土也从无影响力，所以在新的国家里只能享有普通的贵族地位，融入日本一大串装点门面的王公贵族体系中。

这并不是无端推测，因为在满洲国之前，在满洲国之前，日本人还吞并过一个傀儡国——“大韩帝国”。

自从明朝开始，朝鲜就一直是处于中国的宗藩体系下，朝鲜的最高君主是国王。而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7年，朝鲜王朝的第26代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听从日军安排，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正式脱离中国的宗藩体系。

然而这不过是日本人吞并朝鲜的短暂前奏而已。1910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正式签订，朝鲜被日本帝国吞并，朝鲜帝系自然消失，李氏皇族也被吸收到日本本身的封建体系当中。

当时朝鲜高宗已经死去，纯宗无后，弟弟李垠是继承人，而这个李垠，就体现了日本人对新宗藩体系的安排。

1907年，日韩尚未合并，李垠还是朝鲜皇储，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以“皇太子需要摆脱宫人影响，跟从帝师学习帝王之道”为名，将10岁的李垠带到日本，送入贵族学校，为其日后融入日本贵族体系做准备。

喜欢模仿俾斯麦的伊藤博文和年幼的李垠

长大成人之后，按照普通日本皇族的成长路线图，李垠加入日本军队，成为日本陆军军官，并且依照皇族的规矩，晋升比同龄的军官要快一些，早早地晋升陆军中将。

为了加强对李垠的控制，日本皇室和政府还从皇族当中物色了一位公主作为其妻子（梨本宫方子公主），让李氏的下一代融入日本血统。面对指婚，李垠自然也没有拒绝的余地。

方子公主与李垠

日韩合并条约规定，“给予韩国皇帝、皇太子等与其地位相当的尊称、名誉与和维持这些所必须的岁费”，因而纯宗被日本天皇封为昌德宫李王，李垠为王太子，同样享有亲王封号，其他李氏的直系亲属也得到了相应的贵族身份。

在金钱方面，日本人既然已经得到了一整个国家，自然也不太吝啬于给李家相应的金钱支持。李家的王公贵族每年都可以领取相当高额的年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普通日本百姓。

就这样，朝鲜最大的封建家族——旧王族李氏家族，就随着朝鲜被吞并而整个被吸收进了日本帝国体系内，成为日本李王家。

李垠后期完全按照日本王族公卿的方式打扮，除了名字之外看不出任何朝鲜元素

1926年，朝鲜前纯宗死去，李垠继承了李王王爵，他的儿子李玖成了李王世子。除了李王本家之外，李坧的其他近亲亲属也被封为公族，比如李埈，李键，李鍝等等。

李垠的侄子李键，同日本贵族通婚，战后为了继续留在日本改名桃山虔一。

再回到溥仪这边，和李坧、李垠兄弟类似，溥仪也没有直系后代，立弟弟溥杰为第一继承人。

在日本政府运作之下，当时在日本读军校的溥杰，和来自于旧公卿家族嵯峨侯爵家的小姐嵯峨浩结婚，同样让日本血统融入爱新觉罗家皇族的后代。（和朝鲜纯宗李坧以及其弟弟李垠的情况何其相似！）

溥杰与嵯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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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有别

由此可见，日本对满洲国和满洲皇族的未来早有规划，只要大东亚新秩序稳固下来，那溥仪兄弟就会和琉球王国的王族尚家、朝鲜帝国皇族李家一样，成为住在日本的“亲藩”。按照李家的例子，爱新觉罗家应该会世袭一个亲王爵位，被认同为皇族的一员，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优待罢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封建君主都会得到日本人同样的重视，在日本人的眼里，由于国家重要性和投靠顺序不同，各个封建主得到的赎买价格也不同。

比如琉球旧王室尚家，本身既没有实力也没有什么被笼络的价值，而且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被日本的萨摩藩所征服。所以在被日本人吞并之后，虽然也被纳入日本封建贵族体系当中，但是只给了一个侯爵爵位，地位和溥仪、李坧无法相提并论。

