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 看不到的“铁人”_风闻

来源： 李云雷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看不到的“铁人”

李云雷

因为答应了要写关于《铁人》的影评，一直留心关于《铁人》上映的消息，但看到这部影片的过程却颇为曲折，在这里我想略为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此类影片所遭遇的普遍问题，而这又涉及到影片放映发行的体制、对这部影片的“接受”与评价等问题。有朋友告诉我，这部影片在五一前后上映，所以从5月1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影片的信息，但直到5月10日，在网上搜索各大影院，都没有看到要上映《铁人》的信息，在电视上，也只在北京文艺台的“每日文娱播报”中看到过这一影片的消息，但也只是在“建国60周年献礼片”中提到了影片的名字。5月11日，给中影影院打电话，得知该影片正在上映，但安排在下午，在小厅。5月12日下午，我赶到了中影影院，想去看2点40的一场，但到了售票处，却发现并没有《铁人》的电影票出售，“今日上映”的影片目录中也没有《铁人》，我还到小厅（3厅）去看了看，问工作人员是否在演《铁人》，答曰“到售票处去看”，我又回到售票处，询问工作人员《铁人》何时上映或者是否已经演过了，答曰“不知道”。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家了。又，在国安剧场看到5月13日、15日下午要上演此片，去售票处询问，工作人员告诉我，影片是包场的，不向个人单独售票。又，在网上看到双安的华星影院有此片的消息，给他们打电话，工作人员说影片只在下午放映，且已经上演过了。各个影院都看不到，为了不辜负写影评的嘱托，我托一个朋友找到了该片尚未正式发行的DVD。正准备看时，突然听说5月16日电影学院要放映此片，并有与主创人员的交流，于是到了那天便去看。影片放映活动是该校研究生会组织的，免费入场，我大约提前10分钟进场，上座率大约有二分之一，等影片放映之后，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满座率大概有三分之二强，并未坐满。

以上是我终于看到了《铁人》的过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做这些琐细的记录，并非想表达我个人看一场电影有多么艰难，而是想以此呈现《铁人》在当今社会的遭际，而这也应该是“主旋律电影”所遇到的普遍困境。如果不是要写影评，我也不会一定要找这个电影来看，特意去看这个电影，还会遇到上述困难，而对于不一定非看不可的观众来说，碰到上述任何一个情况，也就不会去看了。有趣的是，在中影影院的外面，我看到了《南京！南京！》的大幅海报，以及各种类型的小幅海报，而关于《铁人》，却没有任何宣传与介绍。对一部以日本士兵的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如此热情，而对一部以铁人王进喜为主人公的电影却如此漠然，症候式地呈现出了我们社会价值观的错乱。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应该仅仅责怪影院或院线。影院或院线作为一个企业，追求利润，追捧“大片”，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似乎并无特别可责怪之处，这也是它们选择影片、安排放映场次与时间，以及制定宣传策略的出发点。问题在于电影并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既具有“商品”的属性，可供人消费、娱乐，同时也是一种负载了特定思想价值观念的“艺术”，可在精神层面给人以触动、感动或提升，可以起到某种教育或宣传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较为注重电影后一方面的功能，以电影作为宣传的“工具”，而市场化改革之后，则较为注重电影娱乐、消费的属性，这对于大部分影片是适用的，但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则难免会遇到困境与矛盾。这一矛盾在于，既要把一切都推到市场，以票房收入为衡量的标准，又要让已经企业化运行的影院承担起思想教育的责任，而对于观众来说，则是让他们自己花钱去受“教育”，而不是去消费或娱乐，这对于当今以青年为主的观影群体来说，是一件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看不到《铁人》的情况，以及上座率不足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而要扭转这一情况，只能根据电影的特性采取不同的分工与运作机制，适合商业化的影片由院线体制运作，而对于“主旋律电影”，则似应汲取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经验，如包场，如超低票价，如覆盖城乡的广泛的发行网络等，而不应一概推向市场，否则这类影片很难在市场上与“大片”竞争，也无法将影片的“社会效益”充分体现出来。

