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已经失败 社会主义将开辟人类急需的进步阶段_风闻

资本主义已经失败 社会主义将开辟人类急需的进步阶段

作者：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21世纪的头二十年几乎就要结束，明显的是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已经失败。今天世界陷入经济停滞、金融化、大规模失业、半失业、匮乏、贫穷、饥饿和历史上最极端的不平等。从生态的观点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死亡的螺旋形”威胁的地球上。

数字革命是我们的时代最大的技术进步，它在开始的时候只是自由通信的许诺，已经变成一个强有力的监视和控制居民的手段。自由民主的机构将停滞，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卫重新与父权、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一起实施。

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已经失败的制度，自然不是暗示它的破裂和解体是紧迫的。而是意味着—在本世纪—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必要的制度，变成一个不必要的和破坏性的制度。今天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面对“社会的革命的变革或斗争中的阶级的毁灭之间”的选择。

资本主义的失败表现在所有方面

所谓的自由市场正在阻碍生产性投资，金融的投机本身带来不可避免的爆炸的泡沫。

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的集中，已经破坏了大多数人的物质条件，在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40年里几乎没有动过，尽管生产率不断提高。

劳动的紧张度增加了，同时工作中的安全被系统地取消。由于机构性的半失业，失业的数字已经没有意义。工会纯粹是过去的阴影。资本主义已经做到专横地控制劳动的一切要素。由于苏维埃类型的社会消失，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完全掌握在“自由市场”的隐性意识形态手里。

跨国公司获得的剩余价值—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正在世界经济的中心造成一种金融财富空前的积累，贫困在外围世界扩散。约有21万亿美元的离岸资金隐藏在“税务天堂”（主要在加勒比），创造一个“大型金融的坚固的避风港”。

由通信的革命推动的技术垄断，与金融资本的统治和投机的资产（总部在华尔街）一起以长期的方式构成“1%的人”发财致富。42个亿万富翁享有的大量财富是世界居民财富的一半；美国三个最富有的人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拥有的财富中比他们国家一半的居民的财富还多。

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最近几十年不平等大幅度增加了。在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急速扩大。世界上就业人口的60%约20亿人在贫穷的非正规部门工作，形成一个庞大的全球无产阶级。劳动的后备大军超过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大军70%。

医疗救助、住房、教育、水和清洁的空气在广大的居民阶层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外。在北美洲和欧洲富裕的国家交通变得不可持续，处于依靠汽车的非理性的高水平，对公共交通的投资缺乏，令人惊异。

城市结构的特点是绅士化和种族隔离；在城市的建设有利于富裕的居民，同时将广大的公民阶层边缘化。在美国约50万人（他们当中多数是儿童）没有家。纽约正在受到老鼠的严重侵扰，被归罪于全球升温，此事反映的其他事情影响整个世界的趋势。

在高收入的国家，人的预期寿命在下降，维多利亚时代的疾病重新出现，这与贫穷和剥削直接有关系。在英国，猩红热、百日咳、结核病和坏血症在消失几十年以后再次出现。所谓“黑色的肺病”在整个富裕的北方的矿山再次大量出现。

在畜牧业和农业过度使用抗生素正在造成一种对抗生素危险的抗拒。到本世纪中期死于超级细菌出现的人数每年可能超过死于癌症的人数，这已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世界的卫生紧急状态”。总之，这种对生命的螺旋形破坏是个失败的制度的结果。弗里德里克·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将这称之为“社会的谋杀”。

根据大型公司、资本家慈善基金会和新自由主义政府的要求，公共教育正在重组，实现人工智能。这项机制正在学生中间产生数据的基础，以便将其商业化，出售给最好的投标者。教育的私有化正在考虑使教育屈从于市场。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粗鲁的功利哲学，这在查尔斯·迪更斯的小说《最后的时刻》中已被戏剧化。

在美国许多最穷的和种族分离的中学成为“犯罪的学校”。200多万人在铁窗后面。美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关押的指数。在监狱中的猎人几乎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的居民人数。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占被关押居民的56%。许多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美国土著居民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居民的三倍以上。