末代琉球尚泰王

提到日本所笼络的封建贵族，那就还要提到蒙古察哈尔地区的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德王”。

德王在大清帝国覆灭之后，开始寻求蒙古独立，并且引入日本人的支持。在满洲国建立之后，德王活动更加频繁，最终在1938年出任所谓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后合并“察南自治政府”及“晋北自治政府”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为日本对蒙古进行殖民扩张的傀儡。

左为德王，中为德王政府军事领袖李守信，右为日本国军人

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名义上归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所辖，实际则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蒙疆政府在日本和伪满洲国驻有单独的外交机构，悬挂“四色七条旗”，汪伪与伪蒙疆自治政府双方在界限两侧分别设卡，征收关税、过境费。人民穿越边境则需要办理“出入境证”。 

1941年2月15日，德王赴日，参加日本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典礼。他仍然妄图实现“蒙古建国”的梦想，为此拜见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近卫文麿，但日本首脑们没有立刻给予他明确的答复。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了强化对德王和伪蒙政权的控制，同意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易名为“蒙古自治邦”，由德王出任主席，他也由此死心塌地地追随日本侵略军。

有趣的是，在追随日本人之外，他念念不忘家族在满清时代的荣光，对曾经的满清皇帝溥仪非常恭敬。1934年，溥仪即位伪“满洲国”皇帝时，德王特意穿上清朝时的蟒袍、马褂，戴上朝珠、顶戴，在溥仪画像前叩拜拍照。还派人专程赴伪满，将照片送给溥仪，表示忠心。随后，德王到长春见溥仪，先行三跪九拜“君臣”大礼，祝贺溥仪又登基称帝。

他这么做，却让日本人非常不爽，还派人斥责了德王，但是同时为了笼络德王，他们又让溥仪封德王为武德亲王。

日本人的矛盾态度事出有因，他们扶持溥仪，部分原因是想要利用他前皇帝的身份影响全中国。但另一方面，在新封建体系内，唯一的核心是天皇家族，溥仪不能再有自己的藩属国，即便溥仪承认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也不行。溥仪相对其他傀儡帝王的优越礼仪地位只限于他自身，不能延伸到满洲国皇族。这就是日本宗藩体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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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计划

日本帝国的扩张目标是大半个亚洲乃至太平洋，所以在基于北亚殖民地建立封建宗藩体系后，也企图把这套体系向其他地区复制。凡是有机会利用当地封建主的地方，绝不错过机会。

1940年，趁着法国在欧洲被德国打败，投降德国的时机，日本人入侵了已经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虽然这时候碍于法国已经是德国的附庸，他们没有直接驱逐法国殖民政府，但是也实质上控制了越南军政事务。把越南“保大皇帝阮福晪”控制起来做傀儡备选。

1945年3月9日，维希法国被盟军灭亡，日军随即在越南发动了三九政变，正式驱逐了法国在越南的残余势力，然后扶植保大皇帝建立了越南帝国。

注意，1945年3月离日本投降仅仅5个月，美国人已经开始筹备冲绳战役，离日本本土一步之遥。就在这样危如累卵的时候，日本人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殖民帝国，一心要把越南旧封建主拉入到日本帝国体系内，这份对宗藩体系的热爱实在执着。

为了纪念摆脱法国殖民，保大帝在成立越南帝国之后所发行的纪念邮票，只可惜被日军所扶持起来的政权，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保大皇帝不是唯一的东南亚傀儡封建主。法国殖民政府在三九政变过后被彻底消灭，法国东南亚殖民体系也由此土崩瓦解。旧法国殖民地上新建立了三个君主制国家：越南帝国、寮王国（老挝）和柬埔寨王国，这三个国家君主分别为保大帝、西萨旺·冯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后来西哈努克亲王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与之类似，之前进攻东南亚的时候，日本人也频繁树立封建君主作为傀儡。山下奉文进攻英占马来半岛，就扶持当地的土邦苏丹协助日本的统治。后来马来西亚经济腾飞的关键人物马哈蒂尔首相，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日本人开始接触，60-70年代承接日本产业转移也靠当年的老关系。

