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联合考古还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_风闻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海丝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的最新联合考古研究证明，“海上陶瓷之路”终点早在唐代就已延伸至西欧。这一发现将中欧陶瓷贸易起始时间向前推进了500年。

　　近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杜伦大学考古系陆续考察整理了江西景德镇窑址、印度奎隆港口遗址、阿曼鲁斯塔克、西班牙萨拉戈萨、瓦伦西亚等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整理总数达近万件（组）。在整理的文物中发现有西班牙诸多遗址出土的中国唐代至元代外销瓷，虽然出土器物整体数量不多，但是因其产地与产品性质的特殊性，这引起了双方考古学人员的重视。

　　2016年12月6日，故宫博物院与英国杜伦大学在上海召开的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上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杜伦大学考古系就印度洋、中东和欧洲地区的考古和出土中国陶瓷器等文物展开了更为系统与详细的研究。

　　双方合作的重点主要在西印度洋与地中海地区，这一区域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参与研究的英方专家、杜伦大学考古系德里克·康耐特博士（Derek Kennet）介绍说：“从9世纪开始，在近东地区一些重要的港口——比如伊朗南部施罗夫港（Siraf）——都发现了唐代中国外销瓷。就这些陶瓷器的制作工艺而言，早期中国外销瓷的质量要远远高于当地生产的陶器。从这以后中国外销瓷在西印度洋的贸易越来越繁荣，尤其元代以龙泉窑青瓷为代表，中国陶瓷贸易量有着迅猛的增长。这一点在西印度洋地区的诸多遗址中都能够得到印证。”

　　他认为，在印度洋考古中，中国外销瓷研究有着其独特的优势。虽然中外古代文献中提及的贸易商品是多种多样的：从食物水果到香料丝绸，以及玻璃器、贵金属器等等，可谓琳琅满目，但是能够作为考古学证据来进行研究的古代商品物质文化资料却是少之又少。比如食物、水果、香水、酒水、香料和丝绸等有机物很容易腐烂而消失；玻璃器、贵金属和钱币等器物又因为其贵重和可以再利用的性质而很难保存。康耐特博士认为：“在西印度洋地区的遗址中，几乎很少能够见到丝绸制品，因为它们太难保存了。然而中国外销瓷所能反映的古代从中国到印度洋地区的远途贸易是其他考古资料所难以替代的。”

　　在考古遗址中能够大规模发现的具有商品性质的器物种类主要是陶瓷器。在印度洋考古研究中，多数陶瓷器的产地和年代难以辨别，为考古学家们复原古代历史带来了困难：比如阿曼地区生产的巴赫拉釉陶（Bahla Ware），不但和中国广东石湾窑生产的粗瓷大罐很容易混淆，其年代目前也难以判断。这主要是因为西印度洋地区的瓷窑遗址状况并不明朗。然而中国陶瓷则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考古学家们通过努力已经大致理清了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脉络、窑址体系、陶瓷品种、产品年代和具体产地。因此，在印度洋遗址中大量发现中国外销瓷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通过中国陶瓷为印度洋遗址提供判断年代的证据，中国外销瓷所蕴含的宝贵历史信息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文化资料。

　　中国古代瓷窑体系庞大复杂，考古调查所探明的中国古代瓷窑遗址数量十分巨大。仅在20世纪末，中国境内发现古代陶瓷窑址就达6000余处（座）。这样高质量和规模庞大的陶瓷生产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古代窑业中，对外销瓷生产有着巨大影响的龙泉窑与景德镇窑成为了双方考古研究的重点。2017年5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王光尧教授与杜伦大学考古系康耐特博士组成联合考古队，前往浙江龙泉参观调查古代青瓷窑址。面对规模如此巨大的瓷窑窑业和质量精美的龙泉青瓷，康耐特博士惊叹不已：“30年前我在波斯湾地区考古时第一次见到元代龙泉窑青瓷，就为它精美的质量所着迷。我们了解在波斯湾甚至整个印度洋地区都出土了大量的龙泉外销瓷，而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龙泉青瓷的产地。令我惊奇的是，在这里的瓷窑遗址，甚至瓷窑附近的河流，都很难找到天然的鹅卵石。我们能发现的都是古代窑业生产后残留下来的陶瓷残片、窑具残片。”