以上是由《铁人》对放映体制的一点反思，下面我想具体谈谈对“主旋律电影”以及《铁人》的看法。“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体现主流思想价值观念的电影作品，在计划经济时代，过于注重影片的宣传教育作用，在艺术形式上便难免出现模式化与僵化，虽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但总体上却给人以“灌输”或想教育人的印象，让观众在接受心理上有一种排斥的机制，这也是自然的。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新的“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在思想表达上不那么生硬或“居高临下”，在人物塑造和故事编排上富有新意，比较适应当前观众的审美方式与审美趣味。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品称为“新主旋律电影”，而其代表便是近年尹力导演、刘恒编剧的一系列影片，如《张思德》、《云水谣》以及最近的《铁人》。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向度上，来总结这一系列影片的特点。首先与以李安的《色，戒》、冯小刚的《集结号》、陆川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新历史电影”相比。这些“新历史电影”虽然在艺术层面各有特色，并达到了相当程度的造诣，但它们对历史的阐释却缺乏逻辑的合理性，缺乏为人所接受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有的甚至对中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与这些影片相比，“新主旋律电影”的特色在于：影片试图以新的方式、新的角度讲述现代中国的故事，但故事背后有一种对现代中国的“同情之理解”，有一种较为稳定且能为人所接受的历史观，影片从平凡人的角度去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以及几代人的奋斗与牺牲，并探讨其中凝聚的价值观对今天的启示。这与那些否定或怀疑20世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影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次，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这些“新主旋律电影”具有以下特色：（1）影片的整体基调不是高亢的，或充满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而是平实自然的；（2）影片的叙述者或主人公是平凡的人或者“小人物”，即使塑造的是英雄人物或模范人物，也力图从平凡人的角度去审视与理解，而不将之拔高或升华，成为不可企及的“特例”；（3）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也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影片的结构或叙述节奏，也不以某件事为中心，在紧张激烈的情节推进中加以展示，而是以散点式的叙述，在舒缓平静的语调中娓娓道来。这些特色是“新主旋律电影”所独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否定，而可将之视为新时代的一种继承或发展，一种适应当前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且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旋律电影”，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990年代中期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主旋律电影”的某些特色或因素，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种“现象”。

将冯小刚的《集结号》与尹力的“新主旋律电影”做一些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不仅因为《集结号》的编剧同样是刘恒，而且由于《集结号》也一直被某些人视为“主旋律电影”，并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多种奖项，在票房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表面上，《集结号》很符合我们上述“新主旋律电影”的特征，但在我看来，它却并非是一部“新主旋律电影”，而是一部“新历史电影”。这主要是由于其主题的暧昧或含混造成的，也即这部影片有两个相互矛盾、冲突的主题，创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将之缝合起来，从而在不同层面上都取得了成功。在显在的层面上，正如创作者所说的，影片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不朽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向先烈致敬的影片，它之所以被视为“主旋律电影”，也是在这一层面上；但是在潜在的层面上，影片还有另一个主题，那就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概括——“组织是不可靠的”，在这一层面上，影片又迎合或符合了对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思潮，也即当今知识界与文艺界的主流思想，成了为这一阶层或群体普遍认可的另一种“主旋律电影”。《集结号》的复杂或“巧妙”之处，并不在于它表达了上述任何一个主题，而在于它将这两个相反的主题同时呈现了出来，并适应了不同观影者的需要。其“技巧”在于，在表达前一个主题——“每一个牺牲者都是不朽的”——时，影片的叙事逻辑建立在脆弱或偶然的基础上，所以在表达出这一主题时，也通过这种偶然性强烈地暗示出另外一种可能的结局，——也即“组织是不可靠的”。这部影片双重主题的“变奏”，灵活地穿梭于政治与商业的夹缝中，体现出了走钢丝绳的高度技巧，但这种自反的方式却产生了一种瓦解的力量，因而与尹力的“新主旋律电影”不同。尹力的“新主旋律电影”虽然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讲述过去的故事，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以前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但更多地是持一种理解的态度，在新的时代对之做出新的阐释，而并不像“新历史电影”那样持一种否定或怀疑的态度。