日本和土邦苏丹们合作，代价就是迎合土邦需求，屠杀华人。在进攻马来半岛的时候，日军对当地的华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等人策划了针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华侨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是生是杀，完全随日军意志支配。在加东海滨，数以万计的华人遭到机关枪的射杀；不拉干马蒂海边，昼夜都有船将华人载到海上，将两人背靠背绑紧推入大海。李光耀侥幸逃生，多年后还心有余悸。

而在这腥风血雨当中，当地的土邦主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能够从华人的残杀当中获取和日本人合作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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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想天开

中国关内经过辛亥革命，早已没有封建王族，但日本人依然企图“凭空制造”傀儡封建主，简直是被自己习惯的手法绑架了。

1943年，日军华南总指挥部特务机关长洪矢崎义郎，率领一支马队来到官禄埔村。在日兵搀扶下，三跪九叩，边拜边泣地叩进洪氏宗祠。据他说，他就是洪秀全的后裔，小时候他的祖母经常嘱咐他说：你们的祖先是广东花县官禄埔村人。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中国，就一定要去拜祭祖先。

当时，洪矢崎义郎还借走了高祖洪英伦夫妇画像以及族谱，说要给在日本的洪氏后裔传阅。并承诺不久原物归还。但后来归还的只是复制品（据说，1973年，有四位日本友人来访洪秀全故居，听说此事后，答应设法将原物归还。这两件原物，现在收藏在南京博物馆中）；

他们宣称，在太平天国的天京（即今天的南京）于1864年6月19日被清军攻陷的前夕，洪秀全在病逝前把一批眷属用船运往上海，让他们经吴淞口逃往日本，而这些后裔在日本扎根，时刻不忘恢复祖先的荣光。

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近一个世纪，所谓日本洪氏传人，明显荒诞不经，可是为了迎合整个日本侵略战略，日本人连这个享国十几年的本土基督教帝国也不放过。可见日本的侵略战争，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统治集团的阶级本性。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假想一番。如果日本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当中获胜，保住了自己的帝国，那么在他们的统治下，帝国内部的封建主将会出现如下的宗藩关系：

满洲国将会被日本直接吞并，爱新觉罗家并入日本王公贵族体系，同时和朝鲜李家一样，融入日本血脉。溥杰将会继承溥仪的王系，他和嵯峨浩的子孙将会成为日本世代传袭的满洲王。同时，如同李键等人一样，爱新觉罗家其他投靠日本的王公也会得到几个中级贵族城号。

次一等的由日本扶持起来的越南帝国、寮王国（老挝）和柬埔寨王国等等王国，为了彰显与欧美殖民地的不同，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独立”，作为日本外邦藩属国存在。

而封建土邦苏丹、小国领主将会如同琉球的尚家一样，成为日本非王公的次等贵族，得到一批侯爵做安慰奖。

整个封建体系，层次分明，并且以日本天皇家族作为唯一核心，不允许任何形态的横向联系，这就是 “大东亚新秩序”的礼仪逻辑。

然而，东亚人民不仅有反殖民反侵略的需求，对内也急需改造旧社会，成立新型国家。所以日本此举貌似可以稳定殖民地，从长期看来却激发了更多的反抗，打消了一些动摇资产阶级的投靠之心，是加速日本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毕竟就连汪精卫这种傀儡首脑，对溥仪的“皇帝”身份也颇有嫉妒之心。

如此迷恋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封建贵族体系，也证明了日本法西斯彻头彻尾的反动本质，从这点来看，他们的失败大概也是注定的吧。

(作者：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