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占有她们没有报酬的劳动（以及有报酬的劳动的超级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父权组织方式和企图如何分工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劳动居民统一对待。在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妇女遭受身体的暴力或性侵。妇女的身体被商业化，成为市场系统的一部分。

大众媒体的宣传已经与建立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一种广告制度合并，将资金和权力空前集中在三个或四个技术巨头的手里。依靠市场营销的现代技术和对群众的监视，大型企业控制着所有数字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类型的控制改编他们的信息。每天在所有的领域制造“虚假的新闻”。已经诞生了很多致力于从技术上操纵选民（在全世界）的企业，向有能力支付这类操纵服务的政党提供它们的服务。

网络中立的取消有助于垄断这些服务的供应商控制更多地集中和控制整个因特网。选举是公司生产的没有控制的“阴暗的资金”和亿万富翁阶级的堤坝。美国尽管自称为世界是主要的民主国家，“它只有一种表面上的民主，但是有一种深刻的财阀统治的内容”。

特朗普政府—继续一个很久以前建立的传统—的内阁成员72%来自最高的公司阶层，同时其余的成员从军队选择。

美国和其他重要的大国设计的战争长期在战略性的石油地区进行，威胁将变成一场全球的热核冲突。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七个不同的国家参加了战争、攻击和轰炸：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再次使用拷打和暗杀作为反对个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工具，它们被专断地确定为恐怖主义者。

近期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冷战，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一场核军备竞赛，与此同时华盛顿对中国的增长设置所有可能的障碍。特朗普政府已经建立一支新的特种部队，作为一个与陆军分离的部门，其意图是依靠太空的军事化确保它的优势地位。

一份有威信的原子科学家的杂志对一场核战争危险增加和气候的不稳定已经拉响警报，设置了“在子夜差两分钟结束世界的钟表”，这是自1953年以来时间最近的钟表。

美国将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制裁强加给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这样的国家，尽管它们有民主的选举，或是由于这些选举。贸易战和外汇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国家积极推动的，同时在欧洲和美国建立反对移民的种族主义的墙。

约6000万难民和移居的人们逃离受到饥饿和战争破坏的国家。移民的人口已经增加到2.5亿人，居住在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已经占它们的居民的14%以上。与此同时，富裕的国家将世界居民的10%以上的有特权的“岛屿”用围墙圈起来，居民长期营养不良。近4000万美国人（八分之一的家庭）--包括近1300万儿童--遭受食品不安全，生产有毒和低质量的食品。

在一个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的世界进程中，小农正在被农业-交易、私人资本和主权基金赶出他们的土地。

城市的拥挤和贫困非常严重，现在人们可以有理由说这是一个“贫困的城市的世界”。与小业主被赶走一起，世界的住房市场继续是一条曲线，因为过分涨价是投机的产物。估计房产价值达163万亿美元；在整个历史上黄金的开采估计价值为7.5万亿美元。

由经济大力加速开始的人类学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产生了气候的变化和大洋的酸化。由于森林的消失，有毒的、化学的和放射性的污染，淡水的丧失，氮气和磷的周期的破坏，所谓的第六次消亡已经启动。

最近几十年世界60%的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鱼类）和45%的无脊椎动物已经危险地减少。气候学家詹姆斯·哈森解释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物种的灭亡”是气候变化的结果。生物学家估计按照这个速度几乎一半的物种将在21世纪末处于处于消亡的危险。

所有科学界的专家们警告说，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环境的灾难将是确定的，碳的排放如继续增加，对生态、社会和经济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2008年碳排放增加了2.7%，在美国增加了3.4%）。现在需要减少排放是为了避免世界上能源不稳的致命的不稳定，这是不可计算的。

但是，主要的能源公司继续用它们有兴趣的气候变化的视角蒙骗居民。推动和资助否定论，尽管它们的内部文件承认形势的真相。这些公司正在工作，以便加速开采和生产石化燃料（包括生产更多温室效应气体的各类燃料），在此进程中得到巨额的利润。