　　考察中，龙泉青瓷博物馆馆长吴明俊向联合考古队介绍：“龙泉境内有古窑址400余处，窑址年代主要为宋元时期。龙泉市南部的大窑窑址发现有古代龙泉窑的明代官窑瓷场。这里大量出口高质量的青瓷。可以说龙泉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之一。”联合考古队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在西印度洋遗址中，龙泉窑青瓷的分布多达数百余处。这也证明了元代龙泉青瓷在印度洋地区贸易的规模之大。

　　为了深入古代经济贸易这一课题，双方将合作重点放在波斯湾地区。双方合作的重点主要有两处，一是重新整理伊朗南部地区数百个遗址采集的中国3000余件（组）外销瓷。这些陶瓷器年代跨度为唐代至近代，是目前伊朗南部地区考古踏查采集数量最大、范围最广的外销瓷藏品之一；二是阿联酋北部拉斯海马酋长国库什（Kush）与祖尔法（Julfar）遗址，其年代可以贯穿萨珊王朝时期至17世纪。在石油成为阿拉伯国家经济支柱以前，拉斯海马因为有着大面积绿洲成为了这一地区最为富饶和适宜居住的地方。拉斯海马酋长国遗址出土有大量的中国外销瓷，达4500余件（组），是研究中国与波斯湾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拉斯海马的遗址中发现了品种多样的中国外销瓷，其中包括湖南长沙窑、福建德化青白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白瓷、红绿彩瓷和福建广东地区产青花瓷等。其中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和福建广东青花瓷为大宗产品。

　　在古代西印度洋贸易中，龙泉窑青瓷一度取代了伊朗釉陶的市场地位。康耐特博士在他的研究中发现，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了拉斯海马，在东非的尚加（Shanga）遗址中也得到了类似验证。这说明龙泉青瓷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地区的地位更为多元化，贸易量更大，影响力也更强。龙泉青瓷在随后的上百年中被世界各地的陶瓷业所模仿。无论是泰国青瓷，还是伊朗或埃及的青釉陶器，都有龙泉窑青瓷造型的影响。

　　关于外销瓷贸易研究的意义，康耐特博士说：“中国外销瓷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古代亚欧‘海上丝绸之路’的状况。由于古代贸易的方式、商人身份等问题都鲜有文献详细说明，贸易陶瓷因此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需要将印度洋地区所发现的中国外销瓷放在一个大图景下来观察。那些从印度、阿拉伯地区、波斯湾地区和东非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我们通过观察中国陶瓷贸易的流向，来重建古代商人的动向和商品的流行趋势及其背后的经济文化背景。”

　　在欧洲的中国外销瓷研究方面，西班牙遗址出土的中国早期陶瓷器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唐代中国的海洋贸易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地区的传统观点，为“海上陶瓷之路”终点早在唐代就已延伸至西欧提供了佐证。在这些西班牙遗址中，阿尔梅里亚、特鲁埃尔和萨拉戈萨均为城堡遗址，瓦伦西亚为港口遗址。这些瓷器主要为中国青瓷、青白瓷和白瓷，产地可以分为中国北方白瓷窑口、耀州窑、越窑和景德镇窑。其中阿尔梅里亚城堡遗址发现了一片带有拉斯特彩的白瓷残片，说明中国白瓷外销出口以后还会得到再次加工。另外，萨拉戈萨城堡遗址出土的宋代耀州窑青瓷残片制作工艺水平极高，为双面高浮雕缠枝刻花青瓷，是耀州窑青瓷中的优秀品种。

　　目前，中英双方关于西班牙遗址出土外销瓷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这已经是中国故宫博物院和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联合考古的第3个年头。对于双方的合作，杜伦大学考古系主任罗宾·斯科茨教授（Professor Robin Skeates）表示：“我们非常有幸能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众所周知，故宫是中国陶瓷研究的最优秀的机构之一。中英双方学者组成了考古研究队，共同研究讨论西印度洋与地中海地区中国外销瓷和古代贸易等课题。在合作中双方相互学习，共同研究古代海洋丝绸之路，对于唐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文化往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