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 “患难总理”：关于周恩来的影像记忆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由河北影视集团出品、陈力执导的主旋律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正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全国各地放映之中。与一般的英模片或领袖片不同，这部电影讲述了周恩来总理1961年到河北省革命老区伯延人民公社进行工作调研的故事，呈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这种制度性地最高领导与最基层群众之间的“亲密接触”，一方面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革命实践的要求。本文主要把这部领袖电影放置在新时期以来的主旋律电影以及关于周恩来的影像故事的脉络中来理解。

一、主旋律与领袖电影

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一是艺术片（探索片），二是商业片（娱乐片），三是主旋律，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这种不同的电影生产机制本身是80年代文化与意识形态转型的症候，正如在50到70年代并没有这种分类方法，艺术、商业与主旋律是相对统一的，也正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使得80年代的电影出现分裂状态。如果说80年代艺术片诉诸于欧洲艺术电影节、商业片注重影片的市场价值，那么主旋律则侧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1987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3月份在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率先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会议将‘主旋律’规定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和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7月4日，经中央批准成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后正式更名为“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国有关影片的规划、审查和资助。为了在拍摄经费上提供有力的资助，1988年广电部、财政部建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重大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现实题材。

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主旋律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巍巍昆仑》（1988年）、《开国大典》（1989年）、《开天辟地》（1991年）等大场面、大制作的革命史诗影片被拍摄。相比50到70年代的革命电影或人民电影大多讲述普通人、基层生活、普通士兵（如《董存瑞》、《雷锋》等）的故事，8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开始尝试用史诗的风格、“创世纪”的视角讲述革命历史及重大事件，如反映解放战争的“大决战”、“大进军”系列。在这种影像“大历史”中，上演的是历史洪流中伟人与英雄的事业。在“十七年”和文革电影中，受制于人民史观及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的想象，当时电影几乎没有出现过领袖人物的影像，也就是说，讲述领袖的风采和故事的电影（包括电视剧）恰好是新时期以来才出现的文化现象。与这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指点江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袖形象不同，90年代还出现了大量表现领袖人物凡人情怀的电影，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毛泽东的故事》（1992年）、《刘少奇的44天》（1992年）、《叱咤香洲叶剑英》（1994年）、《彭德怀在三线》（1995年）、《青年刘伯承》（1996年）、《毛泽东与斯诺》（2000年）等。

这些电影通过领袖与家人、朋友、身边人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来突显领袖作为父亲、丈夫和普通人的一面，比如在银幕上看到毛主席听说爱子毛岸英牺牲之后的痛哭。这种领袖的双重面孔（伟人和凡人）成为新时期以来叙述革命历史的重要策略，一方面在重大历史关头、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时刻，领袖有着超过常人的智慧和决断力，另一方面领袖也和常人一样，会遇到人生的诸多悲欢离合。这种想象和叙述历史人物的方式使得领袖既是创造历史的“大英雄”，也是一个个可感可触的鲜活个体。与此同时，这种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再现历史人物的方法，也吻合于轰轰烈烈的“大历史”之后，过小日子的人们想象历史和伟人的方式。