北极冰的融化是气候升温的结果，被资本主义看成一个新的“镀金饰品”，将有助于它开发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没有注意对气候的后果。美孚埃克森对科学家们的回答是：“我们试图开采和出售所有可能的石化燃料的储备”。

能源公司继续参加关于气候的谈判，阻止对碳排放的控制。由于气候的不稳定，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将为了少数人的财富的积累放在第一位，而且也威胁整个人类的前途。

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为了积累资本而运行的生产方式（剥削劳动力），由于在所有生活的领域市场的主导地位，它的经济统计认为在市场上流动和生产收入的事情都有价值。这意味着在它的统计的方法中社会和环境的成本都在市场和利润之外，因此被作为消极的“外部性”对待。

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的一个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外部性”（战争的成本、自然资源的枯竭，人的生活的浪费，环境的改变）正在超过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的利益。现在财富的积累正在造成以社会条件和生活的环境不可挽回的破坏为代价。

可以认为中国的迅速增长是一个例外。我们澄清：中国的发展根源在1949年的革命（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通过革命这个国家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获得解放。革命有助于一种依靠计划经济的发展，建设一个工业和农业经济牢固的基础。

在毛泽东主义之后的改革创造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与国家的计划一起建立了市场的关系，这带来社会的和生态的矛盾。现在这些改革的结果对这个亚洲巨人特别有利。正是这样，美国通过贸易战—和其他的压力—正在企图阻止中国的增长。

历史表明中国的变化与发展是一种“迟到的资本主义”的结果。事实上现在的中国模式包含许多对资本主义本身破坏的倾向。因此，在最后的情况下中国的前途也将取决于返回一个革命变革的进程。

在这个世纪使世界资本主义具有特点的现在灾难的环境是如何发展的？

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的失败，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高潮进行一次历史的检查。也需要研究这种资本主义的模式被利用来提高制度的破坏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谈论在21世纪人类的前途。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失败

过去描述资本主义失败的征兆的许多文章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经常不是将灾难归结于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而是简单地归结为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有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别模式可以被另外一种资本统治的形式取代。

对许多左派的人士来说，对新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一种“福利国家”的回归，是回到对市场的控制或其他某种有限的社会民主的形式，因此回归一种“更加理性的资本主义”。人们感觉的事情不是作为问题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失败。

与这种思想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在它晚期的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说的是一个制度为了生存完全服从于金融垄断资本的一个时期。

因此，为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分析，不仅是需要理解现代的资本主义如何运行，而且也必须理解其原因，因为一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而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起源于1920年代初。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的《国家，民族和经济》（1919）一书奠定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米塞斯（当时是维也纳商会的职员）在他文章中提出：“旧的自由主义必须回来以便打败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评定为“破坏性的”，为不平等辩护，认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一部分，消费者在购物时行使“民主”，因为这种行动相当于在选举中投票。

德维希·冯·米塞斯强烈谴责劳工立法、强制的社会保险、工会、失业保险、国有化、税收和通货膨胀。他的观点非常极端，他评论迪更斯的书《艰难时世》，他使锡西·尤佩（小说的女英雄）失去信誉，因为她教数百万人仇恨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1921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敲定新自由主义这个词，以便确定米塞斯的意图是通过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市场拜物教”恢复一种全面衰落中的自由主义的秩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谢林·鲍尔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莫伊塞为德国鲁道夫·希法廷出版德国理论杂志《模具公司协会》提供了批评米塞斯的文件。

在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阿德勒、鲍尔和莫伊塞表明米塞斯的断言 “没有控制的资本主义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制度” 是虚假的，他们用一致的论据打击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一种和谐的资本主义”的思想。

在米塞斯的分析中工会对市场是一个障碍，同时业主和垄断的企业对于自由竞争是完全适合的。米塞斯同样主张为了限制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自我控制的市场的名义，因为“任何反对自由市场的行动都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式”。

