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特朗普和民众达成了共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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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Americans Want a Less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It’s Time Lawmakers Listened to Them

来源：《时代周刊》（Time）

作者信息

伊恩·布兰默（Ian Bremmer），无党派非营利组织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他同时是一名美国政治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政策、国家改革和全球政治风险。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根据欧亚集团基金会一项名为“天壤之别：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公众舆论”的新研究，无论党派倾向或年龄，美国公众普遍支持不插手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公众要求政策制定者关注国内需求，认为美国的优越体现在国内制度；另一方面，公众普遍不认同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并开始质疑军费的使用；但是，公众普遍推崇国际贸易。另外，公众和专家、精英观点大相径庭，作者认为忽视公众舆论需付出很大代价。

几十年来，人们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达成共识，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这个共识之上。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秩序中，外交政策专家一致认为，美国士兵和纳税人的钱对于维护全球稳定至关重要。然而美国民众不一定这样想。根据欧亚集团基金会（Eurasia Group Foundation，下称EGF）一项新研究“天壤之别：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公众舆论”（Worlds Apart: U.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调查结果，受访者无论声称效忠于什么政党，都支持摆脱国际事务纠葛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些支持者当中不限于右翼的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的自由派反战主义者。在每个受访的年龄组中，受访者对国际义务和帝国式统治的兴趣都在逐渐减弱。**

这些调查结果不是第一次出现。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对海外干预持怀疑态度。但这项研究给我们清晰地呈现了当总统特朗普采用史无前例的外交决策途径之时、美国政治的裂痕复现之际，美国民众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当人们（完全合理地）批评他的决策混乱粗暴之时，特朗普明白他们不会轻易接受。一些人认为，他通过公开质疑现有同盟和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价值，操纵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许多方面，相比在华盛顿的其他人的看法，特朗普的观念与大多数美国纳税人对未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更为一致。“美国第一”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口号；在涉及外交政策时，它正在成为一个国家的世界观。

独立的美国

自冷战以来，美国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强而有力地证明美国的领导既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它们使美国得以在某个地区施加影响并防止外国问题进入美国领土。

然而，在种种关于美国领导地位的讨论之中，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未能说服美国人去接受美国在海外承担领导责任的成本。在“911”事件发生，以及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随后其他地方）的军事干预不了了之以后，**美国公众越来越不相信保障全球21世纪安全与繁荣是美国的责任。**在被问及实现和平的最好方式时，超过三分之一的EGF研究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关注国内需求和美国民主的正常运行”。**只有18％的人表示最好的途径是促进和捍卫世界各地的民主。

美国人依然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优越的。但是，正如该报告的作者马克·汉纳（Mark Hannah）所观察到的那样，“人们支持美国例外论和领导力，是与美国的榜样力量有关，而不一定代表他们支持美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美国人认为，例外主义应该更多体现于美国在国内所做的事情，而不是通过一个以美国形象来重塑世界的计划来诠释。**几近一半的调查受访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其本身所代表的东西”。而只有17％的受访者表示“美国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其为世界所做的一切”

我认为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已经开始接受民主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获胜这一事实。**他们看到其他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在不遵循美国自由市场模式的情况下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个人自由和法治远非普遍价值观。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美国在国内就可以充分实现，而不是在国外推销或将这些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

**关于武力使用，受访者清楚地表现出“不情愿”和“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态度。**当被问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万一伊朗重新开始核武器计划”时，无论哪个党派背景的受访者都更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而非军事行动。80%的受访者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来维持伊朗的无核状态。值得重视的是，更多的人认为“伊朗有权自卫，即使这意味着发展核武器”，而不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其政府获得核武器”。

**美国人觉得军费开支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45%的受访者主张维持目前的军费开支水平，但在其余的受访者中，认为应该减少军费的人数是主张增加军费开支的人数的两倍。调查发现，对于降低军费开支，最普遍的理由是美国“还有其他优先事项要用到这笔钱”，这是近60％持降低军费观点的受访者的主要理由。而2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担心的是目前的“军费开支水平在财政上是不合理的，减少军费开支可以帮助我们偿还国债或减少美国人必须支付的税款。”

**至关重要的是，调查结果并未显示美国人要退出世界舞台。**例如，他们非常推崇国际贸易。事实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0%）认为“建立、鼓励和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是实现和维持和平的最佳途径。但调查报告也表明，多位受访者的观点与报告所称的“独立美国”世界观是一致的，它指的是美国从解决他国问题的责任中解脱和独立。

公众舆论与专家意见之间形成鲜明对比。EGF报告分析了随机抽取的来自45位外交政策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外交事务》（美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之一）上刊载了超过3年。这些专家表达的观点与美国公众舆论的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只有9％与“独立美国”世界观一致。相反，近乎一半（47％）认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积极领导，就没有国际和平与繁荣，但公众里只有9.5％的人支持这一想法。

忽视舆论的代价

美国是一个代议民主制国家，而不是直接民主国家。美国人并不期待领导者们的每一个决策都牢牢根据选民的意见来做出。领导人需要进行独立思考，并兼顾国家利益。他们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帮助引导公众舆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尤其如此，明智的选择取决于高度专业化的知识。

但在民主制度下，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允许选民们帮助调整他们的选择，尤其是当本国外交政策机构在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例外论的时候。“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结束，当现实发生变化时，那些有影响力的决策者的观念也必须改变。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眼下有一个机会——在美国公众舆论正好适应了当前紧张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情况下，重新与民众接触。

**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政策制定者忽视公众舆论及其持续性时，他们会让公民承受越来越高的成本和危机，而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达到顶峰，并同时磨蚀公民的信任。此外，若外交政策缺乏广泛的公众支持，外国政府就会认为美国善变、不可靠和；敌人就会发现美国的分裂并加以利用。如果不考虑公众舆论，我们必然会看到新政策思路减少。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减少国防开支或重新评估反恐战争，这些明智和周全的提议，因超出传统观念的认知而被束之高阁。”

像这样如近视一般看待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流血、财富流失和国际政治善意的折损。但是，忽视美国公众舆论，而拥戴缺乏公众持续支持的精英共识，其更大的代价很可能是美国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