二、影像周恩来

在这些领袖电影中，也出现了多部关于周恩来的影像作品。简单地说，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借助真实影像剪辑成的文献纪录片，如1977年摄制的《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94年电视专题片《伟人周恩来》、1998年百年诞辰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和十二集纪录片《百年恩来》以及2008年诞辰110周年纪录片《情归周恩来》；第二类就是电影作品，1992年人物传记片《周恩来》、1997年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周恩来——伟大的朋友》、2007年的《周恩来万隆之行》以及今年放映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这些影像序列基本上塑造了两种周恩来形象，一种主要集中在外交领域，体现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的风采，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突破封锁开辟新中国的外交空间；第二种就是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为国家、为人民操劳的故事，一个在深夜中不辞劳苦伏案工作、批阅公文、写作报告的总理形象，正如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何其芳的散文《一夜的工作》记述了作者目睹周总理“一夜工作”的情形，这种深夜中熬夜工作的场景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也成为重要情节。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90年代以来，除了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传记片之外，还有一类主旋律类型就是英模片，如《焦裕禄》（1990年）、《孔繁森》（1995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年）、《任长霞》（2005年）、《第一书记》（2010年）、《郭明义》（2011年）、《杨善洲》（2011年）等。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就是体现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做主的职责，第二就是这些英雄人物大多带有悲情、苦情的色彩，尤其是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这种社会危机或自然灾害的环境，特别容易叙述冲在危难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带领群众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故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同样也选取了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这一共和国历史上的大灾时代，周恩来一行的到来就如同救人民于危难之中的“大救星”。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在共和国的领袖中，周恩来具有特殊的魅力和位置，相比其他领袖在政治运动中大起大落以及历史评价的两极化，周恩来始终是一个经历各种风波而屹立不倒的中立者或调节者，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周恩来成为剧烈的政治斗争中少有的清醒者、守护者和道德完美的政治家。在8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周恩来既不是历史的受难者，更不是归来的英雄，而是自始至终鞠躬尽瘁到最后一刻的人民公仆。1992年第四代著名导演丁荫楠执导的《周恩来》就讲述了处在文革这一历史飘摇时代的周恩来故事。影片开始周恩来坐在汽车里，透过窗口可以看出被大字报、红卫兵、造反派所笼罩的时代氛围。在这部影片中，周恩来是一个患难时代的总理，他一方面与四人帮周旋积极保护遭受冲击和批判的革命老帅，另一方面机智沉稳地应对“九一三”事件、与美国代表团谈笑风生。这部讲述文革高层领导人政治生活的电影成为90年代少有的获得市场成功的主旋律影片，与人们对文革的窥秘心理以及认同于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有关。

三、群众路线的意义

与电影《周恩来》聚焦于大历史不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选取了周恩来到伯延公社调研的小故事。这种领导人与基层群众调研的故事也是一种典型的领袖故事，比如毛泽东电影中就有很多毛主席与人民群众拉家常的场景，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围坐在一起的图片也成为最常见的一种领导人影像。这部电影依然延续了周恩来的经典形象，不仅再次塑造了一位勤政为民、明察秋毫、温文尔雅的人民好总理，而且也展现了革命老区人民对国家、对领袖的挚爱之情。其实，早在1992年拍摄的《刘少奇的44天》就讲述了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老家调查研究的故事，这与毛主席把1961年变成调查研究年的指示有关。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在《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影片开始于周恩来“闯进”这个偏远、封闭的村庄，结束于周恩来在人们的依依不舍中离开。这种外来者与乡土中国的故事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元叙事，从五四时期鲁迅式的启蒙者返回故乡、离别故乡的故事（《故乡》），到土改小说中工作组来到农村发动土地革命的故事（《暴风骤雨》），再到80年代的经典文本《黄土地》式的中国寓言。如果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乡土中国的变革史，那么不管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还是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的改革开放之路，农村、农业、农民即三农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这部电影所讲述的1961年，正是伯延处在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历史时期。电影把伯延公社拍摄成为一个相对自治自足的空间，一个被高墙、院廊所包围、分隔的空间，以至于周恩来体恤民情被呈现为不断地穿越、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小空间，直到最后借助公社广播，周恩来的声音（也是毛主席的指示）才得以打破这些相互隔绝的墙壁，把全体公社人员串联在一起。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影片并没有处理上世纪60年代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等“大政治”，而是聚焦于公共食堂浪费和村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的小问题，细致地呈现了周恩来与普通群众“心心相惜”、“荣辱与共”的情感，这份情感就是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水乳交融、相互扶持和同甘共苦的关系。现代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科层化的分工使得管理职责分明、行政效率高，另一方面这种中立化的管理方式又容易“对上不对下”、滋生腐败、脱离群众，因此，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下基层、走群众路线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党内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制度传统，这对于今天的执政党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表于《影博·影响》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