对莫伊塞来说，米塞斯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个狂热的服务者”。对经济学家奥斯马·斯潘来说，“他的思想是一种返祖性的企图，是回到古典的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视角”的思想。

1927年米塞斯本人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中将“古老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古老的自由主义错误地接受平等的观念。相反，新自由主义拒绝平等，用他所说的“机会的平等”取代它。

新自由主义如同出自米塞斯的笔下，离古典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很远。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甚至某些右派的人物--将其看作是一个向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提供某种类型的合理性的意图。从它的起源说，新自由主义是一项为了向资本家阶级的战争提供一个智力基础的计划，不仅是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而且也是反对所有社会控制和民主的意图的战争：一场对劳动者阶级没有司令部的战争。

与受到传输控制协议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起，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是一种针对“红色维也纳”的反应，在那里阿德勒、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是突出的人物。在这同一个时代，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进行一种压倒性的批评，这些教条构成他的书《大变革》的理论基础。

从30年代到6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尊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中丧失了影响力。在30年代初，当暴风雨的乌云在欧洲积累的时候，米塞斯是奥地利独裁者恩格尔伯特·陶尔福斯的经济顾问。后来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他移居瑞士，以后到了美国，在纽约大学教课。与此同时应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要求，哈耶克被伦敦经济学院招募。

但是，在西方世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强加于人。在25年的时间里在国家支出的鼓励之下资本主义的经济迅速发展（在冷战的环境中），重建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贸易扩大，在亚洲是汽车的时代和两场战争（朝鲜和越南）。

与此同时，面对由苏联代表的一种选择模式和强大的工会建立的威胁，西方国家的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依靠所谓的“福利国家”。但是，保持经济停滞的趋势—作为制度结构性的缺陷—由于所谓“金色的时期”暂时被掩盖。

在这个阶段垄断的资本主义大型公司实现拥有越来越多的顺差，不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这个进程造成生产（和资本）的超额积累，这是销售扩张、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补偿的一部分。

最后美元纸币在世界上的过分扩散引起曾经稳定了界贸易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破裂，这样在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被迫结束金本位。这项措施与从6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减速有联系。

越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经济停滞十年的开始。缓慢但是确定地开始了经济长期下滑，其趋势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造成高潮主要的刺激已经逐渐消散，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处于危机。

对于制度的危机的第一个回答—在70年代出现—是利用凯恩斯主义的论点扩张国家的支出。美国民间的和政府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达到顶点。作为这项经济政策的结果是企业攻击性地提高了价格，工会为保持工人的实际工资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停滞加上通货膨胀的时期的后果。

由于通货膨胀减少了积累的财富—以货币资产的形式—对资本家阶级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于是出现了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运动，使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左派的任何立场失去信誉。这种复活的意识形态准备还原工人几十年取得的朴实成果。

存在一种向紧缩和经济重组突然的转向。这在开始时是在货币主义和增加供应的伪装之下，但是在背后实施了一项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破坏工会的计划。已经取消了约翰·肯尼斯·加布尔雷斯所说的劳动的“补偿的权力”。

为了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出现关键是“朝圣山协会”，这样称呼是因为是瑞士的浴池疗养地，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雷蒙德·阿龙1947年在那里聚会，以便推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他们的政治思想。“朝圣山协会”的成员一般称呼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在欧洲的意义上说，这成为一种抵消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破坏性批判的方式。以系统的的方式避免新自由主义的标签—米塞斯本人在1927年采用的方式—米塞斯和李变曼出席了1938年在巴黎“沃尔曼·李普曼”讨论会。

相反，新自由主义没有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提出来，而是作为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扩大，成为人的本性不可分离的部分。正如米歇尔·福科特说的，新自由主义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所谓生物政治的第一个形式。尽管在表面上它的理论家们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标签，“朝圣山协会”通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部创立，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棱堡。

在50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时期，像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物保持在重大的决定之外，尽管他们得到私人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但是，由于经济停滞的回潮，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被垄断资本的顶层招募，以便提供一个重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它主要的目标是打击劳动者、国家和政府，打击全球南方的经济。