在以上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铁人》。这部影片从现在与过去两个不同的时空，讲述了“铁人”王进喜为石油而奋斗拼搏的精神，以及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一精神的问题。影片在两条线索上展开，一条线索是“铁人”和他的队伍从玉门转战大庆，为石油而艰苦创业的故事，故事主要在铁人和他的徒弟们之间展开；另一条线索是如何认识过去的奉献精神的问题，故事主要在两个石油工人刘思成与赵一林两人之间展开，刘思成是单位的业务标兵，他沉默寡言，除了拼命工作，就是像追星族一样收藏“铁人”的纪念品，他的朋友赵一林对刘思成的生活方式感到不解，也很看不上，而以更“潇洒”的方式生活，不认真工作，追女友，追时尚等。影片通过他们两人生活态度的对比，让人思考如何看待“铁人”精神的问题。这两条线索，通过刘思成联系在一起，刘思成的父亲刘文瑞是“铁人”的徒弟，“铁人”对他颇为器重，但他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忍受不了饥饿，逃回了家乡，从此对“铁人”既敬重又愧疚。影片在刘思成父子与“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联系，父亲的“逃跑”与儿子的“回归”形成了一种戏剧性的反差，而父亲的“逃跑”与当时其他工人的坚守、儿子的“回归”与周围工人的散漫之间的“对比”也都具有较强的戏剧性，正是在这多重的戏剧性之间，影片建立起了一个独特的思考空间，也将历史拉入了现实，让我们跟随刘思成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与理解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及其对今天的启示。

影片并没有将“铁人”塑造成一个高不可及的模范，而是通过他的行为方式，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他对待工作的热情，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示了这个西北汉子的性格特征，以及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影片中的一些段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铁人”演讲的片段，“铁人”跳进水泥池的场面，以及“铁人”去追刘文瑞的情景，都能给人以心灵的触动。而在这一条线索中，广袤的冰天雪地以黑白片的方式呈现出来，简洁而有力，很好地衬托出了“铁人”的精神与风骨。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铁人”的扮演者吴刚，正是饰演《梅兰芳》中十三燕的管家费二爷、《潜伏》中的陆桥山的演员，这两个角色，一个是精明的奴才，一个老谋深算的军统特务，吴刚都演绎得颇为出色。但让他去饰演“铁人”是否能够胜任，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观众心里都会有些疑问，但看过影片之后，我们都会对吴刚的表演颇为信服。而之所以让吴刚去饰演“铁人”，或许不仅仅在于他演技的高超，可能也在于导演想通过这个擅长饰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制造一种间离效果，打破人们对“铁人”、对模范人物的先在的固定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崇敬，还是认为他们已经“过时”——，而用一种更为平实的角度去审视、去理解他们。

影片中现实的部分，围绕刘思成的“铁人”情结、他的“沙漠综合症”、他对父亲的情感，以及他和赵一林与一个女孩的关系展开，这一部分的场景是在西北，金黄色的大沙漠之中，是现代化的工厂与办公室，在物质生活上，在衣食住行上，“现在”与“过去”之间有着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同样的对比也体现在人的精神上：为什么过去即使在冰天雪地中，人们也会有一种豪情与骨气，而在越来越舒适的今天，人们反倒离这种精神越来越远了呢？这是导演的追问，而这一追问在镜头看似不经意摇过的《石油战争》这本书中，也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向度：在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一点“精神”，处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将何以生存、何以崛起呢？在这个意义上，“铁人”的时代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在“主旋律电影”中，《铁人》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层面，都堪称一部佳作，这样的影片无法为更多的人看到，未免可惜。可见今天的问题在于，“新主旋律电影”在制作层面已经取得了创新与突破，但在发行放映层面尚缺乏配套的机制。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笔者注意到《铁人》“将重新整合公映”的消息，5月22日又举行了此片的“首映”晚会，推荐与宣传的力度不断增强。希望这不只是针对一部影片的临时措施，而是在发行放映方面改革的开始，只有制度层面上的创新，才能彻底扭转“新历史电影”叫好又叫座，而“新主旋律影片”乏人问津的怪现状，才能使怀疑与否定的风尚与“时髦”能够得到转变，才能使“反思”不至于瓦解现代中国史与革命史的合法性，才能在继承与扬弃中凝聚起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而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有一个新的发展与新的局面。

原载于《电影艺术》2009年第4期