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猎户与金门居民的行为模式的相似性：一个历史切片的考察_风闻

“因此，我们在这些异样环境中觉得熟悉的行为特质便显示为永恒的人类本质”

       ——芭芭拉·塔克曼，《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十四世纪》

在跨越了长时段，可能是数十年也可能是数百年，人们依旧会对某些事物采取相似的反应，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尤其是我在阅读有关德意志改造自然的论述和有关冷战中金门社会的不同作品中，看到了惊人的相似性时，不由得惊讶不已，并用笔在页边打上三个惊叹号。

布拉克伯恩在论述德意志民族开发自然史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18世纪的普鲁士王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开明君主专制的统治中，几代野心勃勃的霍亨索伦君主不仅在战场上创造出一只令人生畏的普鲁士军队，也在面对自然时毫不犹豫地采取战争手段，积极的对自己的国土加以“理性化”的改造。在腓特烈大帝治下开展的奥得布鲁赫（Oderbruch）沼泽排干计划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例。

冰河时代过去后，退却的冰川留下了遍布整个欧洲北部的沼泽和蜿蜒的河道，普鲁士人的计划便是将沼泽排干化为良田，把河道取直以防治洪水。作为普鲁士“经济的飞轮”，这项工程的核心力量就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在背后指挥的官僚系统。他们的斗争对象不仅仅是河道与沼泽，而是一种与他们心中理性的理想相冲突的自然现实，因此，凡是无法被驯化的，都被列为取缔的对象，无论是没有生产力的“灰色的沼泽”还是难以控制的河道，还有，就是那些不受驯养的生物，他们被列入“有害动物”的清单之中，除了狼这样臭名昭著的动物之外，破坏庄稼的仓鼠也名列其中。

腓特烈大帝下令马格德堡和哈斯塔特的地区务必消灭这些害人的仓鼠，并设置奖金奖励捕获的“战果”。但是出乎意料的情况是，当地的人们，无论单纯出于贪欲亦或是对国家侵害他们生存空间的不满，于是把猎鼠发展为一种生意，而最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会放走抓到的雌鼠，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鼠源供应，腓特烈在得知后甚至动用了肉刑，也无法根除这种现象[1]。

200多年过去后，1949年，在地球的另一端的金门岛，这是国军仅存的几个掌控于己手的桥头堡之一，大量的军队在此驻守并形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供应这些军队的粮食主要是面粉制成的馒头，而当驻守的国军主要是南方人，他并不习惯于这种主食，于是他们常常在岛上抓蛇来吃。不久之后，一场疫病袭击的金门，来到岛上视察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以往因为蛇莽在野捕鼠为生，鼠类不易繁殖，现在我军吃蛇，无异助鼠为虐”[2]。

指挥官胡琏颁布了一项政策，要求岛上每一户居民都必须每月至少捕杀一只老鼠，并上交尾巴作为证明。这一政策持续甚久，表现优异者获得了奖励而不能达标的则受到惩罚。那些无法达标的人于是就采取种种办法逃避惩罚，比如向邻居“借”几条尾巴，或者把一条尾巴剪成几段，声称来自不同的老鼠，甚至用芦苇草冒充。这个政策甚至导致了一种生意的诞生，当地的驻军也被要求上缴老鼠尾巴，能不能达标直接关系这能否获得返台的假期，于是无法达标的军人就会向当地人购买鼠尾，一根尾巴的价格甚至相当于一包香烟。为了维持这条赚钱的门路，当地人的做法就是只杀公鼠，而母鼠则只切下尾巴后放走，这样就能保证有无穷无尽的老鼠来源。于是这项原本打算改良全岛卫生的计划的结局就是，全岛依旧是老鼠的天堂，只是它们都没有了尾巴[3]。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反应的相似性，或者说针对宏大而正义的目标而采取的“反行为”。无论是腓特烈还是胡琏，都企图用强硬的行政命令与赏罚分明的制度来推行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目的，都旨在一种宏观的公共利益（保护粮食，或者公共卫生）。但是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某种张力导致了手段对目的的反噬，为了维持一种赏罚分明的体系，老鼠的的数量就符合“供求关系”原理的支配，也就是说，要维持人们能够遵守这种法律，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老鼠，于是人们就不得不采取手段保护这种供应，所以放走母鼠以维持鼠群就成“理性的考虑”，随后的结果就是，旨在消灭老鼠的法律最终成了保护老鼠的护符。

这种为了手段的自我维持而扭曲目的性的举动很难称作一种有目的性的“抵抗”，而且讽刺的是，如果没有这种举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所设计的体制就维持不下去[4]。文浩（Felix Wemheuer）在《饥荒政治》中就引用了这一观点，指出若不是黑市、瞒报产量，隐秘的自留地的存在，农村的集体化改造或许将更快的崩溃[5]。事实就是大跃进的激进改革之后所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在饥荒之后，文浩指出，国家不得不对农民妥协，减少了征购的数量并对自留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再度违背“不饿死一个人”的诺言将导致政权的全面失信，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当现代性宣扬其理性与合理化的管理模式将最终带来使全社会受益的良善结果时，应注意其手段和目的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从腓特烈到毛时代的中国，历史常常在这种宏大叙事中不经意的角落添上幽默而显得荒谬的注脚，揭示出对一种“不要命的自负”的深刻反讽。

更多文章，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翼家之言”。

[1]大卫·布拉克伯恩，《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环境变迁与近代德国的形成》，台北：远足，2018，页67-68。

[2]胡琏，《金门旧忆》，台北：黎明文化，1976，页16

[3]宋怡明，《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页112-118。

[4]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文浩，《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页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