从一开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被说成是自由市场和企业精神的“圣骑士”，尽管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垄断的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王朝。恶毒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成为市场全面私有化和社会生活的目标。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伦敦和罗纳德·里根的华盛顿，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些人物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象征。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瑞典中央银行的经济科学奖（由瑞典银行1969年设立）从它们一开始就被超级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控制。“朝圣山协会”的七名成员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1974—1992年间获得诺贝尔奖，与此同时地位不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家完全被排除在外。

尽管他们在推动增长时遭到持久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仍强加于人。它的目标历来是为大公司和垄断的权力统治的经济提供某种合理性。实际上，在一个金融资本寻求控制社会所有的货币流动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为了亿万富翁的阶级一项有效的政治经--济战略。

虽然资本主义的经济继续停滞，增长率连续几十年下降，但大公司手里多余的资本不仅增加了，而且组织了新的积累财富的形式。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变成一种金融化的经济，为投机和财富的形成开辟渠道，以相对的方式远离生产的投资（也就说远离实际资本的积累）。

全球化意味着不仅是新的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外围低工资的劳动的过度剥削占有巨大的经济剩余。这种过度剥削的结果放在跨国公司和世界上亿万富翁的金库里。

劳动者得到的收益—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开始不复存在，同时跨国公司靠雇佣劳动的贬值和一种分包的制度增加它们的利润。与此平行的是数字技术为一种进行监视和经济控制的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构成一个利用数亿人的私人数字的买卖体系。

不平等和财富的增加被辩解为对革新是必要的。依靠这个借口使少数人获利，他们拥有的进展是许多年集体知识的产物。在这个新的征收的时代，一切都放在市场上：教育、医疗系统、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监狱、保险、养老金、食品和娱乐等。

交换已经完全商业化、公司化和金融化。人的通信已经变成又一种商品。一切都以“自由市场社会”的名称。对于全球的垄断这项战略获得巨大的成功。现在资本主义（尽管有亚当·斯密）不是指“国家的财富”，而是指资本家阶级的财富。

金融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做到抵消经济停滞的趋势，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以定期的金融危机为代价的。同时财富的积累因与危机结盟而加速，继续发生财富更多的集中。今天新自由主义者没有拐弯抹角地认为容许财富的掠夺和积累作为金融化的产物的逻辑是正常的和自然的。

国家也被金融化的政策欺骗。在2007—2009年的金融大危机中几乎所有的银行被拯救，公民付出了欺诈的代价。金融大危机没有成为一场对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相反给了它一种新的推动。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已经变成一个包括一切的征收制度。

这个消费的新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在经济的进程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冲突增加了。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世界社会和生态的紧急状态中，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受到迅速破坏。

石化燃料已经加入作为金融资产，甚至是当只以埋在地下的储备的形式的时候。这样，燃料和能源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积累整个进程的组成部分。华尔街庞大的美元资产已经捆绑在化石“资本”中。

今天从石化燃料的使用转向更加可持续的选择，如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是双重困难的事情。由于没有任何人是太阳射线和风的主人，对这种形式的能源兴趣不大。在资本主义现在和将来的利润指定它运行的方式。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制度来说，它的利润的实现以人和地球为代价并不重要。我们的生活中居民困惑地看到气候被破坏和许多物种的消失而不能自卫。这是由市场社会的力量宣告和强加的灾难—表面是大多数。

新自由主义历来反对德西莫尼科的“自由放任”，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和对资本与市场的直接服务进行干涉主义的国家：这是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所“一个掠夺的国家”的事情。

在新自由主义的视角中，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而是一种管理应当创造的模式的方式。国家的作用不是简单地保护产权（如同斯密认为的那样），而是如同福柯特所解释的，是一个使扩大市场对生活所有的方面的统治成为必要的制度。因此，新自由主义根据市场本身的标准已经改造了国家和社会。

