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科学？_风闻

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没有哲学。

相信很多中国人（笔者也在其列）都曾对黑格尔这句“傲慢而无理”的话口诛笔伐过，但说实话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黑格尔口中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是否与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哲学存在歧义，否则永远是鸡同鸭讲，说不到一块。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一位集大成的伟大哲学家，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把人类的知识分成理论科学（包括第一哲学、第二哲学即自然哲学、数学）、实践科学（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理财学）、以及创作科学（包括各种工艺技术及音乐、医学等）三大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代表作是《形而上学》（亦即理论科学中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就一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因此西方意义上、也是黑格尔口中的哲学专指形而上学，它的另一个名称则是本体论哲学。

那么中国有没有形而上学呢？《易经》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可以说“道”代表的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的本源，所以研究道的学问就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是中国的本体论哲学。然而老子《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的意思用佛教禅宗来解释就是：“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怪西来的印度佛教能在中国落地生根）。这无异于取消了对世界本源的追问，既然智慧如老子都这么说了，那还会有人去徒劳地研究道吗？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大厦的基石，即：世界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比如柏拉图就认为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映照在墙壁上的影子而已）。而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易经》却认为世界唯一的本质就是变化，老子无疑继承了这一观点。至此，事实上中国已无发展出形而上学的可能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在《道德经》里讲得最多的朴素的对立统一之辩证法。至于儒家思想更是离“道”学（即形而上学）远矣，而只是将《道德经》中的“德”学发扬光大，从而发展出了发达的政治伦理学，这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中属于实践科学。当然，人们的世界观决不是飞天来物，而是深植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之中，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们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世界观，比如商人眼中的世界与农民眼中的世界就决不可能是一样的。

很显然，只有坚信世界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才会有兴趣、有意愿和有动力去研究形而上学，然而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殊非易事。要研究世界的本质首先必须具备一项逆天的技能，这就是抽象能力，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无疑是这种抽象能力的集中体现和伟大结晶，反过来说，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最能培养和锻炼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正是中式思维所极度贫乏的）**。当然世界的本质并不是谁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的观点就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而必须要有缜密的论证过程才能令人信服，需要证明给人看，这样自然的就会发明出一套论证体系来，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其中《几何原本》**的抽象原理和证明模式所起的作用厥功至伟）。后来随着人类认识事物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纯粹由形式逻辑论证出来的结果往往与实际的世界不相符，于是下意识地就会想通过系统的实验来检验论证结果的对错（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是这一实验科学体系的创始人，也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新工具》）。科学也就由此诞生了！

反之，既然中华先人们认为世界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唯一的本质就是永无穷尽的变化，世界的本质（本源）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那么中国就无法发展出西方那样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来，从而后面的抽象（思维）能力、形式逻辑体系和科学实验体系也就无从谈起，最终的结果就是科学的产生与中国无缘！就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正如西方思想发展史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辩证思维原本应该是形而上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比形式逻辑思维更高级的一种思维方式。既然中国的辩证思维如此发达，那只能说明一点，即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或者说农业时代的中国的发展程度要远远高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至于这其中的利弊，历史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无须赘述。

既然中国没有科学，那么对人类文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四大发明又该做何解释呢？科学与技术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所以，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社会需求则无疑是科技的第一推动力。因此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显然是出于农业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而出现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四大发明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农业活动的范畴，或者说农业活动本身会反过来制约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广度和深度。众所周知，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与其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它们的内核都是商业基因，即在其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商业活动（在中国则是农业活动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当然二者都是由先天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而决非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很显然，商业活动要远比农业活动更能刺激和创造社会的需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科学诞生在西方而非中国。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下这样一个结论：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根本不可能诞生工业革命，它只能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1953年有人写信问爱因斯坦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的科学，爱因斯坦回信说：**“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有人因此根据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得出了“科学并不是必然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观点。我非常不赞成这个带有浓烈不可知论意味的观点！尽管爱因斯坦曾以宗教式的语言“上帝不会掷骰子”质疑过量子力学，但这决不意味着爱因斯坦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毋宁是爱因斯坦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科学领域的一种谐谑。同样，“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这句话只是反映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科学发展历史的深刻洞悉以及回答问题的机敏睿智和幽默（怕像黑格尔那样得罪中国人？），丝毫没有所谓“科学并不是必然会在地球上出现”的意思。我们常说历史没有如果，同样既然科学已经出现了，再说诸如“并不是必然”此类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不应是一个高级科技工作者该说出的话。

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即耳熟能详的“存在即合理”。我们只有首先承认科学出现的必然性，才会认真而严肃地去分析找出科学之所以产生在西方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彻底弄清楚中国自身为什么产生不了科学的真正原因，也才能发现中国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注意的事项。这才是我们对待科学负责任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