根据福柯特的思考，“新自由主义为了坚持下去应当对市场经济原则塑造政治的权力”。国家不应当“纠正市场的破坏性后果，而是应当利用这些破坏性的后果强加加紧渗透的新措施”。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杰克·布坎南来说，目标不是限制国家的行动，而是将它和资本垄断—竞争的目的联系起来。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经过特别的改造为了限制任何消极地影响金钱的价值的变革。

现在财政和货币的政策都在任何是敢于进行某种变革影响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的政府的范围之外。中央银行已经变成则私人银行控制的机构。财政部因债务的限制而被捆住手脚，调控机构掌握在金融垄断的手里，它们按照公司的直接利益而行动。

卡尔·波拉尼在他的文章中表明，建设一个“市场自我控制的社会”的意图需要国家经常的干预对资本有利，这些干预的结果破坏社会和生活的基础。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这个进程没有退路，因为它是现在的经济权力的组织的基础。因此，只有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策能够改变制度。

停滞，金融化，私有化，全球化，国家的商品化，减少人力资本的人员和“自然的资本”的性质，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具有一种强制的性质。

垄断的资本主义在它全球化的阶段制度本身已经发生了一次结构性和普遍的危机。面对这场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回答是提供“螺母”另外的转向，为少数人开辟新的利润的领域，让影响我们的问题持久存在下去。

这种不合理的逻辑结果不是简单的一场经济和和生态的灾难，而是“自由的—民主的”国家的消失。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市场专制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唐纳德·特朗普不是一种单纯的越轨。1927年米塞斯清楚地表白：

【“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右派类似的运动）准备建立独裁，但是它的干预目前拯救了欧洲的文明。估计法西斯主义已经获胜，将永久地生活在我们的人民的历史上。”】

1973年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积极支持智利皮诺切特的政变，推翻了社会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便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强加给智利这个国家。1978年哈耶克在智利进行访问时，亲自警告皮诺切特要阻止一种“没有限制的民主”复活。在第二次访问期间，他表示“一种独裁可能比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更自由”。

哈耶克本人在1949年写道：“我们应当面对事实，保持个人的自由与分配的正义是不相容的”。总之，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可能放弃的纯粹的范式，相反在“垄断金融的时代”它代表着专制主义的倾向。

正如福科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向整个社会实施它的经济逻辑才能幸存一段时间”。但是正如在“麦德斯王”的神话中一样，资本主义的结果正在破坏它遇到的一切。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相关的问题是：以后什么会到来？

将要继续下去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在他题为《极端的时代》的书里，在观察新生的21世纪的时候，阐述了他对震惊这个新世纪的威胁的担心。

对霍布斯邦来说，当人类被帝国的冲突、经济的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它自己自我毁灭的可能性震惊的时候，21世纪给我们带来比可怕的“极端的时代”更大的危险。

1949年霍布斯邦曾描述他如何看待未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因为已经统治了两个或三个世纪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被改造的世界上，我们知道—或至少设想是有道理的—这个不可能继续直到无限期。未来不能是过去的一种继续，不论是外部或是内部都存在征象，我们已经到了一场历史的重大危机的点上。”】

他说，

【“经济和科学技术产生的力量对于破坏环境现在足够强大，也就是说，破坏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社会的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社会基础即将受到我们继续复制的堕落的破坏。”“我们的世界有爆炸或崩溃的危险。这应当改变。我们不知道向何处去。我们只是知道历史把我们带到这个点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人类有一个可能的未来，这个未来不能是过去或现在的延伸。如果 我们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第三个千年，肯定我们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将是一个黑暗主宰的世界”。】

霍布斯邦关于什么是主要的危险留下很少的疑问：制度对于自然环境包括组成它的人类将产生不可逆转和灾难性的后果。神学的信仰认为资源由一个没有控制的市场分配，创造了“灾难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霍布斯邦的在当时受到左派人士的批评，因为他过于“悲观”。25年以后，当然他当时表达的担心是正确的。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实施几十上年以后，经济停滞，金融化，不平等增加，环境被破坏，是他周围的一个视角，从完整的方式说，资本主义的失败在富裕国家左派的大多数看来仍然是一种“稀世珍宝”。

更通常的回答是要求一个自我控制的市场的社会能够保护社会和环境。这种观念—提供这种摆锤倒退的希望—为某些“左派”加入了一种社会自由主义不同的版本。新自由主义的这个版本没有掩饰地隐藏了资本主义的失败，建议回到一个新的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如同是历史可以退回走过的道路一样。

推动这类希望的政治家们至少否认四个历史的现实。首先社会民主主义的繁荣只是在因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社会威胁的存在，在西方政党和一个保护工人的重要的工会力量的同一时间。但是，如同我们已经证实的，在苏联的制度以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迅速消失了。第二，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目前垄断—金融的阶段采取的形式。支撑凯恩斯主义的工业资本的经济现实已经不存在。第三，在真正的实践中欧洲和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依靠一个与人类大多数的利益对立的一个帝国主义制度。第四，“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和工业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准备与达成一项社会协议是过去的一件遗物。甚至当社会民主党执政承诺建立一种“面孔可爱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向符合现在的历史阶段的资本运行的规律投降。

正如米歇尔·亚特斯所指出的：“今天不可能相信一种社会权利的恢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节俭的政治和经济计划接受这些社会权利，在过去的世纪曾经 帮助建设这些权利”。

所谓社会自由主义的左派已经生硬地接受技术的现代化，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关系。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俘虏，他们期待数字化、社会工程和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管理制度。

根据社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说法：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把我们事业带入一场灾难，但是这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可能受到改造，应当通过技术的指令从上层去做”。】

在这个观念中资本主义制度将会改变，只是留下“公司空的框架，缺少有产者阶级的利益”。

对未来学家乔治·兰德斯（《增长的局限》一书作者之一）来说：“世界的社会在四十年内将经历一种改革的资本主义，在这里集体的福利将高于个主主义”。这种改革的资本主义可能服从于：“一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更少的技术官僚领导的智者的政府”。

兰德斯没有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失败，经济的停滞和“世界其余国家”的贫困，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他预计在未来：“生活将比现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更有效和可持续”。

但是，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从他2012年写这本书时起），已经清楚的是兰德斯和公司的预言完全搞错了。今天世界面对的形势在特性上比技术官僚的解决似乎仍对某些国家是可行的，“自由的民主的”国家似乎稳定的时候更加严重。

气候的变化已经加速，经济的停滞继续，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增加，对于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足够的理由，这些挑战比像兰德斯这样的“进步的现代化论者”的预测更加相反许多。历史对那些靠预测浪费的人从来不是仁慈的。特别是如果简单地与计划特定的技术趋势相符合，将人类的大多数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边的人。

由于这个原因，一个辩证的视角就非常重要。历史的课程从来不能预测。关于历史的变化唯一确实的事情是存在推动间断性质的革命变革的斗争。

不论是破裂还是爆炸将不可避免地实现。这个进程使得世界对于新的几代人来说不同于过去的进程。历史教育我们所有的制度当它们不能推动社会关系和不能合理和可持续地利用生产力的时候，就达到一个最终的局限。

人类的过去存在倒退的时期，接着革命的加速横扫它面前所有的东西。保守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德以这种方式描写革命的变革 ：

【“当在事情的整个状态产生一次危机的时候，就会发生历史的变革，包括完整的时代，让同样的文明的许多人民加入进来。于是历史的进程以令人恐惧的方式突然加速。以其他的方式可能拖后几个世纪的变革会在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内发生”。】

当布克哈德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记得1789年的法国革命。那场革命是一次历史的加速。实际上法国革命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发生变化。从一场贵族的革命过渡到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后来是一场民众的和农民的革命，最后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历史的主体”的性质，改变了西方的大部分历史。

在21世纪一种这个类型的革命加速可能发生吗？

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常规的分析人士都说“不”。他们的基础在于一个有兴趣的视角，因为革命继续在制度的外围爆发，只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干涉窒息。

正如我们知道的，今天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威胁世界的文明和生活。如果不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个世纪地球的温度将上升4至6摄氏度，将使整个人类处于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极端的资本主义寻求征收和利用所有物质存在的资源，毁坏环境对少数人有利。

由于自然灾难的增加和资本集中令人眩晕的进程，在这个世纪人类面对的一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灾难更加不祥。数百万人已经卷入反对这个制度的战斗，创造一个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运动。

亚特斯在他的《工人阶级能够改变世界吗？》一书中回答说是的，能够改变。他说：

【“工人和人民的斗争统一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战斗应当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标”。】

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发试图做了，失败了”；因此作为选择已经不存在。但是，历史表明完全不同的事情。下一个历史时期将清楚地揭穿后现代预言家们的说法。

【“资本主义最初的意图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在包围它们的封建社会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还不足够坚持，但是资本主义作为制度结果强加于人”。】

如果历史教给我们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实验的失败只是预示着它可能以新的形式复兴；更加革命，更加普遍，一种承认和学习先前的失败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搞错，尽管它的失败（相对的），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为了自由、实质的平等和可持续的人的发展而斗争的传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现在这是一项完全表现为为了人类和世界的一种历史的需要的政治建议。

保守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20年代曾任奥地利的财政部长）写道，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经济的失败而死亡，而更多是因为资本仅仅集中在它的经济目的的时候，结果破坏它自己生存的基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阻止它幸存的条件，这些条件清楚地指出社会主义成为它的继承者”。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尽管这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发生。

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由新自由主义率领的金融化--在那个“红色的维也纳”出现--现在正在破坏物质基础，不仅是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而且破坏全球生态的物质基础。尽管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在一个政治混乱的环境中强加于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更少，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更多，好像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存在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长期的方式破坏生存的基础的制度。世界的劳动者和人民除了为未来寻求新的道路没有更多的选择。

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基础在于劳动者阶级--为这个世纪建议的社会主义将开辟一个人类紧急需要的有品质的进步的阶段。市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由于它制度化的贪婪为新的几代人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新的社会主义应当包括一种具有社会内容的技术的发展，反对只是盯着一个掠夺的制度的个人利益的技术官僚。今天长期的民主的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这有助于做出的决定引起在资本的逻辑之外一种财富的分配。

社会主义以它最激进的方式应当坚持实质的平等、社区的团结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还应当支持劳动力的联合，而不是分裂。可持续的人的发展紧迫地需要为了使用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市场交换的价值利用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活动。

当在未来--现在似乎是封闭的--打开一个新社会的大门的时候，这种革命的变革将以许多方式进行，引起一种完全新的发展，以更有质量和集体的组织形式。

实际应当采取的措施，今天由于现在的生产方式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后物理上的不可能，或是缺乏经济的剩余的东西阻止满足基本的需要，如空气、清洁的水、食品、衣服、住房、教育、医疗求助、交通和有用的劳动。不是技术知识或物质手段的缺少阻止将能源变成更加可持续的。不是一种幽灵式的分工，是人类的天性阻碍建设一个新的劳动者和人民的国际。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范围内，但是需要继续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逻辑。

正如卡尔·马克思警告的：

【“人类只是能够在当时解决的任务才强制执行。对历史的仔细检查向我们表明只有当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或至少在成熟的道路上解决办法才会出现。”】

垄断资本主义的浪费和剩余对于人的发展已经变成主要的障碍。一旦世界从这些链条中解放出来，新的技术手段将有助于计划和民主的行动，建设通向一个实质上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世界的道路。

在我们面前对危机的回答是社会的和生态性质的。这些回答要求在人与自然之间对新陈代谢有一种合理的调控。新的世界应当有能力重新产生新的重要进程，拥有健康的生态系统，包括地方的、地区的和全球的生态系统。

在漫长的历史上，我们人类已经为了制服自然环境而斗争，但是人的整体的自由只有在平等地的社区生活才是可能的。没有生态的可持续性未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一个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设的社会未来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家。察网翻译自《每月评论》2019年第70卷